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報導・2】賣稿、兼職、開 Patreon 調查記者如何自立？
政治審查的暗湧中，只要身在建制媒體，港聞、專題及調查記者無一倖免，不管是調查報導提高門檻遭阻撓、訪問前線示威者的報導無法刊出，還是日常新聞，均有機會受阻，紅線漸漸定下。
避開審查，自立門戶，沒有資源和收入，獨立報導者們如何維持生計？
獨立記者路難行
人人面對政治審查，決心做獨立記者，卻非坦途。
以前任職親建制媒體的 Julice 決定縱身一躍，賭一把，做自由工作者，嘗試獨立報導。情況最壞時，她一個月只接到幾篇短的港聞稿件，每字 0.8 元，每月收入僅數千，需兼接翻譯等工作幫補。她慨嘆「文字冇價」，因各大傳媒均聘有港聞記者，需求不大，「人哋做咗唔使做」，只有獨家或追尾採訪，如人訪、專題或調查報導類別，才有價值。另一方面，她自認年資尚淺，做獨立記者有其難度，需要具一定能力及人脈，路才走得較容易。
獨立記者身份亦未必受機構認可。「話係獨立記者，已經唔會接受你訪問，推走你，甚至你攞新聞稿都難，靠行家俾你。」一次做專題報導，Julice 以獨立記者身份，欲取得校方回應，傳電郵不回覆，打電話去學校遭推搪，直接致電校方相關人士，亦拒絕受訪，雖然可寫「截稿前無回應」，但難以核查事實。
八個月後，她熬不住，終決定轉行，做回全職工作。
阿逸通常在家工作，只為採訪出門。
「做獨立記者，最大難題係收入。」另一邊廂，阿逸任記者約三年，擅寫人物專訪，離職時，沒有想過後路，但兩個月後，仍找不到任何供稿機會，銀行戶口的錢一直減少，他冒昩在 Facebook 傳訊息給獨立記者平台《誌》傳媒，對方答應讓他供稿，亦付稿費。按工作量計，他每月最多寫四篇人訪稿，月入仍不過一萬，比起《香港 01 》月入萬五，收入大減三分一。除採訪幾乎不出門，每月支出僅三四千元，尚能維持。休息數個月之後，他現時正攻讀碩士課程，亦停止了給家用。「係窮嘅，但係做文字係值得擁有更多嘅，但現實就係咁，冇辦法。」
逃出審查關口，阿逸始終無悔離開主流媒體，減少收入，換取更大的自由度。留下來，仍有空間可守，但越來越小，「細到一個位你覺得，走咗你嘅價值可能仲大。」
查冊收緊 涉公眾利益 獨立記者願「照㩒掣」
去年十二月初，《有線新聞》在空降四位高層後，旋即裁員 40 人，主打調查報導的《新聞刺針》全組被裁，引發新聞部總辭抗議。傳媒人痛心一個調查記者培養皿就此消失，公眾一度期待舊班底有人將會出來做獨立記者，卻暫未見有人挺身而出。
容不下一根刺針，香港又容得下獨立調查報導的空間嗎？
調查報導多深挖事實，揭露黑幕，為公眾利益針砭權貴，查冊風險劇增之時，要以獨立記者之身持續產出報導，難關可謂重重。
《香港 01 》調查組前記者鄭嘉如
離職約四個月，鄭嘉如成為獨立記者。任職《香港 01 》期間，她曾以香港「影圈 #metoo」報導獲得 SOPA 亞洲卓越新聞獎。「有野心想做大故仔，當然會有資源或者經驗限制，如果要做，有 structure 配合先做到，如果一支公，又唔係好有經驗，係會比較憂慮，會唔會寫錯嘢，唔準確？如果（故仔）政治上敏感，後果一定大好多倍。」她不會考慮匿名報導，除非逼不得已，肯定需承受政治報復。「做報導要為報導負責，唔係匿名指控，用實名出報導，對自己採訪手法有透明度，先係同公眾建立信任比較重要一環。」獨立記者則更加需要實名，「如果匿名，阿豬阿狗都可以寫。」
自 2019 年，在選民登記冊有限度讓傳媒查閱、傳媒申請出生及婚姻登記紀錄查冊被拒、《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亦是獨立調查記者，以個人身份進行車牌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相繼受阻後，無疑為公開查冊敲響了一記喪鐘。
《蘋果日報》等大型媒體機構設有研究部，可用公司戶口查冊，在機構工作，鄭嘉如這類調查記者可輕鬆「㩒掣」查冊，但獨立記者需自行承擔時間及財政成本，必要時還要承受風險，她已做好心理準備。即使以後查車牌會通知車主或當事人，仍會繼續報導，頂多計算適當時機與當事人對質，盡可能減低影響。「你係獨立記者，要 pursue 故仔，覺得有公眾利益，讀者先會想睇，如果唔應該放棄嘅故仔，都會照㩒掣。」
離開《香港 01 》前，鄭嘉如曾揭發香港特殊學校宿舍虐童事件。
任美貞：最後防線是公司查冊
任美貞是行內資深財經記者，入行三十年，一直以自由身記者身份，在不同媒體發稿，揭發中國國企及民企弊病。2017 年任《南華早報》專欄作家時，她曾透過查冊，證實中共領導層栗戰書的女婿蔡華波在港持有巨額資產，文章遭《南早》破天荒抽起，她隨後辭職，現為《REDD intelligence》兼職高級編輯，平常依頼公司查冊及上市公司的公開資料，進行調查報導。因財經涉及專門知識，她若果接觸到一宗不尋常交易，借助多年經營的人脈，會向其中一些「智囊」請教，訂下報導或調查的方向，工作時長以周計。
2012 年，立法會通過新《公司條例》，第 54 條中，公司董事、備任董事及秘書的個人住址、完整身份證號碼等資料不再完全公開，供公眾查閱。翌年，在新聞界及商界大力反對聲音下，政府未有實施該新規例條文。不過，網上查冊中心中，供勾選的查冊目的未有列明新聞用途，處方回應傳媒時，曾稱記者可以揀選「查冊目的是為了確定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當時任美貞是時任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認為這等同公開承諾。
查冊收緊之時，她形容公司查冊為最後防線，「除非佢講過唔算數」。她指出，查冊對商業操作極為重要，一旦封殺將直接進一步影響香港金融聲譽，因為有限公司破產時，其股東及董事通常毋須承擔債務責任，因此有申報私人資料的義務，讓持份者交叉查證。「港股通同滬股通機制下，內地監管機構都有需要係維持制度透明度，調查唔止記者做，商業社會都有好多人做。」她相信，維持商業透明度，保護投資者，與內地監管機構利益一致。不過在政治角力中，「到底非財經部門睇法會唔會好唔一樣？總之不惜任何代價，咁就冇得估計啦。」
左起：莫乃光、陳淑莊、記協副主席任美貞、檔案行動組秘書陳聰枋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戴穎姿（莫乃光提供）
回看 1994 年，《明報》記者席揚因在北京報導金融新聞，向線人取得當局有關文件，被中方以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罪之名拘捕，服刑三年 — 時任明報董事長于品海曾在法院審理前公開向中方認錯。
任美貞認為，時代不同，財經新聞多引用公開資料，報導是否具法律風險，與議題有關，大於記者個人身份。目前《國安法》對她的採訪工作，最直接的影響是令某些消息來源比往日更避免質疑政權，不敢討論國企改革、人民幣貶值等政策。「《國安法》下要滋擾或者控告你，就算你受僱於某個單位，你攞到嘅保護又有幾多？唔覺得好大分別。」
調查有風險 賣故難生存 「收入唔知點計」
《立場》訪問四位獨立報導的調查記者中，大部分均依靠某一傳媒機構，獲得穩定收入來源，除了近來辭職的資深調查記者 Alan（化名），他正籌備走上獨立報導之路，最大難題是「收入唔知點計」，因每份調查報導的成本不一，耗時長短不一。
他坦言調查報導失敗時間起碼佔一半以上，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包括資料搜集、卧底「放蛇」、研讀文件、查冊等等，查到某一地步，有時到了證據齊備，與當事人對質，才能知道能否成故，叫停短則半個月，長線達幾個月，「冇可能寫包單」。尤其要給機會當事人解釋，「如果對方有原因、合理解釋，你要放棄報導，唔能夠屈人……咁就 kill（故仔）」。
「任何傳統媒體，失敗係照出糧，而家冇辦法照出。」他想過，若果與媒體長期合作，「會唔會俾埋風險費用？」萬一調查報導觸碰紅線，惹來警方調查或法律訴訟，亦仰頼與傳媒合作方的信頼有多深。
第一種生存模式，為販賣新聞故事模式。Alan 可一腳踢寫稿、攝影、拍片，亦曾遭壓價，目前仍打算開拓多一些收入來源，嘆道報導有價，奈何「傳媒老細都未必明」。
另一獨立調查記者 Grace（化名）在某間主流媒體兼職，收入足夠，不過曾嘗試與其他記者一同組成小組，向傳媒按件賣調查報導，卻遭受壓價，低至四位數字，幾人平分，判斷難以維生，最終決定放棄。
「獨立記者唔係任人宰割。」鄭嘉如持另一看法，目前在 Hong Kong Free Press 一周兼職四天，撰寫英文新聞稿件，同時接案工作，目前已有一個差不多完成的調查報導項目。她曾在遭壓價後，詳細列出所需時間及採訪成本，最終獲得理想報價，收入比在《香港 01 》時高出一倍。她相信獨家報導有價，具公眾利益，「呢一間唔要，另一間都會要」。沒有六七成把握，她不會向機構報題，「除非記者同（機構）採主有好信任關係，未必十成十（把握）都肯做」。
鄭嘉如目前在《Hong Kong Free Press》兼職，因工作需要，有三部電話。
她在法國大學畢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新聞系碩士，具語言優勢，能以中、英、法語採訪及進行報導，同時為本地及外媒工作，近來為《 Vice 》撰寫消失的香港報販專題。她觀察，外媒對有趣的軟性專題、涉及中國及政治性的調查報導較感興趣，本地民生題材則適合向本地媒體提案（pitch），但中文媒體的選擇顯然較外媒少，前者更傾向用全職記者，後者則較仰頼自由記者，預算較多。
第一種模式有前車之鑒，主打調查報導的《傳真社》曾冀望以向本地傳媒賣新聞方式盈利，但 2018 年因存款乾塘，要眾籌續命，採訪團體亦由十人減至三人，公眾月捐成為其收入主要來源。
一人難開 Patreon 一組人又分得幾多
第二種方案，是開設依頼訂閱平台養活自己。
Alan 信公眾或明白報導有價，但不會考慮一個人貿貿然眾籌，認為等於「燒光環」，非長久之計，另一方面高調現身眾籌，需要有人自願承受法律及政治風險。Alan 想過開設 Patreon，但一人能力有限，憂心能否「對得住讀者」，若果與其他調查記者合作，可確保有穩定質量，「但一 group 人，大家分得幾多？」
鄭嘉如同時活躍於 Twitter，帳號約有四千多名追隨者，經營賬號帶來行內知名度，可帶來工作機會。「如果用記者身份發表好多時政意見，始終唔係幾好，如果太 high profile 會令好多source 卻步。」至於獨自在 Patreon 平台發表報導，她則有另一重編採過程的考慮。「調查報導一雙眼好難判斷做錯，要萬無一失，要多對眼睇。」除非有記者以小組形式開設 Patreon，分工合作審稿。
她認為，與外國相比，本地獨立記者可獲的資源明顯有限，舉例美國有致力服務自由記者的羅里佩克基金會（Rory Peck Trust），提供多種新聞採訪資源，專業訓練如「敵意環境訓練」、法律援助及疫情生活補助等等，另外機構如普立茲中心（Pulitzer Centre），提供各項議題的報導資助及獎學金，供獨立記者報名。
「（政府）唔係針對調查記者，係針對記者。」Grace 暫時仍有信念做下去，「（報導）難咗，但係香港記者暫時未打死。」
「KOL 得 冇理由記者唔得」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指出，每次政治運動後，獨立媒體的空間擴大，參與者捐款支持會多了，但社會一平靜，慢慢就會「die out」— 其實是世界現象。回看香港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後，湧現網上評論電台；在傘運後，出現網媒、網台《城寨》等等，2019 年小型網媒爆發性增長，依頼受眾支撐。「如果冇公民社會成長，就唔會對獨立媒體有呢個需求⋯⋯大家要意識到社會入面有獨立媒體，有獨立記者存在嘅必要性同重要性。」
目前獨立記者的生存方式沒有答案，她認為可找出更多收入來源，向媒體供稿的同時，亦向讀者募款，「有咩方法就用盡佢」，而在中國，對文章打賞的制度亦相當普遍。她現時觀察到香港 Patreon 上以評論為主，但寄望香港人同樣支持有質量的媒體，「因為 KOL 始終係畀你觀點，但唔可以畀你更多資訊去判斷社會現狀」。
想了想，閭丘露薇還是說：「KOL 得，冇理由記者唔得。」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
做一世記者：三十歲前，可以不轉行嗎？
新聞未死，只是很喘。
走在長長的荃灣沙咀道，阿逸遠眺嘉達環球中心的《香港 01 》辦公室，離職後他從未踏足這一帶。他仍保留當時的名片，還有一部反送中期間買下的 Canon 單反相機 — 花了他一個月薪金，只因在示威浪潮中，想以影像紀錄歷史真相。
阿逸現時 25 歲，正值青年危機，深感一代記者的生存危機同樣逼切。「主流傳媒來來回回嗰幾間，入到去咪又係要妥協，獨立媒體又冇幾間有能力請記者，能力有限，你做記者可以點行？」
記者行內有五年大限的說法，他仍未過，若不想捱低薪，賣青春，「我係想做一世記者，但係三十歲前可唔可以搵到穩定啲嘅路？」
一眾獨立記者的生存危機，誰能解答？反送中期間成立、定位為獨立記者平台的《誌》傳媒創辦人關震海躊躇滿志，雄心壯志在今月推出會員制，孤注一擲，扶助獨立記者發展特有的商業模式，自己也開了 Patreon，另一方面，作為前偵查記者，他要為行業留一盞燈，培養調查組人才，他會有答案嗎？
阿逸如今主要向《誌》供稿，一手包辦文字及攝影。
記者｜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 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