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全家福．2】傘後到散後　當一個美麗的夢破碎　分道揚鑣的西環街坊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2020 年最後一個月，阿超、阿兒、Dinna、三才，四位街坊應記者邀請，聚首在西環正街拍張「全家福」。

2014 年雨傘運動後，不少人主張散落社區、深耕細作，而西環也算其中最早有街坊自發組織、辦地區報的一區。街坊們搞過導賞團、漂書箱，動員街坊關注區內區外議題。又辦過社區年宵、音樂夜、放映會，舉行的地點就是正街。

不過因去年「反送中」運動，加上今年疫情，這些自發的社區活動這兩年接近停擺。更甚，相識於傘後、一直是社區中堅分子的四人，其中阿超、阿兒、Dinna 已計劃離港生活，短期內成行，餘下只有 67 歲的三才未有去意。昔日多姿多彩的社區活動，不知日後是否仍有人承辦？

2018 年元宵，多個西環街坊組織曾在正街舉辦嘉年華。（Photo credit：阿龍）

四人加起來，住在西環的日子超過一個世紀。離開扎根的地方，準備離開的人，各有顧慮。

阿超十多年前結婚後才搬到西環，兩個就讀小學的子女在這裡長大。當年六四，阿超太太曾隨家人移民澳洲，九七後回流。二十多年後，一家人再次準備離開。

太太有澳洲護照，小朋友按法例同樣享有澳籍。香港的社會、教育問題並非這兩年才忽然出現，阿超說，其實家人一直有計劃移民澳洲，但過去感受不到要離去的趕急，今天才頓覺，危機已迫在眉睫。

阿超自言「賴皮」，雖然去年運動期間，政府一直寸步不讓，但未到非走不可一刻，還想多留一會。「我老婆成日都問，你幾時真係的起心肝走呢？因為佢覺得有兩個小朋友，係無任何懸念、好有決心一定要走。」

2019 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阿超曾有一刻覺得，就算街頭運動失敗，日後仍能在區政層面努力 — 一如 2014 年後的光景。但隨著民政處以各種手段架空區議會，加上《國安法》臨港，阿超自己亦一度惹上官非，幸而最終獲撤銷控罪。他頓覺，2020 年的香港，連關心社區議題也變得不再安全。

「以前做社區嘢，漂書、回收，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希望維繫一班街坊，或者去散播一啲民主思考的種子 … 」

在今天彷彿被認出「黃絲」就會惹人針對的大環境，阿超坦言恐懼。「個氣氛已經係去到，你再做呢啲嘢都好危險，感覺對方一定會出來搞你。」

（左起）阿兒，阿超

「香港已經死咗」

Dinna 1984 年在加拿大出生，同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父母帶她回流香港，一直住在上環至西營盤一帶，讀書也是在區內。

現在是兩子之母，下一代未來生活，也成了 Dinna 選擇離開的最主要推力。她說，一家人希望 2021 年內離開香港，但仍未想好目的地，只知道一定要走。

「我覺得，香港已經死咗，我哋熟悉的香港已經徹徹底底咁完咗。」Dinna 斷言，沒有一絲爭論空間。

她列舉不少例子：言論自由、法治、昔日優秀警隊、中上環的西餐廳，漸漸被重慶火鍋店取代… 曾經嘗試盡力守護，但事到如今，Dinna 覺得，此城已崩壞得無可挽回，不如離開。

「如果淨係追求生活安穩，我覺得自己絕對可以留響香港。但我哋算係覺醒咗的人，唔係淨係追求溫飽，而會追求思想上有… 自由咯。」她說，「如果我將呢個意識灌輸比下一代，我唔危險，但佢哋好危險。」

Dinna 期望，年幼的孩子移民後，就該盡情投入外地的生活，無需再留戀香港，她寄望自己亦如是。

「我都幾決絕，如果去咗外地，應該唔會再返嚟。」

Dinna

張力

2020 年香港的變化，彷彿標誌一個時代結束。將近七十歲的三才，是四人中唯一未打算離開的人。三才也有子女準備移民，但也勸不動他。

六十年代在左派學校讀書，三才年輕時經歷過六七、及後加入職工盟，參與工運多年。多年來接觸不少中國大陸以至海外工運團體，運動苦無寸進、反抗者遭報復囚禁的故事，三才多年來聽得多。香港現在的壞境況，他相對上看得雲淡風輕。

「以前（香港）上街都係三幾百咋嘛，呢家三幾千、三幾萬，運動已經壯大咗好多倍，我覺得有成果嘅，」三才說，「我覺得移民 — 即係棄戰嘅啫。一定要同政權鬥長命…」

無心的一句話，卻彷彿戳中其他人痛處。

「我唔係介意失敗，但如果有人因為我做呢樣嘢而坐監，咁點啊？你明唔明啊？」阿兒有點激動，本來尚輕鬆的氣氛，變得稍為緊張，眾無言。

阿兒也是社區的中堅分子，經歷這兩年後，她正計劃放棄香港的花店生意，跟朋友到台灣開建築公司。但她還未決定，以後會不會再回來香港。

年輕時在台灣和澳洲讀書，阿兒 2013 年才回港，原因是當年戴耀廷搞佔中商討日，「我就覺得自己要拋棄晒以前的生活，返來香港參加 D-day。」

雨傘清場後，阿兒未覺灰心，繼續搞大大小小社區工作。但至今年，日復日的打壓、清算，她找不到堅持下去的原因。

她強調自己不是因為失敗而氣餒，也非恐懼，卻是覺得，在今天香港的公民社會環境，再無自己可著力的位置。

「我當時（2013年）係覺得，我嘅時候到啦。當時大家有好多唔同意見，傾將來應該點走、件事應該點做… 當時我覺得，我係一個好適合去加入呢件事的人。」

「但其實到 2019 年，比較直接行動、攻擊的時候，我已經發現自己好唔擅長、可以做嘅嘢好少… 而當呢個階段（運動）都完結之後，我就知道，我已經完全做唔到任何嘢。」

近半年每天起床看到的新聞，盡是誰誰誰被警方上門拘捕、哪位哪位宣布流亡海外。「每一日我都好嬲，但每一日都無一樣嘢做到，你要.. 你要咁樣對自己到幾耐？我都只不過係一個人…」

離開香港的原因，阿兒說得直白。「我想試下行開下，過返自己的生活，希望可以開心啲。」

（左起）三才、Dinna、阿超、阿兒

上半場完

阿超、阿兒、Dinna 三人形容離開的原因，是因為香港已沒有空間讓他們參與政治或社區事務。但他們坦言，離開之後，就不會再想香港的事情；人在異鄉，對當地沒有深厚感情，恐怕也不會積極參與社區事。這不是很矛盾嗎？

「知道自己唔能夠再（在香港）做呢啲嘢，你去到第二個地方做同樣嘅嘢，其實都會好痛苦。」阿超說，對於一個社區的感情，不輕易抹走，即便選擇了離開。

住過外國十幾年的阿兒，說得舉重若輕，「我知道我會失去啲咩，嗰度唔係你屋企、就唔係你屋企，你永遠都係一個過客 … 但喺一個唔係屋企嘅地方住，係咪好大問題？又唔係。」

「我唔會睇到件事好大，香港無咗我，無咩分別嘅啫 — 咁我無咗香港，又有幾大分別？ 」她說。分不清是晦氣說話與否。

明年的今天，阿超、阿兒、Dinna 或已離開香港，定居在不同國家。不過三才說，他還會繼續留在西環，做他的環保組織、大廈法團主席，「做到幾多就幾多，起碼唔好畀佢一片藍、一片紅吖。」

訪問結束，行經港鐵西營盤站。阿超忽然記得，幾年前港島西延線通車，大夥兒還去通車典禮踩場示威。

「以前幾撚癲… 」他吃吃地笑。

阿超說，他們一代就如 — 或事實上就是，這樣的一群香港人：20 幾歲經歷回歸，曾天真地相信《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甚至是普選，民主進程緩慢，大概還可以用和平抗爭推一把..

二十三年過去，夢乍醒，人生日子餘下一半，有兒有女，開始想為自己和家庭打算。

「我哋的期望，已經落空咗。我哋想做嘅，都已經做過。唯有喺 50 歲、下半場人生再一個新開始。」

文／梁凱澄
攝／P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