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性 ‧ 教慾 2】站在教育最前線 中學「基層小薯」的掙扎
阮文略
走進學校教員室，阮文略眼前是一片凌亂的書桌，尚待批改的功課試卷堆積如山。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是區內名校，學生的公開試成績一向有口碑。在這裡任教生物科的阮Sir看起來很年輕，總是可以和學生打成一片。
和很多中學教師一樣，阮Sir總是要身兼多職，擔起各類行政工作及課外活動。除了教生物科，他還是學校生物學會的負責老師，要安排學生參加校外科學比賽。有寫作背景的他又要舉辦寫作活動，並且推廣校內每日閱讀 ……
他還是學校的「sex education coordinator」，顧名思義要負責統籌校內的性教育課程。作為老師，他希望向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性教育。但在教育局官方制度、學校架構、工作量等種種掣肘之下，他實際上可以做到多少？
以下是一名教育界「基層小薯」，在性教育前線拉鋸、掙扎的故事 ……
邀校外機構教性知識
何傳耀中學的放學鐘聲響起，一班男同學立即衝出教室，走到操場上打籃球。他們發現文質彬彬的阮Sir站立在操場一角讓記者拍照，立即鬼馬地上前起哄：「阮Sir好型喎！」阮Sir回了幾句嘴，師生下課後的交流就如好朋友般。
在教員休息室內，阮Sir開始向記者解釋這間中學的性教育課程。
何傳耀中學十分強調所謂的「生命教育」。學校每兩個循環周，就會安排學生上一次生命教育課，內容包括德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生涯規劃等範疇。這些生命教育課通常都是邀請校外的機構嘉賓來演講，又或是舉辦不同的活動工作坊，每次通常長約1.5小時。
這些生命教育課當中，每年通常都會有約兩、三節是有關性教育的講座。學校找來不同的校外機構，向學生灌輸性教育知識。
而阮Sir作為「sex education coordinator」，就是負責每年為學生物色合適的性教育機構。他形容學校各科目甚少刻意強調性教育。換言之學校性教育，很大程度依賴這些「生命教育」講座，由校外機構向同學灌輸性知識。
在香港，提供到校性教育的機構多如恆河細沙。由立場偏向保守、有宗教背景的明光社，到經常參與同志平權活動的性教育機構「糖不甩」，以至官方的衞生署，都有提供性教育服務，而各機構的立場、背景各異，課程內容的差別亦可想而之。
作為負責老師，阮Sir是按照怎樣的準則選擇合適的機構？
性教育散落各科 指引悄然下架
阮Sir向記者遞來一份校內的生命教育課程指引，當中列明每級學生的學習目標。就性教育而言，這份指引內容極其空泛，簡單幾句「認識兩性相處的問題及技巧」、「正確了解性、愛、家庭與婚姻的意義」，就概括了學生一整年要學習的性教育內容。
到底教不教安全性行為？教不教避孕方法？教不教性別平等？可不可以提及同性戀？應該找保守還是進步的機構授課？這些空泛指引完全沒有提及。
在校內文件欠缺細節之下，官方教育局又有沒有向阮Sir這類教師提供指引呢？
翻查資料，1997年教育署（即現時的教育局）曾發出一份沒有約束力的《中學性教育指引》。這份長達75頁的文件，詳細列出香港學校性教育的原則、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不過近年有不少輿論質疑，這份有超過20年歷史的指引已經不合時宜。
2018年2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不少議員都對這份《97指引》表示不滿。當時人民力量陳志全就批評指引存有不少問題，例如是將變性，與偷窺、易服、露體同列為「異常行為」，認為指引內容偏頗。
當時出席委員會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就指，這份《97指引》只是「歷史」，如今性教育是價值觀教育的一部分，與其他的學科有機結合，再沒有為性教育獨立作指引。在數月後，有傳媒更發現《97指引》已經靜悄悄地下架。
教育局在回覆《立場新聞》查詢時，亦解釋1997年的《指引》已不是學校的指導文件，「甚至不在教育局的網頁，亦沒有所謂更新或修訂該指引」。局方重申性教育是價值觀教育的一部分，而非一科獨立的科目，與性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已納入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以及相關科目的課程，如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課程和科學科。
換言之，香港教育局目前已經沒有一份整全的性教育指引，供前線老師去參考。如果要整合香港性教育散落各科後的具體細節，教育局就叫學校參考「課程發展」網頁，要教師在密麻麻的各科學習領域、教學文件中尋找線索。
阮Sir：不知道指引下架 只能閉門造車
被記者問到有否看過當年的《97指引》，又或是教育局所稱已納入性教育元素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阮Sir頓時面有難色。他坦言或許在很久以前讀過這些文件，但難以記起當中的細節。
他表示在現今香港教育制度之下，確保家長不投訴才是硬指標，有否跟隨指引根本無人理會：「很坦白說，香港教育制度，沒有家長投訴，老師沒有意見，學生正正常常，上課下課回家打機，這就是正常狀態。正常狀態，沒事發生，你是否跟指引，根本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理。」
當記者談到《指引》已悄然下架時，他更坦言對此毫不知情：「學校收到的消息很被動，我幾乎不知道你說的，性教育指引上架、下架 …… 我們前線老師很難主動知道。」
「我自問也關注性教育，亦很希望帶給學生這方面的知識，但其實我沒有辦法知道（指引下架）…… 我不會每日有空上網（檢查指引），新聞無講，亦無特別信件 …… 我收不到清晰指引，需要注意這部分，所以我們繼續閉門造車。」
「這是很不幸的。」阮Sir嘆道。
選擇機構由老師主導 曾邀同志組織到校
在缺乏清晰指引的情況之下，中學教師很大程度是按照自己的個人價值觀，選擇機構到校授課。
以阮Sir為例，他自言在選擇機構時感到很「自由」。在大學修讀過有關性別課程的他，明顯偏向邀請較為開明的機構到校講課，例如是「糖不甩」這類較為進步的機構。去年甚至邀請了本地同志組織「香港彩虹」到校，與中三、中四的學生分享。他強調並非要向學生推廣同志平權理念，而是希望學生明白平等、尊重別人價值、反歧視等概念。
相反，他對立場保守的機構會避之則吉：「某些團體我們有少少避諱，覺得他們的價值觀未知適合當代一般青少年，只會對牛彈琴，意義不大 …… 某些有強烈宗教背景，強烈右翼保守的團體，我會比較小心處理。」
正如阮Sir形容，學校選擇性教育機構時往往是「老師主導」。因此可以想象，如果一位立場保守的老師負責統籌性教育，就很可能會選擇立場偏向保守的組織，反之亦然。
「基層小薯」難統籌各科性教育
「基層小薯」這個稱謂，是阮Sir的自嘲。因為雖然他擁有「sex education coordinator」的職位，但頭銜卻與權力不對等，前線教師作為「統籌者」，實質影響力原來相當有限。
對於政府強調現行性教育納入不同科目，阮Sir卻表示自己其實無權參與其他科目的課程安排，亦無權要求其他學科加強性教育元素，「我想其他科目很少刻意強調性教育，要想課程怎樣安排，他們有自己的打算。這就是政府現在所說的，分散了，每個自己去做、各自為政。」
他亦坦言依賴校外嘉賓教授性教育，每年的變數很大，期望可以有標准化的性教育課程框架，令校內老師都可以跟著教材教導性教育，再加上校外嘉賓分享以達致相輔相承的效果。
阮文略
有老師憂支援性小眾學生惹後果
阮文略可以邀請開明的機構教性教育，過程中亦未見太大阻力，他的學生或已算是較為幸運的一群。
一些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對性的立場更偏向保守。就連前線教師要為性小眾學生提供輔導，亦面對種種困難。很多時候，這些輔導工作只能暗地裡進行，以避開學校高層的耳目。
郭勤是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的助理教授，近年都在集中研究性別及性教育議題。在過去的研究過程中，她發現部分老師明明判斷到校內有性小眾學生，但卻礙於辦學團體的宗教理念，令他們不敢公開地向學生提供支援：「他可以私底下支援，但要他公開地支援，就感覺到有壓力。壓力來自辦學團體的宗教理念，他很擔心自己如果公開支援的話，會面對一些不安全的後果，可能是老師在工作上被人騷擾，或是工作上要負上其他後果……」
因此教師們只能暗地向學生提供輔導工作，例如是轉介他們去青少年同志支援小組，「他明白學生的需要，也知道要怎樣支援，但他不夠膽公開支援。所以他們會轉介個案，或是聯絡社區內的服務」。
調查指教師太忙、欠支援 礙推動性教育
除了來自學校宗教理念的壓力之外，沉重的工作量亦令到教師無暇關顧性教育。政府在2012至13年曾進行調查，在134間受訪學校中，只有約六成有透過學習活動或課程提及「如何預防愛滋病」。
調查顯示，為數不少的學校在提供愛滋病或性教育時面對障礙，52%認為學校太忙和沒有時間；50%認為愛滋病教育屬低優先次序；25%視性教育屬低優先次序。
教師本身對性教育的認知不足，同樣阻礙性教育的推動。同一調查指，只有約三分二學校教師曾接受有關愛滋病、性或生活技能教育的培訓。74%學校指教師未有足夠準備進行愛滋病或性教育。香港青年協會於 2015 年亦有進行類似調查，在 582 名中小學教師當中，64%認為在學校推行性教育時缺乏教材或支援。
「其實老師的工作量很重，他們要處理的學生問題，除了LGBT議題之外，還有其他議題，例如精神健康、特殊教育、學生自殺、精神健康危機、學生特殊學習需要、課室管理……老師培訓有很多議題，性教育是其中一個議題，這議題是否他們優先處理的議題？」
「我們訪問的教師也這樣說：我們很想讀，但我們還有更急切的議題要讀，或是校長覺得更加急切的議題要去處理，性教育就不是最急切的。」郭勤解釋道。
郭勤（左二）與性教育通識課程的教學團隊，在2018年安排一班準教師出席同志活動「一點粉紅」，與性小眾社群接觸。（受訪者提供）
郭勤：安排接觸LGBT社群 改變老師性觀念
有見及此，郭勤一直推動教師的性教育培訓工作。她透露，其學系每年向數百名教師提供職前或在職培訓，除了講課之外也會邀請LGBT及其他小眾社群與準教師對話，甚至安排教師和準教師參加國際不再恐同日、一點粉紅、性文化節等社群活動。她相信透過親身接觸，方能改變老師的性觀念，並將這些理念帶回學校，推動學校的政策改變。
雖然外界對1997年《中學性教育指引》有不少批評，但郭勤就認為這份已下架的文件其實制定得很好，問題只是在於學校沒有按指指引辦事：「以前學校做貞潔性教育，違反了這些原則，但都沒有後果。」
例如《指引》當中提及的原則，列明「性並不是罪孽或邪惡的事，而是非常自然的、令人感到滿足的生活經驗，是人類關係中高層次的愛的表現」。郭勤對此非常讚賞，自己每一次向教師提供性教育培訓，亦會引用此原則。
她認為性教育可分為道德、健康、人權三個層面理解。而香港的教育往往集中於首兩個層面，例如貞潔性教育、身體成長、安全性行為等，卻缺乏人權導向的性教育，「聯合國現在推動全面性的性教育，當中人權主導性教育是很重要的，但在性教育推行過程中，全世界都在面對這樣的處境，不只是香港，都會有宗教團體反對全面性的性教育，可能會偏向更多的禁慾，道德、貞潔主導的性教育」。
「我覺得這三樣都要做齊，才算是全面性的性教育。」
她亦促請政府推動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相信法例能帶動實質政策改變。身為社工的她舉例指，2010年家暴條例將同性同居者納入保障範圍，社會福利署立即開會、舉辦培訓，東華三院「同一線」等專門協助性小眾的服務亦相應成立。
「在社會的限制、學校的限制、社會服務的限制之下，社工、老師、家長可以很有創意地支援學生，但都比不上一個條例的影響。」郭勤總結道。
文：廖士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