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崎嶇的中六．2】小息唱榮光、陸運會揮旗、請病假上街… DSE 考生抗爭到抗疫的一年
預備公開試的日子，是少數能讓大部分香港人都產生共鳴的話題。
那些青蔥的片段大同小異 — 去邊度印 past paper 好？紀念冊自己整定買好？最後一次參加 Sing Con（歌唱比賽），唱咩歌好？Grad din（畢業謝師宴）去邊度搞好？溫書去 M 記定 Starbucks？
這一年的中六生，若在未來說起這段日子，卻將迥然不同。他們煩惱的是：圍人鏈，條路線點 gen 好？罷課安排咩活動好？如果唔返學，去抗爭，請幾多日假先唔會畀人踢出校？咩話，仲去 M 記、Starbucks 溫書？不了。
活躍於反送中運動前線、缺課多日的應屆 DSE 考生 Nok 便在訪問中感嘆：「我成日都唔喺度（學校），所以我對中六的校園生活，已經沒有特別深刻的回憶。」
時代的考驗接踵而來，這群「被選中的細路」並沒有好好告別校園的機會。持續九個月的烽煙稍微散去，武漢肺炎疫情的烏雲又逼近，連期盼已久的 last day 也被迫取消。
作為「細路」中最年長的一輩，他們站在青春的第一道警界線上，跨過公開試，就要成為「被選中」— 或是「被淘汰的大人」。社運不會排斥人，但考試制度會。
本年度 DSE 延期開考，預備考試的空窗期較往年更長。這段時間，《立場新聞》訪問了近 10 名熱衷反送中運動的應屆考生，了解他們這九個月的心情。有人嘗試在烽煙稍歇之際，整理心情，專注考試；有人被警暴所傷，留下心理陰影，決定放棄考試，到外地休養；有人在抗爭中被捕，仍然還柙監牢，或要在獄中應考；有人已流亡台灣，捨棄的不單是公開試，更是香港。
在這班中六生趕赴人生中另一重要戰場前，我們記錄了他們的回憶與期盼。
（先閱讀本專題上一篇：遭警圍扑頭破血流 棄考 DSE 離港休養 大埔少年人生怎樣被警暴改寫？）
被延長的 DSE 前夕
3 月 21 日，政府宣布 DSE 將會延期 4 星期，改在 4 月尾開考。
相關的訴求，學生團體「中學生連線」及「中學時政」已在 3 月初提出，現在終於受理。是為時未晚，還是延長痛苦？
阿祺是某中學反送中關注組的發起人，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起，已很少參與示威。「睇少咗好多新聞，都係留喺屋企溫書；但考完 DSE 之後，想再參與場運動多啲。」
對於考試延期，他坦言多了時間溫習是開心，但覺得取消口試卷很不應該。「有啲可能靠 oral『食糊』嘅考生，就會冇咗優勢。」又指押後考試是亡羊補牢的做法，「明顯就是政府評估錯了。如果堅持要（保留今屆）DSE，幾個月前就應該要封關……確保考生（免受疫情）風險（影響）。」
他說，現在多了時間溫習，考試結束後的休息時間便會相應減少。
「我們可能本身考完試，在放榜前可以去 grad trip（畢業旅行），但現在就沒有了。……只能說這個政府實在太無能，令我們這一班考生在考前一個禮拜才知道要延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 阿祺，應屆 DSE 考生，中學反送中關注組反起人
但對阿祺和其他人來說，突然多出一個月的溫習時間，大概還是喜多於憂。
這個學年的上半場，他因為日間要外出參與示威，所以一般都在凌晨溫習，直言感到辛苦。即使回家以後，其實也無法平復心情專心溫習。「我看完新聞會有很多的感受。在學校或外面參與完一些活動後，我其實會一路想著那件事，做不到其他嘢……就打文、打字，不斷 repost 好多嘢。」
疫情期間，他卻仍然要在凌晨溫習，因為「早上的時候家人 home office，又不可以外出，因為要節省口罩」，只能趁夜闌人靜時焚膏繼晷。
阿祺說，考完 DSE 最想去龍鼓灘避靜，「一個人去到嗰度，冇人搵自己，望住個海坐喺沙灘乜都唔諗，會好放鬆，心情差都會好翻啲。」
一係返學，一係上街
讀書？盡公民責任？在過去大半年，這兩件事比任何時候都更處於對立面。
「本身可能夠分（入大學），現在可能不夠了。因為這大半年都沒有受過教育。」常參與前線抗爭的 Nok 苦笑說。
「……有一段時間，很生離死別。（朋友）總是說『星期一一定要見到你啊，要返來食飯』，我就說『一定返來的』。」
— Nok，應屆 DSE 考生，前線抗爭者
為了參與運動，她多次向學校請病假，但又怕請假日數太多被處分，因此一直小心翼翼地「計到盡」。校方要求學生有八成出席率，「不上學 20 天是 maximum，我沒有上 17 天。」
同樣常上前線、身為學生運動員的阿套搲搲頭，煩燥地計算自己缺課的日子「一定多過三十日」，甚至曾在考試中途跑去上街。
「（6 月 12 日）嗰陣係考考下試，考咗一科，第二科冇考，就跑咗出去。……考完試 break（Reading 同 Writing 卷）中間，一枝箭跑咗返屋企換衫，之後就出咗去。……因為我覺得林鄭唔理我哋民意會比較大鑊啲。我嗰陣睇，送中喎，改哂好多嘢喎。如果真係過咗，其實會無咗香港本身應有嘅自由。……朝早，考緊 Reading 已經喺度諗，話唔話去個厠所，中途走出去？……（最後）忍唔住跑出學校。（第二場）開考嗰陣，老師見唔到我就打比我。我話：『唔呀，我上咗車喇，bye bye。』」
2019年6月12日 金鐘佔領區
某些時候看來，自己的未來和香港的未來之間，居然不是因果關係，而是二擇其一。阿套說得非常赤裸，「我覺得……香港第時冇未來，你讀書幾叻都冇用。」
聽起來瀟灑，但兩者之間的平衡不是說放棄就放棄。
阿套不上學，是因為體力實在透支。即使上課，精神也無法集中，滿腦子都是抗爭的事：
「諗點樣改善，可能你掟磚掟得唔夠遠，諗點樣扔得遠啲呢，係咪手勢唔啱，肌肉唔夠。仲有啲人比人拉，會唔會有啲嘢幫到佢哋……邊個新聞台有live呢……」
— 阿套，應屆 DSE 考生、學界運動員，前線抗爭者
身為學生記者的 Yan 和 LPS，也常奔走於抗爭現場。和阿套一樣，他們也總是捱到臨界點才會選擇缺課。
「有時會好攰返唔到學，好似（區議會）選舉後嗰日係要返學，但真係返唔到，因為我前幾日都好奔波，跑嚟跑去，跟不同議員做訪問。去到第二日頂唔順，真係冇返學。
雖然有做開運動，長時間跑黎跑去真係頂唔緊，其實都係好攰，同通常你同一時間發生好多事，可以呢邊掟緊磚、嗰邊私了緊，你（作為記者）就要跑嚟跑去，係咁用腦，打 feed（編按：更新 Facebook 動態），覺得自己做咗好多唔可能嘅事。因為以前都唔覺得自己會咁搏嘅，依家好似搏哂命報道。因為你戴住豬咀，又唔可以飲水，好似成日都好辛苦，捱下捱下，成日坐車都會訓著。」
— Yan、LPS，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學生記者 Yan 與 LPS（左至右）
他們先是公民，還是先是學生？較專注校內宣傳活動的中六生阿靜則相信，讀書和上街都是自己的責任，必須盡力做足兩樣。
「即使我好夜先訓，可能搞到一兩點，返到去仲要沖涼，我都好堅持翌日要返學。因為我覺得，我出去，我係身為一個香港市民，我係有責任既我會去做，但投入返現實，我係理應要返學。」
— 阿靜，應屆 DSE 考生
阿靜相信量力而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唔同職責嘅，你出唔到去，好似家庭主婦咁，你咪好好教育你仔女，教識佢哋咩係良知、做個真正既香港人；老師就教育你啲學生，咩係公平公義，究竟我地追求緊啲咩。」
街道上的震撼教育
「量力而為」聽上去理所當然。但其實在集體行動的困境下，被 free-ride 的人都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極限推前，囊括本該由別人來付的代價。
Nok 記得，自己最初在抗爭現場，只戴著普通的黑色外科口罩，抱著生理鹽水，有點不知所措，連要多帶一套衣服更換也不知道。站了一會，開始有人遞來 N95 的口罩，她戴上。過了一會，手邊出現頭盔，她又戴上。
後來，她一直在前線。因為她看過一部佔中的紀錄片，當中有一句讓他印象非常深刻：「每個人在一場運動裡，都要給自己 assign 一份工作。」
抗爭現場沒有老師，沒有最正確的指示，自己的崗位要靠自己找出來；下一步轉入哪條巷最安全、應該站在什麼位置，只能憑經驗判斷。阿套看著連登、Instagram、Facebook 上的地圖、前線抗爭者的經驗，一遍一遍地溫習街道的位置，在腦海裡反覆演練走位。
「其實 7 月我比賽，嗰陣就淨係睇連登、IG、FB，睇啲人點做嘢，當增值自己，好似依家 DSE 咁，食下雞精，DSE 範文、速成班（點樣走位、點樣擋）。真係會開埋個地圖，可能旺角打彌敦道，你就係要熟旺角，甚至油麻地、佐敦、尖沙咀啲位。暑假就係溫習呢啲。……你出左嚟，你驚都冇用。驚係驚，但你要去面對囉。」
— 阿套，應屆 DSE 考生、學界運動員，前線抗爭者
阿祺說起自己在 11 月理大之戰開始前，連續兩天去過理工大學幫忙。「中大（之戰）的時候，我只靠新聞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覺得很可悲。過了幾天，我在 Telegram 看到消息，說下一個 target 可能是 Poly，就覺得，我冇可能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卻留在家裡什麼都不做。」
11月17日 理工大學
而那天進去看到的情景，讓他至今仍無法忘懷，就像初次真正看到戰爭。
「一去到其實很多個入口已經封住了。有人帶我去一個入口，一進去便跣低了，因為成地都是油。然後又搜身，我就告訴他們我是學生……入去以後我真係……我跟住啲人走去 canteen，第一時間是有啲嚇親，因為原來好多物資已經儲咗喺嗰度，有不同的崗位在分配不同的人手，有人在煮飯……我就拿起一堆手套，去幫忙砌牆，去鋪水泥。」
入黑以後，阿祺離開校園，在外圍為送物資的人指路。有人看見他年輕，誤以為他是理大的低年級學生，「師弟」前「師弟」後的稱呼他，拍拍他肩膀叫他「加油」。阿祺憶述至此，有點哽咽。「那一刻令我……好像我是在這裡讀書的，是他們的一份子……很感動。」
雖然不忍離開，但他必須歸家。「我會覺得自己有啲冇用。我知道我不可以過夜，因為我沒有告訴家人，所以我第一天幫忙到入黑就出番去……出去那一刻，好像我放棄了他們。」
即使已經成年，對於一個中六生來說，除了外面的凶險，家人也是一大難關。
Nok 面對同樣的問題。「我一想到 6 月 9 日晚，我要離開是因為我要趕住返屋企，就覺得於心有愧。我又想，我出來係因為要政府聽取我的意見，但如果我連在家裡也不敢講，有甚麼用？」
阿祺說，反送中運動裡每次自己有不好的情緒，很少告訴朋友，反而會自己處理，「呢個十字架係我自己買嘅，唔開心嘅時候就會拎住佢祈禱。」
然而，家人的憂心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街頭，年輕不再是保護屏障，更可能是原罪。
阿祺曾經在補習過後，因為與警員對罵，在街上被數十個警員包圍，更遭辱罵「垃圾」。即使身穿校服，對方還是懷疑自己不是學生，並把自己書包裡的物件悉數翻倒在地，說懷疑他藏有「刀仔」。
「我驚，但覺得唔可以畀佢哋覺得學生就好恰。」阿祺事前要求截查警員在檢查後替他收拾物品；事後他請對方履行承諾，只換來一句：「係咪博拉？」
年輕人雖「勢弱言輕」，但不願意因此被小覷，所以連恐懼也變得有壓力。不要怕、不能怕，這或許是很多中學生在心裡對自己的叮嚀。
但恐懼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不囿於意志或場景，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也會無故襲來。被槍枝指嚇的場景，對學生記者 LPS 來說還歷歷在目，甚至會悄然入夢，影響作息。
「我都試過被警察攞住枝催淚彈槍指住，因為嗰陣得勁少記者，嗰時我哋咁啱喺警察防線前，佢哋要衝前。因為得我哋兩個（學生記者），逼咗我哋去角落，跟住無啦啦（用枝槍）指住我哋，勁驚。（警察）真係攞住枝搶對住我哋嗰幾秒，我真係覺得自己要死。
……成日夜晚的時候都會喊，就算發夢都會夢見被警察追、火魔。尤其最激烈嗰排（十一月）會成日發夢夢見依啲嘢……之前會失眠，依家就嚟考試，就會想 tune 返好。」
— LPS，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學生記者 Yan、LPS
儘管如此，震撼是一個中性詞。難忘的除了絕望，還有希望。
去年 7 月 1 日，Nok 也在立法會門外。本想跟著其他示威者衝進去的他，被身後同樣在場的老師一把扯住，問，「你咁細粒，入到去有咩用？」
現在想起來，Nok 有點苦惱地說，很後悔啊。「這個歷史時刻，我居然沒有進去（立法會）……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我有付出過，我想得到收穫。也不能說是收穫……就算是睇下都好。」Nok 為人思想成熟，唯獨這份期盼，看似有點孩子氣。
「除了梁繼平的講話以外，我最深刻的就是，突然抬頭看見有手足在立法會裡面開了手機的電筒，把光從裡面照出來。我那一刻覺得，我們真的進去了。」
— Nok，應屆 DSE 考生，前線抗爭者
同一個畫面，也是阿天在運動中最深刻一幕，「好似有個象徵，香港人攞返少少嘢返嚟，係幾感動。」
他說，以往在中文堂水過鴨背地學過「捨生取義」的意思，卻沒什麼感覺，直至看到現實中有人這樣做，自己才頓時明白 — 「捨生取義」原來不只是考試背書答案而已，而是真的在運動中經歷到的意義。
71佔領立法會
開學真正的考驗
反送中運動至今近十個月，基本上橫跨整個學年。中六生們先在暑假在街頭上了震撼一課，回歸校園，開學後他們如何在校園內延續抗爭，影響其他同學？
九月開學之初，有學生組織發起罷課，各間中學校內陸續組成關注組，統籌校內的反送中活動。
有份籌辦校內關注組的阿祺說：
「我覺得自己的影響力在學校，自己 18 歲，更加要盡公民責任令其他同學關注件事，有義務要令唔知頭唔知路的人知道發生咩事。」
— 阿祺，應屆 DSE 考生，中學反送中關注組發起人
有心但缺乏經驗，阿祺膽粗粗聯絡 2014 年傘運搞關注組的師兄和歷屆學生會，學習籌辦罷課的流程和注意事項：想罷課的同學有幾多？無家長信同意但堅持罷課的同學要點處理？點樣確保參與的同學，理解罷課的原因？
聽取師兄姐意見後，還要與校方開會、協調。奔波一大輪，最後校內罷課卻只進行了一天。3、40 人坐在禮堂內自修，有通識老師講 talk 和社工在場。以一個零統籌經驗的中學生而言，活動尚算順利進行。不過即日阿祺和關注組其他同學都覺得，罷課成效不大，決定取消之後數日罷課，結果迎來參與罷課的同學批評：「冇成效就唔罷？」
做統籌者固然吃力不討好，除了面對參加活動同學的批評外，還有持不同立場的同學的不滿和反感。
Yan 就讀的北區中學，校內有較多跨境學生。她說，「最深刻有個中三男仔，喺 Wechat（微信）度鬧我哋，話『中六唔好好讀書喺度嘥時間，中四中五腦筍都未生埋』。」Yan 和其他中六同學倒沒怪責這個男生。
「佢哋淨係睇微博，就信哂微博講的資訊，我哋香港有香港的資訊，既然發達啲，咁不如同佢哋講埋，佢哋可以自己諗清楚咩係真，咩係假。
學校畀個咁好的環境我哋，佢哋又冇抗拒我哋做的事，咁不如我哋就用依個機會，同佢哋講下發生咩事。」
— Yan，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Yan 和 LPS 都是學生記者，在抗爭現場採訪
學校是一個小型社會，總有人持不同意見。踏入成人世界之前，中六學生就是「細路」當中年紀最大的一群，他們認為自己肩負著引導低年級、新移民同學的責任，要說服那些不了解、不同意的同學。
阿靜有類似的想法：「低 form 根本就係我哋所講的『港豬』，等於雨傘運動時我 form 1，我都係港豬嚟。但諗返起，嗰時做唔到啲咩，五年後我有能力時就更加應該要企出嚟。」
她說，校內低年級學生可能連「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口號都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卻會在「亂嗌」。阿靜決心要讓他們了解更多，因此和朋友號召全級中六同學在小息、lunch time於操場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嗌抗爭口號。
「我哋單純想佢哋知道個世界、社會發生緊咩事。中六作為全校最大，我哋應該係做啲嘢畀人睇，令佢地更了解。」
阿靜就讀的中學沒人發起反修例關注組，阿靜和同學就嘗試自發在課室貼文宣、派貼紙，希望其他同學經過班房的時候留意到。
她中學生涯的最後一次陸運會中，阿靜和同學帶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旗，參與 400 米賽跑，尾隨的是其他年級的同學。
「成件事你會覺得好青春，我覺得係一個成長經歷，好有回憶。雖然唔係一件開心事，我覺得唔值得開心，因為始終你揹住『光復香港』的責任，唔應該係件好開心、玩的事，但我開心係有好多同路人，我哋目標、理念係得一個。」
— 阿靜，應屆 DSE 考生
有人成功在校內影響同學，不過也有人經歷朋友同學慢慢淡出運動。
一直在前線抗爭的 Nok 憶述，原來她與一個同班同學一起參與遊行示威，10月時她特意購買防具，問對方要不要，同學卻回答：「我不再要了，我丟掉了，我不再出去了，要努力讀書啦，你都係啦。」
「那一刻我好想哭。我原本終於在班上找到一個都會出去的 — 至少佢有個豬嘴吖，應該都OK 前（線）掛？但他這樣說，我就覺得又剩下自己一個……」她開始質疑，「點解自己同齡嗰啲開始真係讀書，自己就仲喺嗰度，唔知做咩咁？」
Nok 說，自從反送中運動後，對課生感到陌生，「因為好少返學，就算有返學都係瞓覺或者早退，課室裏面發生嘅事，自己都好似因為好少返學而有少少融入唔到。」
付出了，然後呢？
Nok 顯然是班中較熱衷社運的一個，中六的日子她全都花在運動中，缺席大部分學校活動。
「……最深刻是我冇影到班相。前一晚我是去了黃埔（示威），凌晨四、五點才回到家，第二天鬧鐘響也不知道。因為最後一年的班相和級相我都冇影到，係有啲唔開心……級相已經無法回頭，但班相，我的朋友有把我的照片印出來，舉住。
好似我成日都不在，所以我對中六的校園生活已經沒有特別深刻的回憶。」
— Nok，應屆 DSE 考生，前線抗爭者
不過自從今年 1 月農曆新年假期起，Nok 也逐漸減少出席抗爭。她心裡在想：「你只是出來，然後封路，然後被捕，然後呢？其實是不是真的有效？你好像突破不到那個位，那要做什麼才能突破？你出來的意義是為了什麼？⋯⋯我仲未搵到到做呢件事的原因。」
由於這一年全程投入運動，本來成績還有可能入到大學的 Nok，現在 DSE 分數岌岌可危。她捫心自問，其實也想讀大學，汲取更多知識，「而且始終大家都說大學是入場券，我想做什麼都好，都要呢張入場券。」只是當回想到自己過去八個月完全沒有溫書 schedule，幾乎沒投放時間於學業上，Nok 只有苦笑。
學生記者 Yan 準備 DSE 期間，不時在想，「如果 DSE 考考下突然間出事（爆發示威），咁我哋究竟會點呢？我會出去採訪定係繼續考試？」
「如果考考下真係有事，我覺得我會忍唔住（出去）。」其實她心裡已有答案。「因為好驚其他人會有事。」
這一年以學生記者身分於抗爭現場遊走採訪，讓 Yan 更有動力努力溫習，立定決心，希望可以考入大學傳理系。
「大家（抗爭者）都知我哋考 DSE，會鼓勵我哋唔可以放棄、想我哋入大學，考完之後再出返嚟（抗爭現場），我有種被人珍而重之的感覺……所以都幾特别，仲要大家係陌生人，有人會為自己開 TG 補習 Channel、義補，又鼓勵你，又幫你搵收音機，又幫你搵口罩，就會覺得都無憾嘅，就算冇左 last day、陸運會……呢啲真係唔同嘅經歷。」
— Yan，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Yan 說，收到不少人的「另類鼓勵」：「考好 DSE，唔好畀咁多內地人入本地大學」，甚至稱之為一條「DSE 戰線」；阿靜說，這也是她努力應考的原因，「我哋唔可以令自己的學位蝕一個就蝕一個，依個資格應該係我哋自己爭取。」
假設不再因疫情而延期（甚至取消），今屆 DSE 第一科將於 4 月 24 日正式開考，同學們的溫書進度如何？
LPS 現時的狀態，相信所有考過公開試的過來人都有共鳴：「冇喇……去到這個階段，點都要逼自己專心囉……但每次攤去張床，就會諗好想快點考完試…」但她之後一句卻是今屆考生才會有的願望：「…咁就可以乜都唔洗諗，專注返喺場運動度。」
是中六生也是前線抗爭者的阿套，本身不太喜歡讀書，對 DSE 或學業前途沒太期望。「學位唔係成功必要嘅嘢。我可以冇學位，但我可以做個成功的人。」儘管外界有不少說法，希望中六生暫時專注學業，運動抗爭暫先交由「大人」負責，阿套卻認為，現階段她只想光復未來的香港，至於自己的未來，她沒有多想。
中學文憑試
不是「被時代被選中的細路」
由抗爭到抗疫，2019 至 2020 年這屆中六生已經歷停課、校內校外抗爭、自己和同學被捕甚至傷亡的威脅，武漢肺炎的疫情下，還要面對公開試臨時延期的考驗。最近甚至有傳言指，若疫情持續，這屆 DSE 最終會取消，當局或改以校內成績作大學收生計分準則。
這一屆中六生的經歷，史無前例地崎嶇、艱難 — 這相信沒有人會異議。於是有人説，他們成為今場運動中「被時代被選中的細路」，站在動盪年頭中的風口浪尖。
當有人搶先爭認自己是「被時代選中」，這班中學生卻不想揹上這個浪漫化的美名。
阿套想了一會，説自己以前會有「被時代選中」的美好幻想，但經歷近 10 個月的抗爭，她認為這種激昂實為慘情，「點解我們呢一代要咁？點解有咁嘅特首呢？點解會有咁嘅警暴？」阿天也認為，「以前看卡通片會有這種「被選中」的感覺，但觀乎現實，唉，好多嘢都係『煮到埋嚟就食』，其實我哋相比台灣戒嚴、西藏和新疆的情況，佢哋遇到的處境比我哋艱難得多，香港又算甚麼呢？」
LPS 的感想，悲情得來始終帶著幾分希冀：「這個中六學年好特别，我不會埋怨自己點解偏偏要在咁大壓力的一年考 DSE，我慶幸我參於其中，經歷一切。」
「這一年因為不同的事喊過、嬲過，但身邊仍然有好多人撐住我們，好特别，應該冇其他人會經歷過。」
Nok
文／黃珍盈、梁天心
攝／Oi Yan
龍鼓灘照片提供／To Ching Yu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