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念珠墜落無聲──《沉默》

沉默是必要的嗎？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沉默》，隱隱回應了前年鬧得沸騰的香港文憑試考題。《沉默》以 17 世紀日本禁制天主教為背景，講述兩個年輕的葡萄牙司祭為了追尋棄教失蹤的老師而潛入日本，卻在官員逼害下一死一囚。年輕的司祭再三追問上帝，你為什麼對人間的苦難沉默？

必要的沉默，或不甘沉默

這樣的詰問我們早就不陌生了。黃碧雲的小說〈七種靜默〉，無疑說得更加尖刻︰「如果有七宗罪，上帝就有七種靜默。 人在上帝的靜默之中惘惘爬行。」而電影中的年輕司祭，面對官員以平民性命脅迫，終於也像老師般棄教，陷進像上帝一樣深沉的沉默裡。可惜電影後來也像原著小說般不甘沉默──當司祭在脅迫下猶豫著是否踐踏聖像，他終於清清楚楚地聽到上帝安慰自己的對白。此前對上帝沉默的詰問，頓時輕易地消解了。

司祭棄教後，電影有點突兀地換成荷蘭商館館員的旁觀角度，似要跟司祭的內心世界保持距離。終幕前，荷蘭商館館員旁述傳教士的死訊，說他是否真的棄教，「只有上帝能回答」。這是電影的最後一句對白，似要讓司祭的內心世界保持緘默。此時鏡頭卻跳出了館員的所知範圍，湊向司祭屍體手中暗藏的十字架。人和上帝的沉默，至此終於交匯起來了，交織出相當正面的意義，難免進一步削平了之前對上帝沉默的詰問。

代理人、受害人與罪人

比起質疑上帝，《沉默》更擅長刻劃人間的諸種掙扎。司祭初抵日本時，根本聽不懂日本村婦虔敬的告解，而這居然完全無礙他順暢地完成儀式。村婦安心了，他卻有點困惑。究竟他在赦罪中的角色是什麼？

後來出賣過司祭的吉次郎也來告解，司祭顯然不情願，最後仍勉力完成儀式。這時候司祭的身分多尷尬啊︰他是赦罪的代理人，也是受害人，於是他聆聽告解的時候好像得一併寬恕對方。司祭被逼棄教後，吉次郎又要向他告解，司祭自覺不配，痛苦不堪，再三掙扎下終於再次完成了儀式。那麼誰能聽到司祭的告解呢？除了沉默的神，也許就是眼前這個出賣者吧──只有吉次郎仍把司祭當作司祭，也只有他告解的時候，司祭才能再次面對自己原來的身分。司祭拯救吉次郎的同時，會不會也被他拯救著？

告解與變節的迴圈

《沉默》沒有什麼輕鬆的笑位，唯一能令人發笑的，大概就是吉次郎的反反覆覆吧。初遇司祭時，吉次郎激動地否認自己是信徒，因為他曾被逼把腳踩在聖像上。重認信仰後，他半推半就地代替另一條村的村民面對宗教審問──你以為吉次郎要殉道了，他卻毫不猶豫地把口水吐在聖像上。他這邊廂出賣了司祭，那邊廂就問司祭上帝會不會寬恕自己；好不容易避開了宗教逼害，卻又巴巴趕到牢裡向司祭告解。吉次郎的窩囊和反覆，煩膩得令人失笑──比起電影中毅然赴死的殉道者、被逼畢生棄教的司祭，這樣反反覆覆也許更貼近普通人的日常吧。電影近結束時，吉次郎終於不再變節和辯解了，大概也要成為殉道者，與被迫棄教的神父形成對照。似乎只有殉道，才不用再次陷進告解與變節的無限怪圈裡。

失去了肉身，信念還是信念嗎？

若不選擇殉道，在世者仍可以持守信仰嗎？官員哄迫信徒踐踏聖像時，一再強覆︰「這只是形式，我才不管你們怎麼想呢！」他們沒說謊，但形式的象徵力量也會衝擊信仰，不然吉次郎就不會因為踐踏過聖像而否認自己是信徒。相對於他和其他信徒，被逼叛教的年輕神父面對的箝制更加嚴密︰工作、家庭，甚至姓名都是官員指派的，他得揪出暗藏基督圖像、符號的物品，承繼某個死者遺下的身分和妻兒。換言之，從公共身分到私人空間，司祭都無法以任何形式或行動去實踐自己的信仰。司祭審核天主教的違禁品時，甚至比他那同樣棄教的老師更盡忠，毫不猶豫。換言之，司祭沒有以暗渡陳倉或消極不合作（hea做）的方式去實踐信仰。結局以司祭死後手中的十字架暗示他沒有放棄信仰，我卻不禁困惑︰當權力機關在公私領域裡都堵死了你實踐信仰的空間，還有可能持守信仰嗎？若說宗教信仰真的可以，其他信念可以嗎？這是無奈的自我安慰嗎？不讓橫蠻的世界改變內心，能算是慘勝嗎？不管答案如何，在今日香港思考這個處境，倍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