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職工盟．5】工運前後（下）：危機解除後的日常，怎樣組織起工人力量？
2021 年 10 月 3 日，職工盟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解散
先閱讀上篇：車長、紮鐵、碼頭工，那些年他們用什麼方法抗爭？
工潮過後，如何延續工運，卻往往是個大難題。
基於資源有限，職工盟無法在各行各業都成立工會，他們的做法，是承襲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模式，以「危機介入方式」組織工人。每有集體勞資糾紛，便協助工友發起直接行動；若工友被僱主剋扣法定權益，以個案方式提出申索。過程中，職工盟幹事會向工友講解工會組織理念，從中發掘願意積極參與工會事務的工友。
現任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總幹事張麗霞之所以走上工會路，源於 33 年前一則勞資糾紛。 1988 年，張麗霞與成衣工友被僱主遣散，她致電工委會熱線求助，時任成衣工會總幹事李卓人接起電話，承諾替她們「攞得一毫得一毫」。基於道義，張麗霞事後拉著工友入會，「我覺得需要工人入工會⋯⋯咁呢啲道義嚟㗎嘛。」踏入 90 年代香港工廠北移高峰期，幾乎每月均有製衣廠倒閉，有成衣工會幹事難頂壓力離職，張麗霞毅然頂上。
荃灣裕泰紡織廠倒閉是張麗霞處理過最大的工潮。近 600 名工友一夜失業，當中多為家住荃灣的女工。
此後她處理無數工潮。每次大型工潮後，工會總迎來入會潮，張麗霞說，試過一次工潮後有足足 400 人加入工會，但創業容易守業難，工潮後一兩年往往出現退會潮。例如紮鐵工潮十年後，紮鐵業團結工會會員曾跌至 180 人，理事長黃惠民曾提過，他要以辭職威脅，才鞭策理事湊夠 250 名會員。
張麗霞形容職工盟內有不少「冬眠屬會」，因工潮成立，但事後無以為繼，整個會人數減至少於 10 人。
根據她的經驗，當失去工潮為介入點，工會要主動出擊，例如舉辦活動聚集會員，才有機會守住工運餘溫。
工會勢力薄弱 寓培訓於組織
維繫工會難，溯本尋源又因香港工會文化薄弱。《職工會條例》設立時，規定不可成立跨行業工會，工會發展被壓抑。而工會最低註冊人數定於 7 人，既鼓勵小型工會出現，又令同一行業內易出現多個工會，力量四分五裂。
另一方面，缺乏集體談判權，亦令工會無法與資方坐在談判桌上。這些年，除了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與國泰機師工會成為少數獲資方承認訂立集體談判協議的工會，新巴工會等因工潮與公司建立每年談判會議外，其他工會一直不受保障。
職工盟末代副主席鄧建華近來翻閱舊檔案，發現 90 年代職工盟銳意在多個行業、企業建立據點，培訓出工會領袖，他認為做法頗具先鋒性。「冇人願意去打呢啲企業嘅據點返嚟，佢票又冇，又幫唔到你選區議會，即係嗰個諗法係好純粹，真係好工運嘅概念嚟。」當時政治氣氛相對平靜，職工盟的幹事亦較能專注做組織者，在個案中發掘到工人領袖。
直至 90 年代中期，職工盟再開拓另一組織模式 — 寓培訓於組織。當時香港經濟轉差，大批基層工友為了再就業，紛紛報讀職工盟再培訓課程，工會幹事則從旁協助工友成立新行業工會。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和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保安工會前身），一直被視為此模式的模範。當年保安工會更成功建立新界東、新界西及九龍西分會。2003 年前後的七一、五一遊行，地區力量曾是職工盟有力的動員中心。
分析前人成功經驗時，鄧建華認為，當年政治衝突未如近年尖銳，幹事在中心接觸大批工友，專注做權益工作，維繫力量；基層工會之間有爭取最低工資這個共同目標；加上李卓人仍是一個有活力的民主派邊緣人物……一環扣一環，工人群、大政策目標、議會工作，三線貫通。
但隨著經濟、政治環境改變，到鄧建華 2013 年加入職工盟時，以上模式已被瓦解。「2019 年之前，我哋有幾多年嘅五一（勞動節）已經動員唔到好多人？」但過去 10 年就業形式與政治環境大變，鄧建華形容，就業形式因零碎工、slash（斜槓族）興起等大變，工人對單一行業身份認同早已減弱。加上 2010 年代政治劇烈衝突，新左翼冒起，泛民主派不再否定基本勞工保障，李卓人政治光譜上由左翼邊緣被推向泛民中心，本可在激烈勞工衝突時發揮的政治能量逐漸減弱。
2015 年職工盟發起五一遊行（圖片來源：職工盟）
舊力量消散，無法在新力量上乘浪而起。鄧建華認為，2019 年前職工盟進退維艱，不少年輕工運組織者受挫離場。「你的組織模式冇因此而轉，仲要跟返同一個 model，幻想咁樣可以令到工會壯大，咪成個滯後囉。」
組織邊緣工人 捍衛社會公義
剖開職工盟 31 年歷史肌理，它從只不限於熾熱大型工潮，更會連結被傳統本地工會忽視、職場邊緣的弱勢社群 — 如基層家務助理與外籍家務工。
九七前後，職工盟提出「捍衛社會公義」作為四大綱領之一，「工運作為受薪階級團結運動，在貧富懸殊、以強欺弱的社會裏，更應連結其他弱勢團體，挑戰壓逼人的制度」基於社會公義，職工盟促成僅此一家，跨越國籍的邊緣工人聯盟。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與其後的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在這背景下成立。
這個工會的前主席布麗雲是家務助理工會創會成員，「個『膽』係工會畀我㗎，我以前好鵪鶉唔敢出聲」。布麗雲曾在僱主家中跣倒，撞破小腿至見骨，但卻放棄追究，直至 2000 年在大埔再培訓中心修讀家務助理課程， 認識了一群家務助理，才知道原來很多人與自己處境相近 — 在職場上長期單打獨鬥，屢受工傷，卻又欠缺勞工意識。
家務助理總工會主席布麗雲
單靠再培訓，仍無助家務助理解決工種不被尊重、法例保障「百無」等結構性問題。家務助理屬於彈性勞工，沒有強積金，職業病不受保障，亦不因兼職每周少於 18 小時，不受《僱傭條例》保障。
於是，時任職工盟組織幹事葉沛渝協助她們成立地區支援小組，再連結元朗、大埔、油麻地三區家務助理，合組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幹事教她們工會運作 ABC，讓她們用卡紙拼出工會架構，又手把手教她們開會、製作會議紀錄。在幹事協助下，她們開始跟進姊妹個案，追討欠薪，為傷亡者討回公道。。布麗雲亦從鵪鶉變成家務助理總工會主席，携姊妹拉大隊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設中央補償基金，為自己爭取職業病保障。
2010 年，職工盟前總幹事鄧燕娥再把這群家務助理與外傭工會連結起來，促成全球首個跨國籍家務工工會 —「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布麗雲記得，工會內部曾不解聯盟意義，因家務助理成員過千，有自己的議價能力。唯獨她因 17歲時曾在半山區打住家工，每周困足 6 天，對外傭處境身同感受，最終成功說服工會姊妹。一個跨越國籍的家務工聯會誕生，共同爭取家務工權益。
2011 年五一勞動節，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協會（FADWU）走上街頭遊行，要求國際勞工組織立下公約，保障家務工勞工權益。（圖片來源：FADWU Facebook）
鄧建華入職職工盟之初，正是擔任亞洲家務工聯會幹事，專責處理本地家務助理與外傭事務。自處理 Erwiana 被虐案後，他與外傭團體便持續跟進中介剝削、超收中介費。職工盟提供資源，培訓本地外傭做問卷，讓她們帶著問卷走訪中環、大圍、寶琳多區，發掘同路人被剝削的個案。
那幾年正值傘後，香港政治環境抑鬱，鄧建華卻在外傭姐姐身上看到可能性。有印傭團體自行收集大量超收中介費個案，他眼中這與發動工潮無異。「原來有啲外傭姐姐係有能力將呢啲同一個中介超收中介費個案擺埋一齊，去做一個爭取嘅時候，我其實覺得，咦，唔係喎，原來呢啲咪即係搞工潮囉。」他的角色，就是要帶她們到可發聲的渠道，直接向中介公司討回護照與超收費用。職工盟曾經默默撐起工運的另一面向。
獨立工會就是不斷掙扎
獨立工運上人群散散聚聚，晃眼 31 載，好像又回到散落的原點。
10 月 3 日，職工盟特別會員大會以 57 票贊成、8 票反對、2 票棄權，通過解散。「票數反映所有屬會對解散決定極不甘心。」鄧建華指，有屬會猶疑支持解散是否最好的決定，最後以選票表示不支持解散。「某啲工會理事會八個人，裏面投票係四對四，出嚟就要投棄權票，大家就好掙扎」。
2021 年 10 月 3 日，職工盟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後，正式宣告解散，各屬會代表手牽手拍下合照。
陳欽和透露，職工盟宣佈解散後，碼頭工友暫未決定解散工會，有工友不忿，「我哋冇做錯㗎嘛，爭取工人權益，你工聯會唔係咁做咩？你勞聯唔係咁做咩？我哋驚咩呀？」
自當年罷工結束後，陳欽和一直保持低調，職工盟著作回顧碼頭工潮，他亦僅以化名撰文。直至如今職工盟解散，重情的他卻願意接受訪問。
陳欽和認為，碼頭罷工是段值得被留下的珍貴歷史，當中包含職工盟真正意義所在，「歷史係無數人血汗同付出，工盟做嘢唔係話橫蠻無理，一切係以工人為依歸，呢個精神係永存㗎」。表決是否解散的特別大會，他亦有出席，席上他還鼓勵大家不要氣餒，即使沒了工盟，屬會仍然可以存在。
陳欽和
已退下火線的布麗雲當日嘗試觀看解散記招的直播，但隨即關掉。「我睇咗少少， 好難撐下去，因為心口痛」。這一年，公民社會被重創，她認為職工盟被迫解散是意料中事，「我哋喺強權壓迫之下，唯有強忍，今朝嘅散，希望他朝嘅聚」。
至於陪伴職工盟生與死的張麗霞，認為最後有十票沒支持解散，正好反映屬會不是橡皮圖章。「能夠有唔同聲音見到我哋種無奈、有意志，都唔係唔好。」最初從左報知悉職工盟將解散的她，一直期望屬會之間能就解散決定真正討論，但在特別會員大會，即使她多番追問，每每只獲回覆因安全問題不便討論，她感不是味兒。
她為工會投下最後一票後，隨即離場，趕回市集擺檔。
會員大會以後，每當想起職工盟被逼解散的決定，張麗霞就覺憤怒。「幾個禮拜都有憤怒，自己好似咩都掌握唔到」。她想起教協宣布解散那天，自己在教協超市大手掃入了 20 盒過膠硬卡，準備為今年會員續證，沒料到教協超市沒了，連職工盟都解散了。
她慨嘆九成屬會應無力另覓會址，當年見證職工盟成立的她 31 年後又回到獨立工會的原點，「獨立工會生存就係不斷掙扎。」
31 年組織，最後一哩路
香港民主運動催生出職工盟，隨公民團體逐一消散，職工盟亦到沒頂之日。
「其實你冇辦法條路越行越窄，但你條路仍然係嗰一條，你仍然係要行，你會發現最尾呢個係屬於職工盟嘅戰場，你就要安頓好自己位置同角色去應對。」
2021 年 9 月 25 日，職工盟就最後展覽開幕召開記者會，期間黃迺元與鄧建華擊拳。
鄧建華曾在職工盟負責接觸中國工運情況，他認為香港或將面臨中國大陸工運組織者被孤立的處境。他指，當中最常見方式是先讓勞工事件爆發，從中找出出頭鳥，長期被監視，長期被喝茶，從而把下一次工潮扼殺於萌芽狀態。
「但係無聲無息，忽然間爆出黎嘅罷工仲有冇可能？係會有可能。」 鄧以近年中國外賣車手工潮為例，外賣車手全國此起彼落的零散工潮，突然爆出再消散，無論是國安或民間非政府組織亦無法追蹤組織者去向。
特別會員大會前兩天，鄧建華伙黃迺元探監，終於見了李卓人一面。鄧建華覺得，漫長的 9 月讓李卓人略帶憔悴，但李卓人仍問起鄧建華的去向。鄧建華當時還未有餘力想到自己，只簡單回了一句：「我踩到尾㗎啦。」。到解散塵埃落定，記者再問他同一問題，他欲言又止回了一句：「慢慢再諗，亦唔覺得要而家講出嚟；坦白講，諗到都唔係好想講出嚟。」
工運前路未明，鄧建華的心情卻如攀越險峰，山勢越見險峻，路卻同時無比清晰。「好實在地感到，活動空間一路一路咁少，身邊一齊行嘅一個一個咁入去，或者要離開香港。但有時又覺得，未必係越行越孤單，應該係啲人行下行下行入去，你嘅戰友都係喺裡面，都係喺度。」
回過神時，他已走完自己在這個組織的最後一哩路，每走多一步仿佛都在開拓新的歷史。政權希望重新定性職工盟，但他們亦在爭奪定性職工盟的話語權。「咁我哋就做咗，就正面面對未來，亦正面面對做咗嘅歷史。」
2021 年 10 月 3 日，職工盟表決解散特別會員大會一景
撰文｜曾雪雯
採訪｜鄭祉愉、曾雪雯
攝影｜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