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性侵 · 5】3%背後　「看不見」的男性受害人

在性侵議題的討論裏，男性受害人常常是不被「看見」的一群人。

媒體上存在大量對女性性侵受害人的刻畫。在#metoo全球浪潮之下，華人社會的輿論場，亦開始討論女性受害人面對的社會困境。但當說起男性受害人，一問之下，我們好像大腦空白——對，男性受害人，他們會是怎樣？有怎樣的面孔，怎樣的記憶；怎樣的掙扎，怎樣的思想？

他們是怎樣的人，又活在怎樣的真實之中？

眾所周知，性罪行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女性。根據社署統計，2017年1月至9月，獲呈報的725宗性暴力個案當中，僅3%受害者為男性。3%，這個微乎其微的數字，讓他們輕易從公眾視線中被抹去。而傳統的性別文化讓我們認為，男性在性侵現象裏，只會成為加害者的角色。對「真男人」的性別定型，以及對生理反應的迷思，甚至讓受害者自己都懷疑自己的遭遇。而我們的社會，亦嚴重缺乏專門幫助男性性侵受害人的機構。

3%的他們，成了沒有位置的受害人：數字「看不見」他們，文化「看不見」他們，社會機制「看不見」他們。而他們自己，亦「看不見」，或「不想看見」自己。

專題第五篇，我們希望與您走進3%的風雨，看見男性受害人。傳統性別文化對男人的刻畫及定型，是時候被挑戰了——從性侵議題開始，看見「會受傷的男人」。社會對會受傷的男人的污名化，亦是時候被反思：我們憑什麼要求，他們「不能」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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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蝕底」的受害人 意想不到的侵犯者

志偉（化名）對6、7歲左右的記憶，感到很模糊。像每一個小孩愛偷偷溜進父母房間那樣，在十幾歲的哥哥帶領下，兩個孩子跑到了父母的床上。哥哥不知從哪裡找來了父母平日看的成人錄影帶，在他面前開始播放。接下來的事，志偉的描述，斷斷續續。「和我一齊看……跟著錄影帶，和我一齊……做錄影帶裏的事情。對，就是這樣吧。」

坊間常見「男仔不怕蝕底」心理，生了女孩的家長特別緊張教育女兒，不要「蝕底」；若生的是男孩，大家就鬆了口氣，感覺不用擔心。「那時不懂這叫性侵犯。我以為，是哥哥同我玩而已。我不懂得分辨。家裡人一直都沒教我。特別因為自己是男孩，通常大家只擔心女生吃虧，不怕男生吃虧嘛。」

「更加不會想到，侵犯者會是家人。」志偉回憶，「我也沒有戒心，因為，他是我哥哥啊。」

年幼的志偉只覺得「好怪」，隱約認為「這應該是男生與女生做的事」。他沒告訴任何人。不適的感覺埋藏在腦海深處，直至20歲出頭，走進社會，來自工作的壓力重重落在肩上，他才忽然想起這件塵封的兒時往事。

「剛開始工作，那時很不開心。輪班令身體好差，休息不夠，然後做錯事，又會被人罵。做錯一件事，幾個月後，同事仍會拿出來指責我。周圍人的欺凌對我來講，是一種傷害。我覺得這種被欺負的經歷，令我感受到很強的控制。我對『控制』很敏感，因為我覺得『果樣嘢』（指被性侵）其實都是一種控制。」

志偉說，不知是否因為小時候的事，長大後自己很怕事、膽小，亦害怕與人爭執，害怕面對強權的人。在工作上受到欺凌後，他很不想見人，經常不想起床，亦對自己失去信心。「覺得自己很沒用……總之，不想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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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掉的眼淚：我睡不著，風好大

記起兒時被性侵的事後，志偉找到了明愛曉暉，一間專門做遭童年創傷及童年性侵人士服務的機構。在康復的過程中，由於情緒影響，他曾患上思覺失調，也因此記憶混亂，不少事情在時序上分不清先後。時間坍塌，大海將不同的事與情感，零散地送回到沙灘上。

「最深刻有一次，同社工傾計。那應該是第一次將事情講出來，掀起了很多情緒。那一天，我從大窩口一路搭車去九龍東。我好想哭……但是又不敢在地鐵上哭出來。可能因為自己是男人啦，不可以在其他人面前示弱。」

「其實這程地鐵，一個鐘都沒有，但我覺得好像過了一天。我一路上控制自己的情緒，不想哭出來。我不想令其他人擔心。不想令其他人覺得我是弱者。」

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長的地鐵。不能哭，不能示弱，可內心的兵荒馬亂，早已世界末日。

作為明愛曉輝的資深社工，亦是了解志偉經歷的人，古錦榮說，社會上很多人不相信男性會是一個性侵的受害者，而男人本身亦都不想接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因為「文化上認為，男人應該有能力保護自己」。

「對男人來講，我不想自己是一個受害者，但我偏偏是一個受害者。我如何去接受這件事、這個身份？作為男人，我如何去理解，我是一個無能力保護自己的人？正正是我們的社會認為，男人應該有能力保護自己。不只要保護自己，還要保護其他人。」古錦榮說。

傳統的社會文化底下，男性沒有受害者的位置。「很多情緒，好像不允許男性去擁有。對於男性的性侵受害者，我們也沒有一個role給他們。他們可以是一個侵犯者，可他們卻不可以是一個受害者。」

志偉就說，因為記起一切，令自己十分受困擾。

「試過有一晚，我失眠，在自己的房間裏。夜晚阿媽去廁所，經過我，看到我還未睡。她問我怎麼了？」

「我就對她說：我睡不著，外面風好大啊。風聲一直在吹。」

話未完，他紅了眼。淚水大滴大滴地滾落下來，他望著前方。

獨自坐在房間的男人，沒有對母親說出的話。

「就是我……我很不開心……因為那件事，整個人變得好緊張，很小事就感覺很緊張……好怕有人再傷害自己。」他哽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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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的生理反應

志偉說，自己曾在被性侵的過程中有生理反應，因此內疚了很長一段時間，耗費很多心神，才明白自己究竟當時是否願意，是否真的被性侵了，又是否是同性戀取向。

「初初有段很長的時間，以年計，我覺得自己有『參與』那件事。就是說，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因為通常有這樣一種錯覺：你有好的生理反應，可能說明你是願意的。但其實你是不願意做那件事的。」

因為有性反應，他一度誤以為，自己是同性戀者。

「有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喜歡男人。為什麼？因為我在被性侵那件事當中，有過一些好的感覺。有性反應。而我分不清性反應和抗拒的區別。我那時不懂分別生理和心理的東西。於是去到地鐵，我會留意男人。我以為我的性取向是這樣的，之後才發現不是。再後來，我找到了伴侶，娶了我的太太。」

直到他再見了幾次輔導，這種混亂的心理狀況，才得以好轉。「因為有性反應，我一直很內疚。後來我了解到，生理和心理是應該分開的；而自己那個年紀，其實還未能分辨適當的性行為。在此之前，那段時間，真的好難度過。」

輔導員古錦榮就說，確認被性侵，以及確認自己的性取向，是男性面對被性侵經歷時，最受困擾的兩大問題。

「受性侵的時候，有生理反應，這往往是困擾他們的大問題：究竟我是否受侵犯？如果你有興奮反應，那是否你自己都同意這個侵犯？當侵犯者是男性時，亦會帶出另一個問題：我是否是同性戀？」

他又解釋，其實身體反應有自己的機制，並非完全由大腦控制，因此不可用生理反應來說明自己的意願。「我們很需要了解：原來身體有它自己的機制，不是大腦想怎樣就怎樣。」

「我也聽過不少女性受害人說，被性侵時，其實陰道也有分泌。於是有人會說：妳不願意，但妳仍有性反應，妳還不是『雞』嗎？可我要向大家澄清：就像我們的皮膚有自己的機制，當你撫摸皮膚，你會感覺舒服。所以人是喜歡有身體接觸的。擁抱亦是一種令人很舒服的行為。但這個舒服和你的意願，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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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看見」的受傷和脆弱

古錦榮又表示，男性受害人在質疑自己的受害經歷的同時，卻又吊詭地因取消受害者身份而感到好受一點，甚至寧願以承認自己有份「參與」，來避免面對自己遭性侵的脆弱和無力感。

「懷疑自己不是受害者，不是被性侵，甚至覺得可能是一個sex play。矛盾的是，當它成為了sex play，其實男性受害人心裏又會好受一點：因為他覺得，玩而已，那我就不是一個受傷的人了。但你明明在事情裏感到不妥，可你應該怎去面對這種不妥的感覺？」

「他們通常不太能講出『我覺得自己無能力』，而會講『我覺得這件事好醜』。『醜』是什麼意思？就是覺得，自己也有份參與，也同意了這個性侵——用『醜』來避免面對『我無能力』，讓我去『認同』性侵的發生，而非被迫發生。」

不少男性受害人打電話問古錦榮：「這是不是性侵犯？」

「我就想：是什麼原因，令你想定義這件事？原來，他們覺得，如果這是性侵犯，事情對他們來講，突然嚴重了好多。而如果他們能夠定義這不是性侵犯，那會舒服很多。」

古錦榮指出，做男性受害人輔導，與女性受害人的不同之處，在於男人不想被同情，但亦不能真的無視他們的傷痛。「男人可能真的不太想被同情。如果你覺得他很慘，他會更加覺得自己被disempower。所以那個困難在於，你不可以令他覺得，你覺得他很慘。你不可以同情他，但你又不可以當他無事。中間那個拿捏的位置，我想，同做女性工作不太一樣。」

古錦榮說，對於提問，自己通常會給出一個定義，讓求助者參考：「性侵犯是什麼？就是一次性行為當中，其中一方不同意，或處於意識不到、或不清醒的狀態，即不是出自他真實意願的狀態。」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的。只是他們不讓自己去意識、去承認。正正是很多男人不想去『看見』自己的這個部分——這個受傷、脆弱的部分，這個覺得自己『好無用』的部分。」

於是，很多男性求助者打來電話時，會先講自己當下面對的困難——像志偉的工作壓力，或其他求助者面對的感情困境，性生活問題，性傾向疑惑……然後才說：「我不知道和我小時候的事情有無關係？」

「女性的話，她們通常直接告訴我們，小時候發生了什麼什麼事。」

傳統性別文化要求男人要堅強、有男子氣概。於是，一個關於性侵行為的判定，原來可以牽涉到男性的能力、操控、性身份、性傾向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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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的道歉

志偉曾因情緒問題入院。入院之後，他終於將被性侵的經歷，告訴了家人。母親在知悉後對志偉說的話，志偉記到現在。她說：「哎，過去了就過去了。不要太介意。」

「類似那種話，就老人家常說的，什麼時間會沖淡、沖淡。」志偉說，母親在家常講，「十隻手指有長短，你不可以要求每個（兒女）都那麼好呀。」

「其實家人是不懂得處理的。」志偉說。

對於哥哥，志偉的感覺一言難盡。是憤怒，還是原諒。他的痛苦，也是全家人面對的壓力。

「他是我的……哥哥。因為他和我一齊成長，但矛盾就在於，我和他有很好的回憶，但也有很差很差的回憶。而且我也不想令父母難做。因為，如果真的把事情講出來的話，其實真的……」

聲音漸漸駐留這刻，他的眼淚，開始掉落到風衣上。

「家人是承受最大壓力的。是的。」他哽咽，「除了我以外。」

平靜了一會兒，他繼續說起哥哥。

「有一次，我在家裏又開始不舒服，以為自己『撞邪』，開始在屋裏嘔吐。」他在神志不清的狀態下，衝出了家門，跑到附近的街道。街上的人，寥寥無幾。家人開始找他。

當他們終於看到他時，哥哥走上前，和他擁抱了一下。

二十幾年後，這是怎樣的一個擁抱？

「好複雜。因為他沒有說出來。我不知道那一下，算不算是他對我說，對不起。」

他想了一下，「我心目中其實不算的。我覺得講出來才是一個正式的道歉。但長大之後，我知道，道歉是很奢侈的事。它的奢侈在於，要一個男人對一個男人講對不起。可能中國人的社會就是這樣，要求男性要很強大，很堅定，很決斷。我覺得道歉好難。因為我自己是男人，我也明白。可能我對太太做錯事，自己也明白，但就是很難啟齒。」

「小時候我媽就對我講，男兒流血不流淚，不要哭。」

想了一下，他又說：「其實他也得到應有的懲罰。因為，全家人都很不喜歡他。我覺得我的心態，重點不是想他死。我不是恨他這個人，而是恨他做的事。就好像有人說我不是不喜歡食煙的你，而是不喜歡你食煙。所以我分得好開：他仍然是我的哥哥，但他小時候對我做過的事，我又……」他沒完成這個句子，只說：「係咯，係咯」。

向社工尋求輔導後，志偉說，自己感性的性格，令他在傾訴經歷和情緒方面，沒有面對太多來自社會對男性性別定型的壓力。他說，社工曾擺一張凳子在他面前，請他想象凳子是哥哥，有什麼想對哥哥說的，都可以向凳子講出來。

「我就講，講他做的事很錯，講他做的事對我影響很大。我自己會想，如果沒有這件事，我的生活會怎樣呢？家人和我、和他的關係會怎樣呢？我覺得，他用那件事，破壞了好多東西，破壞了我在生命上建立的一切，還有我和家人的關係……」

他哭了。

「在這麼多件事情裏，要親自對他講我的感受，是十級難度。可能，可能到我死那天，可能才會想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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匱乏、窮困：男性受害者服務機構危機

平靜過後，志偉說，社會給男性受害者的資源，實在太少。「眼見服務我們的曉暉計劃，居然最後只剩下兩個女社工。他們是一班很有心幫助男性倖存者的人。」

2000年伊始，性侵在香港，仍是一個不被熟悉的新議題。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處理中心「風雨蘭」，成立於2000年，專門幫助女性受害者。而明愛曉暉計劃，則自2003年開始，提供幫助童年遭性侵人士的服務。

「初初是兩個女同事做，」古錦榮說，「後來發現，打電話入來的，原來不止女性。我們都有點意外：原來會有男性打電話來呀。那時才發現，男性是我們忽略了的target。」

但關於男性被性侵的研究資源，在華人社會，原來近乎全無。「我們去看亞洲地區，有沒有討論男性被性侵，都找不到。唯一就是柬埔寨，有小童做雛妓，sex tourism、sex trade的議題。在03年，華人社會真正講男性被性侵的，我們找不到。」

古錦榮

除了貧乏的研究資源，專門的服務機構亦寥寥可數。表面看來，全港輔導機構，大部分都會接受男性性侵受害者的個案，但論及專業的輔導，卻令人擔憂。

「牌面來講，個個都做。比如很多家庭服務中心。但是否有足夠的訓練和經驗去處理，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像普通門診和專科的區別。」古錦榮說，「試過有case去其他家庭服務中心，發現『好唔得』。第一就是，他們仍使用剛才志偉說的，什麼『過去了』『要放下』之類的安慰；第二就是對性侵和性別的敏感度不足。好多用了對女性受害人的方式，去處理男性受害人。」

「如果說專門做性侵輔導工作的，來來去去就那幾個：護苗基金、風雨蘭。護苗基金做18歲以下，風雨蘭就專做女性。遇到男性survivor，風雨蘭會轉介給我們。」

專門服務男性性侵受害者的機構，全港數來，就只有明愛曉暉一間。而且它服務的，是童年遭性侵人士。

至於成年遭性侵的男性個案，古錦榮說，自己會「幫拖」。

「我試過接的。因為他找不到合適的機構……風雨蘭只做女性，護苗基金只做未成年人，其實很慘。」明愛曉暉計劃，只提供輔導工作，如果受害人需要法律意見，古錦榮會建議他們向風雨蘭尋求幫助。

成年遭性侵男性受害者已無處安放，但唯一可專門處理童年遭性侵男性個案的曉暉，還遭遇資金危機。2001政府實行的一筆過撥款政策，令資深社工成了機構負資產。像曉暉這樣亟需有經驗社工的機構，虧錢到窘迫的地步。

「以往實報實銷，自從一筆過撥款，就成了按機構員工薪酬中位數去撥款給你。換言之，如果機構員工越後生，妳就越有錢袋；但好像我們這樣的『老人家』機構，就會虧錢。其實好吊詭，在輔導裏，經驗是很重要的。但現在經驗卻變成負資產。」

一直資助曉暉計劃的公益金，只支持聘用兩名年資較淺的同事。曉暉開始申請其他基金，但性侵輔導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只會在講求效率的市場競爭中處於極度劣勢。

「那些基金不理會服務性質，只看服務人數。一比較，我們根本比不過其他機構。比如我見case，如果一年做一百個，我想我早就死了。但好多其他機構的服務，比如做社區飯堂，一年可接觸1000人。從output來講，我們全輸了。」

「還有不少funders會想，資助以後，會否有多點報道可以曝光？但我們的client其實是『潛水』的啊。」他無奈地笑了。

明愛曉暉從最初的四個社工加一個文員，到減去文員，到減了一個社工，再減一個社工——那就是古錦榮自己。2015年，曉暉回復到12年前的初始位置，僅靠兩名社工支撐服務。

古錦榮現服務於天水圍明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曉暉若接到男性個案，就轉介給他。

對於性侵輔導，古錦榮很強調專業訓練的重要性。「性侵輔導，需要好多訓練，包括性、性侵、性別的提議，創傷的輔導。現在大學對諮詢師或社工，其實都無這方面專門的訓練。」

他在明愛裏找了8位同事，讓他們嘗試處理男性個案。「我們定期開case conference，我與他們討論個案，分享自己過去的經驗。有時也找一些clients回來分享輔導過程。」

「所以，輔導男性受害者的專業訓練其實就是你自己一個人提供？」記者問。

「是啊！」他無奈，又大笑起來，「看中港澳台，在男性性侵受害人輔導方面，原來我已經是走得很前了！至少我們還有專門的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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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室外，陽光很好。呼吸著新年前的空氣，志偉答應，讓記者拍攝背影。

「其實我性格，都會怕事。網絡上對受害人的批評，我不會理會……我會選擇一些不難聽的話來聽。」

「這些年，我學得好辛苦，就是重新信任人。就好像我剛才來這裡的路上，都有掙扎過。因為要將這麼敏感的話題，影響我這麼深的事，拿出來同人分享，是很難很難。」

「其實呂麗瑤勇氣一定大過我。我聽電台，有人話，有幾多人真的是metoo呀，有的可能是假metoo。但我覺得，一個受害人把往事說出來，而且如此詳細，其實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打進了心裏。」

「我知道無論對女人還是男人，要面對另一個人講出這件事，真的需要極大勇氣。真希望社會大眾，不要隨便質疑事件真實性。試問誰願意以自己來開這個玩笑？」

「可能我本身都是很被動的人。面對這件事，其實真的『冇乜就唔好搞喇』。如無特別情況，都不想再撩起情緒。因為，不是我想處理那件事，而是那件事影響到我的生命，我要處理它。」

他轉向記者：「所以我覺得，夠膽接受訪問，我已經是……某程度上對其他人來講，是一種鼓勵也好，幫助也好。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採訪結束後，他寫給記者這樣的文字：

「突然想到，可以用『逆風行者』形容我們。迎著社會的不了解和不明白，跟社工們走上這條復原的路。」

文 / 楊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