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3】97前：立法局上演那台650萬觀眾的戲
出任港督時的彭定康 （youtube片段截圖）
議會內，民主黨最風光的年代是 1995 至 1997 年。
那時候的立法局，民主派佔過半數，而當中又以民主黨為最大黨。
「點搞呢，31 席，如果香港是行民主制度，那民主派就會組成聯合政府。我就是港督了！」當年黨主席李柱銘這樣說。
這句話解讀方法有二。第一，即民主黨取得民意授權，在立法局擁最大權力；第二，即就算它有最大權力，也不怎麼樣 — 李柱銘終究不是港督，也不可能成為港督，因為港英政府和中共都不會容許這樣的事發生。
事實是，贏了過半數又如何？行政權永遠不在你手裡。就連議員想要「立法」，立法局也是限制多多，沒有肥彭點頭你休想越雷池半步。
當然你會說，那兩年間政府確實作出了許多壯舉，而這些壯舉均與民主黨的議會工作不無關係。就算後世真的不知道也好，刻意不記得也罷，這些功績都已經寫進史冊裡：制定公屋加租上限，設立保護海港條例，大幅提高個人免稅額……
我們該如何理解港英政府的施政，與民主黨作為香港民主之聲的關係？
對此，自 1991 年起先後在港同盟、民主黨處理政策工作的劉細良有一套講法。
「那所謂民主只是想像，即係好似日本 AV，打晒格仔，其實係意淫民主。只不過因為英國表面做到似模似樣，香港人咪以為有民主參與囉，其實無。」
他說，那年頭民主黨許多爭取與成功爭取，原是一場戲。這戲曾經騙倒香港六百五十萬人，甚至騙倒了，作為主角的民主黨本身。
劉細良（朝雲攝）
舞台
從某個角度講，民主黨其實也是「建制派」。
當然意思並不是說民主黨親政府，且聽聽盧子健如何理解「建制」二字：
「其實『建制』這個名好古怪。你說『左派』、『親北京』、『親共』，都比較明確。卻甚麼是『建制』？立法會是建制，司法機關是建制。所以這個用語其實是親共的人把自己立場中性化的修辭。傳媒竟然跟又跟著他們用『建制』二字去，其實根本不應該。」
誠如所言。若按照「建制」的字面意義理解，那不僅是民主黨，所有在立法會有議席，甚至一切有意參選的人都應該是「建制派」一員。
這種理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反映了一個事實，即香港其實從來沒有一個反對派政黨，堅決留在建制外，作純民間抗爭。打從成立港同盟開始，元老們就已打定主意要走入「建制」：
民主政制的成功，需要市民的參與；因此，我們決心身體力行，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積極參政，爭取市民的支持，出任公職，實踐我們的信念和政綱。
— 港同盟成立宣言，1990 年 4 月 7 日
民主黨的想法，恰恰正中港英政府下懷。
回到稍早的七十年代，香港民間政治運動熱潮初掀起，當中不少活躍分子是民族主義者，也有許多對共產主義懷有想像。英國政府隨即意識到，若香港民眾對施政的訴求與中共勢力結合，勢必嚴重挑戰英國在港管治。
那怎麼辦？劉細良如此解釋當時形勢：「英國人好聰明，他們想到的就是利用代議政制去把香港的反對聲音吸納進去。」
「只有拉攏香港民意，才能與北京角力，不然就全無基礎可言。」
這就是七十年代，由社會學家、前中大校長金耀基提出的「行政吸納政治」概念。這套概念後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學者。金耀基指出，港英政府一方面繼續掌握行政大權，另一方面吸納大量華人工商專業精英進入諮詢架構，從而締造官商結合、華英結合的「共治」體系。
在這個行政吸納政治模式運作中，英國的統治精英把政府外的，非英國的，特別是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精英，及時地吸納進不斷擴大的行政的決策機構中去，從而，一方面達到了『精英整合』的效果，一方面取得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
— 金耀基[1]
踏入 90 年代，隨著香港主權移交將近，港英政府期望光榮撤退，行政吸納政治的一貫策略，進一步從純粹吸納工商精英，發展為有限度開放議會作民間直選。1991 首屆立法局地區直選，就是這套概念的產物。
一言以蔽之：港英政府需要一個角色走入議會，為民呈命；以便英國佬可以察納雅言，聽取民意。
而民主黨就是這個角色的最佳選角。隨著 1991 年選戰港同盟獲利、1995 年選戰民主黨大勝，舞台已經搭好。
就等立法局這台叫做「君敬臣忠」的戲碼在全香港 650 萬人面前演繹。
劇本
而民主黨即使在 1995 年成為了立法局最大黨，它從來沒有掌握實權。因為連想要提議立個法，對議員來說都難過登天。
早在 1995 年，劉細良已經有這樣的觀察：
香港之立法局大體上是一個議論型的議會 (Legislative Arena) 而不是立法型的議會 (Transformative Legislatures)。立法型的議會，有能力將社會的訴求全部變換為法律；而…議論型議會，則只是政治爭論的場所。[2]
換句話說，香港立法局打從一開始，主要功能就不是立法。絕大多數法案，都是由港督與行政局提出的，而法案交到立法局後，一般來說議員只可以 say yes or no，或要求政府修訂。立法局議員可否提出立法條例草案？不是不可以，但這種叫做「私人條例草案」的動議，只可在不增加公帑開支的情況下才能提出，否則便要港督簽署。
有甚麼法例可以不涉及公帑？不是沒有，只是很少。
不過就算立法局只是個大吹水會，吹水還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最少，議員可以代表市民監察政府，不讓政府為所欲為，隨意立法。一些技術性的漏洞，也得靠立法局議員去把關，否則若法例訂立後才發現有問題，後果可大可小：小則要回到立法局再作修訂，大則令一些人有機可乘，走法律罅，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自不待言，研究及議論法案，是一項極其複雜且專業的工作。它要求議員逐字逐句反覆閱讀草案，判斷它是否夠公平、附合公眾利益，想像各種各樣可能出現的問題，再要求政府修訂。
在議會內，研討法案稱為「做 bill」，而在研討法案上經驗豐富，又觀察入微的議員，就叫「bill 王」。
「Margaret（吳靄儀）呀，夏佳理呀，都是 bill 王，做 bill 做得好多！因為他們有律師背景嘛，睇嘢又快又深入。能與他們共事，是我的榮幸。」單仲偕接受《立場》訪問時憶述那段 good old days。
單仲偕
1995 年首度加入立法局的他，見證了 1997 前兩年民主黨最風光的日子。儘管單仲偕從來沒說，但在訪問過程中不難聽出他本人也對自己「做 bill」的成果頗感自豪。「我相信我坐過的法案委員會（數量之多），歷年計就算唔係頭五位，都係頭十位。當然我們黨都仲有個 bill 王，他就是涂謹申。他也做得深入又到肉。」
或者你會問，如果立法局議員權力小，為何政府仍會聽他們的話？答案是，儘管他們難以提出法案，但卻可以投票反對政府提出草案。也就是說他們擁有否決權。
因此，若政府希望法例可以順利訂立，其中一樣必要的工作便是向議員進行游說。有談判自然就有交易。交易當然有檯面檯底之分，講到政治更以後者為多：今次我支持你，下次你支持返我丫；又或者，我讓你修改這樣那樣，你要投我贊成票。
劉細良稱在立法局做政治交易為「做 deal」。他雖從未擔任議員，卻是民主黨當時的政策研究員，也是其中一個主要負責與政府做 deal 的人。
到底這套檯底交易背後是點玩的呢？
「都係做場戲之嘛。」他說。「英國佬提出議案，通常會預留一些 buffer 畀你修訂。咁你修訂到，咪『成功爭取』囉，但其實係無嘢改到。咁你 deal 完咯，咪舉手通過囉。」他說。「你看 97 前，哪個施政報告無通過致謝動議？」
翻查資料，除了 1996 年港英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外，自 1991 年以來全部施政報告均獲通過致謝動議。1996 年立法局之所以否決致謝動議，不過是因為動議經過修訂，加上了批評港英政府推動民主不力的語句而已。
RTHK 頭條新聞《一些人．一些事》截圖
作為比較，立法會近 9 年均否決致謝動議。梁振英任內四份施政報告，全部不獲致謝。
「所以民主黨在立法局其實都係跟返遊戲規則玩咋嘛！」劉細良說。
主角
不過點都好啦，戲是做了，觀眾看了，也信以為真了。
連做戲的都信以為真，觀眾如何不信？
1991 至 1995 年做過立法局議員的狄志遠，仍然記得港英時代他的威水史。「最初港英政府係官高於民，後來民主黨直選大勝，港英政府知道民主黨好有實力，對我們態度就不同了……有些官員跟我們傾偈，態度仲係好串，我們便在立法局『砌』佢囉！砌多幾嘢，佢就會肯同你傾。」
「例如我是跟教育政策的，新任教育署長次次未上任，都會請我食飯先架。打關係嘛，即係所謂『買你怕』。」
對於「演員」的心聲，劉細良又如何理解？
「港英政府就係要比晒機場貴賓通道你，等你以為自己地位好崇高嘛！」
他記得這一段逸事：1995 年，曾任地盤判頭的曾健成（阿牛）在新九組功能組別當選。一天，他與一眾議員去禮賓府燒烤，彭定康特意給他送了一條領呔，還叮囑他「入議會要打呔」。第一次開會前，阿牛更與彭定康打賭會在首次會議穿西裝出席。開會當日，阿牛果然照辦，而彭定康亦遵守承諾，給他一張有親筆簽名的「金牛」。
連判頭都要聽話著老西打呔，彷彿每個立法局議員都在港英政府擁有真正的地位與權力。威唔威先？
「人哋（港英政府）就係做得咁細緻囉！」劉細良笑道。
不過亦要講句公道說話：雖說港英時代的立法局很大程度只是做戲，可假戲真做的例子還是不少的。畢竟民主黨人許多都是出身於群眾運動，對服務社會有理想的人。他們大量進入立法局後，顯然令港英政府踢一踢才郁一郁的市場主導政策，有了轉向。
最明顯的例子是，個人免稅額由 1991 年的 41,000 元，大幅增加至 1997 年的 100,000 元。政府此一舉措，與港同盟及後來的民主黨發聲不無關係。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提到這段歷史時評價說：「這是引入直選後幾重要的結果。」
馬嶽
馬嶽又提到，1995 至 97 年間，立法局訂立了不少有利於民眾的政策。比如 1997 年《房屋條例》修訂案，就限制公屋租金加幅上限不能超過一成，直接保障香港公屋民可以合理租金滿足居住需要。當年這條法案的委員會主席，是李永達。
同樣是在 1997 年，立法局議員、保護海港協會副主席陸恭蕙提出私人條例草案，成功通過《保護海港條例》，限制港府隨意填海。這條法案的委員會主席，是陳偉業。
我覺得如果 … 管制不獲支持的話，過去被稱為『東方之珠』的維多利亞港，可能再不是光耀生輝的珍珠，而變成了一隻肥腫笨重和骯髒的肥豬。
— 陳偉業，1997 年 6 月 27 日
劉細良直言，許多事情之所以做得到，與其說是因為民主黨，莫如說是全靠彭定康，「若不是英國在結束殖民地統治前刻意聽從香港民意，他們根本不會有那麼多讓步。擺明就係政府放水！」
不過就算它只是一場戲，這場戲對香港後來的日子，還是好多於壞。馬嶽回顧這段歷史，不禁概嘆：「可惜這段日子只有 20 個月。如果這段時間有五至十年，香港可以有很多事情不一樣。」
至於如果真的有五至十年，港英政府是不是還會上演這齣戲，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結局
隨著 1997 年 7 月 1 日逼近，這套香港人愛看而且永無穿煲的戲劇也來到尾聲。台上的風光為民主黨帶來如日中天的氣勢，也令民主黨整體在 1997 年前相對團結。事實上民主黨第一次大黨爭，就是在主權移交翌年才發生的。此外，演出這台戲的經驗，也令民主黨人更懂得「戲劇的技巧」，如單仲偕說：「行政吸納其實可以令政黨中人更加明白政策制定；令他們明白，很多事情不是寫新聞稿、開記者會就可以解決的，而要考慮各方各面。」
不過世事有正自然有反。點出民主黨登台演戲後最大危機的，不是別人，正是司徒華。
李永達記得他的話。「引華叔的字眼，就是我們『中議會毒』。在議會太久所以無辦法同民間打成一片。」
李永達
「民主黨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好，我是同意的。」
他的反思相當坦白。「我們本來都是搞地區運動出身的，入議會，一早知道應該要兩條腿走路，即係議員要同政府傾，但同時要有民間力量支持，否則你能給政府的壓力其實相當小。」
「我們一路都知，問題只是做得好不好。當你在議會同政府有個 give and take，民間的要求就不可以百分百實踐。既要令民眾覺得你沒有出賣他，又要不放棄在議會溝通，這其實是個難題。」
劉細良直言，民主黨終於無法解決這難題。這一方面造成群眾覺得民主黨社會政策立場模糊的印像，也令民主黨本身的群眾運動資產，完全如港英政府算盤所響：被吸納進議會裡去。
「李永達入了立法局，公屋居民運動咪 byebye[3] 囉。（但民主黨不能承認這一點），所以他們 develop 了另一套說法，叫做裡應外合。當然這是假的，從來沒有這回事。你想想，以前我發信給羅范[4]，她會即刻見你，因為你是立法局議員。如果你不是議員呢，想見房屋署唔係咁易喎，因為佢唔會睬你，就算要見都見李永達啦。」
在港英政府的操作下，「尊貴議員」的身份與權力，與議會外的群眾運動人士差異愈來愈大。於是民主黨便愈發覺得，與其還花時間在議會外搞抗爭，還不如爭多個議席，爭更多選票。怎樣才可以爭選票？做更多政治 show，擺更多立場，然後傾 deal，然後成功爭取。
「結果就係變成『今天我』，即係行禮如儀。本土派批評的，其實九十年代已經出現晒。」劉細良說。
下集
帶劉細良入黨的人，其實是張炳良。1995 年，張炳良問劉細良會否考慮參選？劉細良的答案是 no。
「因為我知道 1997 後選舉條路只會更加艱難。」他說。
如今每個香港人都知道，所謂 97 後路更難是甚麼意思 — 在中共統治下，立法會特別是泛民的直選議員，怎可能會有話事權？
只是不幸地，沒有很多民主黨人看得到這一點。華麗的舞台生活令他們對做 bill、做 deal 念念不忘。他們當中好些人仍然覺得，自己他朝有日可以執政；就算無法執政，最少都要讓市民看見，他們可以執政。
「但他們肯定從來無諗過，連加入政府的機會都沒有。」劉細良說。
2006 年，劉細良獲香港政府委任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他記得，當時民主黨許多人的反應，是「有點 bitter 」。
「其實我是明白的。不是因為他們與我有何恩怨，而是，我的位置本來應該屬於他們。涂謹申在立法會這麼多年，正路應該做了保安局局長啦。李華明、羅致光，教育局局長甚麼的，乜都有得做啦，好過吳克儉多多聲啦。為甚麼無得做呢？」
民主黨人辛辛苦苦在選戰中勝出，到頭來得到甚麼？到頭來，港英政府也好，中共也罷，如何看待他們？
「好明顯政府畫了條線：根本民主派政治精英就無機會進入權力中心。」劉細良說。「所以今日搞到個政局陷入如此局面，真正要負最大責任的不是民主黨，而是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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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耀基(1997)，《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43
[2]：劉細良、蔡子強、周柏均(1995)，《選舉與議會政治》，香港：中華書局，頁107
[3]：李永達入議會前曾是公屋居民運動的旗手
[4]：羅范椒芬，1994~1996 年曾任房屋署高級助理署長及副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