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周梓樂之死．3】首個發現傷者的人 白帽青年：以真相悼念生命
「白帽少年」崔家朗
死因庭外的燈熄滅了。
2021 年 1 月 9 日，傍晚六點鐘，周梓樂死因庭的陪審團已經踏入退庭商議的第 13 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他們將宣布裁決。庭外的走廊擠滿等待的人們，玻璃窗外，天色昏沉，法庭職員忙著通知，說這是系統設置的自動熄燈時間。
市民證人崔家朗靠牆坐在地上，雙手緊緊抱住腦袋。積累一年的痛苦，此刻再次襲來。他先是抱緊膝蓋，把頭埋在交叉的臂彎；繼而雙手握拳，再狠狠捏實。渾身都在劇烈顫抖，他開始抽泣起來，又拼命壓抑。
所有人都安靜了，包括同樣在等待的另外兩名市民證人蒙偉傑和曾朗軒。下一秒鐘，崔家朗突然站了起來，低頭衝進旁邊的洗手間，門「砰」一聲關上。一陣發自肺腑般的哭聲，傳到外面每個人的耳中，久久不絕。
像這樣的恐慌症發作，在那個發現周梓樂受傷的夜晚之後，他整整面對了一年。
現在，終章將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尚德十字路口（攝：Nash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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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
崔家朗有一頂白帽，在周梓樂出事之後，他沒再戴過。他把帽子放在床頭高高的櫃頂，那是一個放雜物的角落，任由時間磨蝕。
他是第一個發現周梓樂受傷倒地的人。這件事就像他的白帽一樣，被藏在心底最深處，直到主動聯絡周梓樂父母、上庭作供之前，他都沒告訴任何人。
崔家朗今年 25 歲，從小在將軍澳長大，從家走到事發的尚德停車場，是聽一首歌就到的距離。小時候不懂政治，父母從內地來港，在家庭耳濡目染之下，他有過「我愛祖國」的時候。直到 2008 北京奧運之後，他讀中學，從通識課了解到「身分認同」的問題。他開始留意日常生活裏語言上、民生事件上的中港矛盾，感覺自己的身分，與中國人有別。
像不少這一代的香港人一樣，反國教、雨傘成了他的政治啟蒙，他支持本土派，曾為梁天琦的崛起而感到有希望，然而隨即而來便是社運幾年的低潮：梁天琦入獄、本土派萎靡不振，這一切都教他感覺難捱。他旁聽了幾次梁天琦的庭審，直到如今，那張公眾席的入庭券還靜靜躺在銀包裏，他希望自己「記得一些事情」。
2019 年，理所當然地，他一頭扎入反修例運動的浪潮，從未想到過，一個秋天的深夜，將從此改變他的生命。
2019 年 11 月 3 日，尚德十字路口，防暴警推進。（立場新聞直播截圖）
那是一個拼盡全力奔跑的深夜。2019 年 11 月 4 日凌晨，放工回家的他知道「尚十」一帶有警民衝突，那就是他家附近，關心之下，他走到尚德停車場，希望了解事件。
凌晨 01：05，崔家朗沿著斜路從停車場二樓高層走到三樓，那天他戴著白帽，被閉路電視拍了下來。上到三樓，他走到最近防煙門左邊的車位後面，走至那裏的矮牆，向遠處眺望，看到寶康路有「豬籠車」以及防暴警察站在那裡。
隨後，他將視線收近，踮起腳，向下一望——
周梓樂垂直於他所身處的三樓矮牆，倒臥於下面二樓行人路，在血泊之中。
震驚之下，崔家朗馬上轉身跑下樓，剛好碰到一名黑風褸青年，便馬上帶他到剛才發現傷者的位置；然後，崔家朗全速向富康天橋跑去、呼救，再向二樓出事處奔跑。
早前剛進入停車場時，他還聞到稍微刺鼻的催淚氣體，整個停車場響著火警鈴聲，嘈吵得厲害；現在，他滿腦子是「大件事了」，所有的聲音好像靜了。
等他跑到周梓樂身邊，他明白傷勢之重。過往他也曾在示威現場見過人受傷，但此刻，看著周梓樂嘴巴一動一動，他腦袋一片空白：「我咩希望都畀唔到佢。我真係做唔到啲咩。」
他再次奮力跑向富康花園天橋，邊跑邊呼救，「我想求救，我希望有人聽到。」他感覺，這個血泊中的青年，時間正在倒數，因此無論如何，他只能全速奔跑。
在消防員到場之後，處於驚慌之中的他，聽到有人說防暴警察進入停車場，於是便離開了現場。
歸家以後，徹夜無眠。他也說不清自己的情緒，只想向好的方向想像：或許他會好起來？
四天之後，11 月 8 日，周梓樂傷重不治，年僅 22 歲。崔家朗感覺，自己整個人從此停頓了。
2020 年 8 月，尚德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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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崔家朗時常半夜到停車場散步。
他總是戴著耳機，讓音樂覆蓋自己的頭腦。周梓樂離世後四個月，在警察拆掉祭壇之前，停車場總是放滿市民自發送來的悼念品，一串串彩色的千紙鶴，一束束素淡的鮮花，還有牆上貼滿的便簽紙。崔家朗總是去到二樓低層、梓樂曾躺臥的位置附近，自己坐下，看看人們寫了些什麼，收拾已經爛掉的花，有時候，他會哭一會兒。
警察拆毀祭壇那一晚，崔家朗也下樓，看看紙鶴們是否安好。
他是心思細膩、體貼的人。他不知道如何開口向別人訴說這件事，這是因為，他不想在困苦的時刻，打擾到別人。
當社會大眾高度關注，不少人都在問閉路電視裏的白帽青年是誰，崔家朗卻明白，自己並沒有目擊周梓樂為何墮下。內疚的情緒敲打他：
「如果整定我要入去，不如讓我早點入去，讓我看到真相是什麼。或者可能再早點，讓我試下阻止件事發生。」他說，「但我都沒做到的時候，我不知怎樣同人交代這件事。」
這一年，國安法降臨，城市山雨已來。他感受到身邊的醫護、老師朋友都開始遭受政治壓力，「如果我提出這件事，我在那裏、但我看不到什麼，這些疑點會令大家更加辛苦。我覺得與其這樣，咁多人一齊承受，不如我自己承受住先。」
尚德停車場悼念
對周梓樂父母，崔家朗也是如此，反覆思量，開不了口。
他一直感覺自己有責任告訴周的父母，可總是感覺時機不合適。2019 年底，周梓樂出殯的日子，在開放給公眾的靈堂裏，崔家朗想：唉，今日的日子，都不是今日講㗎啦。在將軍澳區議會商量是否要以梓樂之名，建一個紀念公園時，有認識的區議員告訴他，可以聯絡到梓樂父母，崔家朗想：無端端自己個仔又上新聞，這個時間都是不好啦。
直到一年之後，死因庭召開，周梓樂的爸爸周德明公開呼籲目擊者聯絡他，崔家朗直接去了法庭。等休庭之際，他走到周德明面前，說：「我有兩句同你講，我就係嗰個戴（白）帽嘅人。」
之所以選擇直接面對面講，是因為崔家朗思考過，如果他先在 WhatsApp 裏將整個目擊過程向周德明用文字說一次，這似乎太冷冰冰；但如果他只告訴周德明自己是白帽青年，然後預約一個時間面談，他又擔心這會為周德明製造過多的期望，最終令他失望。
因此，他直接去到周德明面前。
周德明的第一反應，是擔心與他交談的這個青年，會被媒體包圍。周德明馬上叫崔家朗先離開一陣，崔家朗有點驚訝：「他叫我即刻搵其他人、行一行開先，因為那時出來好多人，擔心如果見到企埋一齊講兩句，可能記者會發現，擔心我會有滋擾。⋯⋯他反而想保護我。」
周梓樂的父親母親（攝：Oiyan Chan）
證人和周梓樂的父母，就是這樣互相保護對方的處境和感受。另一個自願出庭作供的市民證人蒙偉傑，也感受到周梓樂父母的真誠和對真相的執著，間接保護了他們這些自願出庭作供的人。
蒙偉傑在決定出庭之前，與周父母見了一面。他那時問周德明：「我想知道你的目的，或者你有黃藍政見？」周德明馬上截停蒙的說話，他說：不是，整件事我只想知道兒子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死。我個仔我一定要知道他發生什麼事。甚至，為了不與政治扯上關係，周德明拒絕接聽任何與政黨有關人士的電話，寧願失去那部分的信息。
蒙偉傑說，周德明的態度以及對傳媒的說法，間接保護了他們這些市民證人，令他們不會被大公報等官媒狙擊，「就會在不知什麼群組見到黑暴啊、黃絲啊，什麼哨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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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在上庭之前，崔家朗在周家律師見證下，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向周梓樂父母說了一遍。
在小小的法庭證人房裏，青年把埋藏一年的心結，完完整整訴說出來。他曾目擊另一青年的重傷，此刻，那離世青年的父母正聆聽關於兒子最後的故事。
崔家朗的情緒嚴重爆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無法說話，雙手發震，抽泣不止。原本，周梓樂的爸爸坐在他身邊，他站了起來，讓太太坐下。梓樂媽媽捉住崔家朗的手，又輕輕拍拍他的背。
梓樂爸爸在崔家朗耳邊安慰道：「無事㗎，無事㗎，你唔駛咁上心，你無責任㗎。」
這一次決堤之後，崔家朗感覺，自己平復了一點。他下定決心要出庭，幫助周梓樂父母尋找真相：「其實周爸爸有無數個理由有脾氣、有情緒，但他真的處理得好好。⋯⋯我想，真的無論如何都要幫他。真的要做點事情幫他。」
2020 年 10 月 22 日，將軍澳尚德邨十字路口，周梓樂、陳彥霖祭壇。（攝：Nasha Chan）
在上庭之前的幾日，崔家朗的恐慌症多次發作。他告訴自己，如果上庭時只是哭泣，那就當自己贏了。不僅如此，他還感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一方，認為周梓樂的死亡，警察脫不了關係；而反對的一方，則認為周梓樂是意外失足墮下。
對政治的看法，曾讓崔家朗的社區產生更緊密的關係。在周梓樂事件之後，他發現每次樓下有衝突，過往不曾參與的街坊，尤其是上年紀的叔叔、嬸嬸，如今都會在現場，幫年輕人「睇水」，叮囑他們小心。
「我諗就係『自己人』的概念。⋯⋯就是身分認同的問題：你真的當他是自己那一族人，你先對佢如此上心、介懷。」他說，「將軍澳人會有好強烈的感覺，因為你發現大家成長的地方一樣，政治取態一樣，這個人（周梓樂）真的同我冇咩分別，只係名字不同，但經歷的事情，換成任何一個住將軍澳的人，都有機會經歷。」
他認為，一種共同的痛苦，連結起社區：「那一剎那大家的痛是是共通的。」
作為社運抗爭的支持者，崔家朗經歷過一番掙扎，他曾閃過「壞心腸」，想過或許用證供「令事件疑點多咗」，「令警察更加無人鍾意」，這或許是讓自己陣營保持憤怒的「捷徑」。
「但問題係，我更加一世都對唔住、我交代唔到比周家。我只能話比佢知，我見到啲咩。好抱歉嘅係，我好想我見到多啲、知道多啲，但冇，我真係唔知。」
最終，他在法庭上如實講出，自己只看到周梓樂倒臥在二樓低層的行人路上。他痛哭了一陣，成功抵抗恐慌症，順利作供。
「與其讓生命放在一個假象之下記載，不如賦予返佢真相。如實記錄這件事，好像才是對它最尊重的方式。」他告訴記者。
2020 年 3 月 8 日，尚德停車場
在死因庭最後兩天，崔家朗都一早來排隊。清晨近七點鐘，他在法院大樓外打躉，在露營用的小小折疊凳上鋪一張軟墊，坐著等候開門。他笑說早到是與記者的「意氣之爭」，又到處將折疊凳介紹給排隊的人。他與證人蒙偉傑、還有不少記者熟絡起來，時常開懷大笑。記者們似乎也關顧他，不在他離開法院時追隨。
在最後一天，中午時分，崔家朗和「旁聽師」黃柏熹席地而坐，和記者一齊討論問題。
「這個死因庭能看出不同人對生命的看法，」說起死因裁判官高偉雄曾在午膳時發現關鍵影片，崔家朗說，「高偉雄（裁判官）做的事情，是超過他工作的本分，他不只是為了完成工作。研訊主任、陪審團、家屬的態度，令我覺得大家一齊努力的過程，我出來作供，不是沒意義的。」
他又說，死因庭有很多願意堅持的人，包括蒙偉傑。蒙偉傑是第一個主動聯絡周家、自願出庭作供的市民證人，他的兒子在去年底出世，為此他也擔心過出庭會對家人造成影響。「如果他只是為了工作，那他不需要出現。」
「有不同的紀律部隊作供，你見到警察只關心自己有無責任，但消防員會認真講，不會從他們的口供感受到政見。」崔家朗說。
歷經 29 日、前後橫跨 55 日，在 2021 年 1 月 9 日，死因庭到達終點。等候一天的人們在庭外或站或坐，昏沈而陰冷的天氣，焦慮與不安在空氣中瀰漫。崔家朗剛從一陣恐慌症發作裏回到現實。就在前一日，他也經歷了同樣的狀況。他仍然留下：「我覺得我有責任見證呢個 moment。」
夜晚七點四十五分，陪審團宣布，以 4：1 大比數裁決周梓樂死因存疑。聽到裁決一刻，崔家朗沒有哭，他身邊的一名女士抽泣起來。
墮樓前的 8 秒鐘，至今無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周梓樂的爸爸走到法院大樓外，對傳媒說，他們想告訴兒子，他們盡力了。
崔家朗感覺周圍的世界很不真實。他走到大樓外的夜裏，點了支煙，蒙偉傑也在旁，和幾個記者一起，一時不知該作何感想。
就在早前，他還不斷回停車場三樓，希望找尋自己或許沒留意的細節；記者問他，如果死因存疑，始終找不到真相，他會如何面對。崔家朗想了想，認真回答：
「你只能在命運的框架下盡力。在成個死因庭裏，法官努力了，家屬努力了，我努力了，如果結果都是不知道，都要接受。」
文／楊子琪
攝／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