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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論與義務論 — 論洛爾斯正義理論中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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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價值 (value) 」與「正確 (right) 」兩者是倫理學討論中極為重要的概念。目的論 (teleology) 主張以「好 (good) 」作為價值理論的基礎，並把正確的行為界定為「好」的最大化；義務論 (deontology) 認為「正確」才是道德的最終根據，而行為之所以正確也不 (僅僅) 由於能增加最多的「好」。 [1] 按此，兩種理論的差異，就在於如何定義「價值」與「正確」兩者，與及怎樣看待其關係。以上是洛爾斯 (John Rawls) 在其《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 [2] 中提出的「目的論與義務論 (teleology and deontology) 」理論框架，用以判別不同規範道德理論 (normative ethical theory) 的型態。本文首部份將介紹這個近代倫理學中重要的區分原則（下文開始簡稱為二分法），然後指出其理論困難，從而展示規範倫理學的一些面貌。

「目的論和義務論」的基本內容

探本溯源，「目的論和義務論」一說實始於西季維克 (Henry Sidgwick) ， [3] 但正式提出目的論和義務論這對概念的則是博亞特 (C. D. Broad) 。 [4] 不過，真正令二分法廣為接受的是法蘭健納 (William K Frankena) 與洛爾斯。本文將以洛爾斯的觀點為批評的對象。根據洛爾斯，規範道德理論分為三項基本元素，分別是價值理論，正確理論和道德價值 (moral worth) 理論。[5] 三者當中，道德價值理論是派生的，可以從價值理論或正確理論中推導出來；只有價值理論和正確理論兩者才是最根本的元素。規範道德理論的型態取決於怎樣定義價值理論和正確理論，以及如何連結兩者。由此，道德理論只有兩種可能結構——目的論與義務論。兩者的區分正在於以不同的方法處理價值理論和正確理論的關係。 [6]

先談目的論。洛爾斯說，在定義價值理論時，目的論以「好」(非道德價值) 為基礎，同時不會涉及任何關於「正確」的概念：

我們必須緊記，在目的論中價值的定義是獨立於正確的。 (Rawls 1999: 22)

目的論以「好」作為價值理論的內容，而「好」的內容不涉及任何道德考慮與限制；因為在知道其內容前，並無所謂「道德的觀點」。這就是「價值獨立於正確」的基本意思。明白這點後，洛爾斯指出目的論的另一主旨：所謂「道德正確」就是盡力增進、推廣 (promote) 這種「好」：

價值的定義不涉及道德正確；而道德正確被視為價值的最大化。 (Rawls 1999: 22)

價值的定義不涉及道德正確 (這一點以下將稱為「獨立原則」)；道德正確則為價值的最大化 (這一點以下將稱為「最大化原則」)。此兩項原則就是目的論與義務論的判別原則，而義務論則一概被視為那些不屬於目的論的理論：

必須注意，義務論是被定義為那些不屬於目的論的理論，而不是一種將制度的正確性獨立於其後果的觀點。(Rawls 1999: 26)

由於義務論被界定為所有非目的論的理論，是以規範道德理論的型態只有兩種：目的論與義務論，而義務論正被定義為不符合上述兩項原則的理論：

現在我將指出最後一點差異，那就是效益主義屬於目的論，而公平式公正理論並不如此，因此，定義上後者就是義務論。任何理論只要不認為價值獨立於正確，或不將正確詮釋為價值的最大化，就是屬於義務論。 (Rawls 1999: 26)

上文顯示獨立原則與最大化原則是目的論的兩項必要條件：只要違反了其中一項，該理論就不會是目的論，而是義務論。從現在的理論發展看來，此定義值得商榷。[7] 不過，現在先按其想法，把目的論與義務論的定義總結如下：

目的論：任何理論，如果其價值理論內容不涉及正確理論，並且將道德正確定義為價值的最大化，就是目的論。

義務論：任何理論，如果其價值理論的內容涉及正確理論，或不把道德正確視為價值的最大化，就是義務論。

必須注意的是，看來義務論強調 (道德) 正確，而道德正確被認為是「行為」本身所具備的性質 (Frankena 1963: 21) ，換言之，任何道德上錯誤的行動一定具備一些道德錯誤的性質；反之亦然，即任何道德上不是錯誤的行動一定不具備一些道德錯誤的性質。目的論則從各種行為引起的世界情狀 (states of affairs) 分判其好壞；某行為是否正確，便看其實現的世界情狀，判斷當中的「好」是否比其他行為要高。由此，兩種理論的差異似乎一目了然：判決行為正確與否，義務論只看行為本身的性質，目的論則只看後果的好壞。義務論者認為，僅僅從行動本身的內在價值就足以判決行為的對錯；目的論則只會從後果的價值來判斷。可惜此論並不恰當。效益主義並不只從後果的價值來判斷行為， [8] 他們無可置疑地是重視「行為本身的價值」的。以下是精確的描述：

當我說行動效益主義者要求我們實現最好的整體後果或世界情狀時，並不是說行動效益主義者將行為與其後果分開，並且只以效益原則評核後者。反之，行為本身會被視為整體後果或世界情狀的一部份而被評核。 (Scheffler 1994: 2)

效益主義 (與所有後果論) 的重點，是增加世上的價值。有價值的東西不僅僅是行為的後果，亦可以是行為本身或任何世界情狀。最後，說義務論不考慮後果，也不完全符合事實。至少契約論便不在此列。比方說，反對效益主義不遺餘力的洛爾斯，也一再強調後果的重要：

任何值得探討的道德理論必然會視後果為判定正確的元素之一，否則那只會是一種非理性或瘋狂的理論。 (Rawls 1999: 26)

以上就是二分法的基本內容，接下來將討論這套框架的問題。

二分法的問題：以效益主義為例

二分法本意是區分效益主義與其他道德理論 (主要指康德倫理) 的架構。洛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提出二分法時，正希望以此說明其公正理論與效益主義的差異。他認為兩者的差異是源於其公正理論屬於康德式倫理傳統之故。事實上，將效益主義看成目的論，和將康德倫理和契約論歸類為義務論，自洛爾斯開始，已成為學界共識，但近年有一些學者反對。比方說，有論者認為效益主義不應該屬於目的論 (Kymlicka 2002; Lamore 1996) ；另一方面，一直被看成義務論典範的康德倫理學，也有論者質疑上述共識 (Baron 1997; Herman 1993; Korsgaard 1996a; Wood 2008)。篇幅所限，以下將以效益主義為例，說明二分法的不足。

方才提及，有學者認為效益主義並不屬於目的論（因此只可能是義務論）。這種觀點似乎相當違反既有的判斷。效益主義又怎可能屬於義務論呢？此問題涉及效益主義，後果論以及目的論這三個經常被混淆的概念。依我所見，此亦是爭論的關鍵之處。要解答它，必須逐步把以下問題弄清楚：(一) 效益主義與後果論有什麼分別？兩者關係若何？(二) 後果論應否被歸類為目的論？

簡略而言，任何以後果作為判斷行動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的理論，便屬於後果論。各種後果論之間的差異就在於對「後果」有不同的定義，或是否放棄最大化原則。比方說，後果論中最為人所熟悉的效益主義，其對價值的理解屬福祉主義 (welfarism) 。福祉主義強調，任何事情之所以有價值、值得追求，最終理由只有一個：它能增加個人的福祉 (individual well-being) 。所有東西都是有價值的，如果能增加我們福祉的話。因此，作為福祉主義者，效益主義者認為好的後果就是任何會增加大眾（所有相關個體）福祉的事情。職是之故，效益主義無疑是後果論的一員；再者，效益主義對「後果」採取福祉主義式的觀點。餘下要處理的問題就是（二）：後果論應否被歸類為目的論？既然後果論以後果作為判斷行動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那麼把後果論看成目的論之一種似乎並無不妥；但二分法從一開始只是把效益主義看成目的論，並未提及後果論的型態。不過，上文已指出，效益主義與後果論基本上只是從屬的關係，因此將後果論與效益主義同樣看成目的論，似乎理所當然；然而，問題正在於二分法未能處理後果論與目的論的的關係。

根據二分法，我們有必要把後果論與目的論兩者區分起來，當中的原因在於最大化原則。洛爾斯認為最大化原則是目的論的必要條件，但是後果論並不必然包含最大化原則， [9] 滿足式後果主義 (satisficing consequentialism) 就是最好的例子 (Slote 1985, Pettit 1984) 。因此依據二分法，滿足式後果主義不是目的論，而只可能是義務論，但這判斷違反我們一直以來對義務論的理解。滿足式後果主義為了「好」的增加，理論上容許我們違反義務論者所認同的道德規範。滿足式後果主義與效益主義相同，認為正確的行動完全取決於其帶來的「好」有多少，分別只在於滿足式後果主義不認為只有帶來最多的「好」的行動才算正確：只要某行為帶來的「好」足夠地多，就是正確的行為，那怕要犧牲少數人的權益，例如不公平的財富分配。義務論則強調「好」不應該是決定正確行為的唯一條件，所以即使後果再好，只要違反了某些道德制約，義務論依然禁止。簡言之，滿足式後果主義型態上只是一種放棄最大化原則的效益主義，因此不應視其為義務論。問題是，二分法強調所有非目的論的，就是義務論；那滿足式後果主義算是什麼？

當然，我們可以替洛爾斯回應說，只要把後果論再細分為最大化原則與非最大化原則兩種版本，問題便可解決。只有採用最大化原則的後果論才算是目的論，其他的後果論都不在目的論之列。此舉雖然可以避過對最大化原則作為目的論的必要條件的質疑，但是其理論代價太大。根據這新的界定，大概只有效益主義才算得上是目的論， [10] 其他後果論如滿足式後果主義或黑爾 (R. M. Hare) 的兩層後果主義 (two-level consequentialism) (Hare 1981) 等反對最大化原則的後果論，都將被視為義務論。不過這種判斷同樣違反我們的直覺。

討論至此，如果仍然堅持最大化原則是目的論的必要條件，有兩項解決方法：否認滿足式後果主義屬於後果論，或把所有後果主義摒除於目的論之外。可惜兩者皆不可行。首先，縱使滿足式後果主義有其本身的理論困難，但結構上完全符合後果論，上文已有解釋。後者的問題在於，把所有後果論摒除於目的論之外，但同時將效益主義視為目的論 (至少洛爾斯本人如是)，二分法的判斷便前後矛盾。效益主義是後果論的一員，這是學界的共識。如果效益主義屬於後果論，但所有後果論都不屬於目的論的話，則效益主義便不可能是目的論。因此，如果二分法一方面強調效益主義是目的論 (Rawls 1999: 22-26) ，另一方面卻又堅持最大化原則，其立場便不可能一致。

退一步而言，即使二分法對目的論的界定適用於某些現代的後果論 (如效益主義)，它依然未能說明古典目的論的結構——例如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為代表的圓滿主義 (perfectionism)。洛爾斯認為，圓滿主義是目的論的一種 (Rawls 1999: 22-26)。初步而言，如果目的論是以價值理論作為正確理論的基礎，那麼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便應該是目的論式的：決定某行為是否正確，要看它是不是有德性的人會選擇的行動；而所謂德性，就是一些會增加福祉的性格。因此，先要找出什麼是具價值的、好的性格，才能夠決定什麼是正確的行動。然而，以上的想法是錯誤的。在德性倫理學中，雖說德性是幸福的必要條件，但前者不是後者的工具，而是構成後者不可或缺的部份；也就是說，價值根本不能獨立於正確而被界定。再者，德性倫理學者並不認為道德正確是將價值最大化 (Watson 1990) ，可見德性倫理並不符合獨立原則與最大化原則兩者。是以洛爾斯將效益主義與德性倫理同樣視為目的論，大抵是錯誤的想法。 [11]

由此看來，二分法對目的論的界定是失敗的。它既不適用於所有後果論，又不符合古典目的論的結構，剩下的大概只有效益主義才算得上是目的論。由此，試把「所有不是目的論的，都是義務論」一語，代換為「所有不是效益主義的，都是義務論」，便明白這是難以接受的分類。從廣義而言，（二分法下）目的論這種只適用於某種特定理論的界定，不足以有效地對各種理論分門別類。狹義來說，由於效益主義是後果論的一種，所以效益主義只是後果論而不屬於目的論。因此，不論是目的論的定義，還是將效益主義界定為目的論，都不恰當。

結語

沒有任何一種分類是完美的。從不同的原則和元素著手，自然得到不同的結果。型態分類的討論或許有抽象和沉悶之嫌，亦未必能有完滿的結論，卻是相當重要的理論工作。當且僅當真正明白各種主張的內涵與其不同的可能後，我們才能夠對左右我們決定的道德原則有更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做出明智的選擇。

參考書目

Broad, C. D. (1930). Five types of ethical theory. London : Routledge, Kegan, Paul.

Baron, Marcia. (1997). “A Reply to Pettit and Slote.” In Baron, Marcia W., Pettit, Philip. & Slote, Michael. (Eds.) Three Methods of Ethics: A Debate. Malden, Mass.: Blackwell.

Broome, John. (1991). Weighing Goods: E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ime.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Frankena, W. K. (1963).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Freeman, Samuel. (1994). “Utilitarianism, Deontology, and the Priority of Right.”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3(4), 313-349.

Hare, R. M. (1981). Moral Thinking: Its Levels, Method, and Point. Oxford: Clarendon.

Howard-Snyder, Frances. (1994). “The heart of Consequentia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76, 107-129.

Herman, Barbara. (1993). 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gan, Shelly. (1998). Normative Ethic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Korsgaard, Christine. (1996a). “From Duty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Noble: Kant and Aristotle on Morally Good Action”. In Engstrom. S & Whiting. J. (Eds). Aristotle, Kant, and the Stoics: Rethinking Happiness and Du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b).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Teleological ethics.”in Craig, E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London: Routledge.

Kymlicka, Will. (1988). “Rawls on Teleology and Deontolog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7(3), 173-190.

-———— (2002).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rmore, C. E. (1996).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Naughton, David & Rawling, Piers. (1995). “Value and Agent-Relative Reasons.” Utilitas 7(1), 31-47.

Pettit, Philip. (1984). “Satisficing Consequenti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 Vol. 58: 165-76.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canlon, T. M. (1982). “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In Sen, A. & Williams, B. (Ed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ffler, Samuel. (1994). 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lism: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iderations Underlying Rival Moral Conceptions：Revise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idgwick, Henry. (1907). The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Macmillan: London.

Slote, Michael. (1985). Common-sense Morality and Consequenti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Watson, Gary. (1990). “On the Primacy of Character.” In Flanagan, O. & Rorty, A. O. R. (Eds.). Identity, Character, and Morality: Essays in Moral Psychology. London: MIT Press.

Wood, Allen. (2008). Kantian 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註：

  1. ^ 本文將以「好」翻譯 “non-moral good”，以「價值」翻譯 “value”，以「善」翻譯 “moral good”，而 “good” 則視情況而定。在此我將 “theory of good” 翻譯為「價值理論」，而不是「『好』理論」，因為在某些用法下theory of good的內容不必然如效益主義一般以「好」這非道德價值來定義。下文提及康德或倫理時，便將說明它們對 “theory of good” 的理解是道德意義的；因此，以廣義的「價值理論」來翻譯比「『好』理論」更恰當。按此思路， “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一般應翻譯為「正確先於價值」。
  2. ^ 坊間習慣把 A Theory of Justice 一書譯名《正義論》，本文將沿用這個譯名，但按石元康先生的想法，應譯名《一個公正理論》才更準確，原因有二：首先，洛爾斯明言其理論是 “justice as fairness”，中文的「公正」無疑是最直接的翻譯；而「正義」有「與邪念對揚」的意涵，並非其本意。再者，洛爾斯認為他的理論只是眾多關於公正的論述的其中一種。由此可見《一個公正理論》比《正義論》更準確達意。另外，下文所有引文的中文翻譯均出自本人。
  3. ^ 見 Sidgwick 1907: 99 。
  4. ^ 見 Broad 1930: 206-207 。
  5. ^ 參考 Rawls 1999 。
  6. ^ 同上。
  7. ^ 就上文的意思，有三種情況會使我們判斷某理論A屬於義務論：第一， A 只違反獨立原則； A 的價值理論涉及正確理論，但對何謂正確不採取最大化原則。第二，只違反最大化原則；於此A定義價值理論時，不涉及任何關於正確的概念，不過它反對正確就是價值的最大化。最後， A 同時違反兩者。我希望討論的是第二種情況。近年來有所謂「滿足式後果主義」的出現 (Pettit 1984; Slote 1985) ，其結構正屬於第二種可能。滿足式後果主義與一般的後果主義同樣以某種「好」為基礎，不過它並不採取最大化原則。依據洛爾斯的定義，這種理論只可能是義務論，但我相信沒有人會認同這樣的分類。觀乎現行的用法，「目的論」與「後果主義」差不多是同義。於此我們可以有兩項選擇：把後果主義摒除於目的論之外，或否認滿足式後果主義的合理性。可是兩者都並不可取。下文將再作交代。
  8. ^ 因此其中一個可能的回應就是效益主義不屬於目的論，下文將再作討論。
  9. ^ 在此我假定後果論不必然採用最大化原則。對於什麼是後果論中心論旨，意見不一，有些論者認為後果論最重要的特性是其行動者中立 (agent-neutral) 元素 (Broome 1991; Kagan 1998; MaNaughton and Rawling 1995) ，另一些則認為是「某行為帶來的價值愈多，則愈有理由履行之」(Howard-Snyder 1994) 。無論如何，自滿足式後果主義出現後，已甚少人堅持最大化原則是後果論的必要條件。
  10. ^ 或有論者會說，並不只有效益主義才是採用最大化原則的後果論，一些後果論會把分配的公正等善作為價值理論的一部份，從而要求我們最大化這些善。例子如斯坎倫早年提出的兩層後果主義 (Scanlon 1982) 。可是洛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這種包含善的價值理論底下的後果論，嚴格意義下並不屬於目的論 (Rawls 1999: 27) ；因此，剩下會採取最大化原則的後果論大概只有效益主義。
  11. ^ 科斯格特 (Christine Korsgaard) 曾仔細討論現代與古代目的論的差異，參見 Korsgaard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