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蘋果墮下．2】香港最後一份異見報紙 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時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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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出版的口述歷史書籍《說吧，香港》中，黎智英曾說過，之所以取名為《蘋果日報》，是因為如果夏娃沒有咬禁果，就不會有是非、邪惡和流言蜚語的觀念，也不會有新聞。
在中央政府眼中，蘋果日報是敏感媒體。
對蘋果前中國組記者 Kitty （化名）而言，這不是一句籠統的描述，而是赴內地採訪時的親身體會。
Kitty 曾於 2018 至 2019 年間任蘋果日報中國組記者。2019 年下半年之前，她大約每半年一次去內地採訪。每次上去，總會有國安請她「喝茶」。
入職蘋果前，Kitty 曾在其他傳媒任中國組記者，那時上內地採訪，幾乎沒有被國安找過麻煩。
「蘋果係絕對唔一樣，中國組上去基本上係一定要飲茶，」她苦笑，「好正常，上面有晒 list。」
蘋果自 1995 年創刊，一直不獲內地發出官方記者證。雖無法參與官方採訪活動，蘋果記者過去還是會透過旅遊名義，或混在記者堆裡在上面採訪，不過單是在邊境被攔截、被遣返的情況，就時有發生。前日蘋果停刊前，就有記者撰臨別感言，憶述曾被拘留被迫寫悔過書的蘋果中國組同事，不計其數。最嚴重一次，有記者被拘查後遭監視居住 10 日。
然而，喝茶、拘留等經歷，在近兩年的蘋果中國組反為減少。因自 2019 年中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加上之後疫情，蘋果無法上內地採訪，已非關風險問題。
Kitty 沒印象曾有高層明確下令不准同事到內地採訪，「但逐個、逐個試，同事上過去，俾人送返嚟。可能今日仲有三個 quota，試埋，都唔得，咁都無辦法。」
阿俊（化名）在 2019 年下半年後才入職蘋果兩岸版。他曾任其他傳媒中國組，但舊公司很少派記者出差，多數留在公司炒稿，工作無趣，他選擇過檔蘋果。
「呢度老細應承話，『有㗎，會出去跑（新聞）㗎』。就算敏感，蘋果都好鼓勵同事自己出去做故仔。」
阿俊當時想像，只要疫情一過，就能上內地採訪。「當時點諗過會咁嘅啫。」
2021 年 6 月 18 日凌晨，蘋果廠房正在印刷報紙，當日頭版為五名蘋果高層被捕。（攝：PW）
而在深圳河這一邊，至最近兩年政治環境巨變前，雖然蘋果日報針對政府的報道，時而會被政府批評失實，但政府對蘋果一直無大動作。
惟情況自 2019 年運動爆發後有變。2019 下半年至 2020 年間，香港警方去信蘋果逾百次，多次指控蘋果「不實」、「誤導」、「抹黑」、「誣衊」警方。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近月更多次不點名或點名批蘋果製「假新聞」，鄧炳強今年 5 月更一度表明，若有報道有機會引致牽涉國家安全罪案，「我（警方）想唔理都唔得」。
研究香港報業多年、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接受立場訪問時指，儘管蘋果日報自創刊以來與中央政府關係不佳，但從蘋果過往仍能赴內地採訪可見，北京以前對蘋果尚算「隻眼開，隻眼閉」。
「大家都識做 — 蘋果低調啲，上面都未必揸正嚟做。因為如果北京唔容忍，搞大件事，又可能有連鎖的負面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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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權終決定動刀。2020 年 8 月 10 日，警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串謀欺詐等罪，拘捕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等人，至 12 月正式落案起訴黎智英「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今年 6 月 17 日，蘋果 26 周年報慶前 3 日，警方國安處再度大舉搜查蘋果大樓，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蘋果五名高層，凍結 1800 萬元資產，正式落案控告壹傳媒行政總監張劍虹及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並於前日（23日）再拘捕主筆楊清奇。
壹傳媒董事會日前開會後宣布，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蘋果日報於 24 日午夜後即時停止運作。
停刊消息傳出後，傳媒紛紛製作有關蘋果的特輯。港台報道剪輯該台 1995 的《傳媒春秋》節目，當時港台記者就問過黎智英，擔不擔心蘋果「過唔到九七」。
黎智英當時只道：「點知呀？」，「將來，將來先算囉，但我覺得可以囉。」
「作為香港，我哋對個世界係完全透明嘅。喺一個咁透明嘅城市，整個世界的傳媒，24 小時都監察住的時候，一個政府做胡作為非嘅嘢，我諗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禁制。」
據蘇鑰機觀察，這個制衡，在 2011 至 2014 年雨傘運動開始，逐漸打破。「咁嘅脈絡背景底下，蘋果成為咗矛頭」。
「蘋果唔係太大轉變，變的是整個香港的政治大環境。」
2021 年 6 月 17 日，國安處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攝：Sheryl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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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報紙」
不論在政府或主流眼中，似乎黎智英一開始就沒打算當個乖孩子。
黎智英 1948 年生於廣州市，他曾在自述中透露，年幼時正值反右運動，父親失踪，母親被抓去勞改，一家人四散，黎智英 8、9 歲小學畢業就要賺錢養活自己和姊妹。1960 年，黎智英 12 歲，游水偷渡到香港，在工廠當黑工。25 歲首次創業，憑出口生意及買股票致富，後來創辦佐丹奴時裝連鎖店，業務拓展至內地。
1990 年，黎創辦《壹周刊》。3 月 15 日創刊號封面，標題是演員許冠文說：「我想做總統」，創刊初期口號是「不扮高深，只求傳真」，創刊號銷量逾 3.2 萬本。翌年，壹周刊已成為全港最暢銷的雜誌。
1 年後，黎智英創辦《蘋果日報》。創刊號出版的日期為 1995 年 6 月 20 日，當時距離香港回歸還有 2 年零 10 天。
蘋果日報創刊號
同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設的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大會於北京召開，蘋果日報記者被拒採訪，當年引起各界高度關注。據蘋果日報 25 週年特刊記錄，當年部分預委如譚耀宗、曾鈺成，及香港記者協會等亦致函京官，要求批准蘋果在北京採訪。但當局以「不便接受新的採訪申請」為由，不容蘋果記者循正式途徑在內地採訪，直至今天。
黎智英從不掩飾自己反共的立場。
早於蘋果日報創刊前，黎曾在《壹周刊》發表題為「給王八蛋李鵬的公開信」，用了 28 次「王八蛋」批評李鵬外訪德國時，稱天安門事件是動亂。台灣蘋果主筆卜大中亦曾撰文，指自己剛就職寫社論時，黎智英曾保證不干預言論自由，但只有兩條原則：支持民主（反共）和反對台獨。
1995 年 6 月 20 日，全彩色印刷的蘋果日報在報紙檔上架， 2 元一份，隨報附送蘋果一個，打破當年報業 5 元的共識，引起報章爭相模仿減價，部分報社不敵競爭倒閉。創刊當天，蘋果成為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紙。
當時印在 A2 的社論，如此定調蘋果日報的宗旨：
//我們屬於香港//
//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我們要的是讀者們的支持，而不是任何勢力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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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辦報 學者：黎最初想辦一份「成功」的報紙
蘋果日報誕生同月，美國老牌商業雜誌《財富（Fortune）》發表題為〈香港之死〉的評論文章。
作者在文中自問自答：「What will change after midnight on June 30, 1997? Everything （有什麼會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凌晨後改變？所有。）」
但黎智英不信邪。他在蘋果 20 週年特刊感言中憶述，當年人人趕着移民，香港彷彿大禍臨頭，「但危機是機會，當時看準入市投資的不知賺了幾個開。我也在那時候入市：我創辦了蘋果日報。」
蘇鑰機指，黎智英開初創立蘋果，是想在當年他形容為「一潭死水」的香港報業中，辦一份成功的報紙。
「成功的意思係，市場上多人買啦，廣告收益多啦，同埋要做一份與別不同的報紙。開頭係咁，政治（報道）方面唔係主力。」
黎智英 95 年創辦《蘋果日報》後，在長沙灣的蘋果總部下坐著電單車受訪。當年蘋果的突發電車隊，規模甚大。(Photo by 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蘇鑰機曾撰文形容，黎智英視報章為商品，內容首要緊貼市場，成功吸引讀者。台蘋總編卜大中曾指，根據台蘋的讀者調查，因人們看到 600 至 800 字就開始眼睛疲勞，故台蘋規定最長新聞稿不得超過 800 字，版面圖與文的比例必須是 6 比 4，甚至 7 比 3。
為求吸引讀者，蘋果早年編採風格曾備受批評。如 1998 年「陳健康事件」，蘋果記者為男子陳健康提供 5,000 元召妓並拍下獨家照片，曾遭多個新聞從業員組織聯署批評，黎智英事後登頭版道歉，承認蘋果「取勝心切」，犯下大錯。蘋果早年亦因被指內容煽情、色情、血腥，揭露藝人私隱等，招惹不少是非甚至官司。而當時蘋果帶動其他報紙改版面及編採方式，被形容為部分學者嗤之以鼻的新聞業「蘋果化」趨勢。
不過亦正因其「讀者為大」的商業邏輯，令蘋果在報業開創了不少先河。例如蘋果一改過往依靠記者發掘新聞的傳統做法，鼓勵讀者爆料，成為了日後新聞界調查、監察權貴其一主要途徑。蘋果亦是首間新聞機構定期舉辦讀者會，為求緊貼讀者口味，成為當時最「貼地」的報紙之一。
蘇鑰機過去曾進行傳媒生態調查，透過向新聞工作者發問卷，了解他們對於所屬新聞機構的可信度、政治取向及受眾取向的看法，並將香港傳媒按「親港 / 親中」及「精英 / 大眾」兩個向度分成四類。其中蘋果在 1996 年及 2001 年兩次調查中，一直被界定為偏向大眾化的親港媒體。
蘇鑰機當時把 2001 年與 1996 年比較，發現在回歸初期，香港傳媒的定位較多元化，至 2001 年，更多媒體的政治立場向中間偏「親中」靠攏，只剩蘋果仍在「親港」一邊。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中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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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前，一份暢銷報章的抉擇
隨著香港社會轉變，蘋果的「親港」、「貼地」，起了質的轉變。
2003 年，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諮詢，加上沙士疫情後經濟不景，50 萬港人七一上街遊行，成為當時回歸後最大型遊行。
蘋果 7 月 1 日的頭版，紅色大字標題寫著：「走上街頭、不見不散」，報章還夾附「不要董建華」海報，讓讀者帶上街遊行。
留守至最後、任職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的蔡元貴，1999 年入職蘋果日報，至今 22 年。在他記憶中，若說蘋果編採方針曾有變化，比較明顯的轉捩點，正是 2003 年。
「開始較著重政治新聞、社會運動的報道，我只能憑感覺答你，一來是因為 2003 年讓傳媒知道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原來很高，二來是往後的政改。」
2003 年 7 月 1 日，蘋果日報頭版。（報紙提供： Benson Tsang）
蘋果在其後政治運動如五區公投、反國教、佔領等，立場一直鮮明，加上批評政府聲音尖銳，致蘋果日報多年備受不少壓力。
黎智英最初想辦一份「成功」報紙。但展示明確政治立場，或正與此初心背道而馳。據當年報道，2003 年蘋果大篇幅報道七一遊行後，多個地產商抽起蘋果廣告；2013 年底，社會正醞釀「佔領中環」，匯豐、渣打及東亞銀行等幾個大客戶，亦於差不多時間停止在蘋果落廣告。
時任壹傳媒平面媒體總裁葉一堅當年表示，客戶沒有解釋抽廣告的原因，但有消息指與佔中有關。當時葉一堅斷言不會「跪低」，「連蘋果都跪低，仲成世界嘅？」
問蔡元貴，03 年七一，蘋果選擇在頭版明確表態，編採訪團隊之中有無任何張力、憂慮？
當年仍是前線記者他說，年代久遠，已記不清楚。「（但）反正當時社會上控訴政府、抗拒引入內地法律概念的 23 條立法聲音很大，蘋果作為立場鮮明的傳媒，就採取了更加義無反顧的姿態。」
蔡元貴憶述，自他入職以來，其實一直沒有高層對他明確講過蘋果的編採政策、報道怎樣定位、要採取什麼立場。但加入蘋果的記者，往往很自然就摸熟蘋果個性。又或因選擇加入蘋果的記者，本來就是理念相近的人，平日頂多在具體工作執行上有分歧，少有重大意見不合。
「我們比較著重為弱勢發聲，監察政府，所以任何權貴、官員的不足，我們一定放得很大。」蔡元貴說，尤其在 2014 年後，蘋果編採更著重民主、人權、自由方面的報道，例如每年六四、七一，亦是蘋果的重中之重。
「總之就是站在雞蛋一方，在高牆的對立面。」
蘋果日報二樓大堂的白板上，印有「質量是我的承諾」幾隻大字，上面簽滿蘋果員工的名字。
前蘋果記者：公司的自由，包括寫中國新聞的自由
報章有其鮮明政治立場，有時或犧牲報道的客觀及公正性。但分別曾於蘋果及其他傳媒中國組工作的記者 Kitty 和阿俊，都指上級從無規定他們如何報道中國新聞，甚至連定位、編採方針，也從無明言，由記者按自己興趣、新聞觸覺及專長發揮。
如連日不少蘋果記者受訪，均形容蘋果給予記者極大採訪自由。「真係冇（規定），所以呢度最特別地方係，真係無任何操作，」Kitty 說，如中國科研成果，探測器著陸月球，蘋果中國組一樣從有限記者中抽調人手報道。2018 年金庸逝世，蘋果率先派人前往浙江尋訪金庸故鄉，當地的查氏後人當時還在問：「明報怎麼還沒來？」
Kitty 說，只要記者建議的題目有理有據，「寫嘢比咗非常充份自由… 冇話一定要唱衰（中國）。」
不過阿俊摸索到，蘋果報道中國新聞模式與其他傳媒不同之處，在於即使在無法親赴內地採訪，亦要求記者要有「自己料」，而非照搬政府官方說法。例如國家主席習近平講話，也會找來學者分析，又如報道某日常新聞，也嘗試從社交媒體了解民間情緒。
曾於親建制媒體工作的阿俊認為，以專業論專業，蘋果報道中國新聞手法才更符合「平衡報道」要求。採訪中國新聞多年的 Kitty 亦指，在香港做中國新聞的價值，原是不盡信官方說辭，加以分析、挑戰、繼而理解。
「基於中國政治複雜性，有啲嘢你係需要解碼，再去揾官方 cover 唔到的地方，我覺得呢樣好緊要。照搬官方講法冇意思。」 Kitty 說，「做記者，好緊要一件事，係將官話翻譯做人話，因為官方一定隱藏咗佢唔想你知嘅嘢。」
蘋果死亡，日後能親赴內地採訪中國新聞的香港傳媒，又少一家。
阿俊嘆息，「個損失可能係，之後其他傳媒仲敢唔敢報道一個同官方主流唔同的報道？」
（網上圖片，《蘋果》歷年六四頭版）
蘇鑰機曾撰文分析，蘋果的市場導向運作，導致其在政治取態上也出現「商業化」傾向，以貼近讀者取態為最主要考慮。而在香港背景、民主、建制長年六四比之下，「佢企喺香港角度去睇，好多時就會批評政府，甚至被定性為反共。」
曾經不被看好的商人辦報，支撐起蘋果微妙的一片空間。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馮應謙曾於 2007 年撰文分析，香港新聞機構多數由親中資本持有或收購，導致香港媒體生態在回歸後漸趨單一及中間化。
但在蘋果日報，直至今年 6 月國安處勒令凍結黎智英資產前，黎一直是壹傳媒第一大股東。
黎智英自己曾接受蘋果 20 周年特刊訪問，斷言絕不賣香港蘋果。
「香港絕對不會賣，我怎可能賣啫，我賣了一世做契弟，我需要那些錢來做契弟咩？」
蘇鑰機形容，在香港傳統媒體當中，蘋果一直是獨一無二存在，是黎智英個人抱負，加上蘋果商業模式、資本結構而成的獨有新聞空間。
「香港的政治生態變咗好多，但蘋果一路都無變。」
2021 年 6 月 24 日凌晨，一名員工在蘋果日報印刷廠內閱讀最後一份蘋果日報。（攝：Fred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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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墜下，然後呢？
蘇鑰機指，對整體香港新聞業而言，失去蘋果日報，等於同時失去其帶頭作用，令人憂慮。
「以前有個講法，係蘋果對企在中間的媒體有保護作用，『蘋果批評得（政府）咁勁，我批評多少少都 okay 啦』」
蘇鑰機說，以往蘋果對權貴的監察力度，是行內的指標，各間傳媒要競爭，經常是「你睇我頭，我睇你頭」。「呢家無咗蘋果帶頭，行業裡面整體的監察、批評力度會細咗都唔定。」
蘋果日報死亡，其留下來的工作，並非任何一家傳媒能輕易承接。非關記者質素，亦非單純是老闆取態，而是蘋果 26 年來所建立、傳承的品牌、人脈。
在蘋果跑兩岸新聞的阿俊擔心，以前蘋果接觸的內地維權人士，不知日後還有沒有渠道發聲？「如果蘋果無咗，嗰啲 source 會唔會揾其他 media 呢？可能有啲會嘅，但都會擔心，會唔會少咗一部分聲音呢？」
蘇鑰機認為，蘋果接受市民爆料多年，繼而追查、監察權貴，建立起聲譽，「以前你想爆料批評政府，你可能都係首先諗起蘋果，因為你相信蘋果會查、會報道。其他媒體你信唔信呢？力度有幾大呢？」
1995 年 6 月 20 日，蘋果日報創刊社論許下諾言，道要辦一份「香港人的報紙」。「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如今，這份香港人的報紙畫上句號。創辦人黎智英，在去年周年特刊感言中如此寫道：
// 這 25 年來，《蘋果》犯過很多錯誤，有許多地方達不到讀者的期望，對此讓我向讀者朋友深深致歉。但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我們無愧於心：《蘋果》遵守了承諾，一如既往，屬於香港。//
2021 年 6 月 24 日凌晨，蘋果日報完成最後一份報紙出版，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副社長陳沛敏，和留守到最後一刻的員工，在蘋果大樓內鼓掌。（攝：Fred Cheung）
撰文｜梁凱澄
攝影｜Fred Cheung，Sheryl Wong，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