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觀民主黨．想中國 2】他們一生追求的是，民主中國
何俊仁
他立志從政，已是 1984 年的事。
回首以往走過的路，掛金絲眼鏡，頭髮往左邊八二分界整齊梳起的何俊仁說：「我的最大目標，是中國民主。自八十年代起，我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爭取民主基本法，我就渴望建立香港民主，推動中國民主。」
「這個目標多年一直未變，至今日亦然，只是未能落實而已。」
目標未變，模樣也未變。1989 年，同樣是戴金絲鏡，梳八二頭的他，與志同道合的戰友在跑馬地馬場草地籌辦「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黃霑、曾志偉、岑建勳、陳欣健做主持，演出歌手有梅艷芳、張學友、Beyond、李克勤、肥姐、陳百強……甚至有白花油王子顏福偉，與及許多年後因表態支持佔領運動而不獲唱片公司續約的黃耀明。
演唱會台上，掛起一幅寫著「全港演藝界支持北京學運」的紅字白底布條。歌手就在這幅布條前，唱足 12 小時，入場觀眾近百萬，籌得善款 1,300 萬元。為妥善處理這筆善款，何俊仁等成立了一個叫做「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的組織。
那是一個全民愛國的年代。
今日，如果你還高呼愛國，那只有兩個標籤供你選擇：「建制派」，或者「大中華膠」。
確實，今年 65 歲的何俊仁和他的戰友沒變，變的只是時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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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是香港關鍵一年。
7 月 18 日，港英政府首度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諮詢文件，是為香港史上首份談及設立代議政制的文件。同年 12 月 19 日，中英雙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為香港前途正式定調。
中英雙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圖：維基百科
這兩件事，讓三十出頭的何俊仁開始思考是否要從政。
或許是為了香港，但更肯定的，是為中國。
「我仍十分關注內地的發展，所看的書、談論的話題、思考的焦點都離不開跟整個中國有關的議題，但我感到香港已到了歷史的關鍵時刻，因此決定投身香港政治 — 」他在自傳《謙卑的奮鬥》中如此自述。「 — 推動香港成為國家的民主典範。」
何俊仁的想法是，香港這片彈丸之地雖在邊緣，卻是中國最自由的空間。幸運呼吸到自由空氣的知識分子和從政人士，應「有歷史意識、國家胸懷和政治道德的承擔，才能理解香港的民主運動長久抗爭的策略和意義。」
他否認自己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但亦不諱言自己對國家民族有感情。因著此一感情，他創辦支聯會、參與保釣運動、成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1983 年，匯點成立。何俊仁獲邀評論該會創會宣言，並公開支持回歸，是為香港史上首批站出來支持「香港回歸祖國」的人。
何俊仁於 1996 至 1998 年，四度出任保釣行動總指揮，乘船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圖：何俊仁《謙卑的奮鬥》）
其後幾年，何俊仁與中共關係密切，曾獲《大公報》及《文匯報》邀請撰寫文章，又常與新華社聯絡，更獲當時新華社副社長喬宗淮邀請，在中共國慶 35 周年時，與愛國人士組團前往北京參加國宴和閱兵典禮，與鄧小平會面。
直至 1989 年，他才與中共正式決裂。雖與中共分手，對中國的感情卻猶在。時至今日，何俊仁仍不諱言自己的政治取態，往往從民族立場出發。不僅是對香港，就算是對台灣也一樣。
2005 年 10 月，時任立法會議員的曾鈺成動議「反對台灣獨立」。何俊仁代表民主黨表示支持動議，並發表宣言如下：
「民主黨很明確支持今天的議案，反對台灣獨立。…. 台灣在戰後其實已經回歸祖國。如果不是回歸祖國，亦不會在今天有一個曾經代表中國的政府正在統治台灣，所以這點是很清楚的。」
今天問他，他也不覺得民族立場有何問題：「我對國家的感情等於對家人的感情。對你的老婆仔女好些，有乜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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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在老鴿群中不是孤例。
比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1989 年，他是籌辦「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核心人物。今日你仍可聽到他這樣講：「現在香港已經回歸，每個人都是中國公民，為甚麼不理國內事務？所以我不同意本土派說，六四要同支聯會要分開搞。我唔接受。」又如張文光，他是首任支聯會常委。2008 年談及國民教育時他這樣說：「認識國家是國民教育的基礎，這也是學校應鼓勵學生多接觸中國的原因。…以歷史作基礎，時事作契機，提供學生關注國家命運的機會，慢慢愛護國家人民和土地，為國家追求更大的幸福。」（張文光拒絕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民主黨現任中委蔡耀昌是支聯會副主席。1989 年曾在隊首帶領港人遊行的李華明，今日仍對我們強調：「政治現實是這就是中國政權，我就是一個中國人。」
李柱銘
然而民主黨的新一代，又有幾多人像老鴿那樣想？
「我成日都有好多大逆不道的想法。比如說，為甚麼講回歸，不是回歸台灣？」年輕一代的民主黨員區諾軒說。六四那年，他只有兩歲。「我們這代人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是上代有很強的中國人意識，如果你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會答說是，但那僅僅是一種中華民族意義的講法。」
連黨內乳鴿都這樣說了，外人就更無法理解民主黨老人的情感。就像年輕本土派一員李啟迪所言[1]：「我們這一代的長大過程，就是見證英國交還香港，也就是從香港最輝煌的時代，一路見證這個地方冧檔。」對於愛中國的心態，他直言不能認同。
近日為撰《決議文》而廣泛接觸民主黨老中青成員的副主席羅健熙承認，新舊兩代對中國情感的落差，是一個問題。
「這個群體（上一代黨員及支持者）相對認識中國，亦同中國有多少關係，比如說親戚在大陸呀，有時會返去呀，小時候的志願可能是遊覽中國名山名水呀……如果我出完《決議文》會有一半人退黨，我梗係唔出啦。」
「你要明白，一個政黨始終不能夠脫離自己一直認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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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這套民主黨「一直認同的價值」，是怎樣煉成的呢？
青年何俊仁（圖：何俊仁《謙卑的奮鬥》）
何俊仁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最早孕育於他就讀的銀禧中學。在老師的薰陶下，少年何俊仁特別愛上中文課。他尤其喜歡背誦詩詞歌賦。一本《論語》至今仍放床頭。[2]
「在不知不覺中，傳統文化的思想和價值觀，孕育了我的思想及性格。」
中六那年，他透過親友認識「自由大學」。那並不是一所正式大學，而是由歷史學家許冠三創辦的「私塾」。許冠三每周會有一個晚上，在住所向年輕人免費授課，講述中國現代史之餘，也談中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
「在『自由大學』數年的光景，我學得豐富的知識，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啟蒙，漸而形成和確立我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理想。」
此後何俊仁一直關心中國發展狀況。許冠三給他的歷史感，亦讓何俊仁認定，香港回歸中國是理所當然的事。1978 年，中國宣佈改革開放，許多文革時期被批人物得到平反，讓香港一批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有了美好想像。何俊仁是其中一分子。當商界、中產及許多專業人士，對中共缺乏信心，對回歸充滿恐懼；當主流民意支持香港維持現狀的時候，何俊仁公開表明支持香港回歸中國，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開放的時候。」何俊仁說。「我們對民主的要求，對中國的期望，是基於這樣的背景。」
不過當時的何俊仁既非左派，亦非愛國愛黨的國粹派。他那愛國不等於愛黨的社會派立場，反而常被國粹派批評[3]。國粹派分子認為，作為中國人應該了解中國苦難，應該認識到共產黨如何自一窮二白打天下，打到中國不會再被看不起。只要有這種認識，就自然而然會愛國愛黨。至於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沙石」，則應該用「同情諒解的觀點」待之。
「好笑的是我年青時，被國粹派罵我愛國不愛黨 ──」何俊仁道出時代的無奈。「現在是掉轉，（本土派說）你唔支持個政府，連人民都不應該愛，要罵他們蝗蟲。」
但在那個年代，儘管國粹派和社會派就「愛黨」有分歧，對於「愛國」二字卻很少會有異議。主要原因是當時青年流行的進步思想是「反資反殖」，因此反抗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便成為理所當然的使命。
愛國心在 1989 年達到高峰。意識到中國命運處於關鍵時刻，香港萬人空巷，身體力行聲援愛國民主運動。5 月 20 日，八號風球下仍有 5 萬人在風雨下集會，何俊仁身在其中，與李柱銘、司徒華等戰友，在狂風中遊行到新華社門外抗議；21 日，多達百萬港人示威遊行，看見傳媒拍到中環、灣仔、銅鑼灣的大街黑壓壓全是人，何俊仁深受感動；22 日，他們決定成立支聯會，以「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作四大綱領；27 日就是「民主歌聲獻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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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的結局，是始料不及的。」27 年後的今日，在他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內，何俊仁回想。「北京市民同香港人都想不到，民運竟會以槍炮作結。接下來就是政治大倒退，而經濟卻加速開放，弄成了權貴國家資本主義……這些都是當初未曾想到的。」
他同樣未曾想到的，是新一代香港人會認為，香港的焦點應該放在香港民主。「建設民主中國」，他們無暇理會。這一年，連每年六四都與支聯會成員點燃火炬的學聯，都退出了。現時擔任支聯會主席的何俊仁，為回應新一代對支聯會的批評，嘗試把本土與六四拉上關係。
「本來就是本土。」他說，二十多年來堅持在香港平反六四，正彰顯了香港核心價值。
然而始終無法否認，恐怕何俊仁也認為無須否認的是，他的民族意識未有減退。
「我不會因為政府腐敗就不認自己是中國人。」他說。
何俊仁
因此他自言自己不是「逢中必反」。倒是中共在 1989 年後，一度以這四個字標籤民主黨。比如說 2002 年，香港十三間中資銀行合併，需要立法會通過。何俊仁本因相關條例草案有不足之處，故未有立即接受；但當問題全部修正後，何俊仁便投贊成票。
「其實，我跟民主黨其他成員均清楚，從沒半點意圖針對大陸機構，否則，那次中銀合併事宜，不會在立法會休會前得以圓滿解決。」
一次立法會六四周年辯論中，何俊仁曾經有過一番民族情感充沛的宣言：「我渴望返回祖國觀賞黃山的奇景，長江的洪流，但我更盼望家鄉土壤開滿了自由的鮮花和民主的果實，這才是我追求的理想！」[2]
只要有機會，何俊仁仍然希望取回他的回鄉證，看看祖國的面貌。也曾經有中間人跟他提過，可以幫他爭取回鄉證，條件是他脫離支聯會，或最少不再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何俊仁堅決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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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何俊仁認為，民主黨不需要調整路線。
但我們問：世界終究是不同了，本土思潮也來了，難道民主黨真可以不作調整？
「從政者要理念先行。不是說社會喜歡怎樣，你就投其所好的。」他甚至不大同意我們的問題說「世界不同了」。何俊仁更願意相信，「社會上的一些思潮，只是一陣風」。他的意思是，香港人對「本土」的追求，也會一瞬即逝。
「三十幾年來，我見好多啦！有些人好激，但未必有堅持的毅力。」他說。「我們自七八十年代開始，就不是最激的，但最終都是持久地走在社會前面。」
他自稱「時代的異議者」。
「你以為跟著群眾走的是英雄？其實不是。被人圍還敢說話的，才是真英雄。」
講國家認同、民族感情，他也認為民主黨不用改；講本土政策，何俊仁說 all politics are local，他不認為民主黨過往的政策與本土無關，所以，也不用改。
「不過我地都交棒啦。會有新一代揸莊。」他語調裡有種無奈，但又明言，會繼續在黨內發揮影響力，「影響他們（乳鴿）去延續我們的傳統。」
所以，更無奈的會不會是區諾軒呢？他才剛於《決議文》的自決議題中，放棄港獨選項。
有句話叫做：天變只一時，人變要一世。
「我相信我都會繼續講我的話，那就是：胸懷世界、面對國家、立根香港。一定是這樣沒錯，我學生時代已經是這樣的了。」何俊仁說。
何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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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問來自 2015 年《立場新聞》專題【匯點．原罪背後】。
[2]：何俊仁年輕時的經歷，取材自其回憶錄《謙卑的奮鬥》。
[3]：關於國粹派及社會派，可參考【匯點．原罪背後 2】歷史，就是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