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沒有備課的夏天　公社科教師的自白：12 年後，我們在走回頭路

新學年伊始，這個學年的中四課堂時間表，「通識教育科」欄目被刪去、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時為 2021 年9 月 1 日，僅有 12 年歷史的「短命之科」，正式走到終結。

12 年前的夏天，一眾前線教師把握最後時間，為一個新高中課程努力備課。「教通識係要令學生關心社會」，這是一名資深通識科師的自白。那時，他有份建構通識科課程、教材及教學方法，然後看著這科發展漸趨成熟、走向更好方向。

2020 年末，教育局宣布改革通識科。2021 年初，教育局建議科目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並在同年 6 月公布課程框架，科目宗旨說明不再鼓勵批判思考。

一年間，通識科教師十多年的心血全被粉碎，教科書、補充教材、試卷，一下子淪為廢紙。開學了，他們迎來另一個新科目，卻全失備課的動力。

新學年，教師步入課室，走向新時代新秩序。這次他們該如何自處？

時間回到 2006 年，Ken (化名)大學畢業，剛好遇上通識科開科，原本在學校擔任教學助理順勢轉為全職通識科教師，並加入學校籌組該科的團隊，成為全港首批執教通識科的前線教師。

當年的通識科如同白紙一張，沒有教材、沒有教學框架，也沒有評核方法；課程指引只一味強調注重培養學生思考及分析能力，主張無需死記硬背，以專題研習、辯論等不同模式學習。

此時，社會上亦不乏質疑科目內容過於空泛、考評方法成疑，以至當年才會有批評通識即「吹水科」、「通通唔識」的聲音。

記者問他，何不穩陣地任教發展相對完善的科目，非通識不可？

「教通識係令學生關心社會，令佢將來可能會做更多貢獻社會的事情。」大學修讀社科的 Ken，形容通識科是自己唯一能教和想教的科目。

他解釋，高中課程的科目大多以知識為本，選修科例如地理、歷史等都較著重背誦知識，但大多內容未能扣連日常生活。於他而言，教育不只流於教導學生背誦知識，至少要他們了解、認知社會政制發展，這是建構公民社會的第一步。

「一個地方的年輕人如果唔關心社會政制發展，個社會點進步？」

由零開始建立新科絕非易事， 這群通識科「先驅」日以繼夜地開會，一筆一劃寫下課程內容、設計教學流程、擬訂工作紙、搜集議題。他們如同「盲頭烏蠅」般毫無方向，只可以不斷嘗試。加上該科備受社會質疑、教學定位不清不楚，通識科的成敗彷彿落在一眾前線教師手上。

籌備近 3 年後，通識科於 2009 年中四班正式開科。那時教的人依然沒有方向，在學的人同樣感到茫然。

Ken 說，學生多年來習慣應考其他科目僅需背誦知識、溫習重複試題的絕對答案。但通識科並非如此，每年試卷的時事議題都不同，即使答題框架一樣，議題一旦變了、作答內容自然跟著變，學生始終不適應。

「學生用讀其他科的思維去讀 LS，所以好期望你畀啲嘢佢背。好多人溫書真係背了單新聞，總之工作紙有咩就背咩。」

訓練學生掌握議時事議題分析能力，Ken 形容這是教學中最困難。

花了近十年，他們方找到合適學生的教學法；由原本只流於口頭講解的直接教學、學生回家做練習，演變到後期集中於課堂實踐，老師講解一番後學生需即場答題，再交由教師評卷，逐個論點、論據說明如何推論。

Ken 同意，科目始終受制於公開試制度，或多或少也是考試導向；教授學生面對不同題型的答題框架再反覆操練，終究變成「機械式思考訓練」，而非訓練學生批判思考。但他認為，學生每次落筆，表達論點、論據再自我反駁，最終得出結論，正正是訓練他們有根有據地呈現想法的過程。

12 年過去，通識科由教學、考評準則模糊，逐步建立有系統的教學方法、經驗、累積具參考價值的教材；學生開始關心社會、懂得批判。

Ken 一直幻想，這科正在走向更好的前路，幻想至 2021 年破滅。

教育局今年 3 月建議科目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課程由過往六個單元，變為三大主題，分別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內容；課時由過往 250 小時減半至 130 至 150 小時。如此大刀闊斧的改動，不少人形容與「殺科」無異。

「突然說這科冇啦、完啦，那刻覺得好可惜，是社會或教育制度其中一個倒退。」

前線教師十多年的心血，一下子付諸東流。

不鼓勵思考，也不可抗的新科

教育局再於 6 月公布公社科的課程指引，距離開學尚餘 3 個月。昔日通識科課程強調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在新框架下，此學習宗旨徹底消失。

長達 65 頁的文件中，「批判」二字僅出現一次，原句是「教師應引導學生按同理心和理據作出判斷和提供實際可行的建議，而並非單單抱持『批判』或否定的態度」。課程改動後所有學習重點由通識科的「開放式問句」，變成「陳述句」。

舉例說，以往通識科有關「改革開放」的課題，教師需讓學生了解「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經改動後的新科，僅要求教師講及改革開放帶來「人民生活素質的提升」和「綜合國力的提升」。

又例如，考評局 7 月公布的公社科樣本試卷，三條考題要求考生從正面角度「支持」及「說明」政府的重大政策。其中包括「港區國安法」，考題又要求考生說明，學校教育對於「培養青少年的國家觀念」有多重要，而有關資料節錄自財政司司長網誌及網上研討會，以及報章報道，清一色唱好國安法，指各地企業對香港仍然充滿信心。

「這科停留在『知道』層次就得，當然（政府）暗地裡想你知道亦要遵守，並非鼓勵學生思考。」Ken 說。

記者問起他最喜歡教的通識科單元，Ken 抹去臉上憂愁，說得興起。

「當然是社政參與。」他說。

立法會選舉是他偏愛的教學例子，每 4 年他就會拿出來講解香港社政制度。以往他可以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選舉制度的利弊、功能組別的由來及限制，他們可以暢所欲言。

「以前會討論點解功能組別被說是小圈子、點解限制了民主、點解漁農界經濟份額佔咁小，但在選委會有咁多議席。而這事發生在學生身處的社會中，是影響緊日常生活的政治制度。」

但在新課程下，他只可以說選舉制度被改革、新選舉制度的組成為何，小組討論沒有利弊分析，更遑論是弊多於利的立場。

這不僅來自課程框架的限制，更是教師對紅線的恐懼。

「只須教條文內容　然後就沒有了」

12 年前，教師們用掉整個夏天預備一個全新學科。今年暑假，Ken 沒有處理過另一個新科的事情。

「(新科下)其實老師可以自主決定的空間好小，根本沒有動力備課，大家都看得好輕。」

原因是課程空泛、內容流於資訊性。他以國安法為例，只須教條文內容，然後就沒有了。加上文憑試評核被改成合格與否，他直言學校的學生要合格不難，最後連教授學生答題技巧都是多餘。

至於教材方面，他只需用出版社經審批的銜接教材，或在教育局網站下載官方教材，然後「照書讀」以滿足課程要求。

如此「按章工作」的絕非只有他一個。Ken 提到，很多同工打算新學年不製作校本教材、暫不教課程內容。他解釋，新課程沒有以往公開試評級的壓力，教師們不再上心是「人之常情」，因為無論如何學生最終都會合格。

「一來我不需要擔心學生公開試考得唔好，二來都唔知甚麼能教、甚麼不能教，咁就睇定啲先。」

加上兩年來看著身邊的同工因教材觸碰紅線被「釘牌」、警告，教師們只想少做少錯。Ken 說，「好多人覺得做校本教材是做衰過唔做，因為做完又被指違規、踩到紅線，為何還要做？」

公社科樣本試卷資料 (撮自樣本試卷)

新課程下，似乎不單是通識科多年建立的心血被粉碎，還有通識科教師的意義。

Ken 沒有否認。一想到 14 年前成為教師的初衷，甘心嗎？

「你而家繼續行呢條路只係冇其他選擇，係唔甘心。」他想過辭職，但自知沒有轉行甚至移民的本錢。掙扎過後，他唯有妥協。

他也無法否認，新科是「洗腦科」，也是教育制度的不可抗。但他相信光照不到的地方仍能種花，這在於種花的人願意冒多大風險。

他覺得可以在課程外做多步，例如口頭補充反面論點或政策弊處。「課程只係要求你講正面（影響），但不需要只讚揚改革開放成功就下課，照可以在堂上與學生思考，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甚麼問題。」

然而，始終公開試只計合格與否、試卷也沒了分析利弊的要求；課堂上的額外補充，學生根本不會在意。

可做的、該做的，他都做了。若最終也是徒然，他只能到別處繼續栽種，寧願將更多心力放在課外活動、或其他教育範疇上培育學生。課堂上，他只會按章工作，然後不期望再有甚麼正面的改變。

「我們正在走回頭路。」這是他在訪問中的總結，不論對教育、抑或社會的種種不可抗。

文／莫泳浵

攝／Ramsey 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