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台灣的哲學研究和哲學教育：專訪王一奇教授
受訪者：王一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哲學博士，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華文哲學百科》主編。研究興趣集中在科學、邏輯、以及形上學三者相糾結的跨領域哲學議題，目前正在努力想要完成理由論相關議題的專書。
訪問者：王偉雄
謝謝你接受《立場新聞》哲學版訪問，不如我先問最「標準」的開場白問題吧。你從哪個時候開始對哲學產生興趣？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因素令你選擇了哲學作為事業？
我對哲學興趣的緣起，沒有特別之處，和許多人相同，時間大概是高中時期，資源則是來自兄長書架上的哲學書。選擇哲學作為工作或事業，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像是時代浪潮下的結果，有兩個轉折點，或許可以多說一些。
我在高中時期讀的是為理、工、醫學領域準備的課程，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還不錯，在各種與家人的妥協下進入化學系就讀；一方面我不願意就讀家人一直強烈堅持的醫學系（當時台灣已經準備開始實施全民健保，已經可以看到醫生收入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化學系未來的就業保障家人勉強可以接受。大學時期除了為化學系的課程勉強過關外，其他時間都在讀哲學的東西，修哲學系的課。但真正讓我慎重考慮未來進一步選擇哲學工作的轉折，來自於大學三年級時修了語言哲學的課，讀了 Frege、Russell、Strawson、Donnellan 幾位哲學家的英文語言哲學文章，被細膩的邏輯和哲學討論所吸引，覺得非常樂在其中。另一個轉折點發生在化學系畢業後，我決定在台灣就讀哲學研究所，希望用兩年時間專心學習哲學，再來決定未來是否繼續哲學相關的工作。在兩年哲學碩士學位的學習中，讓我很確定哲學是我的菜，雖然後來一路有小波折，但也就持續地從事哲學相關的工作到今天。
回想起來，從我選擇哲學這個工作的歷程來看，我對於哲學的態度很「純粹」，主要是樂在其中，沒有家庭財富的支持，沒有任何特定目的或刺激，也不是為了工作賺錢而選擇哲學。我選擇哲學這個工作，其實有點像台灣的民主發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後，會產生的現象，所以比較像是時代潮流下的結果。
在你的大學年代，哲學在台灣是不是冷門的學科？現在的情況和你當年有沒有甚麼重大分別？
我的大學年代是從 1990 年開始，台灣剛解嚴沒多久，哲學確實還是冷門且被嚴重誤解的學科，但已經較先前的情況好了許多，已經有不少年輕一輩的哲學學者從歐美留學回國任教，也引入更多與國際接軌的哲學想法及議題，可以算是台灣哲學的一個小小成長期的開始。以下我從幾個面向來對比 1990 代與現在，但主要是個人觀察，很難評估其正確性。
從這個社會看待哲學的角度來說，與 1990 年代相比，哲學在台灣的現況確實有很大的轉變，而這個轉變有其延續性。對非哲學專業人員來說，還是有一定高比例的人在內容上把哲學等同於是「人生哲學」，或是與儒道思想相關的「中國哲學」，所以也把所謂的「心靈雞湯」或是「算命」當成是哲學重要的一部份，尤其是想要知道「生命的意義」的時候，哲學常出現在思考的雷達上，這個現象在大學入學相關資料審查的時候也很常見。當然，現在從這個角度看待哲學的人，與 1990 年代相比，相對是減少許多了，但減少的幅度我沒有經驗資料上的掌握。
而哲學做為一個大學的科系來說，通常是被認為非常難找工作的科系，這一點倒是幾乎沒有改變。但或許是因為這些年來台灣的民主發展，以及社會的富裕程度增加，把「難找工作」視為哲學學科一個重要特性的人，相對上應該是減少的，也有更多的人從「哲學的價值」的角度來看待哲學。這些年來，台灣的哲學系也更務實地承認這個「難找工作」的事實，所以採取比較類似美國的做法，在制度上鼓勵學生修習雙學位，擴展哲學與其他學科的務實連結，並強化哲學在大學裡、在研究及教學上，作為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環節的面向。
延續上一個觀察，將哲學看成是民主社會公民基礎能力養成的一部份、以及人文和科學領域中的基礎學科的學術角色，這方面則有明顯增強。從這個「哲學的價值」的角度來看待哲學，我相信這方面的增強及改變，除了來自台灣民主化發展的需求外，其實也來自台灣哲學社群的增長（雖然還是一個很小的社群），以及網路訊息的傳遞有關。一方面哲學社群的增長讓台灣的哲學相關的活動多樣化，而網路也讓哲學的訊息更容易被接觸到。我在 2005 年回台灣任教時，其實大概就是這整個轉變有較明顯發展的開端，我也算是有幸參與這個盛宴的開端。
過去二三十年，到歐美留學然後回台灣任教的哲學學者大幅增加，而這些學者中有不少在國際哲學期刊發表論文，這可以說是台灣哲學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面向。你怎樣看這個國際化的發展？
過去的二三十年間，在國際化的發展上，台灣的哲學確實有一個明顯的躍進，而在可見的未來，我相信這個發展也會持續地進行；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國際化的發展對台灣哲學界的現在以及未來會造成的影響。我個人從學生時期開始，到目前在大學裡進行學術工作，恰好幾乎完整地目睹整個台灣哲學國際化的過程，而且目前正也在進行一些有關的學術服務工作。
容我稍為回溯一下台灣哲學國際化的歷史脈絡。在 1993 年及 1994 年，台灣新成立兩個哲學研究所，分別在中正大學及清華大學；當時這兩個所裡的老師全部都是歐美留學的博士，而且絕大部份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老師。台灣其他幾個哲學系也都有多位年輕的留學博士回國任教，短短幾年間哲學界有了新氣象；而我之所以從化學領域轉換到哲學領域，跟這個新氣象直接相關。我在 1994 年進入中正哲學研究所就讀，當時上課所讀的東西，就已經是最新的英美分析哲學文獻，也包括一些國外著名學者尚未出版的論文及書籍草稿。同時，在我就學時期，受邀到台灣訪問及演講的國外學者絡繹不絕，國際化學術活動氣氛非常熱烈，學生們也都感受到與國際學術第一手接觸的熱情，這也是讓我最後決定出國唸博士的重要原因。
那麼在大學政策上，有沒有與這個國際化發展相應或配合的改變？
在以上所提到的時空背景下，台灣學術界在 1998 年到 2000 年左右（詳細的前後時間點我個人掌握的不是很精準），台灣學術界發生了兩件核爆等級的事件。第一件事是在教授及副教授的職級下，加上了助理教授的職級；大部份的大學又加上「限期升等」副教授的規定，類似於國外的 tenure track 制度。第二件事是在科技部（當時的國科會）及教育部的主導下，以研究經費及升等為誘因（或壓力），開始大幅重視國際學術期刊的論文發表，也就是明確要求學者在 SCI、SSCI、以及 A&HCI 資料庫列名的期刊上發表論文。
上面提到的這兩件大事在當年引發台灣學術界非常大的爭議，連我在國外唸書都感受到，而目前也還有一些爭議的後續發展。我當時到美國唸博士沒多久，從在美國求學的觀點來看這兩件事，認為爭議在所難免，在政策的執行上確實有許多可改進的地方（後續發生的某些影響也相當可笑，因而制度上也進行了許多修改）；但當時我心裡是非常歡迎這兩件事的發生，也覺得這個國國際化的趨勢是勢不可擋。當時還有件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大概在 2001 年左右，我看到統計數據，幾乎台灣所有的大學每年在 A&HCI 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都是個位數。在這個大環境下，我在美國唸博士的時候，便已經開始著手進行國際期刊論文發表，在畢業前就已經有成果了。
總體來說，台灣哲學界的國際化發表，是在哲學界特殊的學術背景，再加上政府的刻意主導下而產生。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台灣哲學界的學者只要有心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投入一定的時間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學者們考慮的大多是投資報酬率的問題，因為人文領域國際期刊發表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在寫作及投稿過程，一篇文章花費數年才被接受也常見；投資報酬率相對不高，在升等及教學的壓力下，不見得每個學者都有意願熱情投入。不過，就我個人近年的觀察，這幾年來在台灣分析哲學領域，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學者大多都已經有國際期刊的論文發表，參加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自然也是很平常。
對台灣哲學國際化，你有沒有一個整體的評價？
台灣哲學研究及教學的國際化，發展到現在已經是相當全面；不只是分析哲學，歐陸哲學以及東方哲學領域也是一樣。讓我從正面和負面來評價這個國際化的結果。對哲學學界來說，是否展現出國際化發表的成果，被視為是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標，而年輕學者要在學界獲得肯定（以及獲得好的教職），這也是一個重要途徑；這部份和國外是相當類似的，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很久很久以前台灣的大學中的「學閥政治」，學者的努力也較容易獲得「回報」，這算是相當正面。
若談到較為負面的部份，則是國際論文發表也是有訣竅的；緊跟國際新論文的腳步，做點小東西也是可以達成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的目標，這也會讓學者們不去花費太多時間經營相對上難度較高、甚至較為重要以及創新的學術議題。這樣的現象在哲學界多少有一些，但相較於在台灣科學領域，這個問題在哲學界較不嚴重。此外，台灣科技部持續的進行學術政策上的調整，希望能把這樣的問題減少，整體來說是有進展的；但我個人認為可改善的地方還是相當多。另外一提，台灣人口少，相較於國外，學術圈也很小，各個領域都一樣；政府利用經費介入學術圈的運作相當明顯，正面及負面的影響都有，很難給出整體的評價。
國際化是台灣哲學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有沒有其他的發展是同樣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呢？
在台灣哲學界以及其他學界，近年來不斷被討論及重視的議題，是在這個國際化的發展下，如何進一步建立以及發展出實質而重要的學術成果，在台灣建立長遠學術發展的核心基礎，同時也要對台灣的民主社會發展有所貢獻。要達成這樣的學術目標，單純的國際期刊論文發表已經不足夠。過去這十年來，台灣哲學界的許多學者們也在完成國際化的目標後，往這個更重要的學術任務邁進；因而有更多的學者進行哲學專書的寫作，以及處理更重要而實質的哲學議題，並回過頭來關心中文學術寫作的重要性，而且有一些成果慢慢的產生。當然，台灣的哲學發展其實起步得很晚，途中又遭遇許多波折，目前的成果相對有限，但我個人對於未來是抱持相當樂觀的態度。
從我在台灣的老師、以及我老師的老師們開始，便為哲學在台灣的發展完成了許多艱鉅和階段性的任務，而我也見到我的學生們以及年輕學者們，不管是在學術研究上或哲學普及工作上，表現得比我這個目前的學術中生代更好；我相信「青出於藍」是學者們都樂見的，而我的老師的老師們是否覺得我們現在做得夠好，這我就不敢說了。另外再說一點，先前提問中指出的「近二三十年台灣哲學的國際化發展」，其實與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時間點相近，兩者間也是密切相關，但這也是說來話常了。
剛才談的「國際化」，其實是歐美化，而且主要是英美化。不過，由於英文已隱隱然是國際語言，而且英文國際哲學期刊是世界各地都有人投稿的，所以說是國際化也無不妥。從這一點可以帶出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英文教育不怎麼成功，很多人讀完大學，說英語和閱讀英文的能力還相當低，這會不會是台灣哲學國際化的一個阻力？
年輕一代的學者及學生，英文已經比我那個年代好很多，這是個事實，所以可想見我那個年代英文有多差。但我同意台灣的英文教育不怎麼成功，事實上是非常的有待加強；而會如此，相信原因非常複雜，遠超出我有能力給出好說法的範圍，我只簡單提幾個觀察。
第一點、我剛到美國後，第一次上進階邏輯課時，坐在我旁邊的美國人很親切的問了一句「What’s up?」；我其實當時完全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胡亂回了一些話，他才瞭解原來我聽不懂，很親切地告訴我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也教我該如何回應。我說這個故事，其實是要回應現在台灣的英文教育的「國際化」依然很有問題；我兩個小孩在學校學英文，結果一開始是從「How are you?」、「Fine, thank you.」開始學，和我當年學的沒有太大差別。
第二點、在台灣的大學，許多老師常有的共識，就是許多大學生一進大學的時候，通常是英文最好的時候，畢業的時候英文最差；即是許多大學生上課時讀的是英文教科書，但也完全無法阻止英文能力的下降。這件事情，連結到你問題中「是否英文能力差會成為台灣哲學國際化的阻力？」，確實是一個阻力，也常有優秀的學生因為英文不好，而放棄英文文獻相關的哲學學習，非常可惜。不過，台灣年輕一輩的學者相較之下，比他們上一輩的學者英文都要好得多，這個阻力正在慢慢的減少中，但有點緩慢。
第三點、我非常確定，要學好英文，不需要有特別的聰明才智，一般的社會公民都可以達成。但基於某種奇特的原因，台灣把英文塑造成是一種很困難的東西，讓許多人認為要學好英文需要很高的聰明才智，許多國中及高中還設有「語文資優班」，我個人其實不是很認同這種奇特的教育氣氛。好的寫作及表達能力確是需要長時間的訓練，但要聽說讀寫流利，真的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我其實對於這樣的現況沒有什麼好想法，也不確定新加坡和香港的英文教育經驗是否會有幫助。
如不介意，可否談一下你個人的英文學習經驗？
就我個人學習英文的經驗來說，我在學生時期學英文算是狀況很差，英文是我所有學習科目中，學得最差的一個科目。回想起來，之所以學得這麼差，主要還是因為沒有英文學習環境，當時我個人也完全感受不到英文這個語言有任何吸引力。
我現在的英文是勉強還行，但還是有許多生硬及不足的面向，所以我現在每天還是很用心在學英文，我主要想分享讓我的英文「由死而生」的幾個經驗。先前提到現在大學生進大學後英文變差，在我以前唸大學時，大學生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但我在大學時，英文算是進步非常多，主要是因為當時開始對分析哲學有興趣，而分析哲學的中文資源又非常少，所以很努力地讀英文哲學書。當時讀英文分析哲學的時候，主要以語言哲學的文獻為主，其實許多東西讀得似懂非懂，多年後才知道到原來我讀的那些分析哲學英文，是非常好的英文表達，許多分析哲學家英文寫作也非常棒。我現在大學課堂上，都用英文書當教科書，因為教科書的英文寫得很好，也鼓勵學生好好讀英文教科書。
我在美國唸博士的時候，從第一學期就當助教，每週至少有 4 到 8 小時的討論課授課。對我當時的英文口語能力來說，討論課授課我上得很辛苦，學生相信也不好過。到了第三個學期快結束時，有次和系主任聊天，他問我當助教是否順利；我說大部份都還好，而我的英文口說能力進步非常多，因為有很多的練習。我記得當時系主任很客氣地回答說，他明顯感受到我英文口說能力的進步，他相信這也是讓我們非英文母語的學生擔任助教工作的目標之一。我當時聽了系主任的說法，覺得很驚訝，其實不太理解為何學校花錢請助教，其中一個目的是讓助教可以有機會把英文練好。現在，每當有認識的學生要到美國唸書，我都強烈建議他們有機會一定要擔任助教，這種好事在這世界上還真不多。當然，我同時也會建議參加 party，那也是從文化面向學習英文的好機會。
我最後提一下我個人學英文比較奇特的經驗。我的博士論文內容和自然語言語意學及形式語意學有關，所以需要處理很多的英文語言資料。其中的一個困難點，來自於我缺乏英文母語使用者的語言直覺，所以常麻煩同一個辦公室裡的博士生協助。其中一個常被我麻煩的博士生是 Neil Sinhababu，現在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被我煩了很多次後，他當時說：「我一直覺得，英文不是你的母語，你做英文的語言研究很奇怪。我後來發現，你問的語言問題真的很有趣，有許多是我從來沒有注意到的；或許正是因為英文不是你的母語，你才會注意到這種語言細節。」在完成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確實對語言有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對英文的掌握也變得比較精準；我現在也嘗試從哲學的角度來寫一些東西，讓中文使用者可以更容易補捉到英文獨特的概念表達方式，像是不定詞 (infinitive) 以及虛擬語態 (subjunctive mood) 等。
大概在十年前，我開始進行大量的中文寫作，過程中受到許多的指正，讓我瞭解到我的中文裡包含了許多英文的表達方式，也同時讓我有機會將兩個語言放在一起思考。但即便我現在還在努力地讓我的中文和英文同時變得更好，我很幸運地已經可以享受擁有兩種語言能力的樂趣，在每天不斷的語言轉換中悠遊。
最後，可否說一下你對台灣哲學研究在未來的發展有甚麼期許？
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回答的面向非常多，我只打算從我個人對哲學的喜好、以及作為專業的哲學工作者的角度，來做一點回應，而我的回應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上。
在前幾年的一部電影《天才柏金斯 (Genius)》（編按：港譯《筆羈天才》）中，提到人們對於小說的喜好和人類的歷史一樣悠久，或許可以追溯到古老時代的人類，在夜晚時圍繞營火，訴說著各種的故事。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歷史」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學問之一的起源。在我的想像裡，古老時代的人們所述說的故事中，不可避免地也包含了對於認識世界與人類生活的企圖，這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為何「哲學」同樣的也是人類最古老的學問之一。台灣在近十年來因為嚴重的少子化問題，以及世界上各國對於人文學科的預算刪減的趨勢，大學裡的哲學系面臨許多發展上的困難，但我相信，就算有一天哲學系在大學裡消失，人們天性中對於哲學議題探究的熱情，依舊會永遠存在，但或許探究的形式有所不同。
另外，在我目前工作的大學裡，有位蠻著名的資深語言學家，我們偶而會聚在一起喝點酒，酒酣耳熱後難免把心裡話說出來。這位語言學家有完整的 Chomsky 學派語言學訓練，與 Chomsky 共事過，也在美國任教多年，但始終不認為那樣的語言學適合用來對作為中文語言學的基礎，所以在 80 年代後他便不斷的探詢新的方向，也有許多很不錯的成果，雖然始終都沒有成為中文語言學的主流。在多次的酒後，他豪氣地說道一生都在抵抗西方語言學的學術殖民，而我則回應說我其實不太關心西方哲學學術殖民的問題，反倒是更在意我這一代如何能在上一代努力的基礎上，開拓一些哲學的新方向，即使是一點點的「新」也好。
從以上兩個前提出發，讓我從「哲學產業鏈」的角度來說一點東西。在這個產業鏈的最基層，主要的工作是哲學普及。過去的十幾年來，哲學普及的工作在台灣有很大的進展，香港其實也做了很多，包含《立場新聞 》對於這方面的貢獻。這個發展其實在中文世界是前所未有，出現的原因也很複雜，我便不多談。但我相信這個趨勢應會繼續，也會做得更好，我個人也很支持，也一定程度投入其中。
另一方面，這個產業鏈的最上層是哲學學術的發展。台灣的哲學學術人口數量很少，但多元性卻很高，在分析哲學、歐陸哲學、以及中國哲學領域，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分佈。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套用一句台灣哲學界前輩的話，台灣未來如果能形成某種「雅典式」的、小而美的哲學學術社群，那會是一個很美好的學術社群；而要達成這種「雅典式」的學術社群，我相信有幾件事得達成，但都不是輕鬆的事。首先，先前問題中提到的哲學學術的國際化，還是得持續發展，尤其是年輕學者，得持續勇敢面對國際化的挑戰。其次，在哲學學術領域上的創新，是無法避免的工作，而這部份的工作相對上難度及風險較高，失敗的機會非常大，學者投入的意願較低，願意投入的學者得有失敗的心理準備，學界也一定程度的該給予更多的支持。最後，雖然我不太喜歡談哲學的社會功能，或是所謂的「文以載道」這種事情，但學者一定程度上參與哲學普及工作以及哲學在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有其相當的重要性。
以上說的這些，倒不是在想定台灣未來的哲學樣貌，比較像是我對個人專業工作上的期許，以及想像我工作樂趣的來源。雖然要完成這些工作都很困難，但困難的工作自有其樂趣在，能做多少是多少，我個人對台灣的哲學發展是持續抱持樂觀期待。最後，我想強調，在哲學的歷史中，對於世界以及人類生命的探究是未曾改變的方向，而哲學工作者在努力進行這些探求的同時，展現出對美好生活的享受，也是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而至於什麼是「美好生活」，自然也是哲學工作者的探討項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