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斷法治．9】數之不盡的「梁國雄案」，長毛司法抗爭的理想與務實
梁國雄，人稱長毛，是不少老一輩港人眼中的「搞事分子」。尤其是他有關遊行示威的案底纍纍，似乎為此一說法更添說服力。
但梁與法庭交手，遠不只在刑事案件中當被告人。過去二十多年他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件不下十數宗，由去年挑戰《禁蒙面法》合憲性，到早於 2004 年覆核立法會秘書處拒絕為他監誓；重大爭議如 18 年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條例》，到小議題如男囚犯被迫剪髮。
多年來，刑事抗辯為盾，司法覆核為劍，除了律師以外，梁國雄打過的官司比不少市民都要多，法律系學生上課聽到「梁國雄案」，總要思忖一輪 —— 教授說的是哪一宗「梁國雄案」？
早幾年他六十歲生日，朋友為他編寫了《我反抗故我在 —— 梁國雄司法抗爭二十年》（下稱《我反抗故我在》）一書，邀得著名律師如戴啟思、潘熙、李柱銘、吳靄儀等撰文，談眾多「梁國雄案」如何釐清法律上灰色地帶，糾正不合憲條文。其中吳靄儀形容，梁國雄多年來不計榮辱、興訟屢敗屢試，「對法治的信心的始終不渝。」
不過吳靄儀的說法也未必完全準確，別忘了梁國雄早在二十年前已在示威中焚燒《基本法》。至二十年後的今天，伴隨社會運動的濫捕濫告、備受爭議的法庭裁決，不少市民大聲疾呼「法治已死」，梁國雄接受《立場》專訪時，聳聳背，一副「早估到有這一日」的模樣。
「如果有人話，司法可以解決問題，其實最正確答案係 —— 唔好傻啦，（套制度）由 day one 已經唔得啦。」
梁國雄在訪問中，時而強調香港沒有憲政民主，法治不只是「死」，更是一早「胎死腹中」；時而質疑大家宣布法治「已死」，咁點先？「係咪全部唔請律師、自己自辯？」
對理想中的法治有所追求，同時在現實中的環境作考慮平衡，兩者之間拉扯，亦與其二十年來堅持司法抗爭的原因一脈相承。
「做到咪做囉，等於示威、或者做其他嘢一樣咋嘛，不過司法就 build in 咗喺制度裡面，我哋可以用。法院個裁決都未必係幫到手㗎，就算有裁決，如果佢（政府）唔立法，你都吹佢唔漲。」
「如果個政府仲會守下規矩，（司法抗爭）個作用咪大啲囉。政府唔肯守規矩，咁你都無符。」
當權者用盡方法擴大權力已成不爭事實，無權者表達異見的空間日漸縮窄。在梁國雄眼中，司法抗爭，還有沒有路？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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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無從談起的法治
踏進社民連總部，牆上當眼處的白板，寫滿梁國雄和黨友牽涉的大大小小案件，有刑事、有民事，有些正等候排期審理，有些正在等候上訴。
記者說明來意，希望探討現時人人疾呼法治已死，司法抗爭何去何從。梁國雄卻堅持先由何謂「法治」談起：由盧梭《民約論》、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英政府撤離前放港人一個「民主假期」，到港府運用殖民地惡法實施高壓管治。他不時引經據典，滿口文史哲，描繪着理想中的法治為何物，香港狀況又如何沾不上邊。
近年示威相關的法庭案件，網上評論常見有人道「法治已死」，惟在不少人語境中，他們覺得香港曾經有過「法治」，只是近年北京對港干預越發頻密，港府日趨威權，「法治」在某個不知名的時間點宣告死亡。
但梁認為，必須由「法治」定義談起，因我們連香港「幾時有過法治」的起點都欠缺。「我哋成日講法治，但究竟『法治』係咩呢？我哋都無討論過。法治本身只不過係響個憲政民主裡面嘅其中一環，法治、民主、自由、人權，所有概念，都係一個互相補足，而不停擴充的體系，你由邊一點講起？」
常言《基本法》是小憲法，但其草擬過程中港人參與卻極為有限，《基本法》第 74 條賦予立法會議員的立法權，亦只限提出不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草案。《基本法》第 158 條訂定人大常委擁有《基本法》解釋權，香港司法獨立和法治是否得以維持，幾乎完全依賴中央自我克制的意志。
梁國雄認為，香港「法治」在欠缺制憲權、立法權情況下，從一開始已經殘缺。更甚的是，當權者開始充分利用制度以達致目的。「依家係殘缺之中再殘缺。」
梁國雄多年來當司法覆核申請人當得多，但 2017 年最轟動的其中一宗司法覆核案，申請人是行政長官及律政司司長，答辯方是立法會秘書，梁國雄和其他三名立法會議員屬案件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人（interested party）」。在人大常委釋法下，法院最終裁定四人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
在法律上，敗訴的是立法會秘書，但實際上被褫奪權利、付出代價的是無權者。
「司法覆核本身個意思係去制衡個強者，（以前）大部分司法覆核都係我哋去訴政府，但依家玩到政府訴立法會，用公權力去欺凌弱者。」
梁國雄主張，所謂「法治」只是憲政民主的其中一環，其餘如立憲權、制衡政府權力、民主選舉、輿論權如遊行示威權、新聞自由等，通通缺一不可。法庭本只是個測試台，司法不公只是表現，核心問題始終是暴政。而就算司法表面上依然公正，人民仍須反抗。
「等於一個人，有條血管唔通，遲早出事㗎，係咪？你無民主點會維持到法治呢？使咩講咁多嘢啫！」
2017 年 7 月 28日，四名被高院判決撤銷議員資格的議員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交還立法會辦公室的限期屆滿，在立法會外舉行記者會。
由 18 年前「大聲公襲警」案說起
法治的核心命題原是權力的分配與制衡，制度只向某一方傾斜，梁國雄認為既是趨勢，但也非近年才出現的問題。這也不只在法庭裡展現。只是在暴政統治下，人民與統治階級的權力不平等，於制度的每一處均更加赤裸，更加無孔不入。
2002 年，社工梁俊威被控在示威中用大聲公在警員耳邊叫口號，被裁定襲警罪成陷獄。當年梁國雄以「四五行動」成員身分，和學聯成員馮家強及盧偉明等人由遮打花園遊行至警察總部抗議，律政司其後首次動用《公安條例》中「舉行未經批准集會」罪行控告三人。
案件最初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審理，梁國雄選擇自辯，挑戰「不反對通知書」機制違憲。根據當年報道，梁國雄自辯時指，《公安條例》賦予警務處處長的權力太廣泛，遊行者須表明遊行路線、人數及目的，表面上只是「通知」警方，實質上屬「申請」制度，壓制《基本法》保障的集會自由。
他當時又引用莎翁名著《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說明通知制度一定會影響市民的集會自由：「好像莎士比亞的故事一樣，我肯割一磅肉畀你，但你要保證我唔流血，根本無可能。」【註1】
案件最終在 2005 年上訴至終審法院，法官以 4：1 大比數裁定政府勝訴（終審庭法官只有包致金持反對意見），警務處長仍有權在「不反對通知書」機制下對遊行集會加以限制，維持梁國雄有罪判決。但法庭同時裁定，《公安條例》中賦予警方以「公共秩序 [ public order（ordre public）] 」的理由反對遊行是過於含糊，違反《基本法》保障的集會自由，條文中「公共秩序」定義須收窄。
十幾年後重提，時代彷彿已為案件添上更深刻意義，「有條法例話你一定要通知警方，等警方批准，但佢（法庭）解決唔到就係警方濫權嘅問題。」
「除非你有個制度係話，警方拒絕（批准遊行）要付出好大代價… 但依家警方要付出咩代價？唔使㗎，你（市民）付出代價咋嘛。」
民陣去年 10 月 1 日舉辦「沒有國慶，只有國殤」遊行，大量市民不理會警方反對繼續上街，最終演變成多區衝突。警方今年 4 月拘捕梁國雄、李柱銘、李卓人等民主派人士，其中梁國雄被控於 10.1 當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
黃金與牛屎
雖然終審法院當年未有推翻不反對通知書機制，但判決訂明警方對市民示威權利的限制，必須要有合理目的，而且限制範圍和方法亦只能限於達致目的所必須的手段，即一般理解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相稱性（proportionality）」原則，這項裁決亦對法院日後處理人權相關案件起重要作用。
「合理性」及「相稱性」測試，旨在於保障市民權利以及其他因素，例如公共秩序之間取得平衡，確保政府對人權的限制不得超越最低限度。
不過在梁國雄眼中，法庭常說要要考慮相稱性，但這建基於一個前提：在不同的議題上，我們的法庭到底著重什麼比較多 —— 是人權？公共秩序？還是維護公權力？是私有產權？個人自由？還是平等、公義？
同屬社民連成員的周諾恆在書中撰文，也有同樣的觀察：
法庭的操作及判決，亦顯示出其保障「私產」甚於被告人、以至公民基本權利的傾向。生活化的例子是，分身家爭產的民事案件，前後可能花上以年計的時間處理，文件居然要用兩架車送去法庭；至於影響被告一生的刑事案件，則兒戲得多…留案底、監禁，快過食生菜。就算被告懂得在第一堂聆訊不認罪，整個審訊也往往只歷時三數天，文件一個大文件夾就裝完。
梁比喻，這問題歸咎是：我們到底是用黃金來秤牛屎，還是用牛屎來秤黃金？
「你唔會揾 8 兩金，去秤半斤牛屎，因為黃金好重要；你會揾 8 兩牛屎，去秤半斤金，秤完攞返啲金走。依個係 quantity （質）同 quality （量）嘅問題。」
「法庭成日講相稱性，但個砝碼有問題 —— 人權先係最重要㗎嘛。」
憲法往往就是一個社會所珍視價值的載體，但在香港政制下，憲法條文可隨時由中央機關任意詮釋，本地民選議員卻幾乎無力修改。「即係你去調節咩係屎、咩係黃金，就要改憲法… 但我哋選嘅議員係代表唔到香港人。」
「人哋永遠規定咗用黃金去秤牛屎，咁你都無辦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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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流氓大狀
香港法制由設計到操作、歷史到現狀的缺陷，曾接受本專題訪問的人此前已盤點不少。梁國雄既意識到法治「由 day one 開始已經唔得」，卻多年來以司法為一條重要戰線，他堅信兩者並不矛盾，甚至是必然的事情。
第一，政府始終掌握興訟權力，法庭作為國家機器一部分，當整套社會制度不公時，司法自然不公，面對起訴，人民要不抵抗，要不滅亡。第二，他在《我反抗故我在》書中說過，自己將問題訴諸法庭，並不是因為相信司法公正，而是既然《基本法》賦予司法覆核權利，不用白不用，而法庭能否帶來有限度的公義，必須透過實踐才知道。
梁國雄沒有接受過正式法律訓練，早前卻常在法庭自行陳詞和抗辯，連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亦曾讚賞其發言「甚有分寸」，與大眾平時所見長毛衝擊立法會主席台的形象大相徑庭。曾多次協助他打官司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就在書中形容他：
有很多人會覺得他平時為人粗魯，看似口不擇言，其實他在庭上卻是另一副面孔 —— 從不會令我為難，亦不會給我添麻煩，也不會浪費法庭的時間。… 他的補充不僅說得頭頭是道，有時他更知道有些論點是不應該說出來的，他便會點到即止…
不過不難想像，就算是在法庭，長毛也非省油的燈。資深大律師潘熙在書中提過一件趣事：
長毛沒有聘請律師，結案時教訓裁判官：「我話俾你聽，點解今時今日你可以喺度做法官。」從前只有貴族才能當法官審案，全因為後來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運動，幾經抗爭才改規則…… 裁判官托著頭一直說「Yes yes yes. Mr Leung, yes yes.」
法律系統本身擁有自己一套語言，不論是艱澀的用詞、累累案例和法律測試，以至潛藏邏輯如重視私有產權，均令其淪為精英的遊戲。梁國雄作為基進派、民主社會主義者，積極參與司法遊戲，難免要套用其語言及邏輯，不會陷入窘境嗎？
梁國雄直認，當然會，「但其實都係盡力做咋嘛，所謂，咪有幾多做幾多囉。」
梁國雄及民主派入禀司法覆核《禁蒙面法》違憲。
梁國雄過去多年來的司法覆核案，撇除仍待終審法院審理的《禁蒙面法》及男囚犯剪髮案，成績暫時 3 勝 7 負，雖然較其他人提出司法覆核約兩成勝算稍高【註2】，仍是輸的多、贏的少。他過往被控的刑事案件，也是定罪多，脫罪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直都是個未至的烏托邦。
「個遊戲好貴，如果你犯法去彰顯公義，你付出嘅就係自由；如果你去訴政府，付出嘅就係錢，對於窮人嚟講，兩樣嘢都好寶貴 … 但係佢（政府）無成本㗎喎。政府個公權力、同埋擁有的資源太多，就算你係喺法庭的擂台上，普通人都係好蝕底。」
梁國雄也是「普通人」。早前，梁國雄連同李柱銘、吳靄儀等 15 人，被警方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被捕。面對日漸保守的法庭，即使「身經百戰」如長毛，亦不諱言自己的不安。
「你未經批准集會，都可以判 5 年，港澳辦聲明都劍指我哋，話我哋借和平集會為名，其實係同激進暴力示威有關，咁即係（叫法庭）入咗罪要判重囉。佢（律政司）又不停咁告人，咁點搞啫？ 」
口水沒有意義，反制才有意義
上篇刊出黃之鋒訪問，他直言「法治已死」這句話不是消極，反而旨在打破體制仍然有效的幻想，為體制外的抗爭助燃。不過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則認為，如果全盤否認制度，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捍衛它？就如吳靄儀大律師所言，不要說「死」，要 stand and fight。
外界也視梁國雄為泛民一員，記者問他對黃之鋒說法有何回應。他最初表示，不太明白何謂用宣布「已死」來為抗爭「助燃」。
「我唔係好明 …… 無嘢㗎，如果司法界做得唔啱，你唔好理佢係咪『死』，佢（法治）就算『生勾勾』，你都要話佢唔得㗎啦。」
他追問了記者幾遍，希望了解黃的想法。「我都話『法治已死』啦，因為你要五權（互相制衡）吖嘛。咁係咪修補其中一個（就解決問題）呢，我睇唔到 —— 你點去改變警察濫捕呢？」
記者再解釋，黃的說法，多少有「民主派瞓醒未呀」的意味，梁國雄似乎是明白了。但他認為，論述是其次，更重要是如何實踐。
「即係你全面咁去宣布『法治已死』，你都要有相應的反制 —— 暴露佢（問題），或者提供一個辯護策略。你任何一樣嘢都要變做群眾運動的基礎，先至有意義，否則個 comment 本身無乜意義。」
梁國雄舉例，歷史上的反抗者面對審判時，都曾用上不同策略。例如印度聖雄甘地 1922 年在印度可馬達巴法庭，他向法官陳詞，如果法官認為自己執行的法律對人民有益，就判處他最嚴厲的刑罰，要不法官就應辭職；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1933 年遭國民黨政權訴以危害民國罪，他在庭上痛陳一黨專制誤國，但只承認反對政府，不承認危害民國；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 1953 年起義失敗，他在庭內怒斥親美政府殘民自肥，最後概然：「判處我吧，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還有愛爾蘭共和軍（IRA）成員，不承認法庭審訊他們的合法性，不作任何答辯。「但講明呀， IRA 係軍事組織嚟，我哋啲手足距離軍事組織仲差好遠。」
「我覺得，其實真係要大家一齊琢磨吓（答辯策略），依個亦唔係淨係司法問題，都係一個政治問題 —— 我哋點樣去保護返自己嘅參與者。」
7 月 31 日，44 人因涉上環衝突被控暴動罪，於東區法院提堂。近千市民在法院外冒風雨聲援。
香港抗爭陣營目前也有如被捕支援法律團隊、受傷、被捕人士支援基金、透過通信軟件組織的法庭旁聽、聲援者、以及統籌寄信給在囚者等不同網絡。梁國雄相信，如何確保被捕者獲得支援，將會是未來群眾運動重要的一環。
「8000 幾個兄弟，點樣俾到足夠支援佢，令到啲人知道去邊度聽審，或者識法律嘅人去聽審、做記錄，依個工作係好重要嘅，你只有咁樣，先可以揾到案件的沙沙石石出嚟。依個係一個好龐大的群眾運動，一個保護政治犯的運動。需要好大量人力。」
「依啲咪唔係口水囉。」
雖說一般市民均有權就政府行為提請司法覆核，但申請過程必須通過重重關卡。根據法援署數字，署方過去 5 年（2015-2019）一共接獲 4327 宗涉及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請，304 宗獲批，成功率不足一成。而根據律政司最新年報，撇除 2017 年共有 1006 總免遣返保護聲請，2013 年至 2017 年年間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總數為 977 宗，平均每年約一百多至二百宗，其中只有 231 宗獲批許可，獲批進行覆核申請許可約為兩成多。每年勝訴的案件數字，更遠遠低於此數。
「其實我成日都講，我哋個社會揾咁多錢，有咁多資源，有無撥返一部分做制衡（政府）呢？ —— 香港有無人權委員會呢？無喎。我哋話要監察《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公約》執行，都要有機制先得。香港嘅法律改革委員會，又做緊咩呢？佢好重要㗎喎。」
「譬如我哋用咗 5 蚊去做執法、司法，人權委員會用唔用到 2 蚊呢？如果個社會真係要民享、民治、民有，我哋有無擺多啲資源俾普通人去行駛佢哋的權利、去監察政府、或者去制衡有錢人呢？其實全世界都係越來越少，香港就更加少。…… 如果擴大公民社會權能，司法界咪會受到更大監察囉 —— 要做就係做依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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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代路口回首
終審法院在 2005 年裁定警方有權根據《公安條例》對遊行集會施加限制，但梁國雄多年來仍身體力行抗命，正如其招牌口號「我有權示威，無需警方批准」，可謂香港其中最早提倡公民抗命的一群。
2013 年提出「佔領中環」運動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去年在法庭上結案陳詞，再次闡述公民抗命理念，在於為了指出法律的不公義，作出合乎比例的抗命，且接受法律的懲處，喚起社會的良知。
但自去年反送中運動爆發，被捕人數至今逾 8000，1300 多人被起訴，其中逾 500 人被控暴動，他們要面對的刑期動輒 4 年起跳。抗命代價日益高昂，有人轉向議會或經濟抗爭，有人不再信任制度能帶來正義，將希望寄託外國制裁、或者選擇流亡…..
如斯打壓力度，公民抗命、司法抗爭，還剩多少空間？
「唔知啊，唔知，真係。我…… 唔知道，」訪問中一直雄辯滔滔，長毛遲疑了一下，「盡力。」
「時代變咗啦，我過去做嘅嘢，無咩值得太多討論，人要向前行。」他笑，「（歷史）細水長流，我哋只係其中一滴水，流咗去邊度，都唔係太重要，最重要係咪有活水流緊。」
「其他人都已經用咗行動去話俾政府聽，你個統治係不義嘅，大家喺法庭講又得，喺街頭講又得，寫文章講又得。法庭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場合。」
從前梁國雄是政治犯的「代表人物」，如今人人犯法，即將身陷囹圄的年輕人不計其數。梁自嘲，好彩《我反抗故我在》本書 4 年前出版了，放在今天，恐怕沒有一間出版社肯印刷。
「當越來越多人被逼犯法嘅時候，司法 —— 唔係不公正，而係無用。」
「你哋（當權者）咁搞，始終有一日，啲人全部唔驚坐監，坐到滿街滿行嘅時候，你就大鑊啦，人民就會 override 你。」
梁國雄
【註1】《明報》2002-10-19 報道，（長毛借莎翁羅斯福指公安條例違憲）
【註2】包括 2017 年撤銷梁國雄、姚松炎、羅冠聰及劉小麗議員資格覆核案（律律政司訴立法會秘書及梁國雄）。司法覆核案一般勝訴機率參考人權律師莊耀洸說法。
文／梁凱澄
攝／Oiyan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