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區議會 1】假議會是怎樣煉成的？
地行行政的前世，造成了區議會制度的今生。（圖片來源：《民政主任工作檢討報告書》）
過去一年，「我要真普選」的黃幡，時而繫於懸崖，時而掛在窗邊，隨風飄揚，隨處可見。香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響遍街頭，如雷貫耳。然而，就算喊得怎樣聲嘶力竭，大家依然心知肚明：在政府以至中央阻攔下，真普選之於香港，根本遙不可及。「袋住先」蝦碌否決，政改議題被束之高閣，「真普選」更似遠在天邊。
其實未必。2015 年年底，香港即將迎來一場名副其實的真普選。
只是我們並不留意。又或者說，就算有所留意，也僅僅流於「留意」的層面。香港大眾從不認為，一場接近真普選的區議會選舉，有什麼大不了。
專家學者會說，這場選舉是後傘運年代泛民的試金石，是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 — 但也不過是試金石和前哨戰罷了。撇除它作為民意指標、選戰前哨的功能，身為民選議會，區議會對推動社會改革、促進香港民主，有沒有很直接的幫助？
眾所周知，功效甚微。
全因政府對區議會定位如此。翻查文件，區議會的職能如下[1]：
一、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
- 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人的福利的事宜；及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及
- 政府為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序；及
- 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給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公帑的運用；及二、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及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社區活動。
總括來說，區議會被賦予的任務，一是被諮詢、給意見（但政府不一定要聽），二是拿政府的撥款，在區內搞點小工程，辦些文娛康樂活動。
縱使政府曾稱區議會「於地區事務及議題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諮詢角色」，但事實擺在眼前，這個議會的角色之於整個香港，似乎可有可無。
於是，在許多人心目中，區議員是大時大節派發蛇齋餅糉的福利專員，更是永遠只能成功爭取綠燈延長兩秒的街坊保長；也於是，雖屬香港議會制度的一部份，但區議會往往被視為徒具其形卻名不副實的一個，假議會。
由真普選產生的一個，假議會。
如今區議會選舉將至，我們當然可以一如以往，指著區議會破口大罵，甚至因為它是假議會，而不屑一顧，任由蛇齋餅糭遍地開花，容讓十八個議會染成一片赤紅。但這終歸無補於事。
或許更實際的，是理解這個議會的前世今生 — 因為當我們解構它的前世，自會發現，這個假議會的出現，從來不是偶然。
它是幕後之手經年累月、細心策劃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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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慕琦爵士（穿西裝者）在 1946 年 5 月 1 日復任港督，當日最高法院外舉行了大型的歡迎儀式。同日，楊慕琦提出其政改理念。（來源：維基百科）
香港的區議會成立於 1982 年。但是，若然我們真箇希望深入了解這個議會的性質，卻必須往時間軸線的前沿追溯 — 因為區議會於八十年代初的出現，並非出於突如其來的建議，背後其實有段長達三十多年的歷史。
因此，要明白區議會的今生，先要回溯它的前世。換言之，要追尋地區諮詢制度的起源。
地區諮詢制度的歷史尾巴，始於 1946 年。當時的港督楊慕琦為建立香港人的歸屬感，令香港最終擺脫被中國收回的命運，積極考慮下放地方行政權力，實行一個真正的民選制度。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erritory can be given a fuller and more responsible shar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own affairs.”
- Sir Mark Young, 1 May 1946[2]
因此，楊慕琦政府建議香港成立市議會，並提出當中三分之二議員由市民直接選出。不過，尚未來得及推行，楊慕琦的港督任期便已屆滿。
接任的葛量洪既擔心計劃招惹中共反對，又認為政改無助培養港人歸屬感：
Grantham…. believed that the colony’s proximity to China meant that the local Chinese could never be molded into loyal British subjects.[3]
加上立法局的利益集團反對建議，楊慕琦計劃就此無疾而終。縱然失敗，這卻是港英政府將權力由中央轉移到地方的初次嘗試。
一切由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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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以後的民政主任計劃
時代巨輪繼續轉動。到了 1964 年，戴麟趾來港出任港督，由於他希望搞好殖民政府與本地中國人群體的關係，故有意成立類似後來民政主任計劃的制度。但這個念頭，卻被華民政務司麥道軻 ( David MacDougall ) 強烈反對，暫時擱置。
直至六六暴動發生，港英政府意識到問題嚴重，改革於是迎來契機。暴動後三星期，戴麟趾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一是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暴動成因；二是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組委員會，開始探討如何改革地方行政。兩個委員會同於當年年底發表報告，其中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指出，動亂的成因多元，有的來自青年人的「特殊問題」，有的則源於政府與民眾溝通不力的結果。
The emergence or existence of a ga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s a continual danger and anxiety for any form of administration.[4]
而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組委員會發表的狄堅信報告書 (The Dickinson Report)，則與楊慕琦方案相近，認為政府有必要發展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及社區精神。報告書因此建議在荃灣、九龍和港島都成立市議會，部分議員由民選產生，在公共衛生、教育、房屋、社會福利、發牌事務上擁有行政權力。[5]
經此一役，港英政府意識到發展地方行政的逼切性。1969 年，政府正式推行民政主任計劃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期望民政主任成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主要溝通橋樑，不單避免政府如暴動前一樣對民怨爆發毫不知情，又能改善過往殖民政府之於民間社會，高高在上的形象。
話雖如此，正如鄺健銘在《港英時代》書中引述學者 Ian Scott 對計劃的質疑[6]，民政主任的制度本期望建立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樑，但到實際執行時，卻只為了動員基層盲撐政府，又或由上至下地解釋政策，郤對異見充耳不聞。就算開始建立地方行政系統的雛形，但港英政府的決策，依然是是個封閉的系統。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推行這個計劃最重要的目標，還是協助港府進行管治。事實上，由始至終，港英政府每一項推行地方行政的政策，無論是民政主任計劃，抑或之後連結街坊建立互助委員會，再到八十年代初成立區議會並將制度遺留至今，其主要目的都只有一個：方便由上而下的管治。
當然，這是後話。
民政主任的工作（圖片來源：《民政主任工作檢討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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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導的社區建設
與此同時，六七暴動也令港英政府意識到連結街坊、建立社區的重要性。金佩瑋今年完成其探討社區建設的博士論文，裡面提到六七暴動後那兩年，政府陸續在各區協助成立社區組織，以非官方的途徑建立政府與民間之間的橋樑[7]。例子包括 1968 年成立的香港中區市民聯絡服務會，以及 1969 年成立的灣仔民政區各社團聯會敬老會(Wanchai District Organizations' Respect for the Aged Association)。這些街坊組織的成立，都反映港英政府當時有意培養地區領袖，扮演溝通橋樑的角色。
你或許會問，地區街坊會不是一向存在嗎？為何又要成立新的街坊組織？金佩瑋認為原因很簡單：當時港英政府銳意發展的，是一套由上而下、方便動員的組織架構。這個架構要取代的，正是以往自然而生、由下至上的街坊網絡。
但金亦強調，這些工作不過是其時港英政府在社區所做的一些實驗，不算太成功。
真正的轉捩點，在七十年代初。當年，香港政府推行了兩場大型全民運動，分別是 1972 年的「清潔香港運動」和 1973 年的「撲滅暴力罪行運動」。
透過兩場全民運動的契機，港英政府大力推動社會參與：
「從規劃最早階段開始，便意識到全面的社區參與的需要。政府可以而且已經做了的是供應人手、器材、交通工具及所有財政上的支持，令運動發展起來。但假如沒有從草根由下而上的，社區內每一位人士很實在的支持，則一定不太不能達至此運動的組織者所爭取的成效。」[8]
大力推動的原因也簡單：假如沒有社會參與和動員，這場規模龐大的運動，根本實行不了。
然而，以上段落提到的「草根由下而上的支持」，某程度上，根本是政府由上而下組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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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清潔香港運動海報
「清潔香港」帶來的三層地區架構
以「清潔香港運動」為例。運動的社區參與乃通過民政署的系統來發動。起初，政府將全港劃分為七十四個推行運動的地區，每區平均約有 45,000 人；這七十四個地區，各設立一個由二十至二十五名市民所組成的分區委員會，由上而下地協調運動進展。[9]
後來，在分區委員會之上，政府又成立了十個民政區委員會，由分區委員會的主席、地區領袖及政府部門代表所組成。
這兩場全港性運動，促成地區諮詢架構，輪廓漸現。
此後，政府更自覺地發展平民百姓的社區參與。在 1976 年的施政報告，港督麥理浩提出要深入基層，做社區建設，特別是在屋邨間成立互助委員會 (Mutual Aid Committee)：
「成立組織完善而工作積極的互助委員會，由居民選出委員，互委會可隨時與有關政府部門接觸，尋求意見及協助……我們的理想，是以各住宅樓宇及工業樓宇的互助委員會、街坊福利會及較大區域的分區委員會為基礎，由民政主任、社區及青年事務主任和康樂體育主任，執行日益擴大的服務計劃來加以支持和協助，共同達成這個目標。這些工作統由民政司及其屬下工作人員協助、調配和指導。」[10]
由民政區委員會，到分區委員會，再到每幢大廈的互助委員會……一個合共三層的網狀架構，就此形成。兩場大型全港運動會結束，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會過去，但這三層結構卻遺留至今，甚至依然在發揮影響力 — 當然是負面那種。
聽起來，這三層結構看似很民主，將政府的中央權力擴散到不同層次的地方委員會上面，又能促進各界溝通，鼓勵官民合作。但只要細心觀察，我們不難發現這個架構，以至麥理浩於 1976 年首次提出的「社區建設」概念，多少是政府方面的一廂情願。
就如以下意見：
「政府既無意在市民之中提高民主政治參與的精神……社區建設更似是一種從上而下、由政府高層所制定，而交到下層去執行的政策。官民之間的合作只是達成政府所制訂的目標的手段。」(Lam, 1993, p.35)[11]
它想做到的，只是市民通過社區參與來協助政府的行政管理。
還是那一句，由始至終，港英政府建立一套地區諮詢制度，最主要原因都是鞏固對香港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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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白皮書 區議會誕生
讀到這裡，你或許好奇：不是要理解區議會的前世今生嗎？怎樣大半篇幅都在談港英政府的施政，以及什麼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等架床疊屋的組織結構？
請稍安無躁。港英政府的地方行政思維，和我們現在面對的區議會，兩者關係根本密不可分。
1979 年麥理浩訪華後，已估計到有可能要撤出香港，因此就跟撤出其他殖民地一樣，港英政府打算在離開前在香港推行有限度的民主化。[12]
為了不過分觸動北京神經，民主改革先由地方行政入手。1981年，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建議在全港十八區成立部分議席由選舉產生的區議會，作為推動民主的實驗。
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也許是一大進步。正正因為港英政府當年引入民主成分，現在的區議會選舉才逐漸發展成為真普選。
然而，又正正因為港英政府當年對「社區建設」、「地方行政」的刻板理解，令如今的區議會，始終走不出假議會的格局。
由 1981 年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開始，政府對區議會的定位，就一直是附屬政府的地區諮詢組織，而非具有關鍵實權的地方議會。為何要如此設定？因為港英政府當年提出的區議會制度，基本上是改良自政府於新界（理民府制度）以至七十年代在市區，所沿用的種種地方行政制度與試驗[13] — 亦即上述的民政主任計劃，以及「民政區委員會 — 分區委員會 — 互助委員會」三層架構。
地行行政的前世，造成了區議會制度的今生。
當年政府視「地方行政」為一套由上而下的管治手法，多少也奠定了如今區議會繼續被定性為「政府啦啦隊」的宿命。
期間就算政府進行區域組織政治改革，廢除原有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兩個市政總署，並曾承諾向區議會增撥資源、增加其職責，以鼓勵市民參與地區公共事務；甚至將區議會英文名稱改為「District Council」，以示其享有「立法議會」（Council）的同等地位……但政府最終卻未有實現承諾，讓區議會承繼兩個市政局及總署原有的權力。
區議會被賦予的任務，直至當下，繼續如前文所述，一是被諮詢、給意見（但政府不一定要聽），一是拿政府的撥款，為區內舉辦文娛康樂活動。
空具議會之名，卻無議會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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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由金佩瑋提供，特此鳴謝
舞台社區的出現
甚至乎，近年的區議會已經幾乎跟蛇齋餅糭、嘉年華會，劃上等號。
像大時大節準時上演的「沙田月滿樂安居」、「觀塘端午嘉年華」（名稱純屬虛構），活動種類繁多，但場面來來去去都相距不遠：台上有民政署官員、區議員和地區領袖，站在美侖美奐的佈景版前，笑容滿臉，剪綵合照；台下有街坊觀眾，捧著大包小包，給足面子，用力鼓掌。
總之在這社區舞台上，一片和諧，歌舞昇平。
金佩瑋把這個現象稱為「舞台社區」(staged community)[14]。簡而言之，就是由政府（民政署）編劇、區議會附和、街坊參與的，一場大騷。
諷刺的是，這個舞台社區的關鍵零件，正是港英政府於六、七十年代留下來的各種地方行政實驗品 — 如統領各區的民政主任、各個屋邨的互助委員會，以及政府培養多年、視之為「自己人」的地區領袖。[15]
金佩瑋指出，原本旨在建立社區歸屬感，甚至鼓勵平民投身政治的地方行政制度，結果被挪用，化身成一個和諧舞台、一場政治大騷。社區人士、尊貴議員，既接受了由上而下的小恩小惠，又或各式徽章，就當然靠攏權勢，為當權者賣命，鞏固政府管治。[16]
而區議會，雖是民主選舉產生，但性質上不過是整個舞台社區的其中一枚零件。名義上，各區民政事務處是要執行區議會的工作，但到實際層面，區議會卻反過來成為了民政事務處，以至政府部門的橡皮圖章。
過去一年，無論是備受爭議的一億元社區重點項目撥款，抑或是更受質疑的十八區議會一同支持通過政改，都顯示同一現象。區議會原本作為官民橋樑的角色經已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建制力量對它的操控，使之成為支持政府施政的假議會。
且是由真普選產生的一個，假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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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區議會的前世，以及今生。
讀到這裡，難免令人納悶：既然基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因素，致使區議會天生難逃假議會的宿命，那我們又為何仍要關注四個月後上演的選舉遊戲？既然區議會的職能幾乎只剩下「給意見」和「搞活動」兩項，那泛民議席繼續被建制黨派蠶食，又何須可惜？
更重要的是，區議員的工作，除了臭名遠播的蛇齋餅糭，和「成功爭取綠燈延長兩秒」這些所謂的社區工作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假如泛民議員佔據區議會大多數，可否帶來生機，為區議會帶來不一樣的可能？
答案是「有可能」。
2003 年，乘著七一效應，泛民主派於當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更在灣仔區贏得過半數議席，取得議會的控制權。在黃英琦擔任主席的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在民間規劃、文化保育、市區重建、人文歷史等範疇上，開展了一連串前無古人的實驗，並證明了在由上而下的的地方行政制度下，區議會不一定淪為既無人力又缺財源的的口水諮詢機構，也可以化身成為在地方「執政」的「市議會」。
下一篇，我們回到 2003 年的灣仔，看看一個真議會是怎樣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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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見民政事務總署網頁：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district_administration/dbmain.htm
[2]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 p.81
[3]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p.131
[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p.127.
[5]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Local Administration (The Dickinson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引自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251。
[6] 見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253。
[7]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p.121
[8] RSHK 337-4-5396： “The ‘Keep Hong Kong Clean’ Campaign: It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11th January 1973”
[9] 見呂大樂、呂清湖《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收錄於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頁127。
[10] 見呂大樂、呂清湖《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收錄於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頁129。
[11] Lam Siu L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ommunity Building”, unpublished MPA thesis (1993),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引自呂大樂、呂清湖《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收錄於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頁131。
[12] 詳見馬嶽《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2010，頁22。
[13] 源於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的分析，頁254。
[14]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Chapter 2: The Staged Community – Political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15] 詳情可參閱金佩瑋論文的第三章，她訪問了 1989 – 1994 年的灣仔政務專員 Peter Mann。
[16]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Chapter 3: Feeding with an Empty Spoon – Implications of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Schem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