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報導・4】三個中國獨立記者的「英雄主義」：極權下繼續報導
五年前，九十後中國記者劉立強（化名）第一次實習，就見證審查如何毀掉一個前輩記者的意志。
那一天，主編、記者和編輯開選題會，劉立強留意到一位拿過獎的八五後記者消失了。前一天是發稿日，會議間，主編向眾人解釋：那位記者花了半到一個月寫的一篇調查報導被撤稿，受到自信上的打擊，決定離職。後來聽說，那位記者轉行了。他想着：「這種事總會輪到自己。」
劉立強一早做好心理準備了。
那時中國媒體正要踏入全面審查時代 — 隨着 2013 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後，互聯網治理收緊，兩年後《國家安全法》明確提到「網絡空間主權」；再過兩年，《網絡安全法》實施。
中國媒體多屬國有，直接受宣傳部管轄，一紙禁令由以往的紙質「紅頭文件」，轉變成一通電話或者訊息，再下達到編採室，禁令越來越多，且無所不包 — 調查記者半壁江山就此折損，眾人痛心第四權被廢武功，但仍有少數「獨立記者」及體制內記者在有限空間中砥礪前行。
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群。（圖片來源：Camillo Corsetti Antonini @ Unsplash）
香港是商業媒體居多，但主流媒體也免不了受中資操控，前篇提到《香港 01 》等多間傳媒中政治審查以較隱性方式存在，一批記者憤以出走，走上獨立報導之路，亦有獨立記者平台誓推出會員制定生死⋯⋯在一國一制的新香港，傳媒將是重點關注領域 — 持有《南華早報》的阿里巴巴近日亦被中方要求出售旗下媒體資產，我們離全面審查尚遠，但能怎樣應對？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前《鳳凰衛視》全球新聞總監閭丘露薇則說，香港記者是由「乜都有」到無故失去。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指，一進入中國媒體就等同「跪着反抗」。在媒體任職或獨立紀錄也好，中國的記者如何努力抓緊一點記者僅餘的自由？
跑在禁令前 為七成非敏感議題而留下
要對抗，只能靠跑得快 — 跑在命令之前。
偶爾，劉立強所在傳媒的微信群裡會傳出一個消息，提到某一個議題「不讓發了」，編輯會標籤負責記者，然後再私下以訊息交流 — 他指出，事前自我審查篩除的選題多於事後刪稿，已發出的報導被禁有兩大原因，第一，社會影響大，對官方造成「負面影響」；第二，政治敏感時期。
「編輯是共同體，我們想盡各種辦法對抗審查，讓稿子能做出來。」有時撰寫刑事案件，一收到編輯發來的線索，劉立強就會在 24 至 48 小時之內，趕路、採訪、寫稿，完成約二至三千字報導。
選題時，他習慣性先自我審查，有時編輯採用較溫和的標題，有時則是用「春秋筆法」，不直接批判，不強調採訪的角度，不動聲色地說故事。
2017 年，北京逾以萬計居於城市邊緣廉價公寓的外來勞動者被當局驅逐。一個中國女人駕車路經被拆樓宇。 (Photo by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7 年 11 月，因一場大火，爆發「北京切除」事件，逾十萬居於城市邊緣廉價公寓的外來勞動者，被稱為「低端人口」，並被驅逐。他前後待了半個月時間，採訪被迫遷戶，第一篇文章存活了半天，累積至幾十萬閱讀量，便被刪除了 — 還是埋頭苦幹採訪途中，同事把文章連結發給他，一打開，他才猛然發現被「和諧」，但他沒多大反應，禁令未到，就繼續做下一篇跟進報導。「至少短暫發出來，還是比較值得。」
也有發不出來的時候。某一次全國關注的性侵事件，前前後後他曾跟進了一周，接觸受害者、律師及其家人，近十個人，但禁令下來了，稿件還未開始寫，就趕不上了，他以「打擊」形容此次事件。
即使有三成屬敏感議題，仍有七成可以報導 — 他選擇為此留下。
劉立強在位於北京的全國性媒體工作。有上訪者因地方上的冤案主動聯絡他，他也難以報導。在體制中，他因沉默而愧疚，「你知道自己無能為力……貪污腐敗不解決，報導也沒有用。」
中國調查報導的興衰
自中共立國以來，媒體一直是由政府機關所有，直至八十年代才開始商業化運作，主要分為體制內官方媒體、市場化媒體及自媒體。
方可成認知中，最初的調查報導是由黨媒開始的。1987 年《中國青年報》做了一系列對大興安嶺大火的長篇調查報導，算是打響頭炮。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隨着媒體更傾向市場化運作，調查報導大受讀者歡迎，《南方周末》、專做經濟揭弊報導的《財經》等媒體得以興起，投放大量資源扶植調查及深度報導部門。央視的新聞評論欄目《焦點訪談》以深度報導為主，亦被三任總理李鵬、朱鎔基及溫家寶視察，「輿論監督」一詞大行其道。
2003 年，《南方都市報》揭發大學生在收容所被毒打致死的特稿《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曾令收容遣送制度遭廢止，其後還有毒奶粉、四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地方官商勾結等等重大報導。因省級地方報各自由省委宣傳部管轄，各地調查記者跨省通力合作，第四權一度能監督政府 — 即使有時記者仍會被捕坐監。
隨着 2012 年習近平上台，權力集中化，問責各地宣傳部，中國媒體便迎來「全面審查時代」。
2013 年 1 月 9 日，一批示威者在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總部外請願，抗議新年獻詞事件，爭取新聞自由。當時，《南方周末》工作人員稱其因迫於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的壓力，就 2013 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辭及相關內容進行大幅刪改。（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13 年《南方周末》爆發「新聞獻詞」事件，編輯部發出公開信，披露 2012 年被改被撤的稿件高達 1034 篇。
2010 年至 2013 年間，方可成在《南方周末》任時政記者。編採部幾乎每天都收到宣傳部指令，平均每月均被「斃稿」。不過 2012 年習近平剛上台，經人民出版社安排專訪剛出版新書的退休高官，在最後關頭被撤稿，數以十萬計已印刷的報紙被銷毀 — 明明不應被斃的稿件也被斃了。另有廣州傳媒人指出，廣東宣傳部的本地官員原先較開明，同年，忽然空降北京調任的官員，要求審稿、看版，報導空間大幅減少，隨着網絡媒體興起，紙媒廣告量大減，調查部組難以發稿之餘，亦大幅裁員。
《端傳媒》報導中提到，2018 年有中央紙媒記者調查河南「滴滴出行」乘客被先姦後殺事件，深度報導在付印前一夜遭撤。《紐約時報》報導，被喻為行內「定海神針」的《中國青年報》前深度調查部主任劉萬永稱兩年間，至少有一百篇獨家被「斃稿」，包括牽涉數百萬受害者的金融騙局。
據保護記者委員會在 2020 年度調查，中國至少有 47 名記者入獄。
2018 年 12 月 26 日，維權律師王全璋案件審訊，便衣警在天津法院外阻止記者拍攝。（圖片來源：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黃金時代過去了，調查記者一邊遭遇越趨強烈的政治審查及風險，一邊遇上互聯網公司向他們招手 — 方可成以前在《南周》的同事，甚至收到百萬年薪的職位待遇。
一推一拉，調查報導半壁江山消失。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前院長張志安曾分別在 2011 及 2017 年發表《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據他統計，調查記者人數由 334 名急劇下降至 175 名，大跌 58%，同時高度集中在 7 間傳統媒體，以及 2 間新媒體 —
包括 2 名資深獨立調查記者，主要依賴自媒體發佈報導及線索。
中國公民無採訪權，記者必須隸屬新聞機構，才能獲得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證件，其他人採訪被視為「非法」— 武漢疫情期間採訪的公民記者張展，更重判四年。閭丘露薇說：「內地獨立記者係被定義為假記者，因為你沒有記者證。」離開新聞機構後，他們只好改口自稱「獨立紀錄者」、「獨立撰稿人」，就是不能自稱「獨立記者」。
據他們估計，現時全國獨立調查記者約在五人上下。
不願跪的，站着反抗，在體制外有生存空間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
不存在的「獨立記者」 三個紀錄者的掙扎
劉虎：賭上姓名 成為被告 不存希望地報導
距離「劉虎」的名字在微博上被永久封殺，已經有七八年光景。
他是少數仍活躍於第一線上，報導貪腐案件的調查記者。他自稱「獨立寫作者」，估計全國同行仍撰寫貪腐的記者及撰稿人少於三十人。
貪官猛如虎，「我從來沒打過死老虎，打的都是活老虎。」現時中國媒體鮮少踢爆式調查報導，記者一般只能報導已被政府調查的官員 — 「痛打死老虎」。劉虎仍然有他的驕傲，「鞭屍誰都可以幹，沒太大興趣。」
2013 年任職廣州媒體《新快報》時，他因實名舉報重慶副市長馬正其的貪腐事件，遭公安「跨省抓捕」、羈押、以涉嫌誹謗移送審查起訴後，被扣留 346 天才得以取保候審，最終，在 2015 年 9 月檢查院決定不予起訴，正式無罪。
轉至《長江商報》工作後，他接二連三發表《茅台所獲百年金獎疑造假》、《農行儲户冤案昭雪之路》等一系列調查報導，不料觸怒當局，中宣部下令整肅報館，要求記者寫檢討，「兩三個月啥事幹不了」，他跟其他合共六名記者憤而離職。「我們覺得是不可接受的，沒有寫任何失實的報導，我們寫東西都是好新聞，只是被寫到的官方不能容忍。」
中國調查記者劉虎（CBS影片截圖）
官商勾結、李兆申院士論文造假案、拆遷十年後六千多戶人未獲安置的貴州遵義棚改項目爛尾案、調查舉報 200 億身家海南法官張家慧……他持續追蹤司法腐敗、濫用公權力的案件。由於中國公開資料途徑較少，記者無法查證土地房產，但可進行公司查冊，他調查貪腐案，主要依靠知情人舉證，或依頼公開法庭資料、錄影證據。他說，即使有線人或受害者報料，官媒記者因為宣傳部禁令，難以調查，持有記者證找官方機構採訪，對方有機會「一方面歡迎，一方面找機構把報導消滅」。
「像我能做這種事情的人很少，很多事情我不做，是沒人做。」即使始終有一道不可觸碰的審查紅線 — 攸關中央的敏感詞，如總書記、習近平、中共、或者國家口號，但仍可寫地方貪腐案或官場故事。
劉虎敢賭上自己的姓名，個人微信號也被封殺過七八次，微博被封一兩百次，「記者劉虎」被封前曾有 73 萬人追蹤 — 最後一次是因 2015 年發出一條動態，關於四川鄰水縣保路運動，五萬人上街遊行的事件。「如果我們的號光是平安什麼都不發，這個號有什麼存在意義？」他的實名已被永久封殺，目前用網名註冊，說：「影響力黨想收回就會收回。」
現時他每個月寫三至五篇稿，有時實名，有時使用筆名，有些稿件存活時間很短，以往在官方媒體影響力大，點擊率最高數千萬，現時縮至十萬，但他不言敗，仍有來自民間的支持者轉發文章或者小額打賞，「儘管現在寫文章閱讀量變少，還是可以改變事件，比一無所有好多了。」
新聞機構如保護傘，記者報導若屬職務行為，檢察院鮮少追究個人責任，不過當以個人身分撰稿，他需獨力承受法律上後果。
記者只能用真相盡量保護自己，但他嘆：「有時還是不可以保護。」因撰寫一宗法官張家慧涉貪案，他被其親友圍毆，因而報警求助，到派出所接受調查時，再度被其親屬車輛前後攔截，欲毆打他，幸而逃脫。2019 年十一月，因報導重慶富翁涉性侵，他就再被控涉嫌誹謗，幸得律師義助，「我只有正常面對了，去當這個被告人。」因有案在身，在社會信用系統中，他是「失信者」，無法進行高消費活動，如買高鐵票及機票，等同被軟禁在重慶。
劉虎說：「我從來沒有覺得中國新聞業有希望，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重慶西站。因有案在身，在社會信用系統中，張虎成了「失信者」，無法進行高消費活動，如買高鐵票及機票，等同被軟禁在重慶。（圖片來源：Mr Peanutbutter＠Unsplash）
被敏感化：報導全刪 捨棄自己姓名
調查記者張奇（化名）的真實姓名已被「敏感化」。
「中國所有事都可能『被敏感』。」大的政治議題必然被禁，小至公車司機駕車自殺，因引起社會關注，也可以成為敏感事件。有時候他想，「因為敏感不可以寫，還是因為寫了才敏感？」
獨立寫作後，他一直為各機構供稿，有較敏感的議題，會與傳統媒體商討，由他來跟進，與編輯互相在體制內外配合。力所能及時，他盡力報導，不過高壓環境下，調查記者可以做的越來越少是「必然」。作為獨立記者，他沒有記者證，意味着無法前往現場報導。若質疑官方數據造假，亦難以核實，他以武漢疫情死者數字為例，在警察看守之下，記者根本無法接近領取骨灰的家屬，欲查看新出現的墓碑數字，也需實名登記進入墓地 — 「在中國，所有調查新聞都不一定會有回應……不回應也是一種回應。」
2020 年，美國加州一輛私家車貼著聲授張展的單張。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因採訪武漢疫情被當局判囚四年。（圖片來源：Allen J. Schaben / 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只是沒想過，自己的名字也會成為禁忌。
何謂敏感化？「記者認可度被刪除，整個人被刪除，打出姓名（的搜尋結果）也刪掉了，調查報導被刪除，作為記者做過的稿，全部被人刪去。」心血一朝盡毀，他一度很在意，悲傷不已，報導是歷史的紀錄，但因報導者的名字敏感化，歷史竟可被消失，紀錄被改寫。
張奇想清楚，無論時代多壞，只要報導出現過，影響過一部份人就夠。他妥協了，捨棄真名，只能匿名發稿 ，也清楚當局能調查出撰稿人身份，只是禁止記者積累個人影響力。重點在於報導是否中立、客觀、紮實，對得起良心，以及有沒有「真真正正做好這篇稿」。
「刪不刪除是他（當局）的事，我記不記下來是責任。」備份網站《端點星》事件爆發後，更堅定他的意志。「何時開始，連要備份都成為一種罪名？更加需要去紀錄，我從來都不後悔……我不會為我寫過的東西後悔，你可以說我不全面，不中立，但調查性質報導，你不可以指責我作假，我一個字也沒虛構。」
線人被恐嚇 牽連家人
獨立紀錄者陳素兒（化名）曾多次報導中國異見者，觸碰無法觸及的紅線底端。
「中國媒體（報導）中從來沒有異議人士，抗爭者不存在的，這是很荒謬的事情。」她說：「人沒有辦法說話。」
陳素兒曾在體制內工作，在中國的僱主需要交納「五險一金」，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離職後全數都沒有了。「還好前幾年沒有生病，不然保險都沒有。」微博被封後，她在微信發文，附有打賞二維碼，但很快被當局封了，理由是「非法交易」，「一筆都沒收到」 — 等同封殺。
隨着公民社會遭嚴重打壓，出現「七不講」、 NGO 接而連三停運等，報導刊登的空間也越縮越小。沒有境內媒體敢刊登她的稿件，難以通過審查，作為「非法」記者，她無法去現場，像有一把劍懸在頭上。她收入不穩定，只有零散的稿費，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零收入，靠積蓄度日。
為了繼續工作，她已沒有點評政治人物，亦有自我審查。今年二月起，中國當局再收緊網絡言論，要求自媒體如微信公眾號，若發出時政新聞，需先獲得媒體許可證，令她更難發表文章。
2019 年，一群記者參觀華為深圳展覽。華為堅稱沒為政府設置保安「後門」。（圖片來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威脅時隱時現，陳素兒但覺監控羅織了一張「無形的網」。
近五年前，某一次涉歷史題材的採訪中，一連幾天，她遭遇公安跟蹤，先是在路上有車尾隨，後來有公安進去旅館盤查，甚至進入房中監督。又有一次，她的線人告訴她，因為有家人在體制內機構工作 — 即國企、國家機構、事業單位等，遭受威脅，不能接受採訪。
十年來，她不止一次被約見「喝茶」。即使寄本書給朋友，當地警察亦會找對方談話。另一城市的兄弟姐妹則接到當局來電，有家人在體制內工作，被領導約談，不能升遷，還因此與她爭吵過，日常生活一團亂麻如「一地雞毛」，情況「不足為外人道」。「不是警告你不能工作，而是威脅你的親人，這是更難辦的事情，不能讓你自己的選擇讓家人承受。」
不能組織 獨立就是對抗
張奇說，明面上，中國的獨立記者只能單打獨鬥，組織化有機會被控煽動或顛覆國家，等同「將自己變成別人的罪證」，會「團滅」。
私底下，他曾在報導某個議題時，十多名記者不分體制內外團結起來，共享資源，互相審稿，令報導經得起所有質疑，在禁令下來前爭取時間發出，眾人仍可爭取一點空間。昔日他在體制內，相熟的調查記者會分享線索，共同報導，共同承受來自宣傳部的壓力，「我自己並不認為獨家消息最重要。」
五年前，陳素兒曾經與幾個記者商量過，成立媒體平台，讓公眾捐款支持調查報導，但很快意識到，媒體性質敏感，一做就會被打壓。「獨立他們就視作一種對抗，除非你保持沉默。」
不願沉默，只因一個夙願。「在不自由的環境內待久了，還是很渴望像正常人一樣，正常的說話表達。」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圖片來源： Markus Winkler @ Unsplash）
「禁制太多太多，我的初衷不一定要是（做出）一個姿態，或者抗爭⋯⋯只要這個事情是重要的，作為一個媒體人就是應該把它寫下來，不要去管它敏感或者不敏感，」說到只想履行一個正常記者的表達權利時，她的語調激動起來，「我對這個特別不服氣，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報導會有敏感跟不敏感的區分呢？」
「你追求的當然是有價值的，你追求的是言論自由，作為一個媒體人，你不追求這個，你追求什麼呢？」凌晨十二點的靜夜通話中，忽然聽見她深深的吸氣聲，她薄薄的聲線顫抖起來，哽咽地說：「我就是追求一些最基本的東西。」短暫的沉默，一聲謂嘆後，她很快平復情緒。
「追求自由的人，都是你的同道。」陳素兒為追求價值，犧牲了正常生活，作出了少數人的抉擇。她相信時代向前發展，或會有更多人一起抗爭 — 畢竟言論自由屬於國民的權利，記者只是這種公民權的延伸，但她的遭遇說明了現況。「你說這些，本來就是孤獨的，本來就不是熱鬧的一條路。」
這是一場長期戰。「影響一個讀者都是有用。」張奇說：「每一個人都要守住你的位置。」
調查及深度報導的七種轉生方式
方可成認為，中共因自認代表人民利益，一定程度上需要回應民意，「中央政府需要調查報導來監督地方政府，」早期武漢地方政府瞞報疫情，因中央官員未摸清楚事件，才完全放開報導尺度，問題只是：由誰來做調查報導？
即使媒體衰落，「很難說（調查報導）完全死掉了，還是以各種各樣不同方式存在。」在審查的緊箍咒之間，涉及社會敏感議題的調查及深入報導，有一點呼吸的罅隙嗎？
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
第一種是新型網絡黨媒，例如 2014 年由上海國企資助的國有媒體《澎湃新聞》，有人形容一度看到南方報系的影子。為了擺脫黨媒形象，招兵買馬，亦給予一定自由度，「一旦吸納了最優秀的媒體人，那他們一定會做出一些具調查性質、批評性質、監督性質的報導，讀者才會相信你。」
第二種，非官方辦的媒體機構，沒有准許採訪的新聞許可證，如身在「灰色地帶」。「如果不是黨媒，也意味着要把它掐死是很容易的，但（黨）不查你的時候，你還是能做一些東西出來。」曾被譽為中國最賺錢的商業媒體《好奇心日報》一度以社會特寫報導打響名號，但因由科技公司創辦，遭兩次勒令整改後，團隊正式解散。
第三類為專注「非虛構」萬字特稿的小型團隊，如網易旗下的「人間」、騰訊「谷雨」等，依頼大型媒體供稿或賣影視版權維生。筆觸較軟性，但有些報導仍觸碰社會議題。
第四種，從事商業活動的微信公眾號也偶爾發出影響力巨大的調查報導。2018 年最驚動的調查報導，要數從事房地產的微信公眾號「獸爺」— 前《南周》記者採用媒體調查報導、公開資料寫成「疫苗之王」一文，揭露黑心公司生產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驚動總理李克強批示「嚴肅查處」— 但文章也被屏蔽了。
第五類，則是非牟利獨立媒體，例如 NGOCN 專注社運人士、異見者、人權報導，亦推出刊載原創調查報導的「聲音計劃」，包括追訪 709 家屬、寇延丁、李翹楚等等 — 在創辦十五年後，在去年四月機構註銷解散，由義工繼續更新消息，再沒有原創報導。
最後一種，則是獨立紀錄者。「你手上如果有（新聞）執照，就是有一定的空間，有一定的保障，我也是特別佩服在中國內地做真正獨立調查，做獨立記者的人，因為風險真的很大。」
方可成始終相信，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外人以為嚴密且高效，但「中間很多偶然因素，完全不是非常嚴密的體系」，比如各地控制疫情效率各異。「很多人也在做新的東西，也不可能完全封得完。」
私人領域：僅餘的獨立評論空間
去年 2 月 29 日，方可成創辦的「新聞實驗室」，因為遭惡意舉報，微信公眾號被永久封禁 — 他以「官僚系統的反應」形容，「你舉報得多了，你影響力過大了，就會把你封一下。」
方可成舉起經營八載的「新聞實驗室」文章頁面，已無法禁看。
此後，新聞實驗室全面退守到會員模式。他每月精選約八至十篇主題文章，以電郵定期發出通訊，月費約三十人民幣訂閱，人數約一千多人，保持增長。
內容不經自我審查，在私領域發表文章，像是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中國政府決定是否要 censor 一個東西，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影響力少一點，是一個更安全的方式。」
讀者電郵地址一半來自牆外，一半在牆內。像不少公眾號被封了，換個名字再開號，仍會有讀者追隨，「即便是在中國這麼嚴格管制的系統底下，還是有一批人，其實非常渴求讀到一些真實的東西的。」
中國記者「跪着造反」 香港記者「由有到冇」
曾在《南周》工作的方可成眼中，體制內的中國記者不是勇者，不是鬥士，亦不是異見者，一直是「跪着造反」，由進去新聞機構工作一刻起，已經默認：「Okay，我接受你對我的管理，對我的審查，但是請你給我一點空間，做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哪怕是曾被譽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報紙」《南方周末》，也不是新聞自由飛地。
「內地由始至終對媒體控制係冇放鬆過，只不過有時空間大少少。」閭丘露薇觀察，近來一連串動搖新聞自由的根本性改變，「對香港記者嚟講，衝擊更加大，因為你係由乜都有，去到擔心乜都冇嘅境地。」對媒體的想像，仍可擴闊一點，「大家做得幾多得幾多」，奮戰到觸碰底線的一刻。相較中國傳媒一開始已被定義為宣傳機構，陳素兒亦勸勉香港記者，在溫水煮蛙中，盡量堅持「反制跟自由的傳統」，盡量抗爭。
閭丘露薇曾是前《鳳凰衛視》全球新聞總監，也是因為在政治審查以及新聞理想之間，選擇後者，離開新聞界。
除了《香港電台》，香港媒體多屬商業機構，亦未有記者發牌制度，主要透過更換及影響編採部主管、老闆等手段干預新聞運作，除非一聲令下，將所有媒體收編國有 — 閭丘露薇相信仍有一段時日 — 否則仍有一定空間，暫時不用因最壞的可能性而退讓。「唔單止有國家力量、政治力量，市場力量同受眾力量都好重要，尤其喺香港。」
「大陸讀者更加鐘意免費嘢啦，但你睇打賞機制都行得通。」中國人口基數大，閭丘露薇眨一眨眼說道：「但香港人有錢呢。」
審查天花下 中庸是記者「英雄主義」
劉立強是九十後，不曾經歷調查報導黃金盛世，審查由寬鬆到緊縮的過程。約十年前，他讀新聞系時，約有一半人覺得審查合理，他屬於另一半，但選擇接受事實，「（接受）頭頂有一堵牆，有一道天花板，選題時有一個度，盡量不要觸到天花板，自己會有自我審查，有選題上面沒有禁令，也不會碰。」活在夾縫中，雖仍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衝動，「我們知道對抗是找死，就中庸一點，犬儒一點。」
因為生計考慮轉行前，他會繼續跑在線上，在熱情燃燒殆盡之前繼續報導。
劉立強引用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話：「生活中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認清真相，然後仍然熱愛他。」在全球新聞自由排名倒數第四位的中國，他帶點無奈地說，自己的「英雄主義」就是中庸之道。
資料圖片，來源：Macau Photo Agency ＠ Unsplash
記者｜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