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之後．3】逃亡、留守者的無聲掙扎 「香港人不能放棄這段歷史」
2019 年 11 月 18 日凌晨 5 點 30 分，警方宣佈圍封理大七小時後，保衛戰迎來轉捩點，速龍小隊闖入 A 座平台 —
逃亡、留守者的無聲掙扎 「香港人不能放棄這段歷史」
2019 年 11 月 18 日凌晨 5 點 30 分，警方宣佈圍封理大七小時後，保衛戰迎來轉捩點，速龍小隊闖入 A 座平台 —
正門失守，一片火海，數以百計示威者本來守在該處，等待「圍魏救趙」的人群來到，驚醒撤退之時，理大學生小光與小福（化名）在樓梯口殿後。
大貧友（化名）同在平台，離速龍僅二十來米，迅速竄入草叢中，石棺般的通風口內平躺下來，內有前一天鋪好的𥱊、睡袋、一星期份糧水，警察電筒的光一度照入鐵柵。
尖叫聲傳來，躲在房內的中年男子 KK（化名）驚醒，從百葉窗縫望見速龍小隊闖入，彷彿看見六四屠城再臨，泣不成聲，他用手機寫下遺書，WhatsApp 傳給最親近的家人。
理大圍城
最後的留守者 要把記憶傳出去
同日示威者三次突圍失敗，13 日圍城正式展開。紅磚圍牆的壓力鍋中，絕望與希望拉扯，有的人不堪折磨衝出去，有人尋找逃生路線，有的人打定主意留守 — 由日常起居，匿藏到逃亡，均是一場場無人知曉的無聲拉鋸戰。
一年過去，他們把這段故事，再說一遍 — 在記憶與遺忘之間，說出當時未能說出口的掙扎、挫敗，留下歷史見證。有留守者說，香港人有責任記住這段歷史。
小光（左）和小福（右）當時在正門，作出殿後決定，離防暴僅僅二十米。
「人生最有希望，最冇希望，都係嗰時。」17 日晚，數千人到佐敦、尖沙咀一帶「圍魏救趙」，小光由 Telegram、無線對講機獲知消息後，拿着大聲公，呼喊數小時，聲也沙了：「八百米！」因為外面的人說會成功，她也如此相信，一直等不到人來，希望之火漸漸熄滅。
自 11.11 黎明行動，她所在的八人小隊轉戰中大、理大，累得停火間隙也圍起傘陣打瞌睡，子彈擦過才驚醒，身心已俱疲。18 日第一次突圍，僅少數人戴上裝備，漫天催淚彈落下。隊員小福一拐一拐地跑，在中大時膝蓋已中了腐蝕性液體，腫起面積直徑約四五寸，膿液浸濕了紗布；小光的盾牌上同一位置竟中了好幾次子彈 — 當時已覺突圍會失敗。
撤退後，小隊去體育館洗澡，不知誰提議，打了半小時籃球，直到累得沒氣，像最後的狂歡。「打場波先啦，最後一場。」小福說着說着笑起來：「入到去（監獄）冇得打波點算呢？」小光當時甚至想過死，「橫掂出去一定十年。」
絕望之中，八個人許下一個約定：一齊走，抑或一齊被捕 — 這是他們的最後信念。
當時腐蝕性液體留下的傷口，仍在小福膝上留下疤痕。
校長們一入校園，士氣急降，小隊判斷是時候離開。小福和小光一向負責決策，隊友手機一收到路線，就把亮起的螢幕舉在他們跟前，問「喂呢條得唔得啊」，又加一句「睇你頭啊」。二人明明茫無頭緒，還是強裝鎮定，迅速調派一至兩人探路，現場卻已有長長的人龍，包括爬渠、Z 座橋游繩亦有六七十人排隊等待。
小隊最後在 Z 座後門離開，沿公主道，走引水道，逃往何文田。後樓梯上，黑壓壓的人群擠得水洩不通，防煙門外是防暴警，通往主座橋隨游繩曝光已封，傳言 Z 座將有速龍洗樓 — 前無退路，後有退兵，道路僅容一人行走，小福與其他隊友失散，着小光緊緊抓緊他，在漆黑中前進，爬過路軌，離防暴一個個暗哨很近，電筒照射入黑暗中，看見前路，小福百感交集，苦笑道：「佢玩你，已經放生你，佢唔落嚟捉你，喺上面玩你射你，已經係仁慈。」
離開後，一回頭，小福卻赫然發現捉緊的人不是小光，立即想回頭，卻被推着上了家長車，背後是一排警車。手機充電後，Telegram 群組內的隊友輪番報平安，只有小光遲遲未有報訊，小福一聽到同車示威者說，後面有兩個女生被捕，以為小光是其中之一，一下子情緒崩潰，不停抽泣。他在太子下車，呆坐地下差不多一小時，失魂落魄地走到旺角，家人來勸他回家，他情緒失控大叫：「我都仲未見到我啲 friend，做乜拉我返去？」還是旁人勸阻，他緊攥住一件「家長」給予的女裝衣服，想交給小光。
二人忘記不了燒裝甲車那一晚。
實際上，小光沒有被捕，只是遲了半小時出來。
落單之後，她在後方，抬頭看見斜坡上的防暴警向路上的示威者射尿，一邊罵，一邊恐嚇大笑，「捉你上嚟姦咗你都得啊」、「信唔信我爆你個頭吖嗱」……話音未落，前方着一字肩衣服的女生就被催淚彈爆頭流血，子彈擦過小光，她只知道要繼續跑，跑到一半，在最後一段路，多人被捕，又得改路走 — 此後這條路就封了，他們是最後一批逃出生天的人。
19 日凌晨，旺角一家茶餐廳，一見小光，小福把衣服丟給她 — 放下執念，終於放鬆下來，隊友們也到了，圍坐成一圈，他們相對無言，身上有傷痕，衣服衣不稱身，不難猜測經歷了什麼。劫後餘生，卻有了深深的罪疚感。小福想像過，「如果我哋選擇留低，會唔會我哋變咗痴線嗰幾個呢？」
那一夜，傳聞警察即將進入校園其中一座大樓「洗樓」，Carson （化名）和朋友二人選擇躲在長 1.5 米，深 1 米的高身櫃中，經歷幾近崩潰的十五小時。
Carson 當時駕着車，接送十來歲少年到理大後，本應與女兒慶生，猶豫十分鐘，最終看着行車橋，頭也不回地入理大。
由食堂帶了幾包消化餅，抱着一支一公斤的水，沒有飲，因不敢上廁所。房間有落地玻璃窗，但有窗廉。電話沒電，也只敢伏在地上，緩緩爬向三四米外的充電插口，唯恐任何人由窗廉縫看到他們。漆黑一片，兩個人不敢動彈，不敢發出聲響，睡不着，用短訊閒聊，說些不着邊際的話，談起久未聯絡的同學，就是不提起如何逃跑。他與太太報平安，也只敢說「我仲未畀人拉」。
時間比想像漫長，不如搏一搏，衝出去 — 只是，Carson 不斷回想起自己的女兒，11 月 17 日是女兒生日，也是理大圍封當晚，他在廚房幫忙，呼喊「暴徒加油」，語音訊息傳來女兒稚氣的嗓音：「爸爸你幾時返嚟切生日蛋糕？我想見你啊。」一聽，他奪門而出，淚水奪眶而出，躲在飯堂一角飲泣，廚房佬追出來，安慰他，叫他撐住，女兒在等他。半小時後，他擦乾眼淚，本來已不抱希望出去，又再想辦法，「入面崩潰咗，你唔撐落去，根本行唔返出嚟。」
躲到 19 日，一片死寂中，二人步出房門，發現沒有警察，猶豫衝與不衝之間，在飯堂煮了幾次飯。之後下定決心就衝出校園，被捕了。理大如荒城，人數比前一日少了一半，被困十來小時，他已受不住了，如果再留下去，會如何？「痴線。」他篤定地說。
圍城數天，資訊一直混亂，逃生資料由四方八面湧入。
KK（化名）留守理大直至 24 日，不願透露逃生方式。
有藍絲親戚在群組中勸阻投降自首、有人關心安危，不停有人提供逃生路線……KK（化名）幾乎每一秒都收到訊息，直至電話因此沒電。到了 20 日，索性開了一個 WhatsApp 群組，有三至四十名朋友在內，以交通燈表情符號報平安，紅燈逃走，綠燈在房外，藍色休息中。
第四天，晚上 11 時，KK 收到朋友 A 訊息，指經中間人介紹，某個渠口將有人前來營救。KK 立即趕至該處，現場接應的人 B 已經到了，不料 B 也無法直接聯絡營救者。不久，另一名留守者 C 和 D 又經人介紹，向 KK 查詢計劃詳情，他告知手上的資訊，C 的朋友 E 又來再問一次，等到凌晨三四點，迷失在中間人的溝通中，營救行動仍沒有發生，便打道回房。
大貧友每天耗費四至五小時，與不同人溝通，共收到二十多條逃生路線。他是理大舊生，許多錯漏百出，明明校園游泳池對面是解放軍軍營，路線卻指示由此可以逃往三百米外的玫瑰堂。
每天早上，大貧友均會帶備高倍望遠鏡和指南針，花約一小時，在各座天台遠眺，視察佈防，觀察各路線出口，絕大部份有警察埋伏。「原來冇人會好似我咁 factcheck。」他與其他人試過一條渠道，理應向北，指南針顯示前方往南，有人堅持要試，最終中途折返，已耗費兩小時。最終，他只採信已逃走的留守者所走路線。
21 日，大貧友親眼目賭三個便衣警察扮成示威者，由警車沿 Z 座方向進入校園，印證了數天來的傳言，有卧底混入理大校園。
留守者之間的信任破裂，不再隨便與彼此交談，恐懼之中，越躲越深。
在眾留守者之中，大貧友格外穩定而冷靜，因早有圍困經歷。當時他未夠十八歲，在港出生長大，卻遭警方指認為非法入境者，關進域多利監獄拘留中心，長達一年多。印象中，環境惡劣，睡在膠床上，只有毯，不知時日過。
「Poly 裡面咁自由，食咩都得，幾時沖涼又得，瞓幾耐又得。」自黎明行動起，大貧友意識到理大地形有機會圍封，已做好最壞打算，他堅信封鎖不會超過一個月，因為封鎖交通主要幹道成本過大。圍城之始，他取得一條電子鎖匙，在沒有破壞門的情況下，找到一間有床和枕頭的房，儲備了月餘乾糧，正常作息，醒來就視察環境、去飯堂、尋找食物，因正就讀研究生，甚至用電話做 group project。留守第六天，他成功爬渠離開，事後生活如常。
大貧友曾被拘留，自覺比一般人能習慣被困生活。
不是每一個人的心志均如此堅韌。18 名時任理大學生會幹事中，僅署理會長胡國泓一人留守支援，親眼見證圍城內的人情緒崩坍。首三天，他在 Telegram 上接到約六至九十宗求助，又四出與留守者聊天，接觸超過六十人。
一間房內，幾個中學生抽煙，一支接一支，幾支接幾支，揚言「我要出去打狗」等。「亢奮到異常，已經係情緒崩潰，」幾人明顯失去自控能力，「亢奮係佢哋個人表現，壓抑係地方氣氛。」坐了半小時，他受不了氛圍，就離開了。又有原本鎮定冷靜的留守者，幾天內昏睡足二十四小時，神智不清……還有眾留守者口中的「野人」，一位僅能經社工接觸的留守者，驚恐非常，拒絕進食，吐不出完整句子。
躲藏的留守者漸如驚弓之鳥。聽見遠處走廊有人聲，卻在他踏足之後噤聲；聽見房內有人，拒絕攀談，第二日人就不見了 — 這樣的事重複了六七次。初時，他仍會揚聲自我介紹，留下電話和名片，重複一百次後，均沒有人回應，漸漸放下食水和糧食就離開了。
時任理大學生會署理會長胡國泓留守理大十天，只為守護學生。
圍封的缺口幾乎全被警方堵住。22 日早上八點半，廚房佬左手揮美國旗，右手舉鐵湯勺，在校園內高呼「喂，出嚟食飯啦」、「小朋友，返來啦！」他解釋，當時收到消息，有接送車將在一小時內離開，不惜引起記者注目，去 Z 座傳遞訊息，直至機會消失，才心急落淚。半小時後才知道有兩人偷偷跟在隊伍後頭離開了。
翌日，胡國泓和廚房佬離開。胡國泓認為。一來，所有手頭上的個案失聯或完結，近三日再也沒有新個案，學生會可做有限，二來，離開反而對不退的留守者更好，「係時候令件事完，唔再有好代表嘅人（喺校園入面）。」
離理大解封，尚有五天，城內的人仍在熬。
等待解封：生存 當其他人的NPC
11 月 24 日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兩名留守者召開記者會。較瘦削的阿翔（化名）是其中之一，當時 20 歲，是大專生。
警方宣佈圍封理大時，抗爭者傾向由留守轉為逃亡，阿翔根據觀察，已知武力不對等下，衝出去的機會渺茫。18 日，當時理大內仍有過千人，他曾經參與一次攻守爭辯，卻只有約數十人參與，當時已知難以集體作出去留決策 — 街頭戰中無大台運動的優點，在陣地戰頓變致命傷。會議中，許多人主張搏一搏衝出去，感覺卻缺乏理性實際考量，至於他自己則打定主意留到解封，做最後一批離開的人，預計堅持一個月。
阿翔是寥寥到解封才離開的理大留守者。
無可否認，逃生人潮中，他曾有被拋棄的感覺。「至少我冇揼低任何人囉，盡量冇。」不分前線，或者後勤，他如此定義自己崗位：「你當我係 NPC 。」NPC 即遊戲非玩家角色，其中一個功能是擔任玩家協助者，提供任務提示，以及物資。
三次突圍後，阿翔嗅到催淚彈的氣味，逆人流而上，回了飯堂，準備好生理鹽水；人人逃走棄裝，他管理物資，撿了好幾個手推車、背包的防毒面罩；唯恐斷電，又收集到十來盞頭燈，全數被爬渠逃離的示威者快速領取一空。朋友三次傳來逃生路線，他回絕。到了翌日，看見未成年少年獨坐，又短暫組隊兩三天，一同找食物，一同在體育館打地鋪，直至對方決定離開，他陷入低潮了一天。
因為傳聞有卧底，睜眼至幾乎天明，中午睡醒，白天僅剩兩三個小時，晚上則不敢離開房間。每一天的人都比前一天少一半，他沒有再收集戰略物資，而是生存需要先行，而害怕一下雨，物資報廢，他把時間全部用來翻揀雜物堆，將糧食、水、電器等移到室內，最缺是煙和藥 — 20 日義務急救員一離開，遇上留守者發燒，撿到的感冒藥派上用場。為了保持精神健康，他會主動跟記者、社工聊天，「一個人會癲」。
理大危機四伏，他出門口一定戴口罩，刻意避開記者，躲避說客最驚險一次，他藏身一間房內時，有人以鎖打開門，他急急忙忙以雜物擋住自己。某一次，為了幫廚房佬整理環境，他搬了大型綠色垃圾車，清理廚房附近的垃圾，經過 A 座正門，一現身，立即有警車巡邏經過。
事實上，阿翔曾遇過身份不明的「卧底」。理大邵逸夫樓，即學生會大樓，被稱為「半圓」，中間有圓柱體，他多數躲在其中一間房內。其中一晚凌晨，他剛剛入睡，就有人來拍門，一把女聲叫着「手足我哋一齊走啦」，他以為是相識的記者，打開了門，見三男一女、義務急救員裝束的小隊，勸他走，雙方起了爭執，對方離去。事後他發現，門口被貼上了牛皮膠紙標記，立即動手撕下，將對面房間佈置成藏身房間，再調轉圓型中庭的梳化的擺位。翌晚，他聽見聲響，對方在隔離呼喊，事後更發現門鎖被撬。由其他留守者口中，阿翔知道他們通常在凌晨十二點到早上八時出沒，其他時間不見影蹤，還宣稱可以不留任何紀錄經救護車離開，心內一直對其身份存疑。
天天提心吊膽不是辦法，精神狀態不佳，每天讀着連登上關於理大的訊息，阿翔一直思索，還有什麼可以做。
理大像一個荒島，又像監獄。「入面係死城，出面係鬧市……隔咗埲牆，大家接觸唔到，好似失去咗自由空氣。」在平台，他曾抬頭看星，同一天空下，隔了幾百米，與外界卻是咫尺天涯。在男更衣室執拾用過的毛巾時，本來打算清洗乾淨重用，他向其他留守者提議砌 「SOS」，向國際求援。
砌出「SOS」字句，只因阿翔想向國際求援。
開記招則是一種攻防策略，也是虛張聲勢，留守者現身後，警方不可以理大無人的藉口借故攻入，若果警方撤退，對剩餘的人則是一場小勝。即使面對鏡頭時內心膽怯，他覺得作為留守者堅強地現身，可以為外界的人帶來希望，「我哋想畀出面睇到，我哋冇放棄，堅持到底，我哋唔會投降。」他自問為人樂觀，意志較為堅強，受得住心理壓力，與另一位留守者 Ron 花了約兩小時，準備好講稿，就開了記招。「我諗通咗，如果我唔做，就冇人做。」
區議會民主派大勝，是意料之外，他慶幸自己那一區由民主派勝出，「（如果）輸咗我一票，真係揼心口。」那一夜，他和 Ron 一起拿着手機，一條條民主派勝出的訊息彈出來，開心不起來，同時傷心。「第二日話入嚟救我哋，我哋驚，係咪又來多次，搞到咁多手足俾人拉？」他們急急聯絡區議員，傳話不需要救援。
25日，一班候任區議員施壓，進入校園，與留守者見面，阿翔是其中之一。經區議員，對方透露校園很快解封，堅持要留守者撤走，最終不歡而散。他又嘗試去其他樓層找過留守者，找了兩層，在房中聞到有尿味便在漆黑中放棄了，也不想嚇到其他留守者。
26日，紅隧重新通行 — 留守者判斷有路走。
孰料，27 日，理大先是發表聲明，指校方小組已進行尋找留守人士工作，警方毋須進入校園，稍後警方宣佈安全小組會在 28 日進入校園。晚上 10 時，阿翔疲於奔命，想方設法聯絡了幾位留守者，商討在 11 點，當阿翔獨自開記招時，其他人分頭有進一步行動，最後因連登上有討論指不想他們犧牲，最終取消。
那一晚，阿翔睡不着，有其餘留守者半夜溜走。警方進入校園是八點半，一小時前，他去了平台，打算花五分鐘，看看紅隧情況，「我想睇下佈防，睇下啲人又好，可能係最後一眼」。
傳言會逐間房拍門，他判斷房間不安全，只好急急尋找新的藏身之處，只來得及帶了一支水，粒米未進二十小時，才由身上行裝翻出一支能量棒。三十多小時未敢合眼，待警方撤退，才敢回房休息。
29日中午，他仍在睡夢中，電話被朋友傳來的訊息轟炸：「解封咗啦！快啲醒啦！」花了一兩個小時收拾行裝，便準備離開。在校方保安進駐之前，他偷偷抄小徑離開了，全身而退。遇上來執拾物資的人，他還指引方向。「估唔到真係走得啦，因為好多人都估我哋係難逃一死，兇多吉少。」
出去一刻，由死城踏進鬧市，恍如隔世，幾乎無法適應。「出到嚟係另一個監獄，大少少的監獄……但係有少少自由嘅空氣。」
走出一個監獄，到了更大的監獄，他說：「因為香港仲未係一個自由嘅地方。」
離開理大之後，阿翔在家休息了一個多星期，整理情緒，無法上班兼職。哭了一晚，因為忘記不了，圍困第一天晚上，有幾個十八歲以下的抗爭者，說要跟校長離開，他著他們自行決定去留，又承諾「如果你想走，我會畀個地方」。不過他沒有留下等待幾人決定，過了一會，卻再也尋不到對方。「我有少少自責，有啲位可以救到佢哋，點解幫唔到佢哋呢？」明知一人之力太過渺小，無法改變歷史，他卻仍然自責。紀錄片《理大圍城》上映後，他也看了，其中一個長鏡頭，拍着抗爭者被捕後，其他人跑過，「好似見死不救」，亦勾起他的愧疚。
「日子總需要過。」阿翔一個人住，與父母沒有聯絡，僅有三位密友知他曾在理大，學業因此受阻，所幸打工老細是黃絲，復工時，聊了半小時，之後相約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有時他會聽「黃歌」，如《願榮光歸香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至今，他仍然疑神疑鬼，往採訪地點路上，仍留意有沒有人跟蹤。
圍城後段的記憶沉甸甸地壓在肩上，世上只有幾個留守者擁有，阿翔自覺像「記憶保護者」，理大一幕幕，每天鮮活地在他腦中浮現，有責任把這段歷史傳揚出去，才願意受訪，不變聲，為證實開記招的留守者身份。他與幾位留守者仍有聯繫，指他們安全，相信創傷比他深，暫時仍無法負起這份責任。香港人有責任銘記這段歷史，「香港人冇可能放棄，香港人已經成為左一個民族，冇可能放棄你嘅歷史，你冇可能從新嚟過。」
阿翔仍然在等待，可以堂堂正正，毫無保留地說出這段歷史的一天。
文/ 鄭祉愉
攝/ Na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