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與胡境陽談《聽搖滾的北京猿人》

董啟章與胡境陽談《聽搖滾的北京猿人》

德日進、契訶夫與夏目漱石
無法想像的未來

一位百年前專研考古的神父與經歷佔領運動之後的香港年輕人如何緊緊相連？失意的年青演員遇見契訶夫時代的俄國女演員、一張發行於90年代的神秘唱片、還有在2019年香港出土的北京猿人，當讀到胡境陽最新編寫的舞台劇作《聽搖滾的北京猿人》時，各種不相關連的線索，好像隱隱約約互相關連，結合成一個複雜多聲道的時代聲音。

《聽搖滾的北京猿人》可說是胡境陽前作《荒幕行人》的續篇，兩部作品也有一節情節跟一位來華神父德日進有關。作為神父，他將目光投向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被稱為中國考古學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更針對信仰與現代科學產生的矛盾提出解決的路向，從現代人內心深處對宇宙、世界，和對生命本身所感受到的眩感和焦慮，以及由此而生出對信仰的質疑，他將創造論與進化論放在一起解決其中的思想矛盾。當然，這樣的說法受當時傳統基督宗教神學家所反對，更視德日進為異端，但這樣集各種矛盾於一身的人物，不單打開了劇作家對歷史、世界的想像，更引來了作家董啟章的興趣，因此，展開了這場由劇場而起的對話。

因為《荒幕行人》，董啟章自言被這個人物集各種矛盾於一身的人生吸引了，除了德日進作為耶穌會神父，但同時又是科學家、地質學家之間，還有他與女性友人之間曖味的感情，他開始閱讀最廣為人知的《人的現象》。他指出德日進對未來人類處境的想像，認為人類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會超越了一切限制，在演化的極點上萬物歸一，突破此高峰進入不朽之境與基督同在，「人為甚麼會有想追求更高尚，美麗的理論，好像從他身上認識得到。」胡境陽就認為德日進看似高不可攀的抽象概念，與他處身的時代放在一起別具意義，而且他所擁有的強大信念和樂觀精神與亂世的社會狀態格格不入。這是世界又一次走入變革的時空，歐洲社會的知識份子被馬克思的理想國度吸引，俄國人民推翻沙皇專政，更不要說亞洲地區，如中國、日本等國家在政治上的變革。德日進所期望的人類變革，超出了社會，政治的衝突，現今看來New age的論說，更像是對社會前行的期許。

董啟章又問起胡境陽為何借用了契訶夫的《海鷗》，他進一步指出契訶夫劇作的時代背景正是表達俄國社會階級正在變動的狀態，有閒階級面臨大改變的時代。「從契訶夫的劇作中，可以看到這群人在社會階層開始下落。好像劇中的貴族為了維持體面，向新興的資產階級借錢度日。雖然不能和契訶夫與夏目漱石的時代這樣比較，但我們不是都處於相近的轉變期嗎？」董啟章讀過劇本時，覺得劇中年輕人迷失的狀態也令他想到契訶夫筆下的人物，胡境陽隨即說到《聽搖滾的北京猿人》花了三年，正直香港面臨雨傘運動前後，感受到香港同樣面臨的處境，社會無法前進，像他這一代年過三十的人，又要面對生活壓力，生計也無力應付，挫敗感相當之大，他將這些感受放進劇中，「看到你在《心》裡借用的夏目漱石，想到他小說裡的人物都是這樣子。說起來，社會變革好像都由一群知識份子，或者愛好文藝的人所引發，遍遍他們又會被稱為無用的人。」二人笑言在兩位大作家筆下的人物身上，可能挖掘出了相同的特質。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說我劇本中的人物都沒有推進。」胡境陽說。在《聽搖滾的北京猿人》的現代部份，將故事設定在近未來，他設置了幾位快年到30歲，以Freelance 工作過日子的年輕人，他們同樣經歷過雨傘運動，劇中正面臨人生關口。「好像借用這班角色去想關於自身，未來的事。有事情想追求，又想突破社會的框架，這十年的香港才變得不一樣，但爆發不到出來，所以才形成近兩年的鬱悶。」 董啟章問胡境陽如何在創作劇本時，同時面對急速轉變的社會變化，特別是劇作有意回應社會問題時，往往為了更深入社會問題的核心，而不得不追趕現況，令到創作者惊慌失措，胡境陽認同這說法，他在構想劇本時，也認為原本想像的未來也太簡單，「所以要有一個位停下來。當時覺得大家走出來就可以改變，如今派系衝突，人又不相信上街，我不想劇本到最後太樂觀，這只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慰。」他更直言劇作要表達出一種歷史和革命無法推進的膠著狀態，「雖然這些角色都會被大環境帶著走，也希望改變人，但最後可能要回到自身。」不過回到自身去探問又可以做到甚麼呢？《聽搖滾的北京猿人》就像是胡境陽對以上種種問題的質問，未必有答案，但持續下去思考，可能會看到一點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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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搖滾的北京猿人》

編劇：胡境陽
導演：李國威
文本顧問：陳炳釗
演出：梁天尺、江浩然、黃衍仁、溫玉茹、邱頌偉、鄭綺釵

演出時間：8-11, 13-18 /12/2017 晚上8時
地點：前進進牛棚劇場
門票：$240(正價) , $160 (優惠)
門票已於各城市售票網售票處發售
更多詳情：http://www.onandon.org.hk/index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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