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2】為甚麼民主黨總是「站錯邊」？
1999 年，民主黨曾在黨務檢討日營中討論黨的社會及經濟政策路線定位。
利申：文題「站錯邊」三個字有引號括住，意思是：或者你覺得民主黨在政策上老是「站錯邊」，或者許多香港人都覺得它「站錯邊」，但民主黨本身，很多時候並不這樣認為。
比如最近的機場三跑爭議，民主黨一方面要求政府就此發行微債券讓市民獲利，另一方面又批評政府未解決空域問題，結果被民間團體「人人監機會」斥責它取態「左右逢源」，令人「深感厭惡」。
「作為一個擁有兩個超級區議員及多個直選議席的政黨，沒有關注公眾意見，…實在令人失望。」
然而對此，民主黨並不認為自己有錯。類似例子在該黨 22 年歷史裡頭多不勝數，廣為人插的還有支持領匯[1]上市。領匯上市後不久，香港人就對其瘋狂加租趕絕小商戶的做法，深惡痛絕。僅僅 3 年後，何俊仁認錯。
「我們只能承認當年支持領匯上市是判斷錯誤。」他說。
歉是道了，但許多香港人沒有原諒它。人們仍無法忘記民主黨一次又一次，作出與民意相左的政策判斷。你不是說民主的嗎？點解．你要．咁樣做？有人說因為民主黨離地，有人說因為民主黨賣香港，儘管如何離地，如何賣港，鮮有人深究；也有人說民主黨議員好食懶飛，審理議案唔睇文件，儘管事實是，講到睇文件，民主黨議員其實相當勤力……
那麼，為甚麼？
Class Conflict：匯點與港同盟的分別
要理解民主黨的政策取態，何以在外人眼中如此「騎呢」，我們得從它的歷史脈絡講起。
1994 年 4 月 18 日，港同盟宣布與匯點合併。在「聯合發起民主黨記者招待會」的佈景板前，兩個組織的人手拉手，咧嘴歡笑。這一串人鏈的連繫，意味深長，因為它結合的，不僅是兩個團體，更是兩種階級的政治思維。
1994 年港同盟及匯點宣佈合併，民主黨誕生。（圖：民主黨）
比如說，其時身在匯點的狄志遠，就這樣看兩者差異：「港同盟中下階層比較多，匯點就中層少少，雖然都唔係話去到中高層。」港同盟的陳國樑，亦與狄志遠呼應：「港同盟是很『基層』的，但匯點就是個中產階級論政團體。」
二人的話有時會被理解為兩個組織成員的身份階級差異，然而這不大準確 — 這一批手牽手的人，在七、八十年代，都曾經是社運、學運的活躍人物，彼此早已認識，甚至曾一起共事。他們都是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後來之所以分別走入匯點和港同盟，與其說是出身不同，莫如說是因為參政方法不一樣：匯點打從成立就是論政團體，儘管後來有參與選舉，但整個團體的路線還是以議政為主；脫胎自支聯會的港同盟，則打從一開始就精於群眾運動，目標在打選戰。雖然事有例外，如港同盟的羅致光就以精於政策研究見稱，而匯點的李華明，在九龍東社區扎根則比司徒華還早，不過大致上，港同盟與匯點仍可視為講「肌肉」（打選戰）、重基層，以及動「腦筋」（擬策略）、傾中產兩條路線。
合併之初，民主黨有過這一條規矩：任何黨員不得再提「匯點」與「港同盟」，否則罰十蚊。「真係有罰架！」創黨主席李柱銘一臉認真告訴我們。然而時至今日，我們許多受訪者仍會有「港同盟派」與「匯點派」的說法，由此你便明白，這兩條路線的差異，不是「罰十蚊」就可以化解的片面矛盾。
Ideological Spectrum：白鴿不是理念型政黨
然而他們還是走在一起了。為甚麼？
陶君行對這問題有一番見解。他曾經是港同盟創黨成員，1998 年曾與多名黨員結成「少壯派」，爭取民主黨採取基層路線，後因與「主流派」、特別是「匯點派」起衝突，終於在 2002 年退黨。
陶君行
此刻稱要退休的他，是一名註冊會計師，辦公室在灣仔。那就是我們進行訪問的地方。
「我覺得香港反對派政黨都是有個套路的，就是全部以『反共反中』作基本點。」他說。
陶君行認為，這是民主黨不如許多西方政黨有明顯意識形態的原因。
「它既不會像左翼政黨，相信世界應該公平，財富要再分配；也不會像右翼，說公共政策養懶人，你無市場就是你無努力。一般西方政黨都有這種想像，但香港的反對派不是，他們的想像從來離不開中國問題。」
確實，民主黨成立本身的最大目的，不是為發實踐左翼或右翼政策，而是為爭取香港民主。爭取香港民主的策略基礎，就是等待中國慢慢開放，並在其間確保自己生存。要生存，就要有政治實力，也就是說要有議席、要在選舉中勝出。
因此贏選舉，才是民主黨的王道。正如曾任職於民主黨的政治評論員劉細良所言：「（匯點與港同盟）走埋一齊，意識型態綱領有幾強？其實它不過是個鬆散的政治聯盟。它是 defined by 對北京的態度，而不是左翼還是右翼。」
同時，為爭取最多選票，民主黨不可以只兼顧基層或中產。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左中右都投票給你 — 怎樣才能收得此效？
對此民主黨有個答案。
Inter-class：藉跨階層謀取最大支持
前民主黨副主席狄志遠說：「你想要一個全港性政黨，就唔可以話，『你咁中產，我就排擠你』。你必須要係『跨階層』。」
狄志遠
事實上，儘管早期的民主黨成員大多出身社運，而非商家、資本家，意識型態難免左傾，甚至一度被批評「經濟不通」[2]，中產階級卻是早期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3]。
為甚麼？在民主黨一次黨務座談會上[4]，盧子健這樣解釋：「民主黨的社會政策一向並得不到中產階級的認同，但在民主、自由的信念方面保住他們的支持。… 中產階級的支持原來是民主黨的強項，因為他們對自由黨和民建聯都不存在自然的好感。」
既然中產這個「餅」是民主黨主要食糧，民主黨便不得不考慮如何保存他們的支持。因此盧子健直言，儘管民主黨在社會政策上是「社會民主派」，有偏左傾向，但為避免商界排斥，在政策立場上也不能全面站在基層一方。加上 1997 前，選舉制度不似今日的比例代表制，意識型態走得太極端無好處，反而向中間靠攏有著數，這就更令民主黨需要以「跨階層」作招徠。
這一切一切考慮，其實早已隱含在民主黨黨綱的一句話裡。這句話今日依然存在：
「創造財富是社會發展的前提，而社會每一分子能夠合理分享發展成果，才是創造財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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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子健**
盧子健還記得，他和一眾創黨成員，就這句話曾構思良久。它的妙處就在於，句子前半隱含了對商界的回應，「因為當時有人話這班友（民主黨人）只懂分配財富，不在乎創造」；而後半則保持了追求社會公義的立場，「以顯示民主黨和香港主流意識型態的不同」。
以「跨階層」作大包圍的市場策略，自民主黨創黨以來可謂從沒改變。李永達曾提及，民主黨「以中產為主導 … 基層及小商人為基礎」[5]；羅致光對我們講，「民主黨的政策就是經濟方面中間偏右，社會政策中間偏左」，都可視為這句黨綱的變奏。時至今日，就連乳鴿許智峯都會這樣說：「我們要讓公眾看到，民主黨裡面有不同路線、不同選擇 … 所以我們是泛民政黨中光譜最闊的。如果我們黨失去一些偏中產，或偏激進的聲音，我都覺得會損害競爭力。」
1995 年，以民主黨為首的民主派，在香港立法議會史上取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過半數，對政府政策有頗大話語權。第一次民主黨黨團會議召開，那時候主席李柱銘問，我們現在有了 say，第一件事該做甚麼？
李永達聞言提議：「人人都諗住我哋會加（利得）稅，其實是不是可以減？」
李柱銘記得，當時他如此回應：「Brilliant！就減半個 %[6]。」
為甚麼民主黨要這樣做？
「因為你不可以嚇驚工商界呀！」李柱銘說。
The Third Way：左右逢源的理論模式
民主黨選擇的「跨階層」道路，從好的角度講，左右可以逢源，負面看卻是黨內意識型態光譜闊過部電單車，黨員政策取態不一，一時一樣，公眾也難免覺得它左搖右擺，無所適從。
尤其是在主權移交過渡後，政治問題不再是港人焦點，民生經濟更受市民關注，中產既然不同意民主黨在後者的取態，就未必再願意因政治理由，含淚投票給它。在 1999 年一次黨務座談上，盧子健便直言，民主黨有流失中產階級支持的危險。
「如果我們不著重鞏固中產階級的支持，其他黨派可以挖我們的票源。因此，現在不是我們放鬆對中產階級工作的時候，反而應該加強研究他們關心的課題（例如經濟、環保、教育等）。」
話雖如此，民主黨也不可能就此全面轉向中產路線。咁點算？
恰恰當時歐美吹得正猛的一股政治風潮，給了民主黨一個 possible solution：第三道路。
「民主黨…必須走出一條『第三條路』。…簡言之是，如何尋求市場更有效地運作（發揮競爭和尊重消費者的好處）及如何驅使政府及公共機構，更有效率和有效能地運作。我們追求的，應是體現社會合理分配和公義的民主體制、一個『新』的市場和『新』的政治。既重視政府的分配功能，也不忽略市場的結構性分配問題；既關心財富的分配，也關心財富的創造（即生產問題）。
民主黨既有代表廣大民眾的大志，就應同時有向港人展示其治道的要求和勇氣。」
— 張炳良 (1999)，〈民主黨須走「第三道路」〉，《經濟日報》，1999 年 12 月 16 日
這裡的「第三道路」，不是指近年民主思路、新思維提倡的那些中間派道路，它的概念源於 90 年代以來，美國的克林頓、英國的貝理雅，與及意、法、德等國的左翼政客相繼上台執政。他們均不約而同地宣稱自己的政治策略既不同於傳統左派，又非右派，而是「第三道路」[7]。貝理雅如此解釋第三條路的含義：
「第三條道路代表著一種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承諾社會正義的激情和中左派的目標，但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卻是靈活的、創新的和前瞻性的。第三條道路基於其上的那些價值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一直指引著進步的政治，這些價值就是：民主、自由、互相責任和國際主義。它之所以是第三條道路，是因為它既決定性地超越了專注於國家控制、高稅收和生產者利益的老左派，又決定性地超閱了把公共投資、並且常常也把『社會』和集體努力的重要觀念當作罪惡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8]
簡單來說，所謂第三道路的核心概念，就是務實政治[9]。儘管香港民主黨從未明言，它要走在第三道路之上，但從這些年來民主黨的政策立場與黨員言論看，不難發現它一直是民主黨的政治原則。明顯的一例莫過於，說到議會工作，較之於香港人每日在電視機與網上看到的議會抗爭，民主黨絕大多數人更重視的是，「睇文件」。
民主黨人自言講求做實事。如 1995 年至今做過五屆立法會議員的單仲偕便道：「你做議員，要有能力同局長對到嘴，經歷要有返咁上下呀！你講 budget，陳家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都唔夠我熟，唔好話財爺。政府年年估錯 budget（這句話），以前係我 soundbite 來的，現在人人都講啦！」訪問在他的立法會辦公室進行。那天，他因為要支持通過財政預算案，而多次要去議事廳被點人數，以免流會。訪問因此不時中斷。
單仲偕
單仲偕認為，一個良好的反對派議員不應作全面抗爭，而是要理性議政，為立法會議案把關。為此，議員須要精通政策，做到有理有據。「你要熟書，先有得同官員砌。」
乳鴿區諾軒亦抱有類似想法。
「我覺得公民社會渴求的，是懂得政策的立法會議員。」區諾軒道。「民主黨的價值正在於議政有質素。這種質素和抗爭是相輔相成的。比如你講三跑，機管局給你一份文件，你都要睇得明財務可行性呀。我 OK 懷疑（民主黨以外）無乜議員做得到。」
對許多民主黨人而言，正正就是熟讀政策，令黨的立場有時不為未明政策精要的民眾理解，甚至出現與民意相左的情況。
許智峯如是說：「如果我們走民粹路線，可以一口氣就反對三跑。為甚麼我們還有一刻猶豫是否支持？因為我們都會講理據囉，講空域、講數據、講錢，這些不是意識形態問題，也不是一句『本土』就可以處理的。」
許智峯
許智峯認為，「講道理」是民主黨在云云反對派政黨中的特色，因為民主黨是「大黨」，影響力較大，也是「代表最多階層的市民」，所以凡事都要在全港利益層面下，負起「政治責任」。
「又例如版權法，黨內就有人覺得這條法案不是全無價值，用『網路廿三條』去標籤它，也並不準確。你問我，我都覺得唔準確啊，無去到咁誇張。」他說。「但我諗其他（反對派）政黨大概一刻都沒想過要支持它，亦無想過任何技術問題。民主黨不同，它很多時候是先考慮事件本身的對錯，再想民意。」
然而吊詭的是，我們還記得民主黨為何會走上務實政治的第三道路：因為「大黨」要同時得到基層與中產支持。正如許多接受我們訪問的民主黨人所言，政黨當然要考慮選舉。於是在許多富爭議的議題上，民主黨便經常陷入兩難：諗民意，還是諗政策？
最低工資也好，領匯上市也罷，還有許多例子，民主黨之所以做出不少市民眼中的「騎呢」決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兩難局面。我們問多年來在黨內負責政策研究的羅致光，為何在 1999 年，當主流民意支持最低工資的時候，民主黨不支持；2009 年民主黨又轉軚？他說：「1999 年那個 labour market 的 situation，同 2009 年個 situation 是有分別的。我作為一個做學問的人，是會執著於睇客觀分析、國際經驗，舉個例，加拿大有最低工資，umemployment rate…（略）」2004 年，領匯計劃上市掀 51 萬人認購潮，民意普遍是一副「有錢齊齊搵」的心態。還記得當時反對上市的盧少蘭婆婆被譏「阻人發達」，鄭經瀚、陳偉業、「長毛」梁國雄、黃毓民、陶君行，則因抗議被嘲政棍，民望急跌。民主黨選擇站在主流一方，直至何俊仁公開認錯。羅致光解釋：「我們當時分析結果是，第一，當時時空係 budget deficit，所以賣資產係其中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第二，我到現在都是這樣想：政府的資產，無必要留在政府處，應該還富於民…（略）」
羅致光滔滔說著。老實說，聽得明佢講乜、又願意聽佢講乜的市民，恐怕真的不在多數，最少要比睇得明謾罵打交的人，要少許多許多。
Failure of Pragmatism： 第三條路只是自欺欺人
民主黨曾經有一本黨內雜誌叫做《敢言》，專門供黨員就黨政議題進行討論。1999 年第十期《敢言》的專題〈對「第三道路」的思考〉編排很是有趣：先有張炳良撰文〈民主黨須走「第三道路」〉；翻到下一頁，卻是陶君行文章〈民主黨走不出「第三道路」〉。
陶君行文章的主要論點是，香港與歐美政治格局的決定性分別，在於歐美政黨有機會執政，而民主黨短期內幾近不可能。因此，歐美政黨「第三條路」的務實方針，具有實際而且可見的社會影響，而民主黨走所謂第三條路，很大程度只是得個講字，「可說是包裝多於實際」。
17 年後的今日，他仍深信自己是正確的：「我個分析係，九七回歸後，議會功能再也不大，已經變成抗爭舞台。如果還以選舉導向，一定唔夠阿爺鬥，所以民主黨應做個旗幟鮮明的反對派。」
此一觀點並非陶君行獨有。如馬嶽就曾在當年撰文，指「面對專權，民主黨無第三道路」。「如果『第三道路』是揉合階級的矛盾，…這只回到港同盟創會以來的綱領：一個跨階層的政黨，現實上只是一種『和稀泥』。長遠而言，選票會流失予其他階級立場更清晰的政黨。」他認為，等到有日立法會全面直選，民主黨終可執政，第三條路才有討論價值。
抱同樣想法的還有呂大樂。他斷言「跨階層政黨」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10]，理由是不同階級的利益就算偶有一致，最終肯定仍不能調和、甚至互有矛盾。「所謂『跨階級』利益往往只是口號，策略多於實際的政策。… 很多時候都會變得形式化，沒法與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和鬥爭扣連起上來。」
這些寫在 90 年代末的話，在近二十年後證明是具先見之明的。形式化、面目模糊等等，確實是不少民眾這些年來對民主黨的批評。
隨著中共對香港干預日深，民主黨在務實政治場上的影響力日弱，在議會進行全面抗爭的呼聲日強，民主黨的「第三道路」，愈來愈無運行了。
就連一直從事政策研究的羅致光，都承認這一點。
羅致光
「個政治環境搞成咁，做咁多政策研究把鬼咩。」他直言。「坦白講，今時今日你（議員）行上去亂噏幾句都過到關架啦。」
四年前，他離開了民主黨中委會，也不再擔任政策部委員。
「講得偉大啲，從貢獻社會的角度講，我不在民主黨好過留低。我成日喺度拗頸，無謂啫。當時其中一樣嘢拗，就係長者生活津貼是否要資產審查。你鍾意話取消審查咪取消囉，不過你唔好叫我講。講到長者生活津貼，…（略）。」
事實上羅致光一向認同，政策分析儘管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政治判斷。他提起一件小往事：有日他駕車載一個朋友回家。及至目的地附近，朋友告知他前面路口要轉左，羅知道其實應該轉右，不過還是依照朋友的話做了。為甚麼？因為若果朋友正確，那他就是做了對的決定；但若朋友錯呢？那也不失為一件好事，雖然不得不繞多個圈，「但心裡可以偷笑」。
「我係立於不敗之地。」他笑道。「公共政策都是同樣道理。我又如何可以百分百相信，自己的決定是對的呢？所以當你的判斷與群眾有差異，如果不是太大的原則性問題，何不聽聽群眾講法呢？」不過，身為學者的他，終究還是耐人尋味地補上一句：「只要做這個決定的不是我就好囉。」
「所以我幫唔到民主黨，我覺得，我已經不是這個年代民主黨需要的人。」
Ambiguous Stand：模稜兩可導致政黨分裂
今日，狄志遠會話民主黨不夠中產。「我不覺得它有照顧中產的想法。」他如此論斷。陶君行卻說民主黨不夠基層。「其實佢哋公共政策同特區政府無分別，都是行自由市場路線咋嘛。」
創黨至今 22 年過去，民主黨似乎仍未就這模稜兩可的局面做了斷。到底這種取態確實可以為民主黨多掙點支持，還是只會令它一次又一次捱批？這問題大概永遠無法取得客觀答案。
不過最少可以肯定的是，意識型態的模糊確實是民主黨內部矛盾的一大源頭。比如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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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稱「領展」
[2]：李永達(1998)，〈困難重重 任重道遠〉，摘自民主黨《敢言》雜誌
[3]：陶君行(1999)，《民主在新政經形勢下的路線與定位》，摘自民主黨 1999 年 1 月 10 日黨務檢討日營。
[4]：1999 年 1 月 24 日
[5]：李永達，1999，《對黨路線的思考》，摘自民主黨 1999 年 1 月 10 日黨務檢討日營。
[6]：當時民主黨建議是，首個一百萬盈利的利得稅率由 16.5% 減至 15.5%，餘額則減至 16%，見 1995 年 12 月大學線≪稅制與貧富懸殊何干？≫
[7]：陳亦信 (1999)，〈西方「第三條道路」的新理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9 年 8 月
[8]：Tony Blair (1998), 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London: Fabian Society), pp1
[9]：馬嶽(1999)，〈面對專權 民主黨無第三道路〉，《經濟日報》，1999 年 12 月 21 日
[10]：呂大樂(1999)，〈走出跨階級政治的迷思〉，《敢言》，1999 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