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4】18 年前一齣連續劇：路線之辯怎樣變成派系之爭？
少壯派（由左至右）：陶君行、陳國樑、鄭家富、陳偉業、曾健成；主流派（由右至左）：李永達、楊森、李華明、單仲偕、羅致光
1999 年 9 月 19 日下午，灣仔小童群益會總部大廈一樓禮堂，氣氛有點緊張。民主黨正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表決是否將「設立最低工資」列入年底區議會選舉政綱。
這是該黨歷來首次就政策取態召開會員大會。表面看來，這代表他們對政策的重視。但實情卻是，事前不少民主黨人稱當日為「九一九決戰」。這可不是單純的路線辯論，而是複雜的派系「決戰」。
決戰正式上演。「少壯派」鄭家富率先發言，他建議設立最低工資，令低收入人士能收取有尊嚴的薪酬。他的隊友還有陶君行、陳國樑、曾健成、陳偉業等。
然後輪到反方登場。發言者是羅致光，他和張文光、李永達、楊森、單仲偕、李華明等被稱為黨內「主流派」。羅發言稱，設立最低工資將更不利競爭力低的勞工，同時會加重中小企負擔。
起初，這是一場平和理性的政策討論。直至陳偉業發言，氣氛突然改變了。「香港許多人出身低下階層，但卻有很強烈背叛自己階層的感覺。」矛頭直指此前表明自己出身基層的黨副主席楊森。「有些黨高層活於象牙塔，卻扮作代表低下階層的心聲！」前副主席張炳良也不能倖免。
向來優哉悠哉的李華明，終於看不過眼：「你是否搞分裂？陳偉業！」何其押韻。
當時民主黨確實陷入分裂危機。1999 年，主流派和少壯派就最低工資議題不斷鬥法，就如會員大會一樣，起初雙方理性辯論，其後卻隔著傳媒開火互轟。有主流派成員甚至曾揚言，若路線之爭持續，將會出走另組「新民主黨」。
究竟一場路線辯論，最終如何演變成派系之爭？這齣連續劇得由九個月前 — 即 1998 年 12 月說起。
第一幕：暗湧
1998 年 12 月 13 日，民主黨循例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會上將循例選出正、副主席。為什麼是「循例」？因為外界一直預料，李柱銘、楊森、張炳良將會在沒有競爭對手下，無風無浪，自動當選，一如 1996 那次主席改選。
直至選舉前三日，海面翻起暗湧。事緣民主黨會員大會向來採用授權制度，若黨員不能出席，可事先申請將選票授權予他人代為投票。誰會申請授權票？假如那次選舉無關痛癢，基本上沒太多人會辦授權。反過來說，假如突然有許多授權票出現，便是一場風暴的前奏。
發現暗湧的人是李永達。「當日是授權票 deadline，我睇到咁乸多（授權票），梗係去刮料。」經過打聽，他得知原來以陶君行為首的少壯派，近日暗地向黨員收集授權票，以圖把時任副主席張炳良拉下馬。李永達覺得不妥，立即致電司徒華求救，華叔也束手無策：「佢都攞哂授權票，（我哋）做唔到嘢啦。」
李永達
今天回想，李永達仍然不同意陶君行的做法。「陶君行那次做的是合法，但同我在黨一貫行事方式不同。」他說，自己信奉公開辯論那一套。「如果真的對張炳良有不滿，話他對共產黨太信、太寬容，是可以公開辯論嘛！」
李永達後來同樣被指摘用授權票來鞏固實力，這是後話。不過李似乎還是搞錯了一點。當日少壯派之所以悉心部署，針對的其實不是張炳良本人，而是整個民主黨的路線。
事實上，經過九七回歸，香港已由港英管治過渡至中國主權下的特區，雖然「嚴冬」已過，但隨著政經環境的變化，民主黨須因應「新環境」，在政治上重新定位，使民主運動能重新上路。
— 陶君行〈民主黨在新政經形勢下的路線與定位〉
「當年我在黨入面文件寫過嘅，講民主黨未來道路，總結三個綱領，第一是議會工作服膺群眾運動，第二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第三是走基層路線。」對於自己的主張，陶君行今天仍然記得。
他當時的分析是，九七回歸後，民主黨再沒有明確目標，於民主運動迷失方向，徒據議會議席，卻「淪為特區政府的民主花瓶」。因此他和少壯派提出民主黨新路線的三大綱領，建立鮮明反對黨定位，回歸基層，組織群眾。
「要真正可以實踐民主，市民不只相信代議士，更要因政治意識提高，而參與政治。」十多年後的陶君行依然深信這一套。「不過都係左膠諗法，無咩市場架喇。」他苦笑，不忘自嘲。
陶君行
陶君行當時的好拍檔叫陳國樑，如今在新加坡教書。當年他是少壯派召集人。
「同匯點合併後，選咗咁多屆，成個民主黨已經無咗港同盟同八九民運的熱誠，變成建制民主派，入咗建制就忘記街頭。」他批評當時民主黨的路線過於注重於議會爭取，變相選舉導向，完全是「固步自封」。
他自問不認同這路線。
不過，陳國樑也明瞭，「講就容易，實踐比較難。」要改變白鴿飛行路線，該怎麼辦？
第二幕：突襲
一段時間，陶君行、陳國樑，聯同民主黨內志同道合之士，經常聚頭，商量應該如何改革民主黨。這是「少壯派」的雛形。陳國樑回想，起初少壯派與司徒華、李柱銘、李永達等關係不錯，時常對話，謀求在制度裡變革。
但一直未見成效。
趁著 1998 年民主黨周年會員大會臨近，他們決定「玩舖勁」，做法是將其中一個副主席拉下馬，換上一個代表基層，以至象徵改革路線的人物。
選舉前一個月，他們想起了劉千石。劉千石雖是民主黨黨員，但一直心在職工盟，多年來屢次被黨友批評對黨務參與不夠積極，甚至被傳媒諷為「隱形黨員」。縱然如此，他對工人運動的投入，在少壯派眼中，卻是改革路線的完美象徵。幾經游說，劉千石終於點頭。
但其實劉仍很猶豫。改選前夕，被記者問到是否確定參選，劉千石竟說自己最大憂慮是會勝出：「選輸就無問題，選贏才有問題，現在的問題就是可能會贏。」[1] 劉千石形容，他參選只為把改革聲音帶進選舉，僅此而已。他根本不想當副主席。
劉千石（圖片來源：亞視《香港百人》截圖）
但很明顯，選前手持大量授權票的少壯派不是這樣想。
終於到了 12 月 13 日，即周年大會當日，一進入副主席選舉環節，劉千石不再猶豫，馬上走到台前，向眾黨友表明「不想選」。黨員聽見，無不議論紛紛。由於選舉不設退選機制，他們最後決定進行全民投票，表決是否批准劉退選。結果有七成人反對。劉騎虎難下。唔想選，都要選。
大家只得繼續投票。楊森、張炳良、劉千石，三人爭兩個位。
結果出爐，劉千石竟以三票之差撃敗張炳良，跟楊森當選為新一屆副主席。
誰都知道這結果意味什麼。表面看來，是張炳良不得民心，大家無論如何都要拉他下台。實情卻是，誰下馬誰上台都不重要，少壯派就是要藉此展示改革力量。正如馬嶽所寫：
他們的支持者對黨高層有各種的不滿：有對階級立場的不滿﹑有對黨內參與渠道封閉的不滿，當然也有人藉此增加自己在黨內的影響力。劉千石只不過是一個方便匯集不同人士支持的聚焦點，藉此衝擊領導層帶來改變而已。
— 馬嶽〈民主黨內訌非路線之爭〉，明報，1999-01-08
當時《明報》一篇評論文章亦有類似觀點：
劉千石只是一面旗幟，今次支持他上陣的，也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或組織上嚴密之派系力量，反而只是個東拼西湊的偶合，當中包括了少壯派、左翼、陳偉業系統，以至更為零散的力量，恍似一個「聯合解放陣線」。
— 〈霜月政變 — 民主黨非主流派的反撲〉，明報，1998-12-16
用現在的術語，這陣線的共通點可能只有三個字：拆大台。
因為要準備拆大台，所以劉千石成了傀儡，張炳良成了犧牲品。少壯派勝了第一仗。
他們更贏了不止一仗。當日大會上亦進行新一屆中委選舉，結果少壯派贏得九席，佔整個中委會近三分一，當中有七人更是新當選。
對於改革民主黨，他們蠢蠢欲動。
至於作為傀儡與犧牲品，劉千石和張炳良的下場，恐怕沒太多人關心。劉千石當選翌日便向李柱銘請辭，一年後因民主黨改變政策不容許黨員持有雙重會籍，結果身為前綫成員的他，被革離民主黨。
張炳良（圖片來源：亞視《時事追撃》，2004）
劉千石不做，張炳良也沒補上。他落選後直言心淡，又指既然黨路線被質疑，而他有份制訂此路線，他理應退出管理層以表承擔，於是毅然辭去中委職務，變成普通黨員。自此跟民主黨愈走愈遠，至 2004 年退黨。
無論如何，鬧劇過後，the 黨 must go on。一個月後，副主席一職進行補選。結果同時獲少壯派及主流派信任的何俊仁成功當選。一場風波看似平息。
但這場牽涉民主黨路線去向的長篇連續劇，才剛剛拉開序幕。
張炳良當年下野後，十多名前匯點成員曾發表意見書作回應。當中一句，恰是最佳總結：
「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對黨未來路線的辯論，要用一個精心部署將張炳良拉下台的序幕作為開場？」[2]
第三幕：稍息
會員大會後，被問及民主黨路線會否作調整，李柱銘露出一貫的淡定神情。「現在不知，但好肯定有不同意見。… 路線如不正確，便改。」
這可不是空頭支票。1999 年 1 月 10 日，民主黨舉行黨務檢討日營，邀請黨員就未來路線抒發己見。許多人以為，這將會成為火花四濺的戰場。
結果卻不然。除了曾健成點名批評黨大佬們應多關注地區工作及與二線黨員多合作，現場幾乎不見火花。會後陶君行笑言，自己跟張炳良的觀點其實有八成相似。有黨大佬致力向傳媒營造黨內和諧現象，稱各派「求大同、存小異」。場面之和諧，甚至令黨員憋不住批評，大家實在太客氣，「講到好似完全冇分歧，更不健康」。
已成普通黨員的張炳良不是這樣想。日營完結後，他於《信報》撰文坦言 [3]：
大方向上看似共通之處比分歧之處為多，但若以「求大同、存小異」去形容其結果，則未免有點自欺欺人。
他甚至用「造反派」來形容少壯派，並提出對陶君行觀點的三大質疑：
一、究竟是議會問政與社會運動「兩條腿走路」，還是如「造反派」所主張的，議會工作應服膺於群眾運動呢？
二、究竟面對特區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民主黨應採取抗爭與對話並舉的策略，還是「抗爭為主，溝通為次」呢？
三、究竟民主黨應該當一個「怎樣」的反對黨呢？
這些質疑是對少壯派的質疑，同時也在詰問：民主黨回歸後的角色、定位、目標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當時發問的不止張炳良一個。日營完結後那兩個星期，民主黨內外不少人都就該黨日後定位提出高見。馮煒光形容這是一場「尋找路線之爭」[4]；馬嶽提問「民主黨可往那處去」[5]；張家偉反思「香港市民需要怎樣的民主黨」？[6]
如今看來，這些通通都是有意思的問題。
可惜的是，這場有意思的討論只持續了短時間。三個月後，民主黨人一同捲入了另一場風暴。
風暴名為「最低工資」。
第四幕：禍根
1999 年 4 月，職工盟李卓人於立法會提出動議，促請政府立法設立集體談判權制度和加強對僱員參與工會活動的保障；訂立最低工資以保障僱員基本生計；及檢討本港稅制以拉近貧富差距。
應否支持這動議？民主黨內部有分歧。站得最左的是，少壯派成員之一、該黨勞工事務發言人鄭家富。
試問若果最低工資真的會帶來不少負面影響，為何還有八十三個國家執行？為何取消多年的英國還會於今年四月一日恢復這制度？長久以來，我們均認為香港成功之道皆因我們有一群勤奮的勞動人口，但如果當中有一小撮人未能獲取合理的回報，社會是否需要考慮作出適當調整，將貧富差距拉近一點，況且這是國際標準，就算帶來社會一些衝擊，筆者亦認為值得嘗試。
— 鄭家富〈我的生日願望 — 僱員有尊嚴地工作〉，明報，1999-04-28
鄭家富建議同僚支持動議，但其立法會議員黨友卻表明有所保留。當中以羅致光最為反對。
訂立最低工資不會改變生產力，而實際工作量及工時不能倍增，這些現時低薪人士便會有超過半數失業。… 可以想像得到，訂立最低工資後不久，市面上小型快餐店將會陸續消失，剩下來的便只是連鎖經營的店舖，亦要用最少三十元才可以買一個漢堡包、四十元才可以吃到一碗叉燒飯。… 最低工資是幫了最低收入的人士，還是害了他們呢？
— 羅致光〈最低工資簡化問題〉，《敢言》，1999 年第 3 期
「香港這個薪酬差異咁大的地方呢，最低工資的 impact 未必是對最弱勢的人有利的，這是右派的分析。」羅致光今天回想當日反對的理據。
「99 年民主黨最反對最低工資的，就是我。或者咁講，我是表達得最清清楚楚的一個。」
因此，民主黨立法會黨團當時決定，要對李卓人動議投棄權票。
少壯派當然不忿。陶君行發起黨內聯署，收集了 91 位黨員簽名，要求推翻棄權決定。
卻改變不了結局。1999 年 4 月 29 日，立法會表決李卓人提出訂立最低工資、僱員享有集體談判權的動議。結果只得到勞工界代表和工聯會的支持，其他黨派包括民建聯、自由黨、港進聯等均反對。
至於民主黨議員 — 除了鄭家富 — 全部投了棄權票。
鄭家富會前跟記者說，會向黨團申請豁免跟隨民主黨立場。「我不可以不理這九十一個人的聲音。我對他們有政治責任。」結果卻被黨友一致反對。又想支持方案，又不能不跟隨黨決定，怎麼辦？鄭家富最後決定於投票時悄悄避席，作無聲抗議。
這一仗主流派贏了，卻為數月後兩派惡鬥種下了禍根。
鄭家富（圖片來源：亞視《時事追撃》截圖，2000）
第五幕：鬩牆
1999 年 9 月 19 日，民主黨將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就是否將「設立最低工資」列入年底區議會選舉政綱進行表決。沒錯，即是文首那場「九一九決戰」。
這場會員大會由少壯派成員所發起。表面上它表決的，是「政綱寫什麼」這種小事，但許多黨員深知，這是一場事關重大的路線之爭。可以想像，假使少壯派勝出，民主黨日後政策將會左傾，更貼近基層。相反，如果主流派獲勝，其中產階層路線則會進一步被確立。
為此，兩派人扭盡六壬。主流派先於大會舉行前兩周向黨友發表聯署信，力陳設立最低工資的害處。
少壯派等人則一邊在街頭進行民調，冀以民意服人 [7]；一邊重施故技，四出游說收集授權票。有少壯派核心成員甚至對外宣稱：「已湊夠過百票﹐我們肯定贏，今次是一場連『硬鬥』都說不上的對壘。」[8] 明顯意氣風發。
大戰前夕，立場中立的黨主席李柱銘向全體黨員發公開信，呼籲大家親身出席大會，不要單簽署授權書托別人代投票，因為「民主的最高體現﹐在於讓不同意見可以在表決前獲得公開討論、辯論的機會，才投下自己的一票。」李柱銘又明言，是次大會茲事體大。「表決結果對民主黨將來的路向影響甚大。」[9]
大戰臨近，雙方開始在報章撰文，你來我往。9 月 17 日，《明報》論壇版一連刊登了三篇民主黨人的文章，當中有反對最低工資的馮煒光炮轟少壯派「為原則而原則」：
更可惜的是，有人說最低工資只是一個口號，一個綱領。提了出來也過不了立法會分組投票的一關，因此何不把價碼喊高一點並堅持這個提法。這個想法是極不負責任的。一個有為的政治人物不應只空喊口號，「為原則而原則」。
— 馮煒光〈不應美化「最低工資」〉，明報，1999-09-17
有「主流派」張文光拋出第三條路方案，以圖解決衝突：
我們要爭取的，不是最低工資，而是以人口數目為基礎的「家庭最低收入」。… 民主黨爭論最低工資，不應該只淪為應否有最低工資，或者最低工資應定在什麼水平等議題上，而應該把視野放寬，從我們的工資政策和福利政策中，確立我們在新世紀中的新價值和新路向。
— 張文光〈最低工資的第三條路〉，明報，1999-09-17
但最矚目的，還是「少壯派」陶君行的文章：
明顯地，民主黨內的主流已將一般平常不過的政策分歧，上綱上線，視為自身權力的保衛戰，就如當年六四屠城當權者般，將任何異見者打壓於萌芽狀態。因此，所謂「最低工資」乃政治口號、「糖衣毒藥」、「極左政策」，甚或缺乏實質內涵等的指摘，只是否定最低工資的託詞，用以掩蓋他們背棄弱勢社群，討好不知在何處的「中產者」？
— 陶君行〈主流派盲目反對最低工資〉，明報，1999-09-17
與此同時，兩派各有人繼續堅持政策討論，比如少壯派鄭家富公布民調報告，表明「最低工資」是大勢所趨，又引用學者意見，提出將最低工資定在港人平均工資的 45%，即 5117 元；主流派羅致光、張文光等則反駁，此做法會令低收入人士失業，建議以「最低家庭收入」代替「最低工資」。
但要打勝仗，較之理性說服，動之以情似乎更有效。
投票前夕，主流派開始主打另一張牌：反分裂。記者會上，李永達拿著上述陶君行文章剪報反問：「還有兄弟姊妹感情嗎？」說罷更怒而退席。身旁張文光也明言生氣，但「不想在黨的傷口再撒鹽」。[10]
那幾天，有主流派成員甚至對傳媒放風，稱已對派系鬥爭意興闌珊，若少壯派於表決中勝出，他們將拉隊走人，成立「新民主黨」云云。[11]
原定上演的路線之爭、政策討論，逐漸褪色。新戲碼是令人揪心的「兄弟鬩牆」。
第六幕：兄弟
九一九決戰上演前，先來一段插曲。
會前李永達向全體黨員發表一封公開信，批評黨內現存派系矛盾，令民主黨缺乏互信基礎：
立法會黨團在過去九個月處於半癱瘓狀態 … 我由九一年擔任立法局黨團秘書至今，從未有過這樣死氣沉沉的氣氛 … 黨團所受制、攻擊已令這班人（指立法會成員）有點無心戀戰。他們對現時黨團時常受少壯派攻擊感到非常困擾，他們一些人說中委會有一段時間好像大學學生會，花非常多時間在無謂爭論上，開會至深夜令大家疲累。
因此他呼籲大家團結一致，槍口對外。
主流派沒有想過（與少壯派）『鬥』… 我們認為，我們的策略及精力應是去鬥我們的敵人，而非我們民主運動中的兄弟姊妹，我們不屑這樣。[12]
用意已很明顯。此前一直游走兩派之間斡旋的何俊仁，於現場讀到公開信，也不禁搖頭嘆息。
這也是李永達當日唯一舉動。大會開始後他不發一言，脫下眼鏡，交叉雙手，擺出一副心力交瘁的模樣。
又或許，是胸有成竹。
會員大會如期開始。辯論由鄭家富和羅致光發言展開，兩人各自闡明立場。及後到楊森發言，他說自己出身低下階層，所以就算反對最低工資，也不代表不照顧低下階層利益。氣氛一直頗為平和。
直至陳偉業發言。他先不點名批評楊森「有強烈背叛自己階層的感覺」，後再暗罵張炳良「只活在象牙塔，扮代表低下階層的心聲」。
結果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人爆發了。張炳良直言現在不是討論各人出身的時候，直指陳，「若要說背叛階級，就是在搞黨的分裂。」李華明亦加入指摘：「是否不支持最低工資的就是偏袒資本家，你是否搞兩極化？你是否搞分裂？陳偉業！」[13]
李華明
亦有黨員主動提起陶君行的文章，指摘他扣帽子。「我不希望不贊成你的，就是親資本家、親自由黨、親民建聯。」李華明發言道。「這樣說自己的黨友，我是痛的。我很愛民主黨，我更愛大家。」
辯論最後進行了足足三小時，合共卅六人發言。及後他們隨即進行投票表決。結果，少壯派提出確立最低工資的議案在 114 票反對、94 票贊成、6 票棄權的情況下遭否決。
主流派意外反勝。
至於勝因，與其說是大家支持右派路線，倒不如說，黨員害怕分裂。正如選舉翌日《經濟日報》分析：「主流派成功凸顯派系鬥爭對民主黨整體的傷害，最後將反分裂力量拉入反對最低工資陣營。」[14]
當年主流派中最反對動議的單仲偕，今天回想，倒覺得這場決戰很平常。「黨入面有唔同意見，咪用民主方式解決。如果你話支持最低工資就要分做兩個政黨，咁香港有一百個政黨啦。」
聽起來很理想，彷彿這次表決解決了纏繞民主黨多時的路線之爭。但現實卻是，路線之爭或許沒有解決，只是提出路線之爭的少壯派「被解決了」。
單仲偕
經此一役，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壯派元氣大傷，核心成員先後退黨。最早離開的是陳國樑，一年後他就走了。「既然都合作不來，不斷嗌，傳媒又話你黨內分裂互相攻撃，我們批評其他派別，他們又批返我哋，今日你上報，聽日我上報，有咩謂呢？」他憶述當日退黨原因。
到 2002 年，陶君行也離開了。他先組成「社會民主論壇」，後加入前綫。何俊仁提起陶的出走，也覺可惜。「如果陶君行唔係走咗，我們政策相對唔會咁溫和，甚至保守。我同陶君行（政見）比較接近的，坦白講，如果他還在，做了（立法會）議員很久啦，唔到胡志偉啦！」
而陶君行，則依然堅信自己一套，絲毫無悔。「我的黨內鬥爭是建基於路線，不是建基於私怨同人際關係。你唔信呢套嘢，依家咪食哂囉。領匯上市畀人鬧，最低工資畀人鬧，議會抗爭畀人鬧。」
「我講早咗咋嘛！依家中哂啦！」他先是大笑。
「少壯派走哂啦，退哂休啦。得我仲喺度。不過我都退休啦。」然後換上一記苦笑。
第七幕：回望
俱往矣。正如陶君行所言，少壯派如今既不「少」，也不「壯」。他們昨天所為，今日已成歷史。
關鍵在於這段歷史如何被詮釋。究竟少壯派所行的，是路線之爭，還是派系權鬥？受訪的民主黨人，各有說法。
當日有份為少壯派出謀獻計的劉細良，認為權力與路線其實分不開。「在成熟政黨，權鬥必然有意識形態包裝。」所以爭權不是問題，關鍵在於是否有明確路線訴求。「鄭家富、陶君行那一次，是有明確綱領的。… 但每一次挑戰核心形成，（主流派）都唔可以容忍為路線變動，而視之為權鬥。」
曾為「主流派」大腦的羅致光，也覺得這無關爭權。「任何組織裡面，一定有不同意見，每個人梗係希望自己認為對的東西，成為黨的主流想法。」
羅致光
也有不少民主黨人事隔多年，仍然認定「路線討論」不過是幌子，少壯派一心只求上位。
當中竟包括其時被歸類為「少壯派」一員的范國威。「佢哋覺得唔能夠赤裸裸奪權，爭取位置。要開始調整黨的立場，就用勞工政策同最低工資做個討論。」
狄志遠的想法則是：「參與政治的人有野心，要上位，全世界都係咁。佢哋（少壯派）覺得，我晚晚喺度做區議員，幾時先做到立法會議員呀。所以要上位囉。少壯派目的其實係上位之嘛！」
盧子健也認為，少壯派是「搵嚟拗」。「挑戰民主黨話最低工資係搵嚟講，（主流派）話提出最低工資就是激進，也是搞笑。」他微笑說。
「所以都是兩派 show 吓自己 muscle，搞吓辯論。你問我就覺得係假議題，那其實是世代之間的矛盾。」
誰是誰非，注定沒有一套答案。
就如馬嶽提醒我們：「如果你想重組當時的事，問 20 個人，會有 20 個版本。」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自此以後，民主黨內再沒出現如此大規模的路線討論。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同樣注定沒有一套答案。或許，視乎你在黨內的位置，是否主流。
註：
[1] 〈民主黨今改選正副主席 劉千石未決定是否參選〉，明報，1998-12-13
[2] 〈派系矛盾外弛內張〉，明報，1999-01-11
[3] 張炳良〈論民主黨內三大分歧〉，信報，1999-1-15
[4] 馮煒光〈尋找路線之爭〉，信報，1999-1-15
[5] 馬嶽〈民主黨可往那處去〉
[6] 張家偉〈香港市民需要怎樣的民主黨〉
[7] 例如 9 月 14 日，少壯派召開記者會，公布最近在荃灣和深水埗街頭做的問卷調查結果，表示有五成六人支持設立最低工資。
[8] 〈單仲偕搞聯署抗衡少壯派〉，明報，1999-09-08
[9] 〈民主黨公開最低工資辯論〉，明報，1999-09-16
[10] 〈被喻屠城者大傷手足情〉，明報，1999-09-19
[11] 〈個別「主流派」欲另起爐灶 民主黨大會曾鬧分裂傳言〉，明報，1999-09-21
[12] 〈李永達的「沉默」反擊〉，香港經濟日報，1999-09-20
[13] 〈激辯三小時「少壯派」意外落敗 民主黨否決「最低工資」動議〉，明報，1999-09-20
[14] 〈民主黨否決 最低工資納政綱 意味主流派獲勝 爭取中產支持〉，香港經濟日報，199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