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者言．3】我和我的智障孩子 譚太：我照顧你，但我不擁有你的生命
左起：女兒嘉敏、譚太
前言：
當我們說「照顧者」故事的時候，腦海裡立刻想到的問題往往是：「照顧者」在照顧工作上面對什麼困難？ 我們如何減輕「照顧者」的壓力？我們如何支援「照顧者」去做照顧？
這些問題的確重要，但在這些問題意識下，「被照顧者」，儘管是我們最在乎的人，卻彷彿變成了「責任」、「問題」、「困難」…… 一個個，面目模糊不清。
而智障人士，很多人，包括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是長不大的細路，要背負一輩子。
不過，卓新力量一群自我倡導的智障人士說：
請，不要當我們是細路。請，不要將我們從社區中切割出去，投進一所所的大型院舍。請，不要以為我們沒有想法和感情，以為解決了我們吃喝拉撒睡，就是照顧我們。
一群智障人士的家長亦說：
請，不要以為拿走我們的孩子，就是為我們解決了問題。
2016年8月，一名住在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的中度智障及有自閉特色的14歲少年，懷疑因院舍照顧人手不足，拆除了院舍的窗花後墮樓死亡。他的母親其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揭發，曾多次發現兒子身上多處有瘀傷，懷疑遭職員及院友襲擊，但由於政府院舍輪候時間過長，逼於無奈還是要住在私人院舍。母親責怪自己，為何一開始要送兒子去康橋……
其後，康橋之家更被揭發一年來有8名院友死亡，及前院長張健華涉嫌與一名智障院友非法性交。同年10月，康橋遭社會福利署取消豁免證明書，成為2011年《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生效後首間被「釘牌」的院舍。
雖然康橋之家已被「釘牌」，但究竟香港是否還有惡劣如康橋之家的院舍？墮樓的或許是一個人，但每天還有多少人在墜落邊緣？是否增加看守者、鎖緊門窗就能解決問題？「照顧」與「被照顧」的關係應如何被理解？社會需要怎樣的政策，才能避免「照顧者」和「被照顧者」落入互相消耗的循環？
《立場》找來譚太和女兒嘉敏，講一個不太一樣的「照顧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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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啊！我好狠心的，我真的是一個好狠心的阿媽。」譚太如是說。
譚太也差不多70歲了，她那接近40歲的女兒譚嘉敏，是一名輕度智障人士。
說起智障人士，很多人會聯想到「不醒目」、「不能自理」、就如長不大的孩子。不過嘉敏說：「我可以的，我想有一些事情自己揸主意。」
譚太照顧嘉敏多年，近年因考慮到自己也年紀大，也覺得家裡爸爸太疼嘉敏了，不利她學習獨立生活，於是在幾年前為嘉敏申請了自負盈虧宿舍。
嘉敏說，初初去宿舍的第一年很不開心，「我去院舍的時候，真的，以為家裡不要我了。」
「我還哭了一場，每個星期回院舍之前，我就會哭一場。哭到回去，職員也會跟我聊，為什麼這樣的？因為我平常很多話說的，但回去的那天就，咦，怎麼好像不開心的？」
「不過，媽媽說，就當是多一頭家而已，她跟我這樣說。媽媽說，當多一頭家，如果不是未來就會後悔了。」嘉敏轉頭望著譚太，眨一眨她的大眼：「因為你說，如果你離開了，就算我想回家，都沒有機會了。其實我都很無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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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太說自己狠心，因為由嘉敏還小的時候，譚太就已經要手眼協調欠佳的嘉敏一次又一次練習行平衡木，爬繩網。嘉敏大哭大鬧，譚太也不理，一定要行，一定要爬。有時旁人側目，甚至說「這到底是不是阿媽來的？她都哭成這個樣子了，還要她玩！」
「沒有辦法了，你都想她好的，如果你縱她是沒有進步的。」
譚太大概不單止「狠心」，還很「chur」，和現在我們常說的「虎媽」或許有點似。不過，她並不是期望嘉敏飛黃騰達。嘉敏3、4歲的時候，譚太每個週末都帶她去維多利亞公園練習走路。嘉敏10歲，很難再買有魔術粘帖的鞋子，她要嘉敏學綁鞋帶，整個暑假，天天綁，綁到懂為止。嘉敏十幾歲，譚太要她自己乘地鐵去上街、上班，管理自己的工錢。譚太對嘉敏說，你不喜歡吃工場裡面午餐的飯菜嗎？那你得學自己買菜、煮飯 ……
譚太以前經常會帶嘉敏去公園玩搖搖板、行平衡木，初初丈夫都會一起去：「我和她在屋村裡面玩，玩搖搖板，她很怕，哭得死去活來，不肯玩，我一定要她玩。」
「後來我老公跟我說，『我不去了』，我問為什麼，他說他頂不順了，可能是路人的眼光，我不知道他是否聽到什麼了，我就沒有聽到什麼，因為我心裡只想著怎樣跟她玩，後來他就不願意跟我去了，我就自己帶她去。」
嘉敏小時候，像其他細路一樣，都有一百萬樣事情想試想學。她想學音樂，學唱歌，學口風琴。特殊學校說嘉敏學不好，譚太就在外面替嘉敏找音樂學校。
「你知道葉氏嗎？很出名的，那時候我真的不怕面懵，間間葉氏去問收不收她。」
「他們遇著我這個阿媽也夠糟糕了。」譚太笑道。
跑了三間葉氏，兩間看見嘉敏在報名表格上填的特殊學校名稱，就說不會收她做學生。問到第三間，職員說，嘉敏入讀初班的話是要超齡了，不過這名職員正準備離職，一年多後，就開始做嘉敏的私人老師，教她彈電子琴，一償嘉敏學音樂的心願。
譚太不承認是自己鍥而不捨，只是笑說：「所以你說，她是不是死好命呢？」
「你一定要給她機會，如果你完全覺得她不行，『唉，他們手腳是這樣的了，算了』，就一輩子都是這樣的了，真的一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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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太是個雙職母親，一邊上班一邊一手一腳湊大嘉敏。嘉敏小時候身體不好，還不足一歲就發現有心漏，4、5歲的時候患過中耳炎要動手術，十幾歲的時候有抽筋的問題。譚太每次都很憂心，幾十年後說起，譚太還記得哪一年，什麼時候，哪個醫生說過什麼。
嘉敏幾個月大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交給了外婆和姨姨湊。姨姨的女兒比嘉敏大一年，兩個小女孩理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姨姨總是覺得，嘉敏有點兒不一樣的地方。
「我帶嘉敏去看私家醫生，醫生一手『秤』起她，說：『真的有點不妥』。他說一般小孩子應該會攣手攣腳，她不動的，伸得直直的，有點不妥。」
當時嘉敏還小，還會繼續發育，醫生不能下定論是什麼狀況。譚太再帶嘉敏去看政府健康院，健康院又轉介了她們去當時還叫國家醫院的瑪麗醫院去見醫生。
譚太回憶，當時國家醫院的「鬼婆醫生」診斷了嘉敏是智障，就寫了一份信，叫譚太轉交給醫務社工。「我就拿著信，偷偷拿來看，醫生寫，我也不是全部都看得懂，但就是看到信裡寫，whole life都是這樣的了，我那時候真的，當場愕然了，就是說她一輩子都是這樣了，我當時真的哭了。」
訪問中，譚太說嘉敏如何慢慢學習各樣技能說得多，談自己湊大嘉敏的辛酸談得少。不過就算孩子並非有點「與別不同」，當家長的壓力也是不難理解的。
「我也跟家裡說，我一定要上班，不上班我怕我會癲的。那個壓力，我寧願回來再教她。」
「當初對著她，真的好像老鼠拉龜，我就想，如果我整天在家裡照顧她，我會怎樣呢？雖然鬼婆經常都說她有進步，但我自己不是太感覺到的，當時她還是bb啊，我覺得，『進咩步啫！我不覺得啊！』」
「入學一年級，寫一個字，她寫得很辛苦，我以為她不懂以為她懶惰，忟到死，成日說她不肯做，她哭慘了。初初怎打得落手呢？關上門，老公說你怎麼啦，我說我要透透氣，就讓她哭一會兒，要不然我會打死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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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譚太而言，照顧嘉敏幾十年，最大的修煉是放手。
在嘉敏十幾歲的時候，譚太就「放」她自己上街，「那時候還未有手提電話，有人說我：『你放她自己上街，她可是女孩來的啊！』，女孩又怎樣？『你不怕她被非禮嗎？』我就回她：『阿婆都被非禮啦！』我就會教她保護自己啊！」
如果有智障家長認為：只不過是嘉敏特別「叻」，「我的孩子怎麼做到啦？」譚太就會回嗆一句：「叻就不用去特殊學校啦！」
嘉敏自十幾歲開始，間中會有抽筋的情況，譚太初初很憂心，「有些人說，『有沒有搞錯！她會抽筋你都讓她自己上街』，我就會說『難道你困著她，她就會好了嗎？』 」
不過放手，知易行難。作為一個阿媽，就算現在嘉敏幾十歲，住了宿舍，譚太有時候都會上嘉敏的宿舍為她打點一下日用品，轉季的時候，又為她執拾一下衣物。
「對，也不是完全可以放手的，不行的。」譚太笑道，「你就算不是智障，你上街比較晚，阿媽都會說『喂，去哪裡？這麼晚』。」
「我們班家長經常都說，『其實有個這樣的細路哥，其實我們很有福的。』」
不少父母捨不得放手讓細路長大。孩子背負着「智障」的標籤，家長要放手，需要的信心更加大。而對於住在院舍的智障人士而言，家長不放手，即使大部分家長並非智障人士法律上的監護人，院舍也不會違抗家長的意願放手讓智障人士做一個成年人。譚太大概是少數，算是「放」得很盡的家長，嘉敏住的院舍也是很少數、比較自由的院舍。
「有其他舍友要職員管錢的，由職員給他們零用錢。有些阿媽已經制定了可以給他們多少錢，例如每天只有25元。」相比嘉敏，很多舍友的家長擔心他們不懂用錢，就託職員為他們管錢。
嘉敏多次提醒記者，相比起其他大部分智障人士，包括住在小型家舍的少霞，她享有的自由多出很多。
小型家舍的舍友人數不多，相比起可容納幾百人的「堡壘式」大型院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密切，本來也算不錯，不過少霞對於家舍的規矩也略有微言，包括規定舍友要晚上10時之前回去，舍友不能自己保管家舍的鑰匙，而如非舍友自己要求，家舍也不會讓他們幫手做家務，令他們少了練習生活技能的機會。
記者問二人，為什麼「自己的事自己管」如此重要，二人搔搔頭，摸摸耳朵，少霞說：「這個問題…… 沒有想過，」嘉敏說：「因為比較自由咯。」
不過，其實只要聽著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答案也顯然易見。
嘉敏興高采烈地數著自己宿舍比其他人自由的地方：「我們最遲可以11點回宿舍，如果我晚了回去，也可以留飯給我吃，我有時候也要參加卓新的活動，太晚的話，不回去也可以，跟宿舍說好就行了。」少霞則嘀咕：「（我家舍）死都要我們早回去，10時前就要回去。」
但當少霞說到自己現在快餐店的工作是自己找到，不是靠機構介紹的時候，她眼裡閃過一絲亮光。
雖然現在住進了院舍，但嘉敏最想的還是自己搬出來住：「我希望日後可以搬出來，住公屋。」「但現在社區支援不到，如果社區支援到，我真的想搬出來的。」嘉敏口中所指的支援，其實也不過是如果她家裡壞了水喉，或她半夜感到不舒服的時候，可以找到人幫忙。不過現行針對智障人士的服務，基本上沒有服務是以支援智障人士獨立在社區生活為目標。[1]
少霞曾有一段時間與宿舍「唔啱key」，很想搬出來自己住，但因為她住過的宿舍都沒有教她獨立生活所需的技能，後來也不敢多想了，「她有一段時間都很想出來申請的，不過後來，她就缩沙了，因為她住得太久宿舍了，她的人變了對自己出來住沒有自信。」譚太嘆氣。
誰說智障人士不及我們需要「自己生活自己揀」？
（左起）嘉敏、譚太、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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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太和嘉敏的故事或許比較歡樂，但對大部分智障人士而言，「自主生活」是非常遙遠的事情。
自康橋事件發生，殘疾人士院舍質素問題開始進入公眾視線，但不少人相信，康橋事件所揭露的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香港01[2]去年就做過一系列專題報導，揭發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膳食差，亦有院友被反手綁在床上或座廁上，但家長往往因為擔心院友被院舍報復，或因為津助院舍輪候時間太長[3]，對院舍的惡劣服務只能啞忍。
就算未惡劣如上述情況，被困於不見天日的院舍裡面，欠缺社區生活，過著日復日、年復年固定作息生活的智障院友，根本多不勝數。
但到底是誰不容許智障人士自主生活？是過分保護、不能放手的家長嗎？是部分人手不夠，只能照顧舍友每天基本生存需要的院舍嗎？是將人分為「有精神行為能力」和「沒有精神行為能力」的法律制度嗎？[4]
從事智障人士及殘疾人人權倡導工作超過三十年，卓新力量助理馮慧瑛 Emily 會給你這樣的答案：對，但也不對。
對是因為，家長、照顧員、社工、院舍監管制度、福利政策、乃至於法律，都有份令智障人士無法真正成為一個管理自己生命的成年人，而當中個人性與制度性因素的關係千絲萬縷。
但也不對，因為這些的不足都指向一個更大的問題：社會對於「殘疾」、「智障」的理解，如果社會大眾根深蒂固的觀念不改變，政策、法律的修改，也不能真正讓智障人士實踐自主。
「我們現在智障人士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比如我們需要去冒險，認識新朋友，社交，甚至去撞板的需要，都會很容易被『有沒有能力』而取決，是否去滿足我這些需要。」
「所以這不純粹『啊，家長真傻』，或者『家長很無知』的問題，其實家長的擔心是因為他沒有支援，也不知道他們拿著那些專業界定的時候，他應該如何演繹那些專業的界定，如何看待那個孩子。其實家長，或是所有人，看見自己的生命，或自己的孩子有點不同的時候，就立刻掉進了一個深淵。」
Emily 解釋，一個小小的思考實驗或許有助反思社會現時對於殘疾，特別是智力上的缺損，持何種看法。
「如果講智障人士和家長的關係，其實不難理解的，就等於你和你阿媽的關係一樣。」
「當你要出街的時候，為什麼阿媽批准呢？就是因為她信你有能力處理，但是我們智障最困難的一件事情，就是當背負了一個智障的牌的時候，就不問情由，也不理你有沒有訓練、有沒有經驗，就幾乎是 - 未必是很客觀的決定，就會是智障的不要出街，智障女仔不要去夜街。」
Emily 反問，智障人士，哪怕是不懂說話的嚴重智障人士，難道沒有自己的喜惡嗎？「但智障人士是連 say no 的機會都沒有，他們可以表示出no，但就會被看成行為問題，變成情緒病。」
「我們要問，為何智障人士會失去這些一般人有的經歷呢？是否因為智力不同、能力不同，我們的生命，和活著的需要，是否就可以被人忽略，或剝奪呢？」
（左起）少霞、卓新力量秘書阿傑、Emily
而更重要的是，傳統的專業界定，以至於福利服務的制定，不少均以醫療角度而非人權、個人發展角度看待「智障」。
現時並沒有對智障的統一界定準則，但參考較為人熟悉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 5）[5]，判斷一個人是否智障，心理學家一般會考慮三個主要範疇的能力是否有不足：第一，概念範疇（conceptual Domain），即語言、讀寫、數學、推理、記憶等；第二，社交範疇（socail domain），例如同理心、社會判斷、人際溝通等；第三，實用領域（practical Domain），包括自我照顧、工作責任、金錢處理、行為自控等。
Emily 認為，傳統醫療界定以功能角度去看待智障，聚焦於智障人士能力不足之處，亦缺乏支援幫助家長演繹和了解何謂智障，往往令不少和譚太同年代的家長對於培育智障子女沒有信心，只能抱著一個想法：「我把這個細路生出來，就一定要好好地安頓這個生命」，「所以傳統的家長就，第一，我『攬』你在家，第二，我『攬你唔掂』的時候，就無奈地交由政府代理，而政府的做法，就是用大型宿舍解決問題。」
「最重要的，其實是社會過去幾千年建構殘疾人士的態度，或專業人士如何界定殘疾人士的觀念要改變。因為家長為什麼會這樣看他們的孩子？除了是因為一生出來，他不懂行走，不懂自己上廁所，要協助之外，如果專業人士說『哎呀，他不行的了，你不用教他了，你只是餵飯吧，他只懂得吃飯和睡覺』，很多譚太那個年代的家長，一開始都是聽到醫生這樣跟他們說的，連專業人士都是這樣說的時候，你信不信專業？」
Emily 認為，香港看待智障人士的態度，仍然停留於「正常／不正常」的理解，政策亦以支援殘疾人士去就業為重，相對於外國以支援智障人士發展自己的邏輯可謂相當落後。
「政策應以支援他，令他生活得有尊嚴，如何讓他用不同的方法去呈現自己的能力（為方向），而不是用一般人的能力去量度他們的能力。」
「以前從來都是這樣的想法 —— 『我們要變回一個正常人』，『我們要過正常的生活』，但其實所謂『正常』、『不正常』的意思，就是說一般每一個人有起居飲食，起床要刷牙洗臉，每個人都要有朋友，都可以去接觸其他人。」
「就算是一個最嚴重智障的人，你用『工作』的尺子去量度，他不能參與『生產』，也不等於他是廢物。他躺臥在那裡，令這麼多人有工作，其實他存在意義十分大的。」Emily反問：「那麼你是否可以因為他不能上班，而不尊重他的生命？」
Emily 指出，雖然香港政府在支援智障人士的政策上一直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相對於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訂明的標準，包括第12條「殘疾人士有權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及第19條「殘疾人士有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的平等權利」，制度對於智障人士人權的保障遠不足夠。
「政府一路的福利政策仍是基於70、80年代的觀念，即你危難，我就來救急，『你慘，所以我幫你』，不是做發展的事情。但是現在說殘疾人士的支援，是講政府有責任看著我們香港市民，如果我們的身體狀況有什麼變化，去到殘疾的界定的時候，政府是需要提供不同的措施，去支援我們在社會裡面生活得有尊嚴，而這也是包括支援我們的照顧者。」
Emily 批評，政府的政策要不就是切割式的 —— 興建大型院舍，將智障人士從智力『正常』的社區中切割出去，要不就是讓家長獨力承擔照顧智障人士的責任，美其名為「以家庭為本」，但在缺乏社區支援的情況下，照顧者不懂如何處理智障人士的行為和情緒，照顧者和被照顧者很容易會落入互相消耗的惡性循環。再加上現今醫療比以前進步，不少智障人士壽命比以往長，一個90歲母親要照顧一個60歲智障孩子的個案，並不罕見。
「政府一向都是覺得，『智障人士都是要人照顧的了』，我們也承認的，但他們大部分就是想『家裡可以照顧多少就多少』，就盡量所謂『以家庭為本』 —— 他要你家人照顧他的時候，政府就說『家庭為本』，但是你家庭為本的時候，他不給足夠的支援你。」
「當然家長可以自願承擔這件事情，我們亦相信某些家長要求要宿舍，他們也是真心地覺得，自己有責任要照顧自己的子女，但政府有責任，當這些家長樂意去照顧的時候，不要令家長這麼困難。政府現在的照顧，就是$2000照顧者津貼，名額2000人[6]，那你是想怎麼樣？」Emily 好氣又好笑地說。
雖然現時亦有特殊學校寄宿服務及住宿暫顧服務（respite care），可以暫時「拎走」被照顧者，讓照顧者稍作喘息，但Emily 認為，有關服務治標不治療本。
「基本上現行的做法是『拎』走個細路，去宿舍教，其實是沒有幫助到他們：孩子在週末回家渡假的那兩天，他們如何相處呢？這不是說那些機構做得不夠好，而是機構根本已經沒有能力去處理，社工現在的服務時數不包這樣的服務，社工週末也要放假的。」
「現在政府都有些respite care，就是讓他出去住兩個星期，這也是好的，但治標不治本，一有問題又『拎』走2個星期，被你『拎』來『拎』去的那個人有什麼感受？肯定是回來後乖半個月，然後又在發癲。」
Emily 認為，除了要移動那最根本，關於社會如何看待殘疾的板塊之外，政府在支援高齡照顧者，及有系統地訓練智障人士等政策方面，仍然有大量改善空間。
「現在要不是就是把智障朋友困在家裡，要不就是每次出街都要阿媽跟著，跟到命都無，孩子長大之後，是否還一定要那個90歲的阿媽，攬著一個65歲的兒子上街呢？其實如果有生活助理、有服務可以教他們自己搭車，阿媽跟一點，機構跟一點，跟到他懂得應變為止，是應有這種緩衝的方法。」
Emily 指，有部分機構可能已經在提供有關服務，但政府不能單靠某幾間「服務夠好、夠全面」的機構自發去做，香港缺乏的，是一套整全，有系統地栽培智障人士充分發揮能力的制度。
「整個制度，特別是智障朋友的成長入面，無論是教育、福利服務、輔導入面，是沒有有系統地栽培智障人士成為成年人。如果家長覺得他是一個成年人的時候，家長就可以覺得『他長大了！不用理會了！』」
不少團體提倡政府應參考外國模式，設立個案管理制度，由個案跟進個別個案，協助制定照顧計劃及監察照顧計劃的執行，Emily 認為，個案管理制度是好的，不過最重要的是能夠讓被照顧者參與制定計劃。
「個案管理不是成班專業人士，圍著那個個案，告訴他：『你要怎樣生活』，專業只是幫助他管理自己的生活而已，所以個案管理人是誰？其實應該是當事人自己。」
* * *
譚太說了一件發生在嘉敏十幾歲時候的小事。
「有時候我也會教她處理突發事件。例如帶她乘地鐵，如果落遲了一個站，怎麼辦？就要搭回頭了。或是巴士改路的話，怎麼辦？就望著車來，朝著車相反方向行。」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教不到的，有一次她回來告訴我，『媽，我丟了地鐵的票』，我就說『那你怎麼辦！』我可是完全沒有想過她會掉了車票啊！」譚太笑道：「我聽見了就很緊張，『那你怎麼辦啦？』她說：『我就告訴票務處，我丟了票』。」
譚太方發現，原來自己千算萬算，沒有算到，原來嘉敏已經比自己記憶中長得更大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嘉敏現在已經離開家裡，過著半自立的生活，言談中也流露出成年人的霸氣：「爸爸經常check住我用了多少（工場）津貼，他就經常去看我的袋子，發現裡面沒有多少錢了，就罵我：『你怎麼不買便宜一點的菜啦？怎麼不買特價的菜啦？』我就回嗆他：『你以為菜是經常有特價的嗎？！』」譚太和在場眾人都聽罷，忍不住大笑。
回歸最初的問題，「被照顧者」和「照顧者」，如何才不必成為彼此的「問題」、「困難」？
Emily 說：「智障人士是否一定要和家長對立？其實不是，而是家長為什麼對我們沒有信心？其實是大社會以為我們不行，用了大部分的時間看著我們不行的事情，沒有用足夠的時間看我們可以實踐的東西。」
文／梁凱澄
攝／Luk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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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社署資料，現時針對15歲以上智障人士的服務主要分為三個類別：1.日間訓練或職業康復服務；2.住宿服務；及3.社區支援服務。社區支援服務主要包括社交及康樂中心、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的日間照顧服務，住宿暫顧服務及為沒有照顧者的殘疾人士提供的緊急安置服務等。
[2] 香港01（2016），《殘疾院舍黑幕》
[3] 根據社署資料，截至2017年9月30日為止，嚴重弱智人士的正常（非優先）輪候隊伍的輪候時間為15-17年，中度弱智人士的正常輪候隊伍的輪候時間為9-14年，輕度弱智兒童之家的正常輪候隊伍輪候時間為4年，輪候時間之長一直為不少民間團體詬病。
[4]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2（1）條，如一個人因「弱智」或「精神紊亂」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即會被視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簡稱 MIP）。卓新力量認為MIP字眼帶歧視性，亦剝奪智障人士如投票權、參選權等公民權利，倡議取消MIP界定。
[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6] 社署資料顯示，關愛基金於2016年10月推出「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計劃為符合家庭入息限額，及沒有使用任何院舍照顧／療養／特殊學校寄宿服務的殘疾人士的照顧者，發放每月$2000元，或如果該照顧者需要同時照顧多於一名殘疾人士時，每月不多於$4000元津貼，試驗期至2018年9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