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區議會 2】真議會是怎樣誕生的？ 2004年灣仔實驗
2004 - 2007 年灣仔區議會全體合照。（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真假區議會】上集：假議會是怎樣煉成的？
試想香港不是由 18 區，而是由 18 市組成，有大埔市、荃灣市和觀塘市等，人口由 15 萬（灣仔市）到 65萬（沙田市）不等。**18 個區議會就是 18 個市議會，贏得市議會過半數議席，就能決定該市發展的方向（房屋、醫療、教育、文化、經濟、環境），以及控制一些資源（目前是每年約 6 億 8000 萬﹞。**在這種設想下，參選人理所當然要跟政見相近的盟友建立選舉陣線，提出共同的「市政藍圖」，以爭取議會過半數的控制權。
— 朱凱迪《轉攻區議會在地方執政》， 《明報》，2015 年 5 月 25 日
今年五月底，朱凱迪撰寫文章，呼籲有心人運用「政治想像力」，將區議會當成有實權的市議會，繼而提出 18 區「市政藍圖」，藉此動員以往待立法會選舉才出來投票的民主運動支持者；並嘗試爭取區議會的控制權，此後四年在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
文章刊出後，於坊間引來不少迴響。許多人驚訝，原來區議會在「蛇齋餅糭」和「成功爭取」以外，似乎還有別的可能 — 由民間走入區議會，參與一個類似 Sim City 的市政規劃遊戲，光是想像，已經很吸引。
難怪大家為此驚訝。區議會一直被視為「假議會」，徒具「地區諮詢組織」之名，卻無真正議會之實；區議員的工作，不是大時大節做大騷，跟「蛇齋餅糉」為伍；就是街頭懸掛長橫額，成功爭取綠燈延長。無論區議會，抑或區議員，香港大眾都很少寄予厚望。
綽號「甘甘」的金佩瑋對此並不同意，「今時今日的區議員，除了那種施恩式的社建之外，還可以有其他選擇……」她頓一頓，「只要你有腦的話。」
聽起來很大口氣，但確實沒有太多人比她（及其同僚）更有資格說出這一番話。
金佩瑋（甘甘）
甘甘是 2004 至 2007 年灣仔民選區議員。受 2003 年七一效應帶動，那屆灣仔區議會泛民議員取得過半數議席，讓黃英琦得以登上區議會主席之位。此後四年，灣仔區議會在黃英琦與金佩瑋等人的執行下，於民間規劃、文化保育、市區重建、人文歷史等範疇上，開展了一連串前無古人的實驗。
例如在利東街重建一役跟居民站在同一陣線，成為市建局及政府官員的攔路人。
又例如把本來用作舉辦蛇齋餅糉嘉年華的資源，用作出版區報、社區研究之上。
這也許教人失笑：跟居民站在同一陣線、為自己的地區出版報紙，有什麼了不起？
或是最荒謬之處：回溯歷史，真正能夠貼近朱凱迪文中所提及「市政藍圖」的，幾乎只有這一屆的灣仔區議會。時至今日，我們跟不少年輕的區議員傾談的時候，他們仍以當屆灣仔區議會作為「真議會」的模範。
悲哀的是，這個眾人稱道的「真議會」只持續了區區四年。2007 年區選後，灣仔區議會打回原形，如其他議會一樣染紅，成為建制派予取予攜的資源庫。
「運氣可一不可再，（零三年能勝選）最主要是因為共產黨未發功……」甘甘的歎息，夾雜一絲怒氣。
「……而家共產黨，簡直是發瘟添啦！」
縱使如此，如今重溫當年的灣仔區議會故事，仍然有重大意義 — 它告訴我們，區議會不單是你我今天所認為那般無能；假使泛民打勝選舉、佔據多數、於地方執政……
淪陷多年的區議會，仍有可能由假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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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甘甘在台上領唱社運歌曲。（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一、零三年出選，是另一個世界
有關灣仔區議會的故事，得由 2003 年說起。
眾所周知，那是香港風起雲湧的一年，社會經歷重大跌宕，由沙士到七一，香港人戴過口罩，練過洗手洗手洗手；也上過街頭，喊過政府還政於民。
五十萬人怒吼過後，政府宣布擱置二十三條立法。民主派中人振奮之餘，卻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七一以後，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怎樣走下去？
答案正好擺在眼前：同年 11 月23 日，將舉行回歸後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很明顯，這是民主派進佔各級議會的好時機。
於是七月一日後，民主派開始積極物色新人，準備參與四個月後的選舉，金佩瑋正是其中一個。負責游說她的人是何秀蘭：「佢問我『是否想為這個社會帶來一些改變？』當年甘甘剛讀完 MPhil，正為前路而惆悵，一方面覺得社會氣氛很壞（「但同現在相比差好遠啦！」，她不忘補充），但另一方面，對於如何改變社會，又毫無概念。「她（何秀蘭）又話，區議會有好多資源，可以做到一啲嘢。」
終於，在模模糊糊之間，甘甘決定參選。
她說自己是「阿茂阿壽」。「現在的講法就是『素人』啦，以前就是公民社會的『阿茂阿壽』，全部都無從政的經驗。」
當年，有兩班「阿茂阿壽」聯合起來參選，一班是葉寶琳、陳景輝等的「七一人民批」，另一班是金佩瑋等人的「公民起動」，「我們就是嗰個『公民』囉！」
基於策略考慮，這班公民，最終決定到灣仔起動。「它是全港最細的區議會，當時民選只有十一席，我們五個人去選，如果五個都選到，就可以做一個多數黨，又或者關鍵少數黨。」決定選區後，五人就開始到灣仔插旗，開展選舉工程。
那時候已是九月。「係空降到無倫！」在修頓選區出戰的金佩瑋，直認不諱。跟前人相比，今年初才開始落區的雨傘族，其實已經不算是倉促。
而對於十年前的「雨傘族」甘甘來說，空降不是大問題，落區最困難的，在於她向來害怕接觸陌生人。「學者喎，雖然剛剛畢業，都算是知識分子啦。」向來雙腳離地的她，為了落區派傳單，只得催眠自己：「我而家係進念演員，我的職責就是同人鞠躬同講早晨，有人想要就遞一張單張比佢……」她苦笑，又猶有餘悸。「我完全唔適合做呢樣嘢。」
偏偏命運作弄。
2003 年區議會選舉灣仔修頓選區結果
選舉結果揭盅，甘甘誤打誤撞，以三百多票之差撃敗同樣空降該區的民建聯對手，成功當選。公民起動的五個候選人，三勝兩敗，以他們的經驗和選舉工程而言，成績已算相當不俗。
如今回首，金佩瑋認為他們之所以打勝仗，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人心思變。「成個社會係好想改變，如果有人畀到一個希望，話他們知道社會係會變，他們就會投這個人。」2003 上半年，是香港最絕望的時候，公民社會政治覺醒，思考改變，也是意料中事。
第二是出現兩個重大議題，當年十月利東街宣布展開重建程序，而合和實業亦在同一星期推出 Mega Tower 新方案。甘甘在著作《走過浮花》中，稱之為「上天所賜的禮物」：「當社區出現重大議題，就是比試候選人解難能力的時候。我抖出過去在運動和學院裡的一切所學，真誠的嘗試協助居民分析和處理我一生人也沒遇過的問題。」結果證明居民受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共產黨尚未發功。
「它對香港的控制算係好鬆，真是一國兩制，不會 high-handed 的干預。」作為中共選舉棋子的民建聯當年依然不濟，「無話好特別去組織社區，好鬆散」，加上該黨因七一效應而被大眾唾棄，以「踢走保皇黨」為口號的公民起動，自然佔優。
可是，甘甘不忘補充：「雖然咁講大家會好沮喪……但我覺得，依家啲好彩已經完咗喇。」
她倒抽一口氣，「零三年的香港，是另一個世界。」
語氣盡是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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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與金佩瑋（圖：《改革戰記》）
二、區議會主席的寶座與大能
還是說回零三年那個，尚未變質的世界。
眾所周知，議會政治從來不像外人看起來那般簡單，中間牽涉的角力矛盾，近乎從不止息。
2004 – 2007 年灣仔區議會當然難免捲入漩渦 — 實際上，該屆議會任期未開始，議員之間便已暗湧處處 — 說的，是主席之爭。
別看輕主席一職的份量。雖然法例對區議會主席的職能並無明確指示（只有「主席須主持區議會的會議」一項），但在實際操作上，區議會主席的立場取態，往往會影響當區民政事務專員的工作。假如主席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那麼整個區議會的運作亦會靠攏建制一方。
金佩瑋記得，由 1985 年開始一連 18 年盤踞灣仔區議會主席一職的林貝聿嘉，正是這樣的人：「我問過以前啲 DO （民政事務專員 District Officer），個個都話阿 Peggy（林之洋名）好好，我做咩都支持。」很多區議會主席的角色就像政府的啦啦隊，這自然受到建制歡迎。「市建局錫哂你，大地產商又錫哂你。」甘甘當然不同意這種主席取態：「但你（作為主席）係咪會為社區帶來一些改變呢？我相信唔會囉！」
而 2003 年區議會選舉過後，正是改變的時候。該屆灣仔區議會，連委任議席在內的十四個議席，有八席由泛民主派佔據，換言之，由議員推選產生的區議會正副主席，將是民主派囊中物。
當年泛民陣營中，黃英琦與民主黨的謝永齡，都有意染指主席寶座。甘甘說，兩人的誠意大相逕庭：「謝永齡天馬行空，唔知佢噏乜，但黃英琦當時已經有改革藍圖咁，一疊 A4 紙，攤在你面前。」裡面全是灣仔未來四年會遇到的問題、黃自己建議的解決方法。
滿腹大計，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唔通我會揀謝永齡咩？無可能架嘛！」甘甘斬釘截鐵。
結果，泛民議員經過協調，終決定推選黃英琦任主席。以為塵埃落定，卻突然殺出一記來自建制派的電話，相約甘甘見面。她應約赴會，對方是建制派委託的一名中間人，「佢話想同你傾吓邊個做主席好，又話不如選鄭琴淵（民建聯灣仔區議員）吖！」甘甘當然沒好氣。
「選舉都無遇到呢啲嘢囉！選到之後，先面對到政治的可怕。」是沒好氣，也初嚐了「政治鱷魚潭」的滋味。
來自四面八方的連串暗流，也正正說明了區議會主席一席是如何重要，以致各大陣營覬覦其位，各出奇謀。
無論如何，2004 年 1 月 6 日，由黃英琦任主席的第二屆灣仔區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這是一段灣仔好日子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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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街紙》第三期
三、區議會怎樣由假變真？
金佩瑋在其著作中提過，黃英琦是她行走江湖的其中一位師傅：「Ada（黃之洋名）個人好 innovative的，又接觸好多新嘢，經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
某程度上，該屆灣仔區議會之所以成為「真議會」，為後人所稱道，功勞最大的當屬這位未上任已有一大疊「市政藍圖」的黃英琦。
如今回想，那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在黃英琦的領導下，至少出現了三方面的改變 — 又或是，真議會的三項特質。
**第一是強調公眾參與。**2004 年之前的灣仔區議會（以至十八區大部分區議會）的運作，通常都講求「和諧」。無論政黨和區議員有什麼不同意見，也只會溫和地在會議上表達，紀錄在案，然後再向上反映 — 總之，就是「被諮詢」。
但諮詢歸諮詢，反映還反映，這些意見最終有否影響政策和地區事情的發展？大家心知肚明。
然而當屆灣仔區議會面對利東街重建、合和二期方案捲土重來等重大地區議題，卻罕有地扮演了「攔路人」、「壞孩子」的角色 — 還不止區區幾位泛民議員在攔路，而是由區議會主動深入社區，做調查，辦論壇，給居民充權，一同擋住市區重建的步伐。
「對於一個區議會來說，公眾參與是很重要的工作。因為你啲嘢唔可以獨斷獨行，一定要用的人自己有 say。」甘甘強調，在黃英琦主政的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大大小小的 project 都沿用了類似的邏輯，無論是規劃議題、重建問題，都嘗試引入居民參與。
「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因為能夠反映居民意見，甚至建立橋樑讓政府聽見平民百姓聲音，理應是「真．區議會」的工作。
看似是理所當然，偏偏近年區議會卻成為政府由上而下的傳聲筒。
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第二項變革，在於資源運用。「以前如果有三十萬，會點用呢？搞個交通安全嘉年華啦！」甘甘咧嘴一笑，「大家乜都拎唔到，就是拿了許多膠和紙回家。」嘉年華會上，總派發一大堆派完即棄的膠扇、單張等。「不用理成效的，總之三小時內燒咗那三十萬就得。」
現實就是如此荒謬 — 區議會每次辦類似的大型活動，花費的其實都是你和我的血汗錢。
進入議會後，黃英琦等人對此自然看不過眼，於是念頭一轉，打算把那筆錢用作其他地方。
就以灣仔區議會的「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為例，委員會每年有 100 萬撥款，用途不限。金佩瑋接任委員會主席一職後，決定保留四成留給社區辦嘉年華、蛇齋餅糭式大騷；剩下來的六十萬，則拿去和民間團體做公共藝術、歷史研究、社區調查、保育、印書等等可以留下較深遠影響的計劃上。
又例如，黃英琦任主席「灣仔市區小工程計劃小組」在該四年間充分運用區議會的資源，為灣仔的公共空間作出多個規劃和設計上的新嘗試 — 例如在灣仔北的海濱開設全港第一個寵物公園。
一個運作妥當的區議會，能夠為社區做的事，原來超乎你我想像。
**第三項改變，是對知識承傳的重視。**一直以來，區議會予人的印象都是貼近大眾的街坊保長組織，常識行先，知識殿後：「過去區議會雖然有好多研究，好多調查，點解都無改變？是因為那些知識不是你的，你都無學到，你都唔了解件事，只是諗住點處理，所以搣哂啲木棉花囉！」而該屆灣仔區議會，卻通過紀錄、研究、出版，開啟了區議會在社區發展論述和政策倡議的先例。
《灣仔街紙》的出版，便是一個好例子。這份公民教育的刊物，內容包括市區重建政策的分析、外地市區更新個案的探討，並結集了街坊、文化界、社工界、建築師、規劃師及不同學者對市區重建的意見，成為囍帖街事件的一個重要民間紀錄。
就算真議會只持續了區區四年，但過程中因研究和出版而生產出來的知識，卻流傳至今。
此後，民間愈來愈多自發出版的地區報紙。近年在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下，地區媒體更如雨後春筍，遍野生長。
這一切，某程度上都源自當年灣仔區議會的實驗。
由灣仔區議會出版的《街紙》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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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革終結時
回看那四年灣仔區議會的故事，看倌難免好奇：議會內不是還有好幾個建制派議員嗎？怎麼黃英琦等人的改革，能如此順利？
「建制派呢，都是跟紅頂白，處於劣勢的時候他們其實都是好人，會好 make sense，肯同你講道理，支持一些他覺得合理的事。」甘甘聳聳肩，「不過到他們佔上風喇，又是另一回事。」
這一點，過去八年香港人已見識過太多次。
真正的阻力，在於背後的力量。甘甘上任後一年半左右，開始察覺到同僚們的立場漸漸被動搖，「逐個逐個被收買」。後來，就連為了讓居民多了解市區重建議題而出版的《灣仔街紙》 ，撥款也幾乎被阻攔。
黃英琦在著作記下了這件事：
「在《街紙》之前，區議會出版的多是軟性的『地區方物志』，不會出版『有立場』的刊物。《街紙》應是例外。《街紙》的出發點是不接受『愚民政策』，希望公民社會和居民知道多一點，了解政策的始末和他們的選擇權……市建局當然明白出版《街紙》的目標，是為市民充權。可能是基於恐懼吧（居民有了知識，就不會逆來順受），市建局遂暗中游說某幾位區議員，要求他們不支持出版《街紙》的撥款申請。」
— 黃英琦，《改革戰記》，頁 50
幸好黃也不是省油的燈。得悉市建局在幕後「使橫手」後，她努力進行「反游說」，終於令部分民建聯議員倒戈，一連三期的《街紙》才得以面世。
但阻力就是愈來愈大。金佩瑋慨嘆，到了 2006 年當區議員已經「不再好玩」，「做什麼事都有人阻住地球轉。」她甚至覺得在議會內眾叛親離，「好多人一個一個被買走，好多改革你都做唔到，好無癮，好 frustrated。」
在社區也如是。到任期尾聲，從街坊領袖的態度中，甘甘和黃英琦意識到「自己失緊勢」，明顯有幕後勢力在收買人心，黃更因此有預感「民建聯會返番嚟」，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泛民很可能會遭遇慘敗。
身為區議會主席的的黃英琦因此要面臨一個抉擇：假如下屆灣仔區議會泛民再非多數，不能選出自己任主席，那麼還是否應該留在議會？
甘甘倒記得時任英國文化協會總幹事 Ruth Gee 在一次午宴上對黃英琦說過的一番話：「如果你曾經做過首相，要坐返 back benches，睇住第二個人做首相，係咪好無癮呀？」
「所以佢（黃）唔出來選囉！」最終兩人都萌生退意。「我都覺得犯不著啦，一介書生，點解要在這池髒水裡打滾？連大佬都唔做咯。」
黃英琦的預感沒有錯，民建聯（及共產黨）於 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捲土重來，大獲全勝。在灣仔，泛民陣營由八席減至三席；繼承甘甘他們的旗幟、以公民起動名義出選的兩名候選人，均告敗陣。
灣仔區議會，終於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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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明報》剪報
五、做「理念派」還是「實幹派」？
上屆區選泛民出現了一批政治新貴，他們憑着七一效應輕易上位，但當中很多人卻低估了當一個區議員的難度，亦沒有足夠準備去揹上地區工作的重擔。他們當中有些人，譏諷傳統民主派只曉得搞些蛇齋宴、旅行、通渠等瑣碎地區工作，聲稱自己反過來卻要做一些高層次的民主播種工作，提升選民的水平和視野。其中的表表者，莫如是「公民起動」和何秀蘭。
但4年後，這些「民主理念派」、「民主農夫派」，相對那些「民主實幹派」、「地區工作派」，究竟又做了些什麼出來呢﹖
— 蔡子強《泛民 20 年來最大敗仗》，明報，2007 年 11 月 22 日
「我覺得蔡子強不食人間煙火囉。」金佩瑋笑著說。
2007 年區議會選舉泛民大敗後，蔡子強於報章撰文，高捧街坊民主「實幹派」，把公民起動揶揄為「高層次的理念派」，「低估當區議員的難度」，是「龜兔賽跑」中的大烏龜。
文章刊出後，當然引來公民起動的異議。黃英琦撰文，稱自己和同路人一直在運用「軟權力」，實行「地區創新」，又直言「地區工作不限於小恩小惠」；金佩瑋的文章索性將蔡子強稱為「遠在天邊冷氣辦公室裏的評論人」：
假如評論人認為要行福利主義，要令所有人高興，要天天宣傳自己成功爭取了什麼才算是「做咗嘢」，那實在非常可悲，這樣的「評核標準」只會把區議員永遠困在自己那六條街中，死守着每一張選票。這樣的社區是永遠也不可能培育出基層民主，街坊亦只會照舊被視作當權者和在位者愚民的對象。
— 金佩瑋《高空二萬呎的迷思》，信報，2007 年 11 月 26 日
十年後的今天，她仍堅持蔡子強當日的批評，毫不公道。
公道與否，大眾心裡有數。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過去幾年，蔡子強的這套論點確實在坊間頗為流行。不少人認為，泛民主派要打贏選戰，就要做好「地區工作」。何謂「地區工作」？一方面要在社區裡搞福利主義，民建聯送蛇齋餅糭，那泛民也不能怠慢；另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做好「民主實幹派」的本分，由「延長綠燈秒數」到「增加巴士路線」，通通要做足，事成後最好站在旁邊拍個照，印製橫額，讓選民們都知道你的低調。
許多人認為，這兩項工作就是區議員職責的全部；至於黃英琦和金佩瑋的社區改革，雙腳離地，空講理念，成果不彰（例如利東街最終一樣變成「囍歡里」），就理應被摒棄。
灣仔利東街（圖：灣仔《街紙》第三期）
真箇如此嗎？在區議會選舉迫在眉睫的當下，這值得有心人深切反思。
金佩瑋不覺得蛇齋餅糭有任何意義。「你去派嘢比人？怎夠別人派呀？我個朋友是獨立建制派，最初的時候佢派一隻糭，結果被阿婆蔑佢，『車，民建聯派兩隻呀！』咁你點同人鬥呀？」
她認為，區議員是一個社區的領袖，但領袖要做的絕不是向百姓施予小恩小惠，而是用自己身為區議員的軟權力，為街坊爭取社區的改變：「譬如東區有好多天橋，只是放啲石之嘛，其實這些閒置空間是否可以開放，比人做種植呢？」
看似很難入手，但甘甘堅信區議員有能力可以做到。「單憑一個人是什麼也做不了，但區議員有地位，好似一塊磁石咁，吸引到其他人幫手做。」
當然，甘甘不同意蛇齋餅糭策略，除了因為現實上「唔夠派」，還因為它本質上對平民百姓無益。
「那種 patronizing……施恩式的社建呢，其實係唔得的，無用的，最後只會令大家都好 disempowered。」她認為一個區議會的責任，正正就是 empower 當區的市民。
正因如此，該屆灣仔區議會才會強調公眾參與，又主張用知識來令市民充權。
總的來說，一個字：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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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雨傘運動期間被佔領的干諾道中隧道，攝：朝雲
六、傘開以後，素人再現
提起十年前的灣仔故事，金佩瑋眉飛色舞，我們也聽得興高采烈。畢竟，這個故事能讓我們對區議會有不一樣的想像。
但談到現在的情況，大家頭頂又難免烏雲滿佈。就如甘甘所說，由 2007 年開始，地區的建制機器經已發動。事到如今，泛民別說要取得過半議席，就連保住區區少數，亦很艱難。
不過也有人相信，這是最壞的時光，也是最好的時光。
雨傘運動後，不少「政治素人」積極落區，矢志參選，許多評論人（如蔡子強）都指「雨傘族」選情嚴峻，機會渺茫。身為過來人的金佩瑋卻拒絕過分悲觀。在她眼中，傘後的香港社會呈現悶局，而素人們要吸引支持，最重要就是將傘運的自身經驗，轉化成一般人的社區想像。
「你們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其實經歷了香港最好的時間，最乾淨啦，最有秩序啦，香港人最守望相助啦，還無端端建設了一個社區，一條村出來，這經驗其實可以比到社區一個幻想。」令從來不知社區為何物的香港人，想像社區的可能性：「原來我們街坊可以守望相助喎，原來我們可以資源共享喎，原來我們這區有咁深厚的歷史喎。」
總之要告訴大眾，整個香港、整個社區，是仍然有希望的。
資料圖片：去年雨傘運動，市民佔領金鐘反對「袋住先」
「現在，個社區已經比對手穿透哂，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贏到另一班人的心返來呢？」甘甘說，「點解佢（選民）要比一票你呢？就是因為你畀到一個希望佢。」
有了希望，就可以令百姓產生對社區的歸屬感 (ownership)，相信自己也可參與社區裡面的管理、建設，就像雨傘運動時一樣：「成個雨傘運動點解做得咁好呢？他們有 ownership 嘛，突然間 own 咗條街呀，條街是他們的，公廁也是他們的，所以一定要將廁所執到乾乾淨淨。」
「你能不能夠令市民對自己的區，都有這樣的 ownership 呢？」
要找到希望，摸到想像，進而建立歸屬感，絕非不是一時三刻的事。如今距離選舉只有不足四個月，雨傘族要打贏選戰，機會或許不大。但選舉後，這班政治素人能否繼續留在地區，在沒有鎂光燈的照耀下，繼續為居民帶來希望、想像，以至能夠如文首朱凱迪所寫，將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
這恐怕才是最關鍵的一點。
2011 年區議會選舉前夕，黃英琦出版《改革戰記》一書，回顧四年區會歲月，並在書末寫下這段對後來者的期許：
「競逐新一屆區議會的新人類，無論他們來自何方，有怎樣的政見，**但願他們當選之後，不畫地為牢，對區議會的改革有承擔，鼓勵公民參與，堅持區政由下而上，相信民間智慧可為社區問題帶來新的解決方法。**但願區議員除了聯誼活動外也會重視研究和政策的分析，提升自身的知識和議政能力。民主發展不能只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如何產生，民主要植根社區，區議會應是香港未來政治人才的孕育基地。」
— 黃英琦，《改革戰記》，頁 173
十年前的灣仔故事早已落幕，往後類似實驗會否重啟？香港會否再有由真普選產生的「真議會」？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金佩瑋（甘甘）
—【真假區議會】專題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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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今年是 2015 年。如金佩瑋開首說，共產黨對區議會選舉的操弄，已經相當成熟 — 是「發功」，更是「發瘟」。
因此，《立場新聞》的下一個區議會專題，將會訪問建制派裡的無間道，了解共產黨如何發功 — 近年愈見犀利的建制選舉機器是怎樣運作的？來自北方的幕後之手又是怎樣在維港上空游弋？
往後我們將嘗試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