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化研究 3】中共統戰香港的五種手段
香港日漸（被）赤化，早是廣大市民的共識。時至今日，恐怕連五歲小孩也看得出，在幕後黑手的操縱下，今天的香港跟別的中國城市，差距已經愈來愈小。
然而，布幕後的無形之手，究竟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究竟採用什麼方法、什麼手段，統戰香港，使之赤化？ 這些問題，就恐怕不易作答。
2013年底，香港大學政治學系榮譽助理教授林蔚文博士及林緻茵博士，發表一篇題為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Civil Society: The Case of Hong Kong（中國如何統戰公民社會：以香港為例）的學術論文，正正嘗試勾勒出無形之手在幕後的所作所為。兩位學者在詳細檢視回歸以後的一連串香港政治事件以後，歸納出中共統戰香港公民社會的五種手段，分別為統整、籠絡、協調、牽制、聲討。
這篇論文提醒我們，香港日趨赤化，從來不是主權移交的自然現象，而是中共處心積慮、悉心部署的最終結果。
＊ ＊ ＊
多年來，在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上，北京政府一向採取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策略，透過對利益集團的調節與控制，將社會利益跟國家利益掛鈎，從而作出有效管治。
至於宗旨為「了解情況，掌握政策，調整關係，安排人事」的統戰工作，則是國家統合主義的信念之下，中國共產黨最擅長的拿手好戲。在處理西藏、新疆、內蒙等自治區的情況時，中共屢屢作出不同種類的統戰手法，並且一直行之有效。
然而在香港，情況就有點不同。
林蔚文及林緻茵分析，跟中國其他地方相比，香港有兩點獨特性，致使中共需要採用另一種截然不同，而又度身訂造的統戰計劃。
一、香港是特別行政區。跟其他地方不同，香港始終受到「一國兩制」的保障，幕後黑手要作出統戰，不能大模斯樣，必須低調行事。
二、香港有殖民地歷史。拜英國多年管治所賜，香港社會擁有自由、開放、多元的政治傳統，不容中央為所欲為。
因此，回歸以後，共產黨開始於香港社會有系統地實驗一套貼近民情的統戰方式，嘗試在主權移交以外，於文化、社會及政治上，也將香港結合中國大陸的龐大體系，最後達至鞏固中共統治的終極目標。
根據兩位政治學者的歸納，整套統戰計劃，可以劃分成五種範疇，或硬或軟，針對不同對象：面對建制的支持者，以至游離的中間派，中央多採用軟性的懷柔手段，籠絡人心，吸引支持；至於那些被視作反對派的人士、團體，則採取高壓手法，限制其影響力，甚至付諸行動，作出打撃，以儆效尤。
五種統戰手段分別為：
一、 統整(Integration)
此範疇的統戰工作，目的很簡單：令香港人真心相信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好，香港就會好。
最赤裸的，當然是金錢上的誘因。2003年底，中國與香港簽訂CEPA，既是恢復香港蕭條經濟的舉措，又是確保雙方經貿關係愈趨緊密的政治手段。此後，中港兩地的經濟合作越發頻繁，而「沒有中國，香港會被邊緣化」的論述，並因此流行起來。譬如2012年底，有示威者舉起龍獅旗，陳佐洱馬上回應指，沒有中國的扶助（包括經濟上的恩惠及東江水的輸送），香港將會變成死城。
與此同時，大陸資金的持續流入，進一步將這種論述發揚光大。林蔚文及林緻茵舉出王征入主亞視的例子，說明紅色資本的入侵，不僅促成「中國好，香港好」的說法，更加能夠模塑媒體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統戰工作的另一戰場。回歸以後，共產黨不僅要香港人於理性上擁抱中港緊密關係，更期望他們於感性上信奉愛國主義，自動自覺，支持中央政府在香港行使主權。正因如此，「愛國愛港」才突然成為特首上任的重要條件之一。
如何令香港人更加愛國？2008年北京奧運正是個好例子。事前的大規模宣傳、事後運動員的訪港，都明顯帶有濃厚的愛國宣傳色彩。與此同時，這些年來，官員就中港關係發表的談話，特別是將中港比喻為母子，亦可被歸納為這種思想統整工作的冰山一角。
二、 籠絡(Cooptation)
人事上的收編，同樣是「重中之重」。
這不難理解，中共要統戰香港，鞏固自己的管治，自然需要安插心腹進入行政及立法機構。而香港的政治架構，正提供這樣的空間：特首由中央任命，選舉辦法明顯足以確保人選符合中央心意；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在，保障建制對一定數量議席的控制；加上由行政長官任命的行政會議成員……香港社會的管治班底，基本上在中央的掌控之內。
而另一方面，政治任命，既是中共鞏固管治的方法，又是其籠絡友好的途徑。以民建聯為例，其核心成員大多被授以港區人大、政協常協、全國青聯委員等國家層級職銜，明顯是中央籠絡香港建制派人士的舉動。
與此同時，中聯辦於籠絡的範疇上同樣肩負重任。自2007年起，中聯辦積極為不同的社會團體聯繫，一方面為有潛質加入建制的年輕才俊辦國情交流班，安排他們造訪北京官員，了解國情，甚至參與重要的大會及會議（菁英會因而成立）；另一方面透過地區的青年及學生組織，接觸大學生及中學生，提供廉價的交流、實習機會，藉此收買人心。
這種手段看似軟性，卻大收功效。
三、 協調(Collaboration)
協調的對象，通常是態度溫和，立場游離的中間派力量。因此兩位論文作者指出，這種工作通常在幕後進行，而當事人，礙於其中立、溫和形象，通常對於與中共合謀的指控，矛以否認。
林蔚文及林緻茵舉出兩個例子。
第一個發生於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一直以來，中聯辦為不同建制參選人拉線、協調，並動員社區力量，予以實質支持，早已是公開秘密。最明顯的例子見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謝偉俊以獨立身分，空降九龍東參選，在缺乏社區資源下，謝依然高票當選。事後他坦承，自己於選舉期間獲得中聯辦支持 — 將建制人士包裝成獨立、中立形象，吸引選票，並調動傳統建制派資源，為之助選，正是這種協調統戰工作的最佳體現。
另一例子，是2010年的政改風波。當時公民黨與社民連就議題進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而民主黨則不認同此手法。在政改方案面臨被否決之際，中聯辦於當中作出協調，邀請民主黨代表進行密談，並獲得其答應通過「一人兩票」的政改方案。
協調，令中共再勝一仗。
四、牽制(Containment)
以上的三種統戰手段，性質都較軟性。它們的對象，都是建制的支持者，以及游離其中的中間派。但之後的兩套手段，卻是開宗明義，旨在以硬性手法，打撃北京眼中的敵人，例如民主派團體，甚至是不利管治的法律條文，藉以維持中共對香港的控制。
先說牽制。
中共統戰香港的其中一大難題，在於香港跟其他中國城市不同，其司法獨立性，不許中央輕易挪用法治作為國家管治的藉口。是以，中央要處理好香港問題，先要在憲制層面上作出牽制。
在此範疇，中央最明顯的舉動，乃人大釋法。回歸之後，人大常委會先後就居港權問題 （1999年）、香港政制發展（2004年）、補選行政長官任期（2005年）、香港對外事務（2011年）四度釋法，不僅阻礙民主進程，更對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獨立，作出史無前例的挑戰。近年政改問題成為社會當務之急，北京官員於是頻頻露面，為「普選」，以至「特首資格」提供種種重新定義。這，亦是中共繞過法治制度，牽制民主發展的證明。
牽制的另一對象，是中共在香港的實質敵人 — 泛民主派。
論文作者指出，中共對付泛民的牽制策略，主要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抹黑與挑撥。就以前述的政改風波為例，中聯辦邀請民主黨進行談判的舉動，既成功令政改方案通過，又達至另一效果：泛民陣營的撕裂與對立；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又一直將民主派的團體，以至主要支持者（如黎智英）送上「勾結外國勢力」、「非法捐獻」等指控，旨在令這些泛民中人，失信於人，在香港社會失去影響力。
抹黑與挑撥，令泛民主派力量大受打撃。但更明目張膽的牽制手段，還在後頭。
這方法，名為鼓動建制民眾支持。這向來是中共統戰的常見手段之一，早在零三七一，這邊廂五十萬人遊行反對政府施政，那邊廂工聯會在隔鄰舉行嘉年華會，混淆視聽。至2012年梁振英上任後，這種民眾對立的情況日趨加劇：正反立場的人經常狹路相逢，於同日舉行活動。
同時間，建制組織亦如雨後春筍，迅速增長。這不是回歸後獨有的統戰手段 — 1975年，為了抗衡親泛民的教協，親建制的教聯會，於是成立；1993年，為了打撃學聯，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成立；1996年，為了抵抗記協，建制派又成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2003年以後，建制社區組織的擴張，變得愈來愈明顯。例子包括2007年成立的菁英會、2008年成立的百仁基金，還有針對青年而設的港雋動力青年協會(2001)、未來之星同學會(2005)、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2009)。
泛民有張良計，建制自有過牆梯。將敵人的影響力中和、沖淡，就是牽制手段的宗旨。
五、 譴責(Denunciation)
有些時候，最管用的，也是最強硬的統戰方式，是直接譴責。
就以2010年的五區公投為例，中聯辦與港澳辦當時迅速回應，指公投違反基本法，而「起義」的口號，更是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味，予以譴責。此後，類似的嚴厲譴責，變得愈來愈普遍，對於任何有可能跟「港獨」扯上關係的言論，北京官員、建制人士一律作出嚴厲批評，。
這種譴責，許多時候根本沒什麼需要。譬如是始於2012年的香港自治運動，以至近年始現的港獨思潮，在大眾眼中，本來無異於空洞口號。但大陸官員依然反應迅速，目的顯然只為擺出姿態：中共的管治威信，不容侵犯。
總結
這五種統戰手段，除了令香港日漸赤化，還帶來什麼效果？
最明顯的，當屬社會上的分裂。有部分香港人愈來愈信奉大陸的一套，指望中央政府提供利益，甚至主導香港政治；但另一方面，又有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對中國的管治反感，甚至作出反抗。
結果，在軟硬兼施之下，中共構想中的和諧社會變得遙不可及，而香港的公民社會，則變得日益政治化、兩極化，就連原本存在於中央與港人之間的敵對關係，亦化作了群眾與群眾之間的對立互鬥。
當香港社會日趨赤化，群眾與群眾仇恨互鬥，躲在幕後，笑得最開心的，究竟是誰？
學術論文當然不會言明，但到了這一刻，香港人恐怕已經，心知肚明。
文／亞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