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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捕殺背後:當野豬出沒城市邊緣,人類如何與之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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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在香港生活了很長的年月,是此地的原生動物。最近,它們成為城市熱論的對象。

南區深灣道的深夜,一群野豬擁在山腳的馬路邊,漁護署職員在那灑了一地麵包皮。這數隻成年野豬和小豬嗅著、咀嚼著,有的叼起麵包塊,一躍跑向山上。警員在不遠處豎起長盾,漁護署的麻醉槍發射,一大一小野豬先後倒地,痙攣、抽搐十數秒,爬起,踉蹌兩三步,終倒下不動。

這是一個月前的 11 月 17 日。在那幾天前,11 月 9 日,一名輔警在北角被野豬咬傷小腿。11 月 12 日,漁護署發出通告,稱為保障市民安全,即日起將「人道毀滅」在市區出沒的野豬。在此之前,2017 年開始,漁護署對野豬實行的是捕捉、避孕和搬遷計劃,隨後還解散了民間野豬狩獵隊。從非致命性手法到人道毀滅,政策急變之下,公共討論持續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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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7 日深夜,漁護署職員在深灣道扔麵包誘捕野豬並人道毀滅。

五日後這夜,一共七隻野豬被誘捕後人道毀滅。嘗試與漁護署溝通的「香港野豬關注組」幹事黃豪賢被警員制服,帶離現場。當暈倒的野豬被抬上手推車,警員以長盾遮擋記者視線,儘管如此,被阻隔在遠處的傳媒還是將整個過程拍下,瞬間在網上激起浪潮。除了動物權益、生態平衡、農業影響的爭議,人們似乎還因為香港這三年的政治巨變,而產生另外的情緒。「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說,市民把自己代入了野豬的處境。

人類以不同身分出發,言說他們對野豬以及漁護署政策的看法。哲學家 Sue Donaldson 和 Will Kymlicka 在《動物公民》中討論馴養動物、野生動物、混居在人類社群中的「城際野生動物」(liminal animal),她們說,馴養/野生的二元觀,令我們在思考如何設計、管理社會時,總是忽視城際動物。

那麼,在我們思考香港時,野豬作為城際動物,是如何進入討論、如何被呈現,又如何被處理?這一次漁護署手法的突然轉變,當中有何原因,又為何攪動民情?《立場新聞》訪問動物保護團體、給漁護署諮詢意見的生態學家、參與野豬絕育遷移計劃的獸醫、農夫、城市規劃研究者,希望與讀者一齊從不同角度,思考我們將如何與野豬相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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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7 日深夜捕殺野豬行動,漁護署職員在深灣道用燈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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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貓與野豬:動物保護運動的一頁

漁護署在 2017 年開始野豬絕育/搬遷計劃,這對於香港動物保護運動的支持者而言,是重要一頁。保護動物的浪潮,在 20 世紀初從歐美隨著殖民管治而進入亞洲的。早期在香港,動保運動似乎主要關注貓狗。野豬是如何納入香港動物保護運動的?

根據「本土研究社」找到的郊野公園歷史檔案,野豬進入香港管治者視線範圍,是有一段歷史的。在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野豬數量曾經急跌,一份 1958 年檔案顯示,殖民地司署被告知,全港野豬數目已跌至不多於雙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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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研究社找到關於野豬的郊野公園歷史檔案。

「以前野豬通山走,會從深圳河對岸走過來。自從 1957 年禁區整了鐵絲網,完全斷了那條路。加上香港那時不少人打獵,打到剩下好少。」陳劍青說。

「本研」指,1961 年,野豬被納入《野生動物保護條例》,與此同時,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禁止所有狩獵行為。至七十年代,野豬數目急速膨脹,「政府認為有需要控制豬口,但也說不要趕盡殺絕,因為它們是本地物種。」

1981 年、1995 年,港英政府先後成立兩支民間野豬狩獵隊,讓野豬成為全港唯一可合法射殺的動物。在政策轉變之前,2013 到 2017 年,平均每年被獵殺的野豬數目為 35 頭左右。

在 2013 年,新的火苗產生了。

近日在深灣道嘗試阻止誘殺野豬的測量師黃豪賢,在 2013 年是一名公民記者。那年 11 月,民間野豬狩獵隊到大圍隆亨邨山邊行動,黃豪賢前去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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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野豬關注組」黃豪賢。

那時黃豪賢對野豬的印象是危險、有攻擊性,這來自於他閱讀的媒體報導,「大部分媒體都用獵奇式的方法去描述野豬。比如人在夜晚和野豬搏鬥,野豬很兇惡、力大無比⋯⋯」

然而,在隆亨邨山路,黃豪賢看到一隻花貓,坐在路中心。一隻約一米長的中型野豬,搖著尾巴在山路慢行。當野豬行到花貓面前,黃豪賢以為貓即將被撞開。然而,野豬用鼻子輕輕拱了一下貓,貓離開了。

這改變了黃豪賢對野豬的看法,他生起惻隱。當野豬走近狩獵隊灑了蕃薯麵包的位置,黃豪賢和一些市民跑上天橋,阻止狩獵隊開槍。「豬沒有攻擊人,為何要殺它?」狩獵隊告訴他,因為野豬吃了先人墳墓的生果,有人向漁護署投訴,因此狩獵隊被派出。

黃豪賢隨後成立「香港野豬關注組」,據學者謝曉陽的研究,這是亞洲首個倡議保護野豬的組織。成立之後,關注組開始在媒體重構關於野豬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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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城郊邊緣的野豬。

謝曉陽在《​​「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裏列舉過往媒體對野豬的報導,她說這些報導使用「排他性」語言,將野豬塑造成襲擊人的巨獸,而排除野豬作為野生動物見到人類時忙亂慌張的習性。於是,野豬關注組透過社交媒體專頁,策略性重構論述,例如評論新聞,以野豬被殺的過程喚起人們的同理心,用狩獵隊的守則去監察行動、從而質疑行動的正當性等等。謝曉陽認為,關注組的策略,逐漸影響了傳媒對於野豬的報導語言。2014 年,《新聞刺針》到黃豪賢阻攔過狩獵隊的隆亨邨做報導,標題是:「野豬家族沙田與人類交朋友」。

在傳媒、公眾對野豬形象有新的認知之餘,關注組亦不時到現場阻攔狩獵隊捕殺野豬。最終,2017 年,漁護署宣布,因為有動物關注團體干預,狩獵難以安全進行,因此暫停野豬狩獵行動,取而代之是捕捉、絕育/避孕、放回的先導計劃。這是全球首個由政府主導的野豬絕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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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海捉野豬:絕育計劃需時間、缺資源

獸醫謝裕輝從 2018 年開始參與漁護署的野豬絕育計劃,為野豬做麻醉、絕育/避孕的工作。他從未想過,這個計劃在三年後戛然而止。

從絕育計劃轉為人道毀滅,漁護署給出的主要解釋,是絕育速度趕不上野豬繁殖速度,計劃成效不理想。

署長梁肇輝在近日向傳媒表示,過去十年,野豬傷人的個案共有 36 宗,當中有八成發生在 2018 年至今年十月,即絕育計畫實施之後。其中,漁護署給《立場新聞》數字顯示,今年野豬傷人數字截至 11 月共有 18 宗,是過去十年之冠。

另外,梁肇輝說,2019 年、2020 年每年野豬出沒或滋擾的報告數字均超過 1000 宗,比過往每年數百宗「大大上升」。

「這是一個強烈的信息,野豬在市區對市民的威脅真的越來越大,我們需要一些果斷的行動去處理。」梁肇輝說。

但漁護署對數字的解讀合理嗎?

就野豬出沒或滋擾的報告,《立場新聞》獲得漁護署數字顯示,過去十年,在狩獵計劃停止之前,這個數字正在逐年上升;2017 年狩獵計劃停止後,數字繼續攀升,至 2020 年有所下降。這能否說明絕育計畫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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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研究工作者 Anson Tse 認為,「上升的 trend 由 2011 年開始,2017 年後的趨勢只是沒有重大改變。絕育需要時間才有成效,野豬的壽命也有十多年,成效沒那麼快可以呈現,還有很多變量可以影響這個數字。」

他認為需要用嚴謹態度解讀數字:「重點是為什麼 2019 年後投訴數字不斷下跌?也有很多variables,可能是 2019 年後民眾不想報警,或者垃圾桶設計改變之類。不能妄下判斷。」

另外,「出沒或滋擾」的數字,包括市民見到野豬「出沒」,即使野豬無造成滋擾,亦會被漁護署歸為「出沒或滋擾的投訴個案」。

至於野豬傷人數字,《立場新聞》獲得漁護署最新數據顯示,停止狩獵後,2018 年至今年 11 月,共有 37 宗野豬傷人報告,其中有 18 宗集中在今年內。

「2019 年前變幅太少,反而 2020 年的數字明顯下跌然後回升,2021 年的數字也沒有代表性,因為可能只是 statistical anomaly,不是長期的 trend,因此並沒有代表性。」Anson Tse 說。

不僅如此,傷人數字並沒有細分是野豬攻擊與否。根據 2018/2019 年立法會文件,漁護署表示,根據統計,大多數野豬傷人個案,是野豬受人驅趕所導致,也有部分個案是市民遇見野豬時受驚跌倒。

綜觀傷人數字和出沒/滋擾數字,Anson Tse 說,「滋擾個案下跌了兩年,受傷個案上升,好像有些矛盾,因此需要深入研究為何發生。會不會是政府計入受傷個案的範圍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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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研究工作者 Anon Tse

雖然署長表示絕育計劃速度趕不上野豬繁殖速度,不過,今年 6 月漁護署提交的一份野豬管理報告文件顯示,漁護署認為「2020 年的野豬投訴或報告稍為回落」、「預期野豬的滋擾個案將會逐漸減少」。

不僅如此,報告稱,「部分措施(例如避孕疫苗)於中長期階段會逐步顯現其成效」。

參與計劃的獸醫謝裕輝認為絕育/搬遷計畫是一個長遠的工作,現時無法下結論說沒有成效。「現在是(絕育)做得太少而已。」

過去三年,謝裕輝每個月參與漁護署的野豬絕育行動。他向《立場新聞》強調,行動缺乏「暫存時間」,令他為野豬做絕育或避孕工作的效率較低。

每一次行動大約從傍晚六點開始,直到凌晨兩點左右。漁護署野豬隊職員用麵包將目標野豬引到空地,謝裕輝從遠處發射麻醉槍,中槍的野豬大約在 5 到 10 分鐘後倒下,職員便把捉到的野豬抬至附近佈置好的工作點。謝裕輝先為野豬做身體檢查,數牙齒、量身長,如有傷口也需時處理,再為野豬耳後植入晶片做記錄。

除去誘捕、麻醉和身體檢查,及最後搬遷野豬的時間,謝裕輝每次只剩下數小時可以為野豬做絕育/避孕。他一般為雌性野豬打避孕針,這往往很快;但雄性野豬需做絕育手術,結紮輸精管,一次手術需時半小時。「我要射麻醉槍,又要做手術,又要搬走它們,幾個鐘頭我邊做到咁多野。有啲(野豬)明明排緊隊做絕育,但我做不到,我冇時間,咁佢哋就做完 treatment 就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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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謝裕輝從 2018 年開始參與漁護署的野豬絕育計劃,為野豬做麻醉、絕育/避孕的工作。

他試過捉到 7 隻雄性野豬,最後可能只夠時間為 2、3 隻做絕育/避孕,其餘就要放回山林。他希望漁護署可以尋覓管理中心,讓他可以夜晚麻醉盡量多數量的野豬,暫存在管理中心,早上再一次過為野豬做手術,提升行動效率。

他也質疑漁護署為每次行動配置獸醫太少:在他參與的行動,獸醫只有他一人。若那天由海洋公園負責,海洋公園會出動三名獸醫。

「你講到野豬咁為患⋯⋯如果所有辦法都不可行,咁唯有獵殺。但你做過什麼?咦,你得幾個醫生咋?咁你都冇做到咩出來。」他說。

11 月 5 日夜晚,謝裕輝被告知,那是絕育計劃最後一次行動。一些漁護署職員與被麻醉的野豬合影,小聲說:下次唔好再返黎啦。

謝裕輝感到心灰。他想起最開始參與行動的時候,很驚訝,原來野豬一點都不臭,溫馴、安靜,若那處沒有食物,人只要行近,野豬就會跑開。

他開始替漁護署野豬隊的前線職員感到不值。三年來,試過有野豬跌落深山、引水道,有野豬跑到海裏,或者中了麻醉槍迷迷糊糊跑上山,前線職員都會盡力捉起它們,游繩落低處,爬下充滿泥污的引水道,又或者坐小船出海,把野豬「筆」回來。「雖然辛苦,但我見到他們(職員)氣氛是好的,沒有愁眉苦臉。」

「我替漁護署前線職員覺得慘,初頭麻醉野豬被人誤會被人鬧,而家好少少,跟住就要殺佢哋⋯⋯落命令是上頭,劊子手卻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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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30 日,獸醫學生發起聯署,要求漁護署撤回捕捉幾人道毀滅野豬的措施,共有 463 名獸醫業界人士參與,包括謝裕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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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者:餵飼是根源 決策應公開透明

要改變處理野豬的指引,漁護署曾諮詢「野豬管理諮詢小組」(現稱野生動物管理諮詢小組)。這個小組由漁護署成立於 2019 年,共有 9 名成員,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首席講師、陸地生態學家侯智恒是其中一個。

野豬傷人、出沒或滋擾數字上升,是否因為野豬多了?

綜合兩位受訪的生態學者的說法,香港並沒有關於野豬數字的科學調查。嘉道理農場動物保育部高級保育主任高保然亦曾告訴傳媒,確實的野豬生態統計,包括準確數目及分佈、平均存活率、生活習性等,目前沒有。

侯智恒說,自己沒有數據調查,個人觀察而言,野豬在有人餵飼的地點「局部性」多了。人為食物供應的變化,令野豬的產生行為上的變化。

「在野外地方,野豬數量可能有增長,但不是大幅增長。但在局部『黑點』(指野豬常出沒的市區地點),野豬數量是多了。一,食物供應穩定,繁殖多了;第二,野豬知道那裏有嘢食,聚集在那。」

他說野豬的習性,會一家人生活在一個地方,因有競爭而保持族群之間的距離。但當有人餵飼,野豬便會聚集,因為食物來源充足,不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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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處理野豬的指引,漁護署曾諮詢「野豬管理諮詢小組」(現稱野生動物管理諮詢小組)。這個小組由漁護署成立於 2019 年,共有 9 名成員,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首席講師、陸地生態學家侯智恒是其中一個。

侯智恒曾在 2019 年為水務署到 7 個水塘做調查,放置相機觀察哺乳類動物,做了一年記錄,7 個水塘當中,只有 4 個水塘有出現野豬的記錄,合共 6 次。

侯智恒有時夜晚到野外工作,會聽到野豬「噗噗噗」行走的聲音,「其實它知道你在,它就離開。狹路相逢,只限於經常有人餵飼的地方,因為它被餵慣了,不怕你。」

一位生態學者 X 向《立場新聞》表示,野豬數量與捕食者(predator)數量和食物供應有關,而這兩個條件都與人有關。「冇咗捕食者,是因為人令部分捕食者滅絕;食物增加,因為有人餵豬,有垃圾廚餘食。」

野豬的天敵之一華南虎,二戰後已在香港絕跡。

「我覺得人也要對生態系統作出的影響負責。比如你令某個物種滅絕,你就要保護佢;或者你引入某些入侵種,帶疾病給其他野生動物,你要移除入侵種。」學者 X 說,要解決人與野豬衝突的問題,單靠絕育和教育是不夠的,而立法禁餵亦需時多年,因此他支持漁護署嘗試用 捕殺的方法。

「絕育和教育實行了幾年,野豬衝突數字不跌反升。如果你要減少人和野生動物的衝突,我覺得有選擇性地移除某些習慣了被人餵的野豬,係一個方法。⋯⋯也不是說移除咗一定有效,但起碼我覺得可以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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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6 日,堅尼地城山邊,漁護署到場捕殺,野豬中麻醉槍。

動物保護團體及一些市民卻覺得,既然是人類影響了野豬的生存環境,為何最終被殺的卻是野豬?

「其實豬是無辜的。若不是人餵它們,你不需要殺它。」侯智恒說。

當漁護署在 11 月頭就改變野豬處理手法而電郵諮詢侯智恒時,他感到自己是「無可奈何」地贊成新指引,「因為(野豬傷人)risk 喺度,是要處理的。」

但野豬傷人數字每年都是個位數?「你是否要等到有人死先去做?」侯智恒反問。「大部分情況下,你 ignore 野豬,它是不會攻擊你。但你不能否認有些市民會 panic,可能拿雨傘趕它,有時這是某些人的自然反應。⋯⋯有 risk 意思是,市民不一定識得合適地反應。」

侯智恒再次向署方強烈建議立法全面禁餵野生動物。他說,從加入諮詢小組第一日開始,自己就已提出建議。然而,漁護署認為執法有難度,例如市民未必肯向職員出示身分證,而地方偏遠,警方無法即時趕到,漁護署前線員工或會受傷。

侯智恒有不同看法:「執法是第二步,你可以放下先,第一是要給社會一個清晰訊號,餵野生動物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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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7日,在金山郊野公園,有私家車帶同大量蔬果到金山郊野公園餵飼猴子,野豬在附近等待進食猴子遺留下來的食物。

深灣道人道毀滅野豬事件激起社會爭議,動保團體及部分市民對政策突然轉變感到不解,除了道德爭議,人們還有政治情緒,有人猜測是否因數日前有輔警被野豬咬傷,而讓署方加快進程。

在侯智恒看來,更改野豬處理指引,在諮詢小組內部是有一個過程。

從 2019 年設立小組開始,漁護署就與他們討論一份指引:若野豬長期逗留市區並有兇人或襲擊記錄,經評估後可人道毀滅。諮詢小組的意見僅供署長參考,沒有效力,不需投票。「當中唔係話冇委員提出過不應該殺豬的。」侯智恒說。

這份指引在 2020 年 5 月於漁護署內部通過,並無向社會公開。

「他(漁護署)說是內部守則來的,裡面講漁護署員工接到投訴要採取什麼步驟處理,到幾時要人道毀滅,決定因素是什麼。所以他覺得都敏感⋯⋯因為裡面牽涉一些專業詞彙,是指引內部員工如何做⋯⋯咁我又同意,守則點樣做,我又覺得唔需要公開。」侯智恒說。

指引的第二次更新,就是今年 11 月,漁護署公告對野豬採取人道毀滅措施之前。11 月 5 日,漁護署就更改處理野豬指引電郵諮詢小組成員,讓他們提出意見。

這一次,指引更改為在市區徘徊、且不回到棲息地的野豬(“wild pig straying in urban areas and do not return to its natural habitat”),將被人道毀滅。

「舊指引是如果沒有 aggressive behavior、冇攻擊人,就不會做人道毀滅。新指引是只要它恆常在市區逗留,就算沒有 aggressive behavior,都會考慮做人道毀滅。」侯智恒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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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上的野豬。

他理解署方的轉變,認為當人為餵飼無法禁止,絕育計畫難以控制野豬數量,而被搬遷的野豬不少也會回到原居地。「我一直講緊個risk,你有咁大體型的野生動物在市區裡面,它又不怕人,這已經是一個炸彈,看幾時爆。」

侯智恒認為署方可以更主動向公眾解釋。他曾電郵諮詢小組委員及漁護署署長,建議應該公開諮詢小組討論野豬處理指引的整個過程。

「現在社會狀態,越透明越好。」侯智恒說,「你不要等人催,你才告訴人有這個會;你不要被人逼,你先隊啲 members 出來。開會有 agenda 有 meeting paper,你咪照樣 list 出來,confidential 的嘢可以酌情遮蓋嘛。」

他又認為署方向公眾做出的解說不理想。例如漁護署應在行動之前就向公眾說明,關於麵包誘捕的做法,是職員經過長時間觀察後,確認同一批野豬常落山覓食,才用麵包引它們至空地;又例如署方應該用流連在市區的野豬數字來說服市民,「野豬與人接觸機率大了很多,風險增加,」而非強調近三年的傷人數字(每年均為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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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首席講師、陸地生態學家侯智恒

海洋生態研究工作者 Anson Tse 認為,要讓公眾更理解漁護署做法、讓野豬處理手法更具科學基礎,漁護署應公開更多數字,或做相關科學調查,例如過去絕育計畫對控制出生率的有效性,香港生態環境能夠容納的野豬數量等等,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絕育野豬數量、某一年估計的野豬總數就可以得出。他說即使要捕殺,也應該研究捕殺何種年紀、性別的野豬較有效,國外已有相關調查

Anson 又發給記者一份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 的論文,論文寫道:

「如果決策者希望解決衝突,他們需要在標準管理手法以外,基於社會背景而自訂他們的做法。有效的管理並非只關於減少影響,而是關於聆聽與野生動物相處的人們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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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中失語:農夫與田地

在香港決定要如何處理人類與野豬的衝突時,農夫往往是最失語的一群。

當城市人為人豬衝突、生態平衡、動物權益爭論不休,農夫陳不凡關心:漁護署幾時來我哋度打幾隻野豬?

陳不凡是農二代,在粉嶺坪輋經營杉山農場,父母靠農場養大了幾個孩子。八、九十年代,陳不凡還小的時候,在自家田地從未見過野豬。農業曾經是香港的主要產業,直到新界發展新市鎮,大陸農產品輸入香港,農業開始受影響。陳不凡記得,90 年代到 2010 年,大陸菜進口,本地菜式微,父母沒再種菜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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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陳不凡,經營杉山農場。

直到 2011 年,陳不凡接手開始種植有機菜,頭幾年風平浪靜 。2014 年開始,野豬出現在他的田裏。「種了蔗,有一日,望下望下,點解啲蔗好似少咗咁多?才知道前一晚有野豬來過。」陳不凡打算第二日斬蔗去賣,過多一夜,蔗田被野豬徹底清掉。

野豬愛甜食,蕃薯、芋頭、蔗、粟米,還有香蕉樹的芯,都是它們的最愛。陳不凡說,野豬愛拱剛被鬆過的田,因為它們以為泥土鬆動說明有蚯蚓,那也是它們的主食。

當野豬多了「光顧」,陳不凡不勝其擾。香港的農場多為小規模經營,陳不凡農場大約 6、7萬平方呎,他說這算中型,野豬來多幾次,「很大損失。」

陳不凡以前會打電話給民間野豬狩獵隊。「(那時候)不用經過漁護署,直接打電話畀野豬隊,佢哋就會來睇。」狩獵隊成員來到他的田地,評估、觀察野豬行動範圍,過兩日便拿麵包皮過來,扔在附近,狩獵隊就躲在小鐵皮屋中,等目標野豬出現。陳不凡記得,狩獵隊通常一槍擊中野豬頭部,「好準的。」

年過七旬的前西貢野豬狩獵隊隊長陳更告訴《立場新聞》,以往狩獵隊的行動,大多是處理鄉郊的野豬。陳更稱狩獵隊工作都是自願性質,成員有醫生、律師、生意人,「冇收過一毫一分,甘心情願為政府和社會服務。」

陳不凡那時與狩獵隊熟絡。「只要佢成功打到一隻,我有返一年半載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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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愛食香蕉樹的芯。

不過,從 2016 年左右開始,陳不凡被告知,不可以直接找狩獵隊,要報給漁護署再轉介。「動保人士開始意識高漲。」他說。他留意到狩獵隊開始要在行動現場掛紅色橫幅,寫著類似「民間狩獵隊進行活動 請勿靠近」的字眼。

再後來,陳不凡再嘗試找漁護署,「打唔成了。」漁護署開始叫他們用圍欄圍住田地。

要攔得住野豬,需要很堅固的圍欄。陳不凡為記者計算一次成本:鐵皮需要五呎高,還需要鞏固的材料,一塊 2000 呎左右的小田地,光是購買鐵皮,可能已經要花費超過 7000 元,整個農場的田都圍起,要三萬元以上,還未計人工。如果改用電網,成本可能低一些,但漁護署告訴他們,不能讓雜草纏上電網,否則會短路。「嘩!我都想塊田冇草呀。」陳不凡無奈道,更別提電網還有可能被野豬撞爛。

「沒有狩獵隊之後,農夫面對比較嚴峻的情況。」有多年農業從業經驗的葉子林說,「其實農民好簡單,他們不是想山豬死,其實農夫冇呢個動機,佢最大目標是保護農作物。」

無論是過去三年的絕育計畫,還是現在市區人道毀滅,主要針對的都是市區的野豬,葉子林和陳不凡都感覺,農夫的處境沒有被納入考慮。漁護署、政府亦無給予足夠支持農夫,「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給每戶農夫三萬元補助,但只可用於購買硬件材料,葉子林說,農夫都傾向用來滿足農場基本器材需要,例如犁地機。

「當農民受到野豬侵害很大,社會、政府是否要想,不要讓農民獨自承受所有保護動物的責任?」葉子林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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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不凡經營杉山農場,部分田地需要用鐵皮圍起,阻擋野豬破壞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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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何謂「越界」?從城市邊陲生長出的野豬

無論是生態學家,還是狩獵隊、農夫、獸醫,受訪者們談論野豬問題時,都很清晰區分市區/郊野兩個地方。不過,在香港的野豬,是否真的住在深山,偶爾進入市區?這個思維方式,又會怎樣影響我們的決策?

「界是人自己定的,野豬其實唔知你條界喺邊。佢都唔會突然掌握到。你舉藍旗佢都唔會知你做咩㗎。」陳劍青打趣說。他是「本土研究社」成員,一直關注城市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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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青

「在香港,尤其港島,其實城鄉根本冇條界。(人)可能已經住進半山、綠化帶,是野豬都會同時生活的地方。所以在香港,你好難想像,野豬好似農村咁,從深山跑入人生活的地方。⋯⋯野豬同你的生活是近在咫尺。」

陳劍青認為,近十幾二十年,「不少野豬根本是依附城市邊緣而生長出它們的社區。它們就在邊陲生長。它們的生活形態已經城市化,這是一個現實情況。無論有冇人餵飼,它其實是因為城市空間的設計而出現。」

「它們其實是城市的野豬。As if 是一個新的品種。」

哲學家 Sue Donaldson 和 Will Kymlicka 在《動物公民》中討論馴養動物、野生動物、混居在人類社群中的「城際動物」(liminal animal),她們說,馴養/野生的二元觀,令我們在思考如何設計、管理社會時,總是忽視城際動物。

不僅如此,這還導致人類對城際動物生存的「去合法化」——兩位哲學家寫道,城際動物被污名化,被認為是入侵人類地盤,沒權生活在那裏。「結果,只要與人類產生衝突,我們就覺得自己有權擺脫它們,無論是用誘捕/搬遷,甚至用大規模滅絕行動的方式。既然它們不屬於我們的空間,我們就認為有權消除這些所謂的害獸,相當於動物種族清洗一般。」

陳劍青也不認同野豬入侵人類地盤的看法。「城市裏面其實不只有人一種物種,⋯⋯在我們的發展歷程,物品、技術、動物,它們一直在與你互動。」對於城市規劃,他說要有一種多於人類(more than human)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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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在山腳行人路覓食。

綠化帶也是野豬生存的空間。由於城市發展,綠化帶萎縮,加上人類搬進綠化帶居住,陳劍青說,「他們現在的習性、處境,我們是有責任的。」

他引述外國研究,在城市的野豬,與郊外的野豬甚至在生物結構上可能有所不同。「包括可能城市的野豬一胎多胞的數字比郊野多啲。佢本身牙齒、口腔結構可能有變化。」城市的空間與野豬產生互動,讓它們生理上產生變化。

「政府說為何要將野豬納入城市規劃,同你有親嗎?事實上就是有親,因為它已經出現在邊陲,與人類建立了關係。」陳劍青說,「城市人畀了不同形式的互動給它們,不只是餵飼,有些人會探它們,行過、經過,望下它們。它越來越不怕人,不覺得人是會無端端襲擊它們。它們沒有了避人的性格。」

而當一些城市人覺得野豬「可愛」時,陳劍青認為,這也是野豬發揮了一種魅力,令人覺得可以與之共存。「掉轉頭,它們的存在都影響城市對這物種的觀感。」

至於有生態學者擔心野豬與人衝突的風險,陳劍青說,自己其實並不反對捕殺,只是,整個城市正在思考可否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與之共存。

「它本質上有 risk,還是當作要與它共存的過程?與跨物種共存,你都要有心態是同它 getting on well,要有一段好長的時間,令大家的關係互相穩定下來。」

在社會一些爭議的聲音之下,漁護署陸續捕殺出現在市區的野豬。從 11 月 17 日首次行動至今,一個月內有 23 隻野豬被捕殺。12 月 15、16 日兩日內,將軍澳、跑馬地和堅尼地城共有 9 隻野豬被捕殺,其中記者在堅尼地城山邊現場見到,三隻野豬趴在泥地上休息,有一隻野豬曾經想離開,被警員趕回去。

陳劍青感受到一些市民批評聲音背後的情緒。

「好多人想像野豬的處境就好似現在市民的處境一樣。原來公共管治一變,就可以用一些不尊重生命的形式來對待一些人,定性、妖魔化他們,甚至獵殺他們。」

「這令好多香港市民把自己代入了野豬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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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野豬

記者:楊子琪

攝影:Kwan、H.H

數據:梁敏琪、梁天心

參考資料:

1. 謝曉陽。2018。《「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 謝曉陽。2019。《馴化與慾望:人和動物關係的暗黑史》。香港:印象文字。

3. Donaldson, Sue & Kymlicka, Will (2011).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