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鏗鏘其鳴．下】自由、死亡、重生 《鏗鏘集》的未竟之路
先閱讀專題上篇
《鏗鏘集》開始於 1978 年的春天，對編導關鳴川和一些鏗鏘人而言，它在 2021 年的夏天被殺死了。
作為香港電台的長青節目，《鏗鏘集》對於香港年輕一代，有時顯得有點「老土」。它再度像創立之初那樣成為社會性議題，是在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先後製作了兩集 7.21 元朗事件調查報導。當負責 7.21 報導的編導之一蔡玉玲被警察上門拘捕，公眾和新聞界震驚了。
在蔡玉玲到法庭應訊的日子，捕捉她身影的新聞鏡頭裏，常常也出現關鳴川，她是蔡玉玲的好友、合作多年的同事。那時她不知道，這只是開始，針對《鏗鏘集》乃至整個港台的政治風暴，還在後頭。
2021 年 4 月 22 日，蔡玉玲因《7.21 誰主真相》報道查車牌而被控兩項「明知而作出要項上的虛假陳述罪」，裁定兩罪罪成，判處罰款 6,000 元。蔡玉玲離開西九龍裁判法院，陪伴在側的是她的前同事、前《鏗鏘集》編導關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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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服務，最終目標是為人民服務
在一些編導看來，來自最高層的審查壓力，過往可能由節目監製、或再中高層的管理人員承接了。關鳴川在《鏗鏘集》做了 16 年，作為編導，她說自己從未經歷過審查，直到 2021 年 3 月，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空降接任廣播處長，成為港台的總編輯。
一直以來，關鳴川只需要向節目監製交代題目，由監製批准，及在節目播出前審閱。然而，李百全上台後，引入全新編審機制，要求編導提交書面製作計畫，由包括李百全在內共 9 人的「編輯委員會」同意後，才能製作及播出節目。
於是，編導們就如等皇帝批閱奏摺般，等候編委會發落。審核結果由助理處長口頭通知各節目監製，再傳達至編導。很多時候，只有結果，沒有原因。
「如果你想反問，點解唔得呀？你又要再等過啦！要再等佢哋下次再開會，佢哋先會再傾。」關鳴川說，「完全唔係一個 newsroom 嘅運作。」
新制實行，《鏗鏘集》至少有 8 集內容被抽起，其他節目如《五夜講場》被終止製作，部分節目主持人被換走。建制派新民黨葉劉淑儀認為，是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價值觀有問題，「不願做政府喉舌、挑戰政府底線」，才令李百全要做「醜人」。
港台不是第一次被建制派批評。多年來，「收政府錢批評政府」的聲音不絕於耳。這些批評，與港台身兼政府部門和公營廣播機構兩個身份的特殊角色有關。
傳播學者謝曉陽的研究梳理道【1】，「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出現認受性危機，於是在 1970 年成立隸屬官方的電視製作部門，即港台的「公共事務電視部」（下稱「電視部」），專為政府推廣公共服務，是「發展及支持政府與人民之間聯繫」的橋樑，方法是「以客觀的方式傳達特別訊息及資訊」，達至有效傳遞政治訊息的效果，例如處境短劇《獅子山下》，就常用政府政策及市民大眾遇到的問題作為主題。
在此目的之下，抽起、審查節目，在港英政府年代，並非沒發生過。一些節目例如《針鋒相對》，主持人和官員及專家小組在節目裏回應市民發問，因為形式過於「民間取向」，與政府想要的效果相反，令統治階層不快而遭腰斬。
既然政府希望港台為自己傳遞政治訊息，為何港台還是能夠發展出批判政府的節目呢？
在電視部成立不久，1970 年代初，社會已有輿論，要求港台開放言論，不做政府喉舌。不僅如此，早期港台的人事任命、節目定位，均深受英國公營廣播 BBC 影響。早年負責管理港台的歷屆廣播處長，多由英國 BBC 調任過來，例如布祿士（Donald Brooks）、何國棟（James Hawthorne），他們秉承公共廣播的理念，在六、七十年代，多次為港台爭取製作新聞節目的空間，尋求獨立運作，抵抗政府新聞處壓力。布祿士曾主張，港台要有對政府的「建設性批評」。
《鏗鏘集》的經典片頭動畫，是圓球撞擊立體的節目名稱，發出聲響。
除了管理層之外，港台員工亦受 BBC 訓練影響。六十年代末，時任電台節目主任的黃華麒以及另外兩名港台員工，均被派往 BBC 受訓。黃華麒後來在 2008 年成為廣播處長。
不少學者、傳媒人撰文論述，BBC 影響港台發展出公營廣播的傳統。時任廣播處長朱培慶就曾在 2005 年在樹仁學院演講時，以 BBC 為例，說明公營廣播機構的服務，應服膺於公眾利益，代表市民大眾，不受制於商業或政府利益。
這種傳統和精神，體現在港台生產的節目裏。於 1978 年誕生的《鏗鏘集》，其節目設計者、監製倫紹銘曾說：「我們一不講大話，二不為政府講好話。總之一句，nothing but the truth！」
對於港台身兼政府部門和傳播機構兩個身分，倫紹銘那時的理解是：「港台希望做一個中介角色，希望在矛盾激化，要爆炸之前，提供機會讓大家把各自的立場和理據陳述出來。」
他又說：「我們用的嚴格來說不單是政府錢，而更是人民的錢，因為政府的老闆是人民，即是我們為政府服務，最終目標就是為人民服務，整個社會的最佳利益就是我們工作最後的依歸。」【2】
鏗鏘集製作人聯同主持人劉家傑一起出席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圖片來源：中大新傳校友會、《鏗鏘一千1978-2003》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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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唔使驚強權」
在這樣一種公營廣播精神之下，《鏗鏘集》發展出獨特的內部文化。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任專業應用副教授的潘達培，1988 年加入《鏗鏘集》。當年他剛大學畢業，年少氣盛，面試《鏗鏘集》，監製蕭景路問他：「你培僑（左校）畢業，對你有咩影響？」潘達培馬上回敬：「個影響就係你會問我呢個問題！」
他心想「唔請就罷就」，但面試通過了。就這樣，潘達培從資料蒐集做起，跟著編導做訪問、抄筆記，看攝影記者如何運用鏡頭。
到他開始做自己的節目，他發現，每次交給蕭景路的稿件，發回時總被改得紅筆處處。潘達培不忿氣時，就衝入蕭景路辦公室，要討公道：「蕭景路⋯⋯」他總是直呼其名，而蕭景路並不訓話，而是耐心解釋。只有一次，潘達培「辣㷫」了她，她板起面孔：「Eric，唔好再同我糾纏『的的了了』。」過兩日再見，兩人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
蕭景路去年因病過世。這些相處小事，潘達培寫進懷緬她的文章裏。「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信任和相處之道，也是當年『鏗鏘』裡的風氣。」蕭景路曾說過：如果我們做編導的連跟上司據理力爭都不敢，你如何面對外面的高官權貴？
2003 年 SARS 期間，《鏗鏘集》開編輯會議，第一排左一為蕭景路，右二為潘達培。圖片來源：潘達培
對於「據理力爭」的氛圍，比潘達培更早入《鏗鏘集》的蔡貞停印象很深。《鏗鏘集》早期拍攝不少邊緣青年、舞女、江湖販夫走卒等民生議題。1985 年，編導梁蕙儀拍了兩集《私校》，以偷影手法，揭露一些私校內部存在的教育質素問題。節目一出，有私校團體召開記者會指控《鏗鏘集》造假，找人假扮學生。
蔡貞停所在的整組同事停工了，找遍力所能及的全港私校，訪問學生、家長、老師，又試過在一間私校對面借用民宅，架著攝影機，拍攝學校裡上堂的情況。「（私校日常）真係好誇張！簡直《逃學威龍》咁。」
一輪調查和拍攝，《鏗鏘集》也開了一個記者會，擺一堆壁報、播影片，回應批評。
「對方開記者招待會，要投訴香港電台點點點⋯⋯咁我哋開返記者招待會，講我哋做嘅故仔真係如實報道。」蔡貞停回憶，「個個人都好投入，因為你好相信你做嘅嘢係冇做假。⋯⋯唔係還擊，係 defend 自己。」
隨著時間推移，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八九民運相繼發生，政治議題在香港升溫。傳播學者梁麗娟的研究梳理【3】，這個時期，港英政府「去殖化」部署帶來空間，社會產生「公眾問責性」的民主論述，大眾傳媒扮演監察政治、反映民意的角色。
身處其中的《鏗鏘集》，也開始多了探索政治、社會運動議題。
在蔡貞停記憶中，八十年代，大公報、文匯報經常批評港台以偏概全，對於這些專欄、社論文章，港台公關部及《鏗鏘集》監製都會要求相關的節目編導撰文回應，再寄給提出批評的報館，即使對方未必刊登。「我哋唔會（就這樣）畀人 accuse，一定會申明立場係點樣。」
蔡貞停
被《鏗鏘集》揭發問題的利益持份者，除了社會團體，政府亦是其中之一。
「港英年代政府，都唔鍾意《鏗鏘集》，因為有時我哋揭露佢哋啲 malpractice（瀆職）。」潘達培說，「佢哋會透過另一個渠道打畀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廣播處長），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就會耍佢一輪，耍極都要回嘅話，就會叫監製：唔該你整封信嚟。」
不過，政府與《鏗鏘集》的關係，並非一直緊張。潘達培和黃婉兒都說，有時《鏗鏘集》也做一些向市民解釋政府政策的內容。黃婉兒在 1994 年拍攝過一集《機場一九九四》，講述政府將機場搬離啟德的政策。
對此，蔡貞停解釋，政府部門就如其他社會團體一樣，會循不同渠道接觸港台高層，推銷相關社會議題。她說，無論什麼議題，節目組選用的標準，都是「觀眾會唔會有興趣睇」，要「用我哋嘅角度去做」。
「我哋從來唔係政府的一部分。」潘達培說。
他印象深刻的是，1997 年香港移交後，編導伍婉嫻拍了一集關於旺角渠務工程的紀錄片《水劫》，「抽絲剝繭，study 晒所有 paper，責任在工務局長。」於是，伍婉嫻去訪問工務局長。伍叫攝影記者一入房即刻開始錄影，一邊錄影一邊架設器材，「只有佢可以叫停機，同埋要叫兩次先真係好停機。」潘達培大笑起來。
《水劫》（1997）
在出街的鏡頭裡，時任工務局局長鄺漢生被記者追問到最後，含糊其詞。「局長答到一 pat 嘢，雖然有個新聞公關喺隔離，照出街。」潘達培說。
「係咁㗎！你對普通人咁做其實好衰，但對公權力，就係要咁樣監察。鏡頭後面所有嘢，根本係用一個結構性嘅嘢去掩飾，所以就出晒。」
據潘達培瞭解，節目播出後，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直接打電話給廣播處長。「咪要解畫咯。唔係一種下屬做錯嘢要解釋，而係話畀你聽，我哋真係做咗呢堆嘢，全部 evidence based。話返畀佢聽，我哋無錯！」
這些斡旋過程，在港台每星期恆常的編輯會議裏，「老細係會將呢啲嘢講返畀我哋聽，」潘達培說，他認為監製與編導之間無縫的溝通，令團隊形成不畏強權的文化。
「係一個 education，一個內部文化，就係大家唔使驚強權。所謂《並無虛言》（《鏗鏘集》前身），就係你所講嘅係 evidence-based。我哋唔怕有觀點，我哋怕啲觀點只係隨你自己的政治立場擺落去。但如果你的觀點係來自足夠的 research，我哋從來都唔會掩飾，會在節目裡面擺個觀點出來。」
潘達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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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打五十大板，就是持平？
今年 3 月李百全上任後，關鳴川苦苦支撐數月，最終辭職了。
她和同事也曾努力過。2021 年 3 月中，編導鄭思思和她交了兩個製作計劃書上去，一個是《青春的一場修煉》，講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朔夜」接莊的問題，另一個則是《記者出路》。這兩集都是在李百全上任前已開始拍攝。
《記者出路》主要講的是兩個新記者的經歷，他們分別是《眾新聞》中國組（前有線新聞中國組）和《Hong Kong Free Press》的記者。旁白並不提及其傳媒機構名字。關鳴川記得，收到計劃書後，李百全為首的編委會很快提出問題：為何《記者出路》只訪問一邊媒體？為何沒有藍媒？
「呢集唔係探討媒體生態，所以記者工作機構是藍是黃並非故事探討的面向，更不應是故事的重點。」關鳴川事後告訴《立場》。
「鏗鏘四十」放映會，關鳴川在做導播。圖片來源：關鳴川
2010 年港台簽署的《香港電台約章》裏，「持平」是對做新聞報道的一大要求。前監製蕭景路在《鏗鏘一千》回憶，大概從《私校》那一集惹怒某些團體和教育署開始，「越來越多人用『以偏概全』來批評我們。」
被揭露問題的政府部門、建制派或相關社會團體，多年來批評包括《鏗鏘集》在內的港台節目，不夠「持平」，這從港英政府管治時期就有。
蔡貞停 1985 年加入《鏗鏘集》，她說：「（港英政府）都會話，做咩要批評政府 policy，呢個正正就係港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的處境。佢哋覺得，你就應該宣傳政府政策，但你唔做呢樣嘢，仲要去批評，咁佢咪覺得你唔持平、你唔啱咯。」
就如李百全提出的「不持平」批評一樣，不少批評聲音、乃至被廣播事務管理局裁定成立的一些投訴，認為節目內容應該要報導觀點的另一方，甚至篇幅要相約。
黃婉兒曾是蔡貞停的同事，在 1981 年加入《鏗鏘集》。她和蔡貞停都說，在早期，無論像《鏗鏘集》這樣的紀錄片，還是新聞報道，港台編輯部總體的觀念，都是覺得有反方意見就一定要訪問正方。「各打五十大板，就 fair 啦，呢個喺最多人一路講的。」
但編導們逐漸反思這種做法。
「好混淆，一集裏面有呢樣又有嗰樣，你究竟想講咩呢？」黃婉兒說，後來內部逐漸形成共識，認為持平，不一定要在一集節目裡正反觀點各佔一半時間，可以是不同集做不同觀點，又或者港台一些節目解釋政府政策多點，另一些節目就可擺放不同觀點。
作為管理層，蕭景路那時也有深入思考。她在《鏗鏘一千》說：「紀錄片畢竟跟著眼於報導事實的新聞不同，紀錄片還記錄時人觀點，不同觀點相互對照，製作人在篩選、剪裁之間，越來越意識到身在其中，自己並不能真正超然於事外，製作人其實也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她開始把《鏗鏘集》定位為「評論式的紀錄片」。
鏗鏘四十週年，陳志雲訪問蕭景路。圖片來源：關鳴川
潘達培也認同蕭景路的看法。他認為紀錄片一定要有觀點，而觀點是基於大量資料蒐集、研究所得出。
「無論蕭景路年代好，後來的年代都好，我哋都信奉一樣嘢：我哋唔要 wishy-washy，唔要和稀泥。」潘達培說，「紀錄片從來都有觀點，問題係觀點點嚟。對我來講，觀點係來自我哋嘅 research，呢個觀點要值得我哋用 evidence 去 defend。」
「當然觀眾可以 argue ，官都可以 argue。⋯⋯我哋畀足夠機會呢啲人去 explain 佢哋嘅睇法。所謂平衡，其實係呢啲，唔係講緊算術化嘅 50-50。」
2006 年，一集《同志 · 戀人》，掀起「持平」報導的爭議。這集紀錄片講述兩對同志戀人的故事，被投訴「一面倒」只有贊成同性婚姻的觀點。廣管局裁定投訴成立，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為了推翻裁決，節目其中一位被訪者、同志運動行動者曹文傑提出司法覆核，最終法官夏正民裁定，推翻廣管局投訴成立的裁決。
在裁決書裏，夏正民指出，如果「持平」只是「報導正反雙方觀點」（both side of the story）的意思，那麼並非所有公共事務都能做到：「報導對抗禽流感或者童奴問題的港台節目，要怎樣呈現『正反雙方觀點』？」
夏正民認為，所謂 impartial（持平），雖然有「平衡」（balanced）的意思，但更重要是「公平處理」（fair），對於要呈現的議題，不展露偏見，無論是支持抑或反對它的偏見。
最終，判例確立，「適切的持平」（due impartiality）並非意味同等篇幅、或取態中立，而是對於事物的本質，有充足、適當的呈現。
這個判例，港台人人信口拈來。多年之後，再說持平，潘達培說，他一直記得北京電影學院一位老師的說話：
「我哋係咪帶住問題去拍紀錄片？我哋帶住問題去拍紀錄片，就會有能力走近真相；但如果我哋帶住 message 去拍紀錄片，就會 away from truth，因為你會近似一個 propaganda，無論你 — 衰啲講句我係手足，你都係帶住個 message 去，你無法子 critical 地對待運動裡面無咁方便的 truth，你會 away from truth。」
「紀錄片從來都係 critical，從來都帶一種挑戰，甚至可以用挑釁嚟形容。」
《同志戀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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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採自主，是信任的過程
對節目內容的編輯、修改，可以是一種專業的判斷，也可以變成一種審查。幾十年來，《鏗鏘集》內部編採人員在專業操守上，互相積累信任；對於來自上層的建議甚至是壓力，則據理力爭，或由監製擋下。
說起和上司蕭景路的合作，潘達培形容是「合作無間」。「呢種信任唔係一時三刻有，係要用時間一集一集去建立互信關係。佢知道你唔會搵一個假 case 亂做嘢，你的誠信擺喺度。我哋從來對 credibility 珍而重之 — 去儲 credibility 係一個好耐嘅過程，但要摧毀，少少嘢就得。」
他一直很信任蕭景路的專業判斷。2003 年七一大遊行，潘達培在遊行現場拍攝，「董建華下台」之聲，不絕於耳。到剪片時，他按當日觀察的氣氛，剪了六句「董建華下台」入節目。
節目播出，廣播處長朱培慶說：可否唔出咁多句？蕭景路就與潘達培商量，不如剪走兩句。她認為不是很大件事。
然而，潘達培很抗拒在編輯部專業判斷之外，由管理層再給出一個沒有理據的建議，尤其在七一這樣政治敏感的時刻，大家對自我審查很警惕。
「點為之多呢？四句多唔多？」潘達培說，在會議室裏，自己也有與蕭景路爭論。
《七月一日人民的聲音》（2003）
潘達培珍惜《鏗鏘集》這個公開、透明的編輯討論過程。
「所謂的編採獨立，唔係處長的編採獨立，都唔係潘達培的編採獨立，而係一個過程。」他說，「喺某啲編採處理上，老細 sense 到有問題，你就要上移，老細會同你傾；都仲有sensitivity 嘅，就再上移，但好少去到處長級。去到（節目）總監，其實已經可以決定要點處理。這是一個很有互動的過程，大家都會信服呢種 editorial process。」
他說，昔日同事們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爭辯，像「打手」一樣激動：「點解咁咁咁唔得？！」
及至 2009 年六四二十週年，這種由上而下的干預，在潘達培眼中更加清晰。「我未試過做緊故仔，處長咁高級，去問咁多嘢，甚至乎要過問個節目的製作過程。」
當時他們決定就六四週年做四集內容，時任廣播處長黃華麒認為不妥：使唔使做四集？會好 fatigued。潘達培反駁認為，四集內容框架都很清晰，「其實佢個 intention 就係，想六四呢啲 topic 唔好做咁多啦，少啲啦。」
「處長，你高我 7 級，我未試過仲製作緊你要咁問，係咪以後咁行？」潘達培憶述當時與黃華麒的對話，「跟著佢話：哎呀 Eric 唔好咁講，唔係㗎。」
處長的過問陸續有來，有一次問：你哋訪問咩人？潘達培說：唔講得你聽呀。一來二往，潘達培氣得對上司說：「你頂啦！你同個阿伯（黃華麒）講啦！」
去到北京做採訪，潘達培收到總監電話，轉達處長的發問。「已經好大壓力，響大陸做緊異見份子，唔該畀啖氣我抖下。」他一氣之下，提早回港，「返到去開會，我都未見過成圍檯，最細粒嘅係我，全部都係總監級，處長坐響度。」
六四二十年特輯《走過二十年（三）延伸》（2009）
最後，節目進入剪片階段，黃華麒想落樓看片。
「佢話要落嚟『探班』，唔講『睇片』⋯⋯我心諗，超，從來都冇見過處長會落去 B2 剪片房呢啲非人地方去『探班』。」潘達培把真正的影片鎖到櫃桶裏，在電腦擺了一段 dummy，然後在旁架了攝影機，開了機錄影。
擺好陣勢，同事們都知道這件事，跑來剪片房附近，假裝走來走去，想看處長如何招架。
蔡貞停那時已經擔任公共事務組副總監。「處長係可以有權睇片嘅，我哋唔會拒絕話你唔可以睇片，」她說，「但處長睇 first edit 係從來無出現過，亦都唔 fair。下底成個 team 都未做完嘢，你就落嚟睇。」
她知道黃華麒帶著副處長想一齊落剪片房，便告訴副處長：「如果你哋兩個一齊落嚟，我都唔知會發生咩事，可能聽日報紙就會登晒出嚟，我唔會控制到下面啲人收聲或者咩，一定會好轟動。」
最終他們沒有出現，警報解除，潘達培繼續剪片。
「我真係覺得唔需要美化（《鏗鏘集》的往事）。大家其實都在一個好艱難的狀況去逐啲、逐啲保留一種專業的態度⋯⋯從來都係好辛苦的過程，有時做得好啲，有時艱難啲。」潘達培說。
2011 年，潘達培在廣東烏坎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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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新的開始
在鏗鏘人看來，李百全的最終出現，摧毀了過去幾十年積累的互信、專業和自由空間。
當《青春的一場修煉》一集被抽起，關鳴川愕然。這是她第一次真正面對審查。
「點可以咁粗暴？點解可以咁獨裁？出街呢樣嘢，係好大件事，唔係咁輕易話唔出就唔出，中間投放咗幾多資源？幾多心機？受訪者的期望？⋯⋯個痛苦係，對牛彈琴，佢根本就唔 care 你 care 嘅嗰啲嘢。」關鳴川說。
來自管理層權力的鐵臂越伸越入，關鳴川發現，她們已經沒有籌碼可以議價，「我哋本身最大的 bargaining power 就係，『你唔畀我出，冇嘢（節目）出街喎』。但首先其實佢唔 care 冇嘢出街，我覺得我哋太天真了。」不僅如此，李百全找了其他節目組的人來製作《鏗鏘集》，頂替原班人馬被抽起的節目。
同事們被新的編委會制度拖住。儘管她們不斷嘗試構思新題目，可要經過遞交計劃書、否決、再問原因、再交計劃書⋯⋯這樣無限期的拖延，令關鳴川心灰意冷。
去到今年六四週年將近，關鳴川仍嘗試提出六四題目，兩個構思均被否決，管理層甚至說：以後不可做政治議題，只可做民生故事。
「（不可做政治議題）對我嘅打擊好大。唔可以做政治故仔都講得出口？呢家去到咁直白啦？我唔係好過到嗰個關口，我唔能夠接受⋯⋯」她嘗試努力構思民生故事，可是心不在焉，失去所有動力。
關鳴川
她是憤怒的。「我仲有好多疑問、不滿，但無從去發洩。然後每一日都有好多新嘅指令嚟壓迫你⋯⋯根本個人運作唔到，做唔到一個正常嘅判斷。因為你會開始諗：究竟我係想（節目）出到街，定係想點？為咗過佢條線而去做故仔？」
她開始害怕，自己會適應審查到一個程度，以後會忘記那就是審查。
6 月頭，《鏗鏘集》整組被停工。6 月 23 日，《蘋果日報》被迫停刊那天，所有媒體都湧到將軍澳做報道，只有她們坐在辦公室裏，看電視。
「去到呢個位，就覺得他們唔只係審查、打壓我們，而係要取締我們，要滅門。」關鳴川說，「呢個 signal 已經清晰到，唔能夠欺騙自己仲有空間可以掙扎。」
「以前在前輩身上學到咁純粹嘅嘢，唔想喺幾個月內就被扭轉成為另一個人。」
2021 年 3 月 1 日，廣播處長李百全履新，港台工會在門口請願。右邊第五個正是關鳴川。
幾個月來的痛苦、掙扎，最終成為決心，她遞信了。辭職那一天，有同事哭得很傷心。
辭職至今，每次聽到《鏗鏘集》、聽到港台的消息，關鳴川仍憤怒得不能自已。她希望節目直接被結束，好過由另外的製作人員接手。
「痛苦在於，《鏗鏘集》仲有得睇，但其實根本唔係嗰樣嘢，但係！又唔係好多人知道發生咩事。」她說，「呢個就係佢（李百全）最想做嘅嘢 — 佢做盡壞事，但無人知道。」
「《鏗鏘集》已經變咗另一樣嘢，但響我心目中，《鏗鏘集》唔係咁架。我⋯⋯我成長嘅地方，我咁 proud of 嘅地方，呢家變成咁，但我咩都做唔到。」她沉默，又重複道：「其實我真係咩都做唔到。就算嗰半年，我都覺得自己咩都做唔到，我真係一隻故仔都做唔到。」
有時候，她想像自己衝上李百全的辦公室，推開門大叫：「李百全你出來見我！」一如過往這些年，港台員工曾衝進朱培慶、梁家榮的辦公室一樣。近年因為記者利君雅被調查，港台員工們曾經去找梁家榮理論，「搞到佢哋收唔到工。」
這個想像不可能實現，因為李百全在辦公室加裝了密碼鎖，要拍卡才能進入。
「好想大聲呼喊：我哋死啦！兇手就係佢！」關鳴川說。
《鏗鏘集》監製李賢哲也辭職了，他和一些編導加盟《眾新聞》，開創新節目《眾聲集》。他們希望，繼續製作紀錄片。
他們不是沒有害怕過。「我們只是想做新聞，只是想為社會做點事，只是想把紀錄留下，難道講一些公道的說話，難道監察政府的工作，這個社會已容不下了？」李賢哲在第一集《眾聲集》播出後寫道。
在離開做訪問的咖啡店、走進電梯時，潘達培突然感嘆：「傷唔傷心？傷心。神傷呀⋯⋯但歷史走到呢步，『鏗鏘集』呢三個字，我放得低。」
「我唔得啊（放不下），我仲嬲㗎。」關鳴川說。
「若干年後，你睇返《鏗鏘集》，咦點解 2020 到 2021 年，啲題材完全唔掂呢樣、唔掂嗰樣？呢個咪正正就係記錄咯！就係《鏗鏘集》啲人冇得做嘛。」蔡貞停說，「《鏗鏘集》是港台的一部分，港台就是香港的縮影，反映這時代是怎樣。」
《鏗鏘集》原班人馬組成「眾聲號」團隊，踏上新的旅程。「不要懷憂喪志，讓我們再一起試試。」他們說。
撰文｜楊子琪
採訪｜楊子琪、梁凱澄
攝影｜劉子康
【註1】謝曉陽。2021。「殖民統治下的文化治理：早期的《獅子山下》」，《香港 · 格局 · 變異》。香港：匯智出版。
【註2】朱順慈（編）。2003。《鏗鏘一千：1978-2003》。香港：香港電台。
【註3】梁麗娟。2013。「大眾傳媒與社會運動的前世今生」，《香港 · 論述 · 傳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