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防線 7】專訪江樂士（中）：處理案件慢 定罪率低 律政司須大幅改革
（上文見【最後防線 6】專訪江樂士：檢控欠獨立 法治失信心）
不僅律政司司長須把檢控權力下放予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認為，整個刑事檢控系統，都有大手改革的必要。
「律政司必須身先士卒，把刑事司法系統現代化。」
在這前刑事檢控專員眼中，現時的檢控系統問題叢生。
其一為定罪率低。前文提到，雨傘運動示威者定罪率甚低。其實即便是裁判法院整體檢控定罪率，在去年也只有 47.6%。近十年數字由 2006 年高峰起步步下跌。江樂士說，雖然個案敗訴各有各的理由，如證人可能會更改證供甚至消失，但這仍不能解釋，失敗率何以高於五成。
「當定罪率低於一半，我們就不得不查明問題何在。」江樂士說。「然而，袁國強卻似乎否認有甚麼問題。」
近月，雨傘運動示威者陸續出庭應訊。當公眾愈來愈習慣聞說裁判官批評警員狡辯、證供可疑、不合常理，難免會質疑警方濫捕，律政司濫告。
不過，雖然江樂士指獨立檢控存在制度問題，但公道話是，他仍相信律政司及警務處，不會以政治理由作檢控。
「他們深知案件必須依據基本檢控原則，並在具備充足理據及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處理。據我所知，這些原則均得到應有尊重。」
「無論是律政司或警務處，也不會想就理據薄弱及極有可能失敗的個案提出檢控。始終檢控開支不小，失敗的檢控浪費人力物力之餘，亦會使他們受到法院及評論員批評。」
然則裁判法院定罪率低下，是何原因？
「律政司任由法庭檢控主任士氣低落，人手不足。」江樂士如此定論。
法庭檢控主任士氣低
於 1977 年設立的法庭檢控主任 (Court Prosecutor, CP) 職位，隸屬刑事檢控專員旗下，專責較簡單的刑事檢控工作。他們不一定是律師，但均曾接受刑事檢控訓練。CP 透過審閱警方提出的證據，再判斷是否作出檢控，以擔當檢控把關者的角色。回顧過去 12 年刑事檢控工作，江樂士對 CP 團隊讚譽有加：「他們是訓練有素的司法助理。在刑事檢控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貢獻亦備受同僚認可。」
因此他認為，裁判法院定罪率低下不應歸咎於團隊能力，而在管理階層。最終矛頭，仍是指向袁國強。
管理階層的失責，首先呈現於人手不足。本來 CP 體制上團隊應有共 102 人，然而目前僅有 80 人。過去十年，該數字以平均一年 3 個的速度流失。與此同時，自 2008 年律政司應江樂士要求補聘 13 人之後，政府未嘗增聘人手。
而這新聘的 13 名檢控專員，至今已有 8 人離職。
江樂士認為，離職人數之多，反映管理層另一過錯：未能知人善任。2011 年，律政司決定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合作，培訓年資不足 5 年的新手律師，過程包括在裁判法院實習兩周。培訓合格的律師將列入裁判法院外判律師名單。江樂士批評，自合作計劃推出後，大量檢控工作便交給新手律師，而正職法庭檢控主任則被委派後方，觀望新手律師處理個案，與及處理繁瑣的日常事務工作。「這不僅浪費了他們的專業知識，也浪費了納稅人金錢。」
「訓練新手律師的責任不應該由律政司承擔。」江樂士如是說。「律政司的責任是維持檢控質素，而不是把裁判法院矮化成一個訓練場或教室。」他認為，許多法庭檢控主任正是有感不受重用、前途暗淡，而選擇另某高就。
「律政司對待 CP 的方法，實在不能接受。政府沒有一個職位受如此對待。無論是裁判法院、調查人員甚至法庭記者，均可看見此舉對檢控質素造成的打擊。」
江樂士建議袁國強立即展開招聘工作，補充現有的 22 個空缺，並嘗試恢復 CP 的士氣。
「只有令團隊運作完善，律政司才可確保每個警察上呈的個案，均在審訊前經過全面檢查。」
（8 月 28 日，江樂士在《明報》刊出文章指出法庭檢控主任的人手問題。翌日立場博客 Tsang WC 撰有《江樂士，你竟然好意思講呢啲？》一文回應。兩篇文章的矛盾涉及技術層面，詳看文末附註 [1]）
律政司「拖延文化」風行 曾蔭權案或破世界紀錄
朱經緯案發生至今已 286 日，七警案更達 329 日，到底何時始能展開檢控，沒有人知道。
江樂士直言，他留意到現時香港檢控及調查工作有種「拖延文化」。
「誠然去年示威運動後，許多個案正在處理中。這些個案為律政司的資源及偵查人員帶來巨大壓力。」即便如此，江樂士仍認為，司法運作速度實在太過緩慢。「一些涉及示威者的個案極其簡單，證據確鑿，卻要花大量時間處理，原因不明。」
到底還要拖延多久？這是許多公眾朝夕詰問的問題。答案可以是 2 年 3 個月，也可以是 3 年 6 個月或更久。事實上律政司拖延檢控，不是新鮮事：前特首曾蔭權涉貪事件，廉政公署早在 2012 年 2 月 25 日已完成調查。截至現時為止，這宗案件已拖延超過 3 年 6 個月。
「或許日子長到可以打入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江樂士諷刺道。更令他困惑的是，2013 年 8 月，即將退任的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 (Kevin Zervos) 曾對傳媒聲稱調查工作「接近完成」，然而至今兩年過去，案件仍未有定案。「是甚麼令此案延誤兩年？原因為何？」
還有一例：廉政專員湯顯明濫用公帑案，由 2013 年 5 月 14 日廉署展開刑事調查開始至今，已超過 2 年 3 個月，但仍未有任何消息。
江樂士認為，「拖延文化」除了會令公眾懷疑事件涉及政治因素，損害香港司法公信力之外，對疑犯本人也不公平。「嫌疑犯不應長時間承受可能被檢控的壓力」，他說。加上延誤有可能影響審判尋找證人的機會，而證人又可能會因時間太久而忘記細節，種種後果都可能對審判構成負面影響，在實際意義上損害法治精神。
「袁司長對於刑事案件過份拖延的問題，應拒絕容忍。」江樂士自言他在任時曾處理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案，從廉署調查、律政司接手到最終決定不予檢控，只用了 10 個月時間。
「即使是敏感個案，律政司也應該以這種速度完成。」
律政改革應與時並進
在法治之地，法律固然要嚴格遵守，但這並不等於制度本身一成不變。相反，為了讓法律可有效實施，它必須緊貼社會需要，與時代同行。
江樂士建議律政司司長多參照其他地區的律政發展，在制度和概念上作大膽革新。除了解決上述「速度慢」和「命中率低」的問題外，他也期望袁國強作為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主席，考慮以下建議：
一）擴大運用警方警戒 (police cautions) ，以取代直接檢控。現時香港的「警方警戒」只限「警司警戒」，而後者僅用於 10 至 17 歲少年。江樂士認為，律政司應考慮讓「警方警戒」同時適用於犯輕罪的成年犯身上。
二）修復式司法 (restorative justice)。由受害人與肇事者聚首討論案情，作為犯罪創傷的治療，並進而提出案件的處理辦法。
三）改革緩刑制度。現時部份「例外罪行」如強姦、誤殺、非禮等，均規定不可判處緩刑。江樂士認為，可考慮取消「例外罪行」的限制，讓法官在正義原則下，擁有更大彈性判處緩刑。去年法改會曾就此作建議，然而至今並無實質成果。
四）電視播放判案過程。江樂士指，此舉可讓公眾直接觀看審判，有效增加法庭透明度。他表示，不少外國司法制度已容許庭內公開拍攝。
五）緊隨英國制度步伐，設立量刑委員會，監察判刑趨勢，進行判刑研究，與及促進劃一判刑。
江樂士認為，若要確保香港法制能配合社會需要，不落後於其他普通法地區，刑事司法系統改革，必不可少。
「小修小補沒有用，我們需要的是徹底改革。袁國強必須作以身作則，表現他跳出固有框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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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8 月 28 日，江樂士在《明報》刊出文章提出法庭檢控主任的人手問題。《立場博客》 Tsang WC 隨即在翌日發表文章《江樂士，你竟然好意思講呢啲？》回應。Tsang WC 引用立法會文件 IN19/09-10 《選定地方的定罪率》指， 2006 至 2008 年裁判法院定罪率數字（不包括認罪案件）分別是 34.9%、32.6% 和 31.3%，比江樂士提及的 2013 年 47% 還要低，質疑江樂士所謂定罪率低下，已比其在任時期為高。
江樂士回應上述質疑時以另一組數字作反駁。立法會文件 CB(2)2613/08-09(01)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定罪率》記載，2006 至 2008 年裁判法院定罪率數字（不包括認罪案件）為 60.1%、58.2%、53.9%。與此相比，2013 年的 47% 便是一明顯下跌。
至於為何兩份文件數字會有偏差？根據前一份文件的附註部份，理由為「這計算方法跟…CB(2)2613/08-09(01) 號文件中所用的計算方法不同。」
若一直引用律政司年度檢控報告數字，其實應以江樂士的數據為準。不過無論如何，這並不影響江樂士的論點，即現時低於一半的裁判法院定罪率，不能接受。
另外，Tsang WC 又質疑， 由 2006 至 2008 年，外判大律師與律師在裁判法院出庭日數不斷增加，反而法庭檢控主任出庭日數則減少了 13.9%。Tsang WC 表示，數字似乎反映江樂士在任時對法庭檢控主任並不信任。江則回應指，出庭日數減少正是因為檢控主任比其正規編制少了 13 人，而政府又未有展開新的招聘工作。他強調，儘管人手不足，檢控主任在 2008 年處理的案件數字（195,510宗）仍比 2007（179,161宗）年為多，正好反映團隊的專業與熱誠。
（下文：【最後防線 8】專訪江樂士：若想 2047 後還有法治 須讓北京有信心）
文／楊天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