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斷法治．3】專訪六個法律系學生（上）：法治末日時，我們讀 law 的意義
（此為本專題第三篇之上篇，按此閱讀前言及第二篇：義助被捕抗爭者 三個新晉律師在體制和群眾之間的反思）
「現在做律師好像做消防員。你是在救一場永遠不會熄的火，但你見到身邊有火頭，你都係要淋熄佢。」
這是某執業律師對港大法律系學生 Eric 所說的話。Eric 記得很清楚，因為這番話和他的想法不謀而合。
那場永恆的大火，叫法治危機。當中，有忙著救火的，有遍體鱗傷的 — 還有半隻腳伸進火場的法律系學生。他們動搖，並非因為尚有遠離這場災難的機會，而是在他們的認知中，火源在別處。
受訪的法律系學生紛紛表示，律師在挽救法治上無能為力。其中四人同樣提及香港的主權問題 — 正就讀中大法學專業證書（下稱 PCLL）課程的 Tau 說，「我們常言法治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石，但你反過來看，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你沒有民主，當權者根本不理會人民的意志……而你根本沒有主權，沒有治權，何來民主？」
在沒有民主的法律體系中成為律師，彷彿在一塊不可耕地上施肥。讀了幾年 law，他們更明白法治的成全根本不在法律。法律的正義，是體制賦予的；法治是政治理想，法律只是後話、是沒有施工藍圖就一無是處的工具。
所以他們上街抗爭，爭取民主，也是爭取更理想的執業環境。他們看見執法者的濫暴濫捕，甚至自己被捕、被警察拳打腳踢，心裡激憤，但無震撼可言。
一度被捕的 Eric 打趣道：「上個學期，很諷刺地，我讀了crim pro（刑事訴訟）和 evidence（證據）兩科。跟住我就講笑話，『屌，個 lecturer 都未喺差館打過手指模啦，我打過。』」
其他受訪者同樣雲淡風輕：「法治已死」是他們一早就體認到的現實。只是那些在大講堂裡教書的人，好像還未知道。
法律學院的教育和現實的差距、對香港法治的悲觀、無法靠法律專業實現政治理想的沮喪，讓他們反思，讀 law 的意義何在？如果沒有法治，他們終有一日成為律師以後，要如何自處？以下，是兩位港大法律系學生，以及四位中大法律系學生1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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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夢碎的開始
受訪的六人都斷定，香港法治已死。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即將 — 或一直都 — 陷入存在危機。
Tau 帶點激動地說，「我作為一個法律系學生，當然很矛盾……你叫我否定這個制度，咁我四年讀呢啲書，我究竟讀緊咩呢？我都好難……但如果你呢一刻問我法治係咪已死，我可以很簡單地答你，絕對同意。」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覺得？他們都說，從一開始就是如此、「法治冇好過」。
「一開始」所指的，可以是他們的出生年，即主權移交前後幾年，或是《南京條約》簽署那一刻。他們一時説法治從「97 後便沒有」，一時說「從來都沒有」。好像反正時間有多老，香港就沒有法治多久。
Eric 進一步解釋，「點解港英的時候有，係因為，用共產黨的語言就係，統治者畀你的恩賜。」
坐在他身旁的好友 Pauline（港大 PCLL 課程學生）補充，「佢本身係殖民政府…（所以）香港以前冇（法治）係正常。議會很後期才有改革，都是六七暴動之後的事。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嗰啲親中派講咩『以前咪又係冇得選』，係好白痴。因為你咁樣……咪即係同一個殖民政府比。」
Eric 失笑，「即係佢承認咗自己係一個殖民者。」
一切難以追溯，是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司法體系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後又連同香港的民主危機，越滾越大。
他們的大學時代，就是近年香港政治運動最熾熱的時候，就是這種積重難返最好的見證：雨傘運動、旺角騷亂、新東補選、人大第五次釋法、反修例運動。「基本上促成呢個（反修例）運動的所有嘢都係（在我們的大學時代發生）。」Eric 說。「雨傘之後就是我們的大學生涯。」
這些年來，他們看到，問題從頭到尾只有一個。Eric 一副「講多無謂」的表情，「其實係釋法權嘅問題咋嘛，講香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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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主權，就沒有法治
法律學院以及業內人士常言，《基本法》是一本小憲法（mini constitution）。但這種說法在阿 T（中大法律系三年級生）看來，只是得啖笑。
「係咪有一本咁嘅嘢就係『小憲法』？但中國政府都可以話你聽：我唔係咁睇。……邊個決定點睇？係我（中國政府）囉。我話畀你聽，依個唔係小憲法；我覺得《華盛頓郵報》啲記者，係做緊外交事務2。你唔需要同我拗，你可以喺本地的法庭，同政府玩下 JR（judicial review，司法覆核），但佢哋都要走。」
某些司法覆核的結果，例如高院於去年 11 月裁定《禁蒙面法》違憲、早前頒令要求港鐵披露 831 太子站閉路電視片段，對他們來說充其量只是「甜頭」。
而如今政府就《禁蒙面法》違憲上訴的結果亦已於今日出爐：政府上訴部分得直，上訴庭裁定，特首引用《緊急法》立法不違憲，而在非法集結及未經批准的集結中，《禁蒙面法》則仍然生效。
在人大擁有《基本法》最終詮釋權的框架下，即使沒有釋法，阿 T 也認為香港的司法獨立只是虛有其表。「香港的法院，係咪就係咁 supreme 呢？……無論你是不是真的釋法 — 不需要真的有釋法 — 個 point 係，佢一直擺把刀喺終審法院條頸上面。啲法官就，一係你自己切，一係就人哋幫你切。呢個係 chillling effect（寒蟬效應）嚟㗎嘛，根本就一路都有個壓力喺度。（係睇你）自己判唔判得啱啊？你識唔識做？你唔識做，我幫你做。簡單來講，終審法院係有咩自由嘅選擇呢？佢行邊條路，最後個結果都係一樣，咁最尾終審法院只會越來越保守。」
他越說越覺得無稽，「三權之上仍然有一個超然的『一權』。如果有依一權，三權仲係咪三權呢？」
受訪六人當中，Eric、Pauline 和阿 T 都明言自己支持香港獨立。在他們看來，法治的前提是真正的三權分立，三權分立的前提就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國兩制」的失效下，民主的前提只能是擁有主權。
Eric 援引法律界權威的看法，「其實嗰啲書，Tom Bingham、Bokhary，嗰啲書寫嗰啲文全部都係（講）……民主是很重要的嘛。」
「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答案很簡單：缺乏民主。……在 2010 年倫敦的一個法律會議上，我曾首次提出這個問題：法治可以建基於沒有民主的社會之上嗎？我當年的答案至今從未改變——可以，但有四個條件：第一，在獨立的司法的看管下，必須有不可動搖的憲法……第二，三權必須適切地分立。第三，人權必須以符合國際規範的原則受到保護。第四，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點，任何你在達至完全民主前為法治所做的事，必不被用作延遲民主發展的藉口，或理由。」——包致金，《法治對香港的意義及重要性》演講辭3，2018 年 12 月 8 日
這場「法治大夢」是怎樣建構起來的呢？他們各自指出，這個令港人一度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只是建基於很形式、很基本的設定，例如是相對受到保護的私有產權，例如是相對完善的司法程序。「即是虛擬自由主義囉，」Eric 這樣形容。
但近年，不少人開始發現，這種虛空的幻想原來有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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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被燒「冇得怪人」，「燒得遲啦」
自反修例運動開始，「法治已死」的重心從釋憲權移至執法者和司法機關的表現。當中，警暴問題自一開始已披露人前。直至近月，與運動相關的案件陸續開庭，堪稱「最後防線」的司法制度之表現，也令不少市民大感失望。
去年 11 月初，前荃灣裁判法院被縱火。12 月初，高等法院及中環終審法院亦分別被縱火。大律師公會就事件發聲明，強烈譴責示威者破壞法院，斥之為「破壞司法尊嚴和獨立的行為」，更言不滿法院裁決的人在許可的情況下，可以上訴。
對於示威者這種洩憤方式，所有受訪者紛紛表示理解。Eric 指，「我覺得大家對裁判法院咁有意見係因為，有啲裁判官佢哋自己都唔相信法律。」
「佢用保釋條件來懲罰（被告），未審判前就懲罰咗佢哋。佢哋作為呢個制度的一份子，自己都唔跟法律去行事的時候，咁係咪抵燒啊？屌。」
Eric 續說，「唔係 6 月開始燒法院㗎嘛。開始燒法院係唔批保釋、亂落保釋條件（之後）…」這是積累已久的民怨。
「今日見到一個（被告），一日要報到兩次……」Pauline 接話，和 Eric 交換一個無奈的眼神。
「一日要報到兩次碎料啦。有個 24 個鐘唔畀出街。」
「係啊，痴撚線。同埋『和你 shop』啲商場全部唔畀入。痴撚線……」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顯然對於近日的案情了然於胸。他們以所識所學去衡量有關的保釋條件，發現根本說不通。
「我們 criminal procedure（刑事訴訟程序）都已經讀過，你施加保釋，考慮的是潛逃風險、重犯、騷擾證人。例如他在銅鑼灣被捕，你禁止他去銅鑼灣，不會阻止到佢重犯，因為香港的抗爭是全港都會發生。所以你唔畀佢去銅鑼灣係無用，純粹為了懲罰你。幾個𡃁仔貼連儂牆……又禁足，又宵禁，又交出旅遊證件，完全不合乎比例，也和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三個考慮因素，沒有切合到任何一個。」
Eric 百思不得其解，「除咗佢有政治考量以外，你點樣解釋呢個裁判官嘅決定呢？所以俾人燒係冇撚得怪人㗎。係一定俾人燒。燒得遲咗㗎喇。」
香港抗爭者對法治失去信心，高等法院曾被塗鴉（立場新聞圖片）
不過，讓不少人質疑的是，「燒法院」此舉有任何功能性可言嗎？正如專題上篇訪問的年輕大狀 Ben 所說，「燒完法院之後第二日，practically，大家係咪繼續去法庭旁聽先？」燒完又如何？
然而抗爭手法的效益並不在受訪學生的重點考慮之列。他們側重的，是法律專業團體對事件的反應。大律師公會的回應讓他們看到，業界重視法庭的「莊嚴性」多於「人命」。他們只見示威者「燒法院」，不見示威者亦處於水深火熱。
「若大律師公會只看見示威者違法，看不見違法違紀的執法人員仍逍遙法外；只看見死物的毀壞，看不見制度的暴力——這絕非不偏不倚，實是助紂為虐。」
——《我們守護的公義，不是一個已崩壞的象徵》（一群法律系學生及舊生回應大律師公會2019年12月9日之聲明）
法庭對於大部分受訪者來說，只是一件死物，和示威者的犧牲相比，一文不值。不燒白不燒，不存在什麼手法合不合理，更於法治無損。中大法律系學生阿 Sing 說，「一樣嘢（法治）唔會因為你掟爛咗一件死物而有，或者冇。」
Eric 則笑言，「燒裁判法院冇問題。裁判法院冇歷史價值。但燒 CFA（終審法院）就唔好喇。我唔會當 CFA 幢建築物係終審法院囉。我只會當佢係古蹟……一個裝住 CFA 的歷史古蹟，所以唔好燒佢啦。」
至於大律師公會聲明中所提及「不服便上訴」，於他們而言，聽上去更像一種狡辯。
「Self-correcting（自我修正）的機制係喺度，但我都係覺得有啲 bullshit。」Pauline 一開始好像不想說得這樣不留情面，但最後似乎找不到更適合的形容。
「因為成日講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遲來的公義即不公），就算你判了佢（被檢控示威者）無罪……但係佢中間真係（因為還柙）冇咗半年自由喎，the harm is done。」
Tau 言及自己的旁聽經歷，非常痛心。「每個手足提堂的時候，律政司申請延後，因為需要時間睇證據。每次都係咁……冇得保釋的手足其實係要繼續還押，無日無之。」
他記得，有時案件已第二次提堂，律政司仍然會表示「需要更加多時間」。「8 個禮拜又 8 個禮拜的時間，我覺得係好誇張。」Tau 搖頭。「你就係畀佢咁玩弄程序，甚至可能冇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合理機會上訴得直），都咁樣提，再不斷用程序打壓當事人，喺未面對 trial 的時候，已經要面對咁樣的壓力。」
他說，自己不是針對律師、法院，或是法官。「而係我需要佢哋去正視個問題，我需要佢哋唔好繼續自欺欺人。」
需要正視的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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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公義難題，不應靠對簿公堂解決
「我覺得由法律角度看一件政治事件的量刑是否適合，本身就已經是錯。」
Eric 狠批，運動衍生出來的政治問題，一開始就不應該用法律來解決。「成個運動就是一個政治問題……由你檢控一單政治案件開始，已經是不公義。」
這些案件無論點判，判成點，「對『法治已死』是沒有 bearing（影響）的。」為什麼？「因為它（法庭）根本沒有個 capacity（能力）去處理案件的核心。」
案件的核心是什麼？Pauline 解釋，現在的這種情況，是將一些有關「morally right or wrong」（道德對錯）的事情放上法庭作審判，等同將他們複雜的政治理念簡化成過程、結果等可以被審判的法律要素，罔顧行動背後的其他因素。「好似直接就係攞咗佢個行為，跟住 process，係啊，有犯罪元素，所以就要判刑。」
將政治事件放進司法機器裡處理，放大了法律世界的永恆難題。法律和道德有沒有關係？如果有，這個道德又是誰的道德？是「黃絲」的道德，還是「藍絲」的道德？
阿 T 指，「作為一個法官在這個時勢係冇出路，任何選擇都係錯……是無論如何都無法達到公正。」
法庭為了「公正」而不參考案件背後的「政治考慮」，阿 T 形容為「法律世界的做法」。他認為，現在法官只有兩個選擇：「跟從案例，好像很公正地重判一個有自己訴求的示威者，不去看他的訴求；還是看他的訴求，但被人說 arbitrary（專斷），偏袒他，判他一年兩年。」但其實兩種選擇，背後都是法官在行使自己的判斷。阿 T 想了想，改口說，如今「輕判、重判都是 arbitrary。」
法律世界裡，凡並非跟從法律、程序或先例所作出的決定，例如受上述道德判斷影響所作的決定，都有流於「專斷」的可能。而根據阿 T 的定義，世上似乎沒有完全不「專斷」的判決。作為人，法官受自己的成見與經驗影響，不可能「完全中立」。而他們在法律的規範內所運用的判斷能力（discretion），就是某部分人所說「法官無情」、「法官偏頗」等等輿論的風眼。
部分市民指責個別法官量刑過重，在社交平台開 post 口誅筆伐，學生們普遍覺得這無可厚非。「They deserve it 啦。」Eric 語氣平淡地說。Pauline 也沒太大感受，「佢咪又係繼續供到樓，繼續步步高升。」
「輸打贏要」論，還適不適用？數年前，石永泰曾說，因公民運動犯罪的人獲判罪成，支持者因此叫囂「法治已死」或是針對部分法官進行批評，是「輸打贏要」。但如今，抗爭的性質早已改變，法庭判決的範圍比以前大得多。
Eric 覺得，這種論調很 paradoxical（詭論式的）。「因為『輸打贏要』是指，我和你賭，我輸了，我就賴數。但我（在這場運動中）被人告，我冇得揀，我不是自願進入這個體制讓你檢控，我不是自願和你玩這個司法遊戲。我是被政權迫害。」
這群法律系學生不是不理解法庭的作用有限。他們只是覺得，法庭沒有用盡自己限度內的能力，來保障被檢控人士的權力。
「法庭本身的存在，不論在一個什麼狀態的社會都會很被動，因為本身嘅 setting 係咁。」阿 Sing 沒有否認這點。「但係佢唔可以再用呢個作為藉口而唔承認一啲嘢。」
「例如話，佢見到酷刑嘅情況……由被捕到上庭點解會斷咗隻腳呢4？好明顯需要有調查嘅時候，冇理由個法官係，好 blatantly 畀公眾一個信息就係話，『我哋做唔到嘢㗎喎』咁樣。」
他們看見，法庭在被動中變得更被動，連「畀啲掙扎」的跡象都沒有。「其實喺一個咁被動嘅 setting 之下，你要向公眾發放一些信息是說，『唔好意思我真係做唔到，但呢樣嘢係唔啱』。你最起碼都要都呢樣嘢講到。但而家我地見到好多時……例如啲官直頭係話，『我哋又唔係監警會，知嚟做咩？』……呢啲係令到公眾，尤其是新的一代很沮喪。」
阿 T 說得更不留餘地，指香港法官有個問題，就是「又懶又頹又怕事」。
「個法官應該要知道自己擺出來的 judgment，尤其越高的法院，judgment 就越有分量，越有指導性。佢應該要知道，其實佢講每一言每一語都係影響緊個社會點樣睇法律、點樣睇佢地身處的社會。去到依個位，佢係咪應該一句就 dismiss 咗佢呢？」
包致金
回顧舊有案例，即使異議法官的判決無法成為案例，法官亦總可在判詞中留下看法，影響往後人們對法律的理解。有「包拗頸」之稱的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便是佼佼者，其異議判詞不少都為人所津津樂道。
例如在《吳小彤案》中，包就法庭監察行政機關的能力，留下了鏗鏘有力的判詞，有別於其他法官認為法庭相較被動的看法。案中，上訴人表示自己有權受惠於吳嘉玲及陳錦雅兩案的判決，享有居港權。這是因為其時政府官員的公開聲明和陳述令他們有「合理期望」，既有權利不會受人大釋法影響。當時大多數法官指，案中「各申請人唯一可以得到的合理期望是期望該政策決定——無論是甚麼也好，都會按照法庭的解釋對他們施行……除了該政策之外，政府並沒有對各申請人作出任何許諾。」
而包致金卻認為，行政機關的言行可能導致公眾有合理期望，而法官的判決態度，是可能影響公眾對政府言論的觀感：
「……在這方面而言，給政府說句公道話，本席必須指出政府也許不是要爭辯說，他們為安撫公眾人士而要作出的聲明事實上不明確，以致不能達到安撫目的。但行政部門把說話斷章取義，只是從當中抽取一些意思不甚明確的話，從而打擊公眾人士在聽到政府這些說話後，有理由因此亦合理地產生的期望。有關行政部門這種行為，可以說是濫用權力。這樣的事，如果法官給予支持和鼓勵，是會嚴重影響公眾對政府言論的信心！」——包致金，《吳小彤及其他人士 對入境事務處處長》判決書；案件編號 FACV 1-3/2001
阿 T 更留意外國法庭表現，發現很多國家的法官都會直接表明自己無力處理某些案件，要求立法機關重新審視或更新法律。
反觀香港，他覺得，有地位的法官不做改革，地位較低的法官又因為缺乏影響力而沒有動機（incentive）在細微末節作改變。「由大至細，咩程度嘅改革，佢都係缺乏嘅。」
被問及是否覺得現在社會對司法及法律界還是太寬容，Bella 洩氣地說，「梗係啦！大佬啊，你係社會賢達黎㗎喎，你有咁多資源，企響咁 top 的位置，我哋頭先咁講都講咗十樣嘢可以做啦——由 legal edu（法律教育），到參與公共討論，你唔做依啲都算啦，你仲要加把口維護政權，你做咩啫？」
（下文待續）
註
1. 尊重受訪者意願，六人均使用化名。
2. 中國外交部於 3 月 18 日凌晨宣布，要求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三大美國媒體記者在 10 天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包括港、澳在內的中國境內繼續採訪工作。
3. 按此見全文
4. 警方於 3 月初拘捕多人，懷疑與明愛醫院、深圳灣口岸及港鐵羅湖站火車的多宗炸彈案有關，6 人被正式落案起訴。其中一名 29 歲程式工程師在被捕時受傷，因為腳骨折留院兩度缺席聆訊，最終於 3 月 18 日攙拐杖出庭。
文 / 黃珍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