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6】議會失效的時代　政黨的悲歌

香港人記得 2003 年 7 月 1 日。那天，50 萬港人身體力行，走到街頭反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整場遊行歷時超過六小時，至約晚上九時方結束，遊行規模是為六四後最大。

整條馬路黑壓壓都是人的場面，當年曾經感動不少港人。民主黨元老盧子健看在眼內，卻有另一印象：香港公民社會要抬頭了。

由此他隱約看見民主黨未來應走的路。「第一線民主黨領袖其實應該返回公民社會搞組織。好多人本來的資產根本就不是反共，而是公民社會。這才是他們的出身！」

「但這班人進入議會後呢 ──」他一頓，半開玩笑說：「身型真係膨脹架。因為日日坐著睇文件、同政府開會嘛。唐英年又請飲紅酒呢。慢慢（民主黨）就會 animal farm，人同豬差唔多樣。」

「這真是個大問題。」他搖頭。

盧子健

*　　　*　　　*

這個「大問題」，其實又是一個香港時局的不幸。

民主黨是個政黨。甚麼是「政黨」？儘管不同學者對此有不同定義[1]，然而大抵上它們都有一共通點，即政黨會試圖循選舉等方式進入體制，獲得政治權力，從而實踐他們的理念。而不同於政黨的則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指[2]的是「圍繞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非強制的行動團體」，它通常運作於非政府組織、工會、社運團體等之中。

簡而言之，政黨與公民社會的最大分別，就在於政黨在體制內謀取政治權力；公民社會在體制外就個別議題行動、發聲。

民主黨許多黨員本身來自公民社會，如司徒華早在 70 年代就投身於多場與教育相關的社會運動，並在 1973 年成為教協首任會長；李永達參政前以其公屋居民運動聞名 ；尹兆堅曾以社工身分為大澳棚屋、屋邨重建及臨時房屋區進行地區工作等。當時他們辦遊行、搞抗爭，但未有意進入議會；直至 1990 年，港同盟正式成立，這些人方正式從公民社會走入政黨，全面涉足香港社會議題，並積極透過選舉進入立法局，取得政治權力。

在健康的政制中，政黨與公民社會分工明確，並可互相支援：公民社會需要政黨介入體制，實現他們的訴求；政黨也需要仗賴與公民社會合作，獲得民眾支持，進而在體制中獲取更大政治權力。正常來說，應該是這麼一回事的。

當然問題就在於，香港不正常。

政黨唔易做

區諾軒是民主黨中，較能獲公民社會認同的黨員之一。由他出任民主黨「政策行動部」部長，負責與黨外民間組織溝通，實不無原因。

儘管他認為自己的努力，成功令民主黨與公民社會關係相對良好，但他亦有這樣的慨嘆：「在香港搞政黨，真係兩面不是人。」

**

區諾軒**

「本身政黨的功能是將民意帶入政府，但在香港，政黨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因為你無論如何表態，政府都不會理你。於是公民社會就會覺得你做唔到嘢，覺得你做甚麼都是為選票、都係抽水。」

2012 年反國教一役，就是區諾軒這番話的例證。當時由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及教協組成的「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一手掀起一場 12 萬人參與的反國教集會，最終成功逼使梁振英擱置課程指引。整場運動中，無論是大聯盟、公眾與傳媒都有一個清楚的想法，即運動必須小心不讓政黨「沾污」，否則就會變質，淪為被政黨「抽水」的工具。

同一論調在 2014 年雨傘運動再次出現。那年曾為真普選絕食、剃頭、自首的胡志偉嘆道：「其實在佔領運動，大部份民主黨黨友都只是做 backup，上台講嘢你都唔見我哋啦。就算有（上台），都係學生邀請。」儘管如此，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傳統泛民，仍不斷被指搶奪光環。胡志偉絕食被質疑偷食，剃頭被嘲「影響整個神州大地」（只因他說了一句，希望今日踏出剃頭的一小步，讓民主運動延續，繼而影響整個神州大地），自首被斥左膠行為。

公民社會對政黨的不信任，由此可見一斑。

一些黨內元老意識到時移世易，自己的心態須要調整，如張賢登。1989 年，他曾經在香港為支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遊行集會擔任糾察；2014 年，他在雨傘運動再次擔當同一角色。

張賢登

「八九民運時我們好受敬重，一呼百應。」他憶述。「去到佔中，糾察好似被人追打咁！」

「不過，我是接受到這個改變的。」當時張賢登是總糾察長。「我就話畀人（其他糾察）聽，不要用過去的模式去處事，要抱著協助者而非管理者的態度，要透過工作取得別人對你的認同。」

「我成日話，其實我唔係糾察，係促導者 (facilitator)。開咪定熄咪、中信大廈畀唔畀車入，由你們（佔領者）去決定，我去執行。」

雨傘運動中，佔領者俗稱各個「山頭」的管理人為「地主」。張賢登說，這個稱呼就是他首先用的 。「因為我拜過山頭知道『地主』多嘛！」他笑道。好些地主一度對他抱有敵意，甚至聲言要公投決定他是否可以留在金鐘。

「無嘢架，咪傾囉。」他說。「你（糾察）要記住，自己無任何權力，只係幫手。」他的態度成功得到佔領者認同，不少人稱讚他「溫文爾雅」、「斯文大方」。

卻也有元老不似張賢登，對民主黨被處處懷疑感到不忿，如何俊仁。「有些學生，差不多講到議員好似政棍咁，現在又組黨出來要做議員。你講到議員是為名利而做，咁點解你做就唔係為名利呢？」

恰恰何俊仁的反問，揭示了香港政制另一詭異之處：走入議會從來不是政黨專利。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擁有少數民意基礎，已足夠走入議會，成為議員。傘兵可以選、鄉事派又可以選，誰管你是來自公民社會還是政黨？

體制外不獲信任，體制內又欠缺優勢，甚至隨時可以被公民社會取而代之，是為民主黨作為一個政黨，當前面臨的尷尬境地。

前路如何？

盧子健自言早在 2003 年七一遊行，已多少預感到今日危機。那時候香港的公民社會還沒有今日成熟，他在民主黨一次會議上提出建議：黨內第一代回歸民間，壯大公民社會；立法會議席則由第二代頂上。

「議會發揮不到作用就是泥漿摔角，無論誰入去都係一樣，幾靚仔都好，整整吓五官都係泥！何苦咁費勁呢？如果你問我，我就唔會放最精英的人在議會。只要唔好太樣衰就得啦。」

結果如何？我們問。

「（民主黨）都有做吓嘅，不過覺得難做囉。」盧子健說。「難做都唔出奇，要配套架嘛。第一線要離開愈坐愈肥個位（，必須夠力）。力度唔夠，就難做。」

事後回想，盧子健說，倘若當時民主黨元老能夠返回民間，那不僅可以把他們的經驗帶給今日的公民社會，亦對民主黨本身有利。

「十年前如果民主黨想多點（公民社會），今日就唔會咁艱苦。不過，時機已過，現在太脫節啦，想搞都唔會搞得到。」

區諾軒亦異口同聲說，今日公民社會已經「爆棚」，容不下民主黨重新落地。

「現在你還走入去，反而會失去民主黨的獨特歷史位置。」他如此認為。「所以我不覺得那是民主黨應該要走的路。」

今年選舉，區諾軒將循功能組別參戰。成敗固然未知，可是隨著黨內元老交棒，民主黨將來在議會的路怎樣走，就看這些年輕一代的想法。

「我覺得民主黨要走的路，還是應該作為政黨，同公民社會互相體諒，不斷合作。就算公民社會對民主黨好多事情都不認同，起碼大家要知道，某些議題仍能站在一起做事。」

講就易，做唔做得到先？

區諾軒直言，這是一條「非主流」的道路。

「今日主流係你有問題就立即 post 上網，開你名，屌臭你嘛。」他說。「但如果你不認同這種做法，那請大家考慮行一條舊一點的、但是比較合理的路。」

－－

[1]：關於政黨定義，如 Edmund Burke 的答案為「按照彼此同意的特定原則，協力增進國家利益而聯合的一群人」；Leon Epstein 則指是「任何團體，不論其組織鬆散與否，皆以謀取執政權為目標」；Joseph Schumpeter 則認為，「每個政黨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標是戰勝其他政黨，謀取政權或保持執政權」。此外還有其他定義從略。參見「香港社會科學網站」《談政黨的定義與功能》
[2]：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