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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up 香港.4】從城市街頭到軍事遺跡 重構香港自古以來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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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Back Up 香港」專題第四篇,按此閱讀專題前言及首三篇文章

寫歷史是一種敘事的過程,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選取什麼來講述一城一地的歷史,背後總有人的觀點與考慮。由政府營運的歷史博物館,展現的就是官方的觀點。

Reynold 曾研究過戰後由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策劃的三代「香港故事」展,每一代都有配合其時政治議程的隱惡揚善;特別是六七暴動之後,政府就開始塑造「小漁村變身成大都會」的神話。比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等前殖民地的博物館設計,此城的無根,也許從來都與「故事」被刻意掏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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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相片: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

但民間也可以各種方式重述我們的故事。除了上篇提及的社交媒體歷史 page 熱潮外,亦可以透過實體公眾活動,展示並讓人體驗一城之歷史。

經營本土文化深度旅遊的「活現香港」(Walk in Hong Kong),過去八年持續將城市地景化為策展和講故事的埸所。創辦人陳智遠認為,香港人的歷史意識雖然底子較弱,不太懂珍惜和保護舊物,「但你只要持續對一個地方,像蚯蚓般鑽得夠深時,一定會搵到新的發現和體會。」本身是旅遊狂熱的他疫情下無法外遊,卻越來越發覺,香港的歷史資源和底蘊,不輸於世上任何一個地方。

主打香港軍事史的 Watershed Hong Kong,亦從 2016 年起透過「真人重演」導賞團及各式活動介紹香港保衛戰歷史,逐點將二戰時「港英政府不戰而降」的誤解推翻,重新發掘香港本地人、外藉居民、英軍與外地援軍並肩抗戰的故事。

而專研開埠前香港古代與近代史的 Dexter,從鄉村政治及武裝衝突入手,更發現與傳統「小漁村」論述大相逕庭的另一個香港,「我只覺得,香港在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實在太犀利、太發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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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底,SUPERNOVA 中環英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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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事」進化史

90 後的 Reynold 自小是個歷史迷,博物館就是他的遊樂場,當時最愛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常設展的懷舊商店街,「好似 time travel 咁,走進了維多利亞城的街道。」大學讀歷史時發現香港很多人會評論博物館所展示的內容,卻很少人研究博物館本身的歷史,「例如策展人本身的取態、建構博物館的過程等,只得幾個館長有用近似回憶錄的形式去寫過一點,但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於是他的碩士論文就以香港博物館演變為主題,現於英國牛津大學讀博士,進而比較其他前殖民地的博物館歷史。

香港第一間由政府營運、舉辦歷史展覽的是 1962 年設立的「大會堂博物美術館」(即現時中環大會堂),直到六七暴動前,策劃過兩次香港歷史展,主要以照片形式介紹開埠以來一個世紀的大事件,並無明顯故事線或論述。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方針是在各方面加強建立香港人的公民身份和社區意識,以維持社會穩定和凝聚力;此後的歷史展覽就開始建構「從小漁村到大都會」的故事。像 1970 年的〈100 Years Ago – A Picture Story of Hong Kong in 1870〉,展覽場刊形容香港這片荒蕪落後之地、於 1870 年開始出現種種進步和崛起。1975 年新建的「香港博物館」便出現了第一代的香港歷史常設展〈Outline of Local History〉,由新石器時代講到 1945 年香港重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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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nold 形容由六七暴動後到主權移交前的幾個官方歷史展,都以「成功與蛻變」為主題,「佢想講一個你可以以佢為榮的故事,而一些重大天災和 1894 年鼠疫,就好輕描淡寫,唔想令人覺得英國人管治唔好。不斷講英國人將香港由小漁村變成大都會,你就會感恩了——好彩英國人來了,將香港由野蠻變做文明的地方、成班人一齊幫呢個地方打拚,從而有個身份認同。」1991 年更新的第二代「香港故事」展〈The Story of Hong Kong〉,論述上亦大同小異。

相比起來,暴動前的官辦歷史展就相對中立。例如 1964 年的〈A Century of Hong Kong 1845-1945〉,其中一個主題是「Triumph and Tragedy」,較負面事件如跑馬地馬場大火、颱風的破壞等都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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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跑馬地馬場大火(圖片來源:Wikipedia)

1997 年主權移交後,新建於現址的「香港歷史博物館」,推出第三代「香港故事」展〈The Hong Kong Story〉。Reynold 從當年新聞報導了解到,時為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的丁新豹原意是將舊展覽照搬到新館,但籌備期間一些親中的市政局議員就大表不滿,包括美心集團的伍淑清等,認為於回歸後推出新展覽應加強中國民族意識。

「那時的政府檔案尚未解封,因為未夠 30 年,所以唔清楚丁新豹團隊是怎樣看待這些意見。但比較起來,第三代香港故事展就加大了鴉片戰爭的部份、以及多了一個小展館是關於近代中國革命黨人在香港的活動。」

另一個顯著分別是將「香港故事」的開端由 6000 年前再推前至 4 億年前,「效果上就是令人覺得,英國人所佔領的 150 年只是佔香港歷史好少部份。而原始時期的展品其實好多是複製品,根本沒展品都要想辦法做出來,或者將廣州和廣東所發現的文物等同於是香港的,嘗試將兩者模糊化,講到佢哋都係同一個文化、而這個文化又跟中原文化有好大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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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後 Reynold 的碩士論文就以香港博物館演變為主題,現於英國牛津大學讀博士,進而比較其他前殖民地的博物館歷史。

Reynold 指出,透過博物館建構歷史敘事以形塑身份認同,是很多新興國家政府都會做的工作。「你見英國政府係唔會透過大英博物館去構建英國人身份的,入去你會睇到波斯、埃及、中國的文物,講英國歷史的是比較次一級的博物館。」

但二戰後獨立的前殖民地,像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就很著重透過策展歷史建立國民身份。兩地均算是多種族社會,居民包括華人、馬拉人、印度人等,歷史敘事上就很強調多元文化和世界主義的面向,「例如馬六甲的博物館,好鍾意講自己被殖民前已經係一個好大的商埠,有穿著不同民族服裝的公仔,代表阿拉伯、中國、日本的商人都來經商,所以馬六甲係一個 hub,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宗教,大家和平共處咁。」

但同樣位於貿易航道、華洋雜處的香港,其多元性和世界性卻甚少在「香港故事」展呈現,海上貿易的歷史只是作為鴉片戰爭國仇家恨的背景而被提及。「澳門的歷史博物館在講中西交流方面就處理得比較好,一入博物館門口,一邊係中國歷年發展,另一邊係歐洲歷年發展,好明顯同你講,澳門係一個中西匯集的地方,有講天主教、新教點樣傳入,傳統中國的宗教和媽祖信仰等,亦不斷講關於澳門商貿的發展歷史。但第三代的香港故事展係無乜講宗教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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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翻新前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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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作為策展場域

官方博物館的敘事難免帶著政治目標,民辦博物館亦可能受贊助者的取態影響。營辦本土文化遊的「活現香港」這八年來好像走出了另一條路,他們的企業簡介是這樣定位自己:「以講故事技巧將沉悶的歷史課化作令人難忘的體驗」。創辦人陳智遠說,機構過往雖主要以英語宣傳,但一直有一半是本土客源;疫情下轉型做網上 virtual tour,受眾更幾乎全都來自本地人和機構,而營業額沒受太大打擊。香港人對於香港故事的興趣,一直都在。

不過在教育和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下,香港人跟不少外國遊客一樣,對此城的過去存在種種誤解。其中最深入民心的,正是「從前香港是條小漁村」。「其實我哋仲有產鹽、產香,曾經有頗繁盛的工業。」陳智遠以觀塘為例,宋代已設有官方鹽場,元明兩朝均繼續設置「官富巡司」,所以才有官塘之舊稱。「你諗吓,天朝要特地放一個官來、為了這項商品去收稅,證明有相當規模。然後你話香港只是打漁?唔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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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香港」創辦人陳智遠

「活現香港」不是專營歷史導賞團,也有關於本土美食、建築、生活文化的主題,但要立體而深入地介紹一個地方、一件事情,導賞團背後的研究工作,幾乎都離不開歷史。例如跟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俊雄合辦的黃霑團,是「活現香港」最受歡迎的項目。先透過「黃霑書房」收集的遺物去介紹他的生平,再實地逛深水埗街頭,「介紹佢八歲落嚟香港之後的經歷,包括一啲大事件,石硤尾大火、雙十暴動,包括一啲好生活化嘅,睇戲聽歌睇咸書,南來文人與顯赫人士落難深水埗所以好臥虎藏龍的狀態,這些背景點樣影響這個人之後作的歌,點解〈獅子山下〉、〈問我〉會咁寫,全部都有佢嘅淵源。」

後來這個團再加上表演環節,邀請音樂人自由選幾首黃霑的歌曲獻唱,每唱完一首就由吳俊雄去講歌曲背後的故事,令每輪的導賞團都有不同內容。「一個大時代唔係淨係由歷史事件構成,佢引伸到好多生活層面、大家的親身感受,闊啲講就係一種 social history,進一步去講就係生活的體驗和變化,而這種經驗其實跟 document 的歷史同樣重要。如果你能夠令一啲好平白的歷史變得難忘、變成一種故事體驗,佢嘅 impact 就會大。」

舊區街道、歷史建築和庶民生活,是本土旅遊的重要資源與講故事的場所,於是陳智遠近年亦參與進古蹟保育行動當中,「如果我哋想個城市做到歷史旅遊,你一定要有套方法去 safeguard 到一啲重要的歷史景點。」繼早前成功爭取保育北角皇都戲院後,今年初「活現香港」團隊又協助整理主教山配水庫的歷史價值研究報告,讓古諮會確認為一級歷史建築,有望於復修後開放予市民參觀。

過往的保育行動通常是關注團體找專家小組埋頭做研究,做好再推出報告帶動公眾關注,他形容主教山事件觸發了一次史無前例的「crowdsourcing research」,「成件事好由下而上,你又搵吓水利工程、佢又搵吓地圖、某人又搵到篇論文,各方高手都在自己範疇不斷找資料放上網,一星期之內已經對這建築有好紮實和豐富的掌握,而且啲人本身唔相識。」

速度在爭取保留古蹟的行動上十分重要,「在古諮會開會之前,民間已經掌握晒資料,咁如果佢哋建議評級跟我們的研究有分歧,佢就要解釋了,係咪你哋搵到啲理據我哋唔知呢?你有咁嘅研究基礎,先可以在古諮會做決定時同佢有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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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

能夠出現這種全面、快速而有效的公眾參與式研究,一方面是公眾意識到香港很多美麗的舊物已經失去,「難得呢次只係鑿咗個窿,係咪仲可以救返呢?有種急切性去驅使。」二來可以看到,自天星、皇后碼頭被拆卸的十幾年來,民間對於保育的看法有所改變,「除了有人以身阻止推土機之外,亦都知道那種知識介入要怎樣做,方法和成熟度都有好大的進步。」

因工作關係持續發掘此城的歷史,陳智遠但覺這幾年來對香港的認識,已經超越之前 30 幾年的總和。他發現香港的傳統節慶如打礁、盂蘭勝會的內涵原來不輸任何一個國家的慶典;東華義莊曾經建立劃時代的「全球運屍網絡」,將逾十萬具外地華工遺體從遠至南洋、三藩市等運回中國的故鄉安葬;而主教山事件則引領他了解百五年前由大潭水塘、寶雲道至中環的世界級水利工程,「我哋成日以為好正、好勁、好 grand 嘅嘢一定要去外國睇,但係而家真的開始不卑不亢。」

歷史研究讓人看見一個城市的縱深,無論在香港在異地,都不會乏味。「因為知道了香港皇后像廣場的變遷,之後我再去其他英國殖民地旅行時,都會去睇佢哋的皇后像,幾時安放、放在哪裡、係咩物料製造、慶祝什麼、有沒有被移動過,每處的皇后像都有它的故事。但你要知道,我哋個皇后像有咩過癮的歷史,先可以 appreciate 其他的皇后像,而有對照,令你去外國的旅遊經驗都更加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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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皇后像廣場的和平紀念碑,後方為香港會所,右方可看到維多利亞女皇銅像的一部分(該銅像在 1957 年置於維多利亞公園),攝於 1924 年左右。(政府新聞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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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視覺與符號講故事

今日的皇后像廣場已經沒有皇后,唯獨一座和平紀念碑仍然屹立於原位。不了解故事的人,只會無感地跟這座低調莊嚴的石碑擦身而過;自從 2015 年起 Watershed Hong Kong 努力推廣香港保衛戰歷史,越來越多的市民對它有了不一樣的感情與眼光。

港英政府營造「小漁村變大都會」的神話,親中人士則愛說抗日戰爭時「英軍不戰而降」拋棄香港;很多人除了「三年零八個月」的國仇家恨之外,完全不知道淪陷前有 18 日香港保衛戰存在。Taurus 從前對香港歷史的認知也是一片空白,就讀港大文學院的他,2015 年畢業時於利瑪竇堂執拾,在舊物堆中發現宿舍的銀禧紀念特刊,其中一章介紹了六位在香港保衛戰中陣亡的師兄、他們的舍堂生活和學生對二戰的感受等,「我先至知道有呢件事,而且同自己的關係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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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Watershed Hong Kong 創辦人 Taurus 在中環一個市集

於是他們在同年暑假的迎新活動加插了默哀的環節,在宿舍設立紀念碑,重建失落的傳統;又在 8 月 30 日的重光紀念日舉辦到西灣墳場悼念香港保衛戰陣亡者的公眾活動。2016 年適逢香港保衛戰 75 週年,更召集了 30 多個網友穿上曾參與該戰役的「香港義勇防衛軍」裝束,行走於尖沙咀與中環街頭,向有興趣的途人介紹香港保衛戰歷史。

儘管 Watershed 也有從事歷史研究、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專頁撰寫文章,但他們一直更重視實體活動。Taurus 說:「網絡討論係好廉價的,就算篇文有 1000 個 like,現實上你永遠見到一班人同你睇嘢完全唔同。」所以他們 2016 年的街頭活動是採用「歷史重演」(Re-enactment)的概念,透過特別裝扮營造視覺衝擊,吸引同溫層以外一般大眾的興趣。這種手法在英國也有團體紀念一戰陣亡士兵時運用過;而 Watershed 舉辦的城門碉堡、摩星嶺導賞團等,均會有穿軍服的人員同行講解,讓導賞內容更具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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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Taurus(左)與 Watershed 成員接受《立場》訪問。

去年起疫情令實體導賞團難以舉行,他們轉陣到社區小店辦照片展,擺市集介紹「香港防衛軍」歷史、推出織章和紀念品等,「視覺上的符號係唔需要逐隻字消化,好似以前市政局洋紫荊章的美學概念,或者係香港大學『明德格物』校徽的獅子,一睇見就會傳遞到某種感覺和背後的故事。」他們出版仿照防衛軍年刊設計的記事簿,就在內頁介紹了香港防衛軍的宗旨「蒼天會改,志向不變」,「意思是無論你身處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的天空之下,你的精神也不會因此而改變。」

Taurus 說,Watershed 關注香港歷史分水嶺,幾個重要關口如 1997、1967 的歷史都有觸及,但一直最主力推廣 1941 年的香港保衛戰,因為團隊很喜歡「香港義勇防衛軍」這支由華人及居港外藉人士組成的隊伍。「他們不是英軍,都是另有正職的,就好似警察和輔警的分別。義勇軍利用工餘時間受訓練,在返工之餘,都想為社會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這種精神也是我們講義勇軍故事時好想帶出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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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重光紀念日」第 76 周年,8 月底,香港陸軍服務團協會( HKMSC )在柴灣西灣軍人墳場舉行儀式,悼念當年「香港保衛戰」為港捐軀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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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本位再現古代歷史

被遺忘的戰役遠不止香港保衛戰這一章。〈香港古事記〉版主 Dexter 興趣在鑽研開埠前的香港歷史,「有些人覺得講古代史就等如 reinforce 緊「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一部份」的講法,於是堅持將香港歷史當作是 1841 年開始,甚至將開埠這年定為『香港生日』,我覺得係好可惜的。」Dexter 說,「歷史在學院裡係好神聖的知識,但離開了學院就是一種工具和一堆資源,如果我哋唔用,就等於將這五、六千年的歷史資源拱手相讓。」

例如清初朝廷為孤立明朝遺臣鄭成功於台灣的勢力,勒令沿海居民內遷 50 里的「遷界令」,在香港的中史教科書裡作為國家戰略而輕輕帶過。但若以本土史觀審視,沿海 50 里相當於整個香港地區都要「清場」,而且由下令至必須遷離只有三日通知期,很多居民在官兵到場驅趕前毫不知情,還被要求焚毀田宅以免留下物資給鄭氏勢力。倉皇離家的居民在遷徙途中死傷慘重,香港曾經繁盛的鹽業和產香工業亦一蹶不振,「可以話係一場反人類罪行。」

又如南宋時為反抗官方壟斷鹽業的大嶼山鹽民起義,被官兵打敗後,全島居民被屠殺;或清代中期海盜張保仔率領 300 艘船艦與清葡聯軍對決的赤鱲角海戰等,都展現了「小漁村」以外香港故事更多元的一面。而在很多時候,本地居民的利益往往與中原王朝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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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 1850 年代香港開埠初期的圖片(維基百科圖片)

Dexter 指出,過往針對古代香港的研究很依靠《東莞縣志》和《新安縣志》等官方史藉,亦有不少學者因香港位於嶺南地區,就直接將嶺南的情況照搬寫入香港歷史,但這種假設不一定正確。「例如 19 世紀的土客內戰,即廣府人與客家人的武裝衝突,死亡人數達數十萬;但同一時間在香港地區,廣府人和客家人仍可以在同一條村入面好融洽地生活,亦有廣府人和客家人聯同一齊去打其他廣府人。香港都有鄉約之間的衝突,但主因是土地利益,跟其他廣東地區出於種族仇恨而發生的械鬥,完全是另一種 politics。」

他對古代香港的興趣源自小時候行山經過的舊村落,常常見到各種圍牆、炮台、更樓等軍事建設,覺得很有趣,但相關資料缺乏,大學起就開始研究這方面的歷史。「香港在英國殖民之前已經好發達了,只是重心不在中環而在北面的元朗、上水,大家族靠收田租、炒地皮和避稅去致富,繼而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去維繫控制權。好似錦田鄧氏咁,佢擁有的地皮是由錦田、八鄉、荃灣、長沙灣、尖沙咀、西貢,一路到香港島都係佢的。所以英國人接管香港之後,因為佢哋收的租仲平過鄧氏,佃農其實好開心,只係地主唔開心。」如果籠統地將新界原居民視為一個整體,對歷史的認知會有很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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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相片:歷史科課本

他認為相比起直接地篡改歷史事實,更難對付的是歷史教育裡無形中滲透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我們一直以來所受的歷史教育都是以中國為中心去理解的東亞世界,好多明顯是中國去侵略別人的戰爭,就說成是『平定匈奴』,外國學界通常稱之為『漢匈戰爭』。乾隆『十全武功』也是去打越南、打緬甸、還大肆屠殺準噶爾人,但我們的課本就將侵略別人當是一件好事。」即使教香港史,也往往只談與中國有關的部份,例如革命份子孫中山被捧為聖人,但菲律賓國父黎剎、越南共產黨的胡志明、韓國獨立運動家朴殷植同樣有在香港活動和籌劃革命,卻沒有被認識。

古代香港的相關文獻和檔案極為缺乏,Dexter 承認是一個難度甚高的範疇,卻極為重要。「我記得出發去留學前有親戚問我讀咩,我話我論文會做香港史,佢第一個反應就話:『香港邊有歷史架?』我話唔係,香港係有好長久的歷史。如果佢唔覺得香港有好長久歷史,佢會覺得無咩好做、無咩好講,無咩值得 proud of 的東西。」他相信只有真切了解香港自古以來是怎樣的,才能有自信地成為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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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8 日,市民湧進歷史博物館,告別行將改裝的「香港故事」展廳。以後的香港故事,將如何述說?(Oiyan 攝)

而近年不少香港人出於政治社會因素而關心起香港歷史,但關注點往往只停留於殖民時代、甚或跟集體回憶有關的 1970 年代後時期。「懷舊和歷史是兩回事。懷舊的人只會關心自己經歷過、自己有記憶的事,他的出發點仍是在『自己』而不是在香港。所以佢可能移民去英國,但只要搵得返自己喜歡的港式美食、搵返自己的生活模式就 ok。」

Dexter 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源於香港是移民社會,很多香港居民本身或父母輩都是從各處移民來港的,很難將古代的香港人當成自己的祖先,「所以在香港的處理上,可能我哋應更側重於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麼,而不是特定族群的過去。如果人無辦法同土地建立聯繫,就無辦法理解這種文化只能夠在香港搵得到,咁佢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放棄囉。」

攝:Oiyan Chan、Ramsey 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