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極政治化時代之下，我們還需要「香港電影」嗎？
這時代，各區曾經每個週末都發生流血衝突，原來人來人往的假日電影院變得疏落，若無其事地看戲成為了「港豬」的表現。
這時代，內地影片平台要求香港或台灣演員簽署合約，保證10年內不會因政治取向遭大陸封殺。
這時代，觀眾進場前要仔細審查演員、導演、幕後人員的政治立場，根據其「黃藍」程度，才能決定是否能安心入場觀看。
這時代，導演和編劇準備多年的劇本，或因為劇情中牽涉警務人員的角色，需要剎停製作工序。
上屆金像獎，我們留意的是預告片中坦肩露臂的新晉男女演員，看誰有星味、誰浮沉多年；今屆金像獎，我們留意的是預告片中的在地鐵站橫衝直撞的「GM831」白色私家車、高空墮下的黑色校服少女，還有戲棚上拿起「風調雨順」旗幟那似曾相識的孑然身影。
就連 38 年來一直處在鎂光燈焦點、充滿天王巨星及各種情緒的金像獎頒獎典禮，也敵不過全球疫情，首次改成在星期三的中午 3 點於網上直播舉行，由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花了十分鐘宣讀得獎名單後，便淡然結束。直播期間，留言區亦依舊充斥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等抗爭口號，還有指責香港金像獎不應讓《少年的你》這類「大陸戲」成為大贏家的留言。
毫無疑問，香港進入了一個政治主導生活的時代，當食飯、買衫、交通都要取決於政見時，電影自然亦不能例外。對於「香港電影」的新角色，不同電影人各有不同的感悟。適逢金像獎頒獎禮舉行，《立場新聞》訪問提名今屆最佳導演的《十年》及《幻愛》導演周冠威、首次提名最佳男配角的盧鎮業、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前院長舒琪、「社區院線」創辦人之一的張景暉，探討「香港電影」在社運年代之中，到底應是娛樂，是文化載體，還是抗爭工具？以往掙扎求存多年的電影人，在亂世又該如何自處？
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網上極速頒獎（圖：金像獎直播截圖）
舒琪：政權決定香港電影未來
「我問你， 2020 年 4 月 28 日，今日，香港電影到底是什麼？」凝重地說這句的人，不是《阿飛正傳》裡與張曼玉共度一刻的張國榮，而是正吃著全日早餐的舒琪。
今年 64 歲的舒琪，是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前院長、導演、資深影評人，也是香港眾志的創黨常委，2016 年他更一度列在羅冠聰的立法會選舉名單上。現在，身為鮮浪潮董事的舒琪已回歸老本行，專心籌備鮮浪潮比賽和天下一電影《紙皮婆婆》的工作，並在上年舉辦胡金銓（已故華語導演）影展，影展的名字與政治環境不謀而合，名為《亂世俠客行》。
訪問當日，為了訴說香港電影的困境，舒琪拿著烘方包，十多分鐘也沒有咬上一口。「香港電影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有沒有錢，而是你拍不拍得到？拍得到的話，播不播得到？觀眾看不看已經是很後設的問題了。」
早在三月，舒琪已在 Facebook 貼文，形容香港電影工作人員或是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行業；而在金像獎預告片發佈前的五天，田啟文（田雞）亦以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的身份召開記者會，表示香港電影界已「火燒眼眉」，電影界因疫情完全停頓， 2020 年目前甚至只有一部香港電影成功開拍。燈光師要轉行做保安，副導演轉做地盤散工，甚至有攝影師要賣掉心愛的鏡頭及攝影機，正式轉行。田啟文說，當電影業人才流失後，也許香港電影再無「翻生」希望。
舒琪
香港電影一直不是一個高成本效益的投資。導演周冠威表示，一部電影的收益，約 6 成歸戲院，4 成歸發行商，而戲院的大部分收益又要用來交租金，令港產電影難回本，像是《幻愛》般只花費 600 萬的低成本製作，也需要大約1,800萬元票房才能夠回本。舒琪直言，過去一年只有《淪落人》、《逆流大叔》、《乜代宗師》成功破千萬票房，「但這些是特例，不是常態。」
香港電影年產量由 90 年代的 200多部，一直下跌，至 2018 年僅有 17 部港產片上畫。政府自 2007 年起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2019年初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宣布於 2019/20 年度向電影發展基金再注資 10 億，並擴大「首部劇情電影計畫」規模，得獎名額會由原本的三隊倍增至六隊，每隊資助額提升 50%。行業因疫情而大受打擊，商經局局長在 2 月 28 日公佈會從「電影發展基金」中預留 1 億元，透過「以舊帶新」的方式，邀請資深導演與年輕導演合作，開拍 10 至 12 部電影，每部電影資助 900萬元。《立場新聞》向香港電影發展局查詢計劃詳情及「新舊」導演的準則，局方表示仍在商討有關細節安排。
「聽起來很不錯吧？」舒琪說，約 900 萬的預算雖然不能負擔大型動作場面，但也足夠拍到一部中小型電影，而且可以再另外尋找投資者。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電影發展基金共為 36 部港產電影拍攝提供融資，而未來政府亦將成為更多港產片的主要投資人及基金審批者。然而，隨著香港的自由愈來愈收縮，舒琪擔心政府審查電影內容的可能性或更高，「我不想用『監察』這個詞，但至少，它能『給意見』。」舒琪監製的《紙皮婆婆》剛完成劇本製作，劇情主軸與警員有密切關係，而警務處規定所有需穿上警務人員制服或借用警署的電影都需要交上劇本作審批，監察程度也比以往更嚴謹，「以前借警署是任你拍，現在當然會多了警員在監視。」
社會運動加上疫情，電影還會拍得成嗎？舒琪露出一點沮喪，嘆聲道：「我真的不知道。」
2020 年 5 月 1 日晚上，市民發起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你唱」，大批警察衝入商場驅散，警告在場市民違反「限聚令」。
舒琪直言，中國歷史上的清洗運動都是最先打壓戲劇，而過去儘管中國影視曾經看起來風光，但自從「范冰冰事件」後，中國推出一個又一個的限制令，禁止武俠、玄幻、歷史、神話、穿越、傳記、宮鬥等影視主題，現在的中國影視圈再受疫情打擊，內地超過 4,000 間戲院及 6,600間影視製作公司結業，舒琪表示中國政府仍然無動於衷，「好明顯，中國根本不需要電影」。舒琪又提及港府早前指中聯辦不受基本法 22 條所限，暗示可以干預香港自治，「『香港電影』到底是什麼？看看管治香港的最高權力是誰，他們又是如果看待電影－－那就是香港電影的未來。」
烘方包吃完，舒琪細想自己和香港電影的未來：「年紀老，用英文說最貼切，就是 “My days are counted”，計上來也只剩約十五年的時間。當一套電影用兩、三年才完成，你數數看，我還有多少次機會？」當生命也用上電影來計算，無奈的舒琪揮手說自己不是悲觀，只是在告訴一個所有電影人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亂世中，大時代的電影人應如何在自處？舒琪很誠實，不疾不徐地回答：「我自己都還未想到答案。」
盧鎮業 沒心情宣傳電影的男配角
演員盧鎮業（小野）憑電影《叔・叔》，今年首次獲得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但遇上金像獎因應疫情，38年來首度取消實體頒獎禮。本來他可以身穿畢挺的西裝，帥氣地走在文化中心外的紅地氈上，但這個情境再也無法實現。他卻說沒太大可惜，「上年個社會狀況咁，唔通喺催淚彈嗰度鋪紅地氈咩。」
小野是演員，是導演，也是電影愛好者。但過去一年，他幾乎沒到過戲院。「這一年相對過往一定少了到戲院看戲，五至十部都沒有。」電影院關上燈、銀幕播放著喜愛的電影，小野自會期望在漆黑的環境中，全然走進「那個世界」，但他無法投入。一門之隔，外面的世界烽火四起，電話震了震，他會緊張，怕會發生「大鑊嘢」。「那時感覺真的很強烈，走進戲院兩小時後覺得彷如隔世，害怕事情會有變化。」
盧鎮業
喜歡的演員工作也受到影響。除了讓他獲得提名的《叔・叔》，小野今年也參演了《花椒之味》。電影於去年 9 月上映，正值反送中運動「打到最癲」的時期，幾乎所有宣傳工作都停頓。「社會有個默契，沒有心情去吃喝玩樂，連去宣傳的心情都沒有。」自己有份參演的電影上畫，他當然會想推介予親朋戚友觀賞，也會在社交平台分享一下。這些他都沒有做，因為當時的香港太壞。「你的真實生活根本不開心，所以沒有辦法在社交媒體 project 甚麼開心的事。」他理解，亦身同感受。
演員對大眾往往有影響力、動員力，但小野明瞭，在大時代裡演藝界、甚至各行各業都正在經歷「失語」的狀態。「尤其是去年，你見到 Facebook 大家都在改名，好像要保留一些空間去保護自身安全。」而他身處於「說政治是禁忌」的演藝圈中，也只能不停妥協和掙扎。「有時你希望用演員身份去說一些 statement 或做一些參與，可能你做完之後，你的身份會被褫奪。」
「大家正期待一些更貼近我們精神面貌的作品出現。」他深信「雨後春筍」，儘管社會動蕩下很多電影投資者會卻步，但抗爭過後，總會掀起新浪潮，出現一些富有生命力、帶著社會任務的獨立製作，猶如日本學運及美國戰後時期。問題是，走過抗爭運動，再碰上疫情，電影製作近乎停擺；「如果這個浪潮將要出現，但同時原來它無法負擔參與者的薪金，這是否健康的浪潮？」
小野也找不到答案。
立場新聞圖片
周冠威：電影是抗爭工具 但不只關於抗爭
大半年以前，當街上還是催淚彈、磚頭、藍色水時，周冠威不時在衝突現場附近拍照，有一次，一名「手足」擔心他偷拍示威者大頭照，質問周冠威屬哪所報館。當周冠威自報身份後，「手足」立即目瞪口呆，然後態度 180 度大變地說：「《十年》？我睇過，好嘢嚟！」令周冠威啼笑皆非，「想不到《十年》能令我被手足兇完後，態度突然轉好這麼多。」
作為舒琪的學生，亦是政治電影《十年》裡《自焚者》導演，踏入 40 歲的周冠威今年再以關於精神病者愛情的《幻愛》第二次提名金像獎，乃今屆「最佳導演」候選人五強之一。原定 5 月初上映的《幻愛》雖然因疫情而延遲上映，但早在優先場，已有不少網友因為前作《十年》，而把《幻愛》納入「黃色電影圈」之中，呼籲觀眾支持入場。「《幻愛》不是所謂的具政治立場的電影，若說成『黃色電影圈』，這樣沾光好像會很尷尬。」周冠威不好意思地說。
早在《十年》得到「最佳電影」之後，周冠威便毅然決定辭掉在演藝學院的兼職教席，專心一意創作《幻愛》的劇本，可是，投資者比想像中難找，沒有收入的日子之中，周冠威更曾經接近花光積蓄的邊緣。談及最終《幻愛》帶來的收入，周冠威笑言：「到現在電影快上映，若將我拿到的導演費除以度劇本的時數，大既也只僅僅達到最低工資吧。新導演也沒有分佣的，導演費已不會再多了。」
周冠威
反送中運動及肺炎疫情之後，大多電影延遲開拍，周冠威也凝重地說自己不少朋友也需要當外賣員、變賣攝影器材、甚至轉行維生。身為導演，「開工」的門檻更高，周冠威入行十多年也只成功拍了三部長片。隨著香港更多不可預計的因素，像周冠威此類被標上「政治導演」名銜的創作者，正如舒琪所言，電影想拍未必拍到，即使拍到也未必能在戲院上映到。「我當然知道香港電影環境有多差。」周冠威回憶起 2016 年首次於金像獎得獎的經歷：「《十年》剛得到「最佳電影」時，各大戲院『反資本主義』地拒絕上映，令《十年》需要在民間的社區影院才能播放…今次金像獎預告片也要以「擦邊球」的形式，才能回應社會的政治，因為無可否認的是，大多數給錢的人就是建制、就是既得利益者。」
儘管同樣感受到對香港自由的不安，但相較舒琪，周冠威顯然樂觀得多，「我知道我的電影很可能被封殺，甚至在這場運動後，連自發的社區影院也可能有被檢控的危險，我全都知道。但就像《十年》的一句對白，有時不要總是想成不成功，做了再算吧，因為堅持先有希望。我們也沒想到《十年》能有這樣的發展，也沒想到原來香港人能夠放棄娛樂，原來大家更重視的，是道德，是自由，是發聲。沒人能夠想到未來會怎樣，所以電影人要做的，就是要做好本份，就是拍電影。」
對周冠威來說，理工圍城事件是香港人整整一代人的集體創傷。他形容，到了今時今日，當他提及這件事，或是經過 Poly 的大門口，還是會有心噏及想哭的感覺，「然後我在想，當連我這個 40 歲的大男人都因為這次事件而有那麼痛苦的情緒，那後生的年輕人該怎麼辦？」他表示，雖然電影不能像社會運動般直接推動改革，但卻能為創傷的香港人提供『心理輔導』。「電影就是這樣，我小時候看電影，已感覺電影與自己好似，好有共嗚，好像多了一個朋友、一個同行者，因為當電影說出了你的心聲，你便不再孤單。」周冠威希望，香港能有多幾套《十年》，可以對上社會的脈搏，說出了香港人的心聲。「所以香港電影絕對應該在香港抗爭上有角色，作為抗爭工具去發聲、回應社會。」
《幻愛》劇照
隨著香港社運由勇武抗爭，逐漸轉型成「黃色經濟圈」的集體罷「藍店」運動，網民也開始嘗試形成「黃色電影圈」。去年前藝人鍾鎮濤公開出席「撐警大會」，甚至在台上指罵年輕人「九唔搭八」，明言自己支持警隊執法，令一眾市民立即呼籲罷看電影《深夜食堂》及《花椒之味》；由親中電影人黃百鳴監製的《葉問 4》同樣被稱為罷看運動的「重要試金石」，一眾抗爭者到處貼上劇透的街貼，「葉問生cancer」的字句處處可見；即使是後來票房破千萬的《乜代宗師》，初期也因為身兼導演和主演黃子華被指在反修例運動中一直沒有發聲，加上大部分劇情在深圳拍攝，而被納入了「紅色賀歲片」之列。
然而，《花椒之味》導演麥曦茵其實曾多次在網上公開反對香港警察濫權，更引來內地網民炮轟麥曦茵為「港獨導演」，親中媒體更呼籲「大家注意別去給『港獨』導演送錢！」最終，由鄭秀文、賴雅妍、李曉峰等知名演員出演的《花椒之味》，全球票房竟不足 1000 萬元。而《乜代宗師》的黃子華亦親身拍片回應指控，解釋自己賣樓籌資金只為拍港產片，因預算不足才無奈決定在深圳拍攝。「香港電影」作為需要多方合作及大量投資的文化藝術，在二元對立的經濟制裁下，為了成就「黃色電影圈」，所犧牲的會否更多？
「『黃色電影圈』是一個很好的idea，而我也希望香港能有更多《十年》與社會接軌的電影。但是，電影雖不應在抗爭上缺席，但也不是只關於抗爭的，還有很多其他題材。反而我很怕『黃色電影圈』令到只有運動支持者看我的電影。」
回到半年前的大街，周冠威依舊記得有一名年輕的「手足」，跟周冠威說看過《十年》後，令他對香港重新有了盼望，所以才願意走出來。「我不知道有多少個這樣的人，但我只是聽到一個這樣說，我已經好安慰。」周冠威說，電影的力量雖然不直接，但就像一顆種子一樣，種在觀眾的心中，然後有一日，那顆種子可以給他一丁點力量，陪伴著他一起走出去。
「試想想，如果有『藍絲』看了《十年》，卻有像那名手足的感悟，那不是更美麗嗎？」
《十年》「自焚者」劇照
「社區院線」張景暉：留在自己崗位
可是，讓「藍絲」看到《十年》也不是易事。主流戲院不放映，即使是得到「最佳電影」的《十年》，也需要依靠社區組織的民間放映，才能接觸到街坊和普羅大眾。民間組織「社區院線」創辦人之一的張景暉正職在電影公司負責買片，曾經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任職公關。他與其餘五位創辦人自發組織社區放映會，希望在主流戲院之外，給香港人更多觀影選擇，「社區院線」在 2016 年 9 月 28 日於立法會外舉行了第一次戶外放映會，便一直營運至今。
「一開始就沒有說要好偉大，要教化社會什麼的，也會播很多文藝電影和動畫。」35 歲的張景暉與電影界人士相熟，替「社區院線」談版權時也事半功倍，總是輕鬆取得不同導演的影片播放權，更曾舉辦《十年》導演作品展，放映歐文傑、郭臻、黃飛鵬的新舊作品。在電影公司工作近三年，張景暉認識主流戲院的分帳手法，選擇在主流戲院以外作非牟利放映，他形容是「對主流的抗拒」，「採用『自由定價』也是一種反主流吧，我們不想像主流戲院一樣要人給 ＄100 看套電影，希望回歸到公共空間，沒有租金的壓力也沒有商業考慮，可以放映更多影片，因為我相信要有選擇，才有自由。」
而在今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民間組織「社區院線」卻主打抗爭主題的獨立電影及紀錄片，出名如《地厚天高》、《凜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韓國逆權三部曲等，冷門的亦有關於愛爾蘭獨立的《風吹麥動》、關於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的《牽阮的手》，和關於台灣佔領立院與行政院事件的《街頭》。
社區院線創辦人之一張景暉（左）
在上年 6 月後，「社區院線」都取消了所有恆常放映，其後院線特意避開示威高峰的週末，改成在平日放映；然後，示威轉成每日都開花，院線又特意改成每天留意最新情況，若有衝突便取消放映，每次數名創辦人更要負責打電話提醒觀眾，生怕他們沒看到取消通知走了冤枉路。有一次，張景暉與「守護公義基金」合作辦約 200 多人的籌款放映會，最終籌得數萬元，「那是第一次發現原來守在自己崗位，也可以做到能力以外的事。」
「其實運動期間是沒有心情搞放映，樓下打到咩咁，難道還在樓上討論電影聽分享？」
張景暉說，大多香港人當時應該也跟他一樣充滿無力感，亦有編劇跟他訴苦，認為香港人已沒有娛樂的心情，想不通寫劇本為了什麼。「社區院線」東奔西走又為了什麼？「其實我自己都好想知道電影在香港還有什麼用。」張景暉重複說著。他指，「社區院線」每次特意邀請學者來作影後分享，希望觀眾不是只來看完就算，也期望能帶走一點新想法。「不過，我們都不敢說要『教化』觀眾什麼啦！」張景暉又笑道。
對於周冠威提及自發的社區影院如何令《十年》成功被更多人看見，張景暉一開始笑言「社區院線」目前不可能成為電影的主要收入來源，但後來又想起早前的「五一黃金週」有人組織「黃金周支援黃店計劃」，召集 2,305 間黃店參與，估計帶來營業額超過一億元，造就空前成功。張景暉感嘆道：「新一代年輕人真的很犀利，令我自己都忍不住思考，我們會不會有一日可以再推高『社區院線』的影響力，令多點人留意到電影呢？」張景暉最後明言，儘管未知如何令民間放映更成功，但至少仍會守在崗位，堅持守住「社區院線」。
圖片來源：社區院線 facebook
文／莫曉晴、莫泳浵
攝／Oiyan Chan、Peter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