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樹榮談《舞‧雷雨》— 從人物中讀到身於巨變年代的自己
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寫於1933年，以1925年前後的中國社會作時代背景。當時的中國是正值巨變的亂世；在外，面對日本侵佔；在內，國共兩黨內戰頻繁，以爭奪執政地位；封建社會慢慢轉型至資本社會；民族間的矛盾亦逐步加劇。這是一個新舊思想交替的年代，亦是一個迎向改革變化的年代。
2019年的香港亦正值醞釀巨變的年代。本地著名劇場導演鄧樹榮、編舞邢亮及梅卓燕在此刻第九度重演《舞‧雷雨》將別具意義。
《舞. 雷雨》彩排
鄧樹榮以劇本《雷雨》作《舞‧雷雨》的藍本，把焦點放於人與人之間階級及人倫的關係上。「這個作品作為中國經典，談到是一些普遍性的人倫關係，牽涉父權社會，及有錢人與下人之間的階級矛盾，又因為性的問題超越了階級，因此不能正常結合而需要分離。」他問「我們現在社會還有沒有階級的存在？全球一體化或電子發展急速的年代是否就沒有階級？」他肯定階級依然存在，只是換了一個形式。
「在香港近期發生的事件裡，令父母與子女間產生了一些芥蒂，因此每個人都能從這個舞劇閱讀到一些和自己有關的片段。」
鄧樹榮
解讀與「自己」有關的議題
《舞．雷雨》自2012年第一次在新視野藝術節演出以來，便於多個地區重演，在北京、南京、廣州、台灣及新加坡都曾作演出，到今次再重演 ，已經是第九次。 鄧說每一次重演，他都會對作品做一些調整，令劇裡的人物關係更加清晰。因此他覺得這個創作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旅程」，因為「在過程中，我也成長了」。
鄧指出《舞．雷雨》可分成兩個閱讀層次：「第一：故事內容，就算觀眾沒有看過《雷雨》這名著，也大概能感受到人物之間的關係及狀態；第二，再可分兩個層次 – 一為一般性閱讀，你能在看完舞劇後了解這是一個關於倫理的矛盾或亂倫的作品，及二、更深的一個層次，這個作品對於每位觀眾『自己』有什麼關係。」
就像劇裡有一段描寫兩個兒子看到父親的一刻，立即低頭，不敢正視。這當然表達了父子間的權力關係，同時對某些人來說，他可能看到自己此刻的狀況或童年的陰影。若再放大到社會的層面來看，亦可以被演釋為威權對小人物的壓制。因此，每個人去看《舞．雷雨》都能看到「與自己有關」的議題。
《舞. 雷雨》德州大劇院演出 攝影：榮軒（圖片由JCNAP 提供）
從精神層面出發
從《哈姆雷特》、《泰特斯》、《亞瑟王》到《馬克白》，從《帝女花》到《舞‧雷雨》，鄧樹榮一直都喜歡利用中外的經典作創作的實驗與實踐。鄧解釋他的喜好，「我希望從中找到一些共通及宇宙性的事物，並嘗試用一種形式讓它的精神可以展示。」這次，他選擇了一種非語言、純動作的舞蹈形式。
鄧與兩位編舞創作《舞‧雷雨》時設的藝術命題是：「如何可以把一個家傳戶曉的中國經典劇本，化作一個全無對白的作品，卻又能把它的精神表達出來。」結果他們把三個半小時的話劇轉化成70分鐘的舞劇，集中把當中的人倫及階級關係表達出來。
在全無對白交代人物關係及情節的舞劇裡，「舞蹈能夠做到多少？」。鄧與兩位編舞發覺作品「只能抽取那些最重要的情節，而又能令觀眾感受到《雷雨》核心的dramatic action (戲劇性舉動)。」於是他們在原著中提取了六個主要角色及六段最能表達不同世代人物衝突的片段作為舞蹈的核心。
《舞.雷雨》彩排
戲劇與舞蹈的有機結合
法律訓練出生的鄧樹榮有很強的邏輯思維，喜歡把他的藝術體會化作理論框架作實踐基礎。從重視文字的劇本到棄掉所有文字的身體語言的藝術探索中，鄧發展了「前語言」的理論。
鄧解釋說：「前語言的表達方法是當語言(包括舞蹈語言)未出現之前或在語言完結之後，究竟演員是用什麼方法去表達自己，而這種方法又不需靠外物？」他把經驗總結成六七種方法，包括空間的移位、肢體動作、呼吸、表情、眼神及聲音(聲帶及非聲帶發聲)。
作為這個作品的戲劇指導，鄧在舞蹈段落間加入了「前語言」，令兩者有機地結合， 令觀眾「不會覺得這一段是舞蹈，之後就是一些非舞蹈的動作。」
這方式著重尋找舞者的內在動力，「當舞者在你面前開一把扇時，就能超乎只做一個純粹的動作，而是發至內心的一股動力。」明白動作背後的動機，用心感受超乎形式的表演，從中窺探到每個人物的精神世界，看見這時代中的自己。
《舞.雷雨》彩排
《舞．雷雨》
日期／時間：
2019年12月13日 晚上8時 *設演後談
2019年12月14日 晚上8時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宣傳片：
（本文為贊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