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1】胡志偉的「執政思維」

胡志偉

「好多人嫌我講嘢太學術。」胡志偉苦笑說。

他自知說話沉悶，經常長篇大論，而且甚少 soundbite。偏偏這個年頭，人人都希望從政客口中聽到搶耳金句。正如今天提起胡志偉的名字，大家馬上記起的，不是他倡議的什麼政策，而是早前他在電視節目上，跟黃洋達舌戰的場面。

胡志偉自言最喜歡研究政策。訪問中，跟我們談起港鐵加價、全民退保、領匯上市，他滔滔不絕；學術名詞、執行細節、關鍵爭議，無不琅琅上口。「但你要我用十句講完……」卻自問做不到。「記者都唔知點剪啦。」他又笑言，曾想過要訓練自己多講 soundbite，但就是辦不到。

「我都想有 soundbite，只是有些話我說不出口。」

說不出口，因為所有政策均非三言兩語便能解釋清楚。而在胡志偉眼中，做政策倡議，必須考慮能否執行，而非純粹著眼於道德光環、政治正確。事實上，這想法在民主黨很常見，但亦因此，民主黨經常被批評 — 明明是反對黨，永無機會執政，偏偏卻有執政思維，「幫政府諗埋」，忽視社會呼聲。

近年的三跑工程、醫委會改革，民主黨都跟許多公民社會團體，意見相左。

「好多人覺得民主黨說話唔夠盡，但銅板有兩面，事有複雜性。我知係唔 attractive，但無辦法。」胡志偉淡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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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 enjoy 做區」

跟胡志偉約在富山邨一角傾談，他一坐下，便覺渾身不自在。原來他坐的石櫈有點鬆，搖搖晃晃的。於是胡志偉蹲下來，檢查椅子底端。

「無咗粒（螺）絲模呀。」櫈底傳來他的聲音。

富山邨是胡志偉的「老巢」。1999 年起，他連續五次在這區（瓊富選區）出戰區議會選舉，每次均以高票當選。即使 2012 年成功當選了立法會議員，他仍然經常回到自己的選區，或會見街坊，或周圍坐坐，查看螺絲。

「我好 enjoy 做區。」胡志偉從小在九龍東打滾，獅子山下木屋區、九龍城寨、順利邨、黃大仙，他都住過。「在這裡，你隨便說個位置，我都去過。」對於這個社區，他自問很有感情。但這不是他享受「做區」的唯一原因。

「我比較 enjoy 的是，在地見到件事的結果。」胡志偉當上立法會議員後，參與無數政策討論，看似大權在握，實情卻是話事權始終在政府手中，議員的意見終究只是意見。「舉個例，你講完啲嘢，政府話 take 你 advice，跟住就變成政府 proposal。你見不到自己在件事裡頭的成績。」反觀當個小小的區議員，爭取的哪怕只是一粒小小的螺絲模，起碼出來的成果，肉眼會看得見。

諷刺的是，走進議會，做政策倡議，曾是胡志偉的理想。

胡志偉在富山邨的議員辦事處

「無得話樣樣都好」

時為 1991 年。 29 歲的胡志偉在美國讀到碩士畢業，回港碰巧遇上九一直選後的議員助理空缺潮。在學時對研究資源分配素有興趣的他，期望學以致用，因此當上港同盟林鉅成的議員助理，做政策倡議。這是他從政生涯的起點。

但真正的啟蒙在四年後。1995 年，已加入民主黨的胡志偉在市政局選舉出戰「彩虹雲及牛池灣」選區，高票當選，成為市政局議員。此後四年，胡志偉自言真正學習了何謂「政策討論」。

市政局是香港三級議會一部分，負責提供食物衞生、街道清潔、文娛設施等市政服務。但跟職能只限於諮詢的區議會不同，市政局有財政自主權。「它的 budget 是 real budget，揸住政府批落嚟的銀碼。」這些錢，就交由市政局議員決定如何運用。「你要自己排資源 — 決定請多 100 人做小販管理隊，就會少咗間圖書館。」

因此可以想像，市政局議員每次討論政策，總不能單從完美主義出發。「如果不用考慮 cost，咁講乜都得啦！」但現實根本不容許。「所以執行一件事要諗成本係點，你用了在這邊，那邊就無。無得話樣樣都好。」

「以為會成為政治上當家作主的人」

胡志偉最記得，當年試過跟民建聯就興建圖書館進行辯論。胡主張增設規模較小的分館，像便利店般，每個小社區總有一間喺左近。一間小圖書館只需要佔兩、三個舖位、五個員工左右，並有特定主題，跟原有的分區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組織成一個龐大的圖書館網絡。民建聯則不同意。他們認為每間圖書館都應該「大而全」，而且必須附設自修室。雙方各執一詞，面紅耳赤，但胡志偉卻相當享受。

「咁嘅拗法就有意義。」胡志偉形容，就算民建聯的方案獲得通過，它也不能單單宣告「成功爭取」。「因為你（民建聯）的做法會令到 cost increase，你要自己承擔返個責任。」

這明顯跟現在區議會層面的討論不同。各區區議員為了掛起「成功爭取」的橫額，個個不計代價，為自己選區爭取最多。以交通燈安排為例，有時過路處只在 50 米外，但由於那是人家的選區，區議員為討好自己區的選民，也不管了，死命要爭取在自己選區也加盞交通燈，讓居民過馬路。「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地方，200 米有三盞燈。」胡志偉沒好氣。

區議員坐井觀天、各家自掃門前雪，已是老生常談。

但當年的市政局議員視野卻不能太狹窄。「你不可以只諗富山邨，只是 balance 富山邨、彩雲邨。」代表性更高，加上職責賦予權力更大，胡志偉形容，這等同在地區執政。「所以當時好開心，好努力想執政、執市政局的政。雖然好似好細，但卻關乎民生。而且是 real power，這比今日大家做鍵盤戰士好好多。」

這正是胡志偉執政心態的源頭。

今天大家可能難以想像，但回歸前胡志偉真的想過日後可以「執政」。不是他天真，而是當年整個政治環境似乎一片樂觀。「成個政治氣氛都好似講緊，作為從政者你會有出路。」那時候，2007、08 年實行普選，乃社會許多人的共識。「你以為會成為政治上當家作主的人，因此對自己要求會很高。」胡志偉說。

豈料後來世界變了樣。

「我覺得，殺局係比無咗雙普選更加嚴重的一件事。」胡志偉吐了一口氣。

民主黨鄭家富（左）、陶君行（右）反對殺局（圖片來源：《一起走過的日子》）

「讀到 upper six，叫你讀返 form 3」

1999 年 12 月 31 日，時任特首董建華以推行「市政服務改革」為理由，宣布解散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當時社會輿論未見大反彈。

胡志偉只覺可惜。這不單因為他失去了一份工，更因為香港從政者失去一個政治舞台。「如果有市政局，立法會根本不重要。因為立法會只是吹水，負責好大型的基建工作。」相反，公園、街市、圖書館、博物館，以至全港九成的公共空間，全部由市政局議員管理。「就算立法會沒普選，市政局內的民主充權都好得人驚。」所謂充權，就是讓市民明白，民主真的能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甚至相信，假若市政局長存，連民間討論政策的氣氛，亦會截然不同。「因為大家傾嘅，都係點執行件事嘛。」而不是像現在，政治立場先行，政策內容殿後，如何執行？who cares。

「殺局」另一遺害是，對胡志偉一類政黨第二梯隊有重大打撃。他們本是香港政局的中流柢柱，豈料舞台被毀，上面立法會舊人唔走，無位上，下面區議會層次又太低。「好似讀書咁，你一路讀，讀到 upper six（即舊制中七），突然叫你讀返 form 3。」胡志偉苦不堪言。還好他喜歡做社區，此後 12 年就安份留在富山邨，做個小小的區議員。

胡志偉倒算幸運，起碼終能當上立法會議員。更多民主黨第二梯隊成員，捱不過現實的煎煞，要不在地區老去，要不退黨他投嘗試投身立法會舞台，如范國威。

范國威

因此客觀來看，「殺局」的最大受害者正是民主黨。

當年亦為市政局議員的鍾樹根就曾說：「當時形勢上我們（建制派）一定要支持殺局，因為連民主黨也一併殺了，他們在局內人多，我們想他們死，所以要殺局，連自己都賠上了，自己前途都堵塞了。」[1]

「我哋要守住個場」

有個說法，隨著議會三層變成兩層，社會對政策的討論也愈來愈膚淺。

「現在核心問題是，大家不需要考慮政策執行的部分。如何執行是政府責任，我只是畀意見。」胡志偉說。另一說法是，在現行政治制度下，泛民既然永遠不能執政，只能當在野反對派，那其實根本不用替政府想太多。

兩者加起來，問題來了。既然根本不能執政，而議會性質又如胡志偉所言，不過在「吹水」，無法真正左右施政，那泛民在立法會生存意義，究竟是什麼？我們問。

「意義在於守住個場。我不會連這個場都放棄。」他重提回歸前後臨時立法會的歷史。「歷史上通過最多最卑劣議案就是在 97 年 7 月到 98 年重選議會那十個月。這是最後的防線，我們必須要守。」

但近年有個說法是「焦土政策」— 環境不壞，港人不醒。

「政策呢，通過咗的法例就算幾衰都返唔到轉頭，所以先要死守。如果你覺得死守無用，就不應該從政啦。」這是他的答案。

胡志偉從政的另一堅持，在於「執政」的想像。

「激進有激進的想像，我就有這種想像。」聽起來好像很天真，因為誰都知道，香港根本沒有真民主，中共更鐵定不會讓民主黨掌管江山。胡志偉卻說，這種想像仍有必要。「到最後你要答自己的是，畀你做到（執政），個社會同你自己 ready 未？」

「如果你是有承擔的政治人物，你就要 be ready，也希望社會 somehow 有一定程度的 readiness。所以討論要有足夠胸襟、素質、認知，不是拆咗個台，拆完之後再算。」

「現在好多人講法是，你講咁多做咩呀？你都無機會（執政）。」胡志偉搖搖頭。「你咁諗，就會變成不負責任。」

這就是胡志偉和民主黨的「執政思維」。

胡志偉

註：

[1] 端傳媒：《鍾樹根痛失24年議席： 「我從政 Timing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