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之課．2】專訪韓國光州紀錄片導演 重光前的沉寂期 守護真相直至「那天」來臨
多得近年《逆權》系列電影，近年香港對韓國的民主化歷史多了一重認識。其中 2017 年上映的《逆權司機》，故事講述在 1980 年 5 月，由宋康昊飾演的主角，一名本來對什麼自由民主漠不關心、典型小市民模樣的士司機金四福，偶然下接載了一名要前往光州的德國記者辛茲彼得，想不到卻目睹裝甲車進城， 戒嚴軍濫殺平民的景象。
把「金四福」捲進去的那場風暴，叫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是 1980 年 5 月 18 日至 27 日期間當地發生的一次民眾起義，最終軍隊開火鎮壓民眾，確切死傷數字至今未明。隨著前總統全斗煥及盧泰愚等人在 1996 年被起訴及判處罪成，光州事件雖已在法律上獲得平反，但當年不少真相仍未得全面還原。韓國獨立導演 Lee Jo Hoon 拍攝的最新一齣紀錄片《消失的光州影片（Gwangju Video：The Missing）》今年上映，他透過走訪多名親歷光州事件的外國記者、將記者拍攝的「光州影片」走私回國的海外僑民、安排民間放映的教會人士等，嘗試重塑的，不只是光州事件本身的真相，更是民間在追尋、傳播「光州真相」的過程中，如何牽引出更大型的民主運動。
今年 46 歲的 Lee Jo Hoon 本身也是光州人，民眾起義時只有六歲。他透過視像越洋接受《立場》訪問時憶述，當年因為年幼，沒有深刻印象，唯一的親身記憶，就是教歷史的父親某一天在上課時，無端被戒嚴軍找上門及暴打。一直至升讀大學，才深入了解到原來自己成長的地方，有過這樣一段歷史。
1980 年 5 月，學生在光州起義中被捕。 (Photo by Franç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79 年 10 月 26 日，時任韓國總統、獨裁者朴正熙遇刺身亡，全國各地爆發要求民主化的學生運動浪潮，運動不久更轉化成全國政治抗爭運動，後稱為「漢城之春」。但以全斗煥為首的軍人發動政變奪權後，並沒有順應民意進行政治改革，反而宣布全國進入緊急戒嚴。
消息傳到光州後，1980 年 5 月 18 日清晨，大批大學生在光州全南大學校門前抗爭，軍方派出空降部隊鎮壓。至 5 月 20 日，超過 20 萬光州市民佔領市中心舊全羅南道廳，以石頭和木棍與戒嚴軍對抗，並焚燒國營電視台分台抗議報道歪曲事實。當夜，光州市內第一次響起槍聲，至少兩名市民當場死亡。21 日早上，戒嚴司令李熺性發表談話，定性光州事件是由激進分子及北韓間諜煽動引發的叛亂事件，並強調戒嚴軍擁有自衛權，暗示軍隊可以開火。21 日下午一時，特戰部隊對錦南路上群眾集體開火攻擊，但因政府事後大量銷毀紀錄，當日確實死亡人數官方與民間至今未有共識。直至 27 日清晨，軍方進攻光州市民軍位於道廳的據點，死守者一律遭槍殺，光州起義在軍方屠城下告終。
不過光州事件落幕，只是往後七年韓國民主化浪潮的開端。屠城後，軍人政權嚴格封鎖消息，並透過輿論機器將光州起義抹黑為「叛亂」，但政權越企圖掩飾，反而更激發韓國人民追究真相的決心。在 1980 後的七年間，追尋光州真相的訴求在牽引着全國各地的大小反抗示威，再加上期間發生大學生朴鍾哲、李韓烈等在警暴下喪命事件，一次又一次激起民眾怒火。
1987 年 6 月，韓國全國各地爆發「六月抗爭」，數以百萬計民眾持續上街抗議長達一個月，逼使當時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發表「629 民主化宣言」，作出包括釋放所有政治異見人士、舉行公投修改憲法、恢復總統及國會直選等承諾。
1980 年的血腥鎮壓，始終鎮壓不住人民追求民主的意志。Lee Jo Hoon 憶述，即使是屠城後社會氣氛最緊張的幾年，仍總有少數知情者，會堅持偷偷悼念死難者。當其後越來越多人知道真相，抗爭的力量也隨之再次壯大。
「光州事件中有很多人因抗爭而犧牲，但他們的意志已傳遞了給後輩，傳遞了給（倖存）的其他人。」
「香港人可能現在會感到恐懼，會對鎮壓感到害怕，但我相信只要你們持有正當訴求，大家都會聽到香港人的聲音。香港人、以至其他國家的人，也會跟你們連結在一起。」
紀錄片導演 Lee Jo Hoon 透過視像通話接受《立場》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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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反抗，偶然抑或必然？
香港迎來高壓管治年代，不少人希望從其他國家經驗吸取教訓，不論是學習如何對抗暴政，或如何在強權宰制下保存人性的尊嚴。不過研究韓國政治及文化的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鍾樂偉分析指，南韓最終成功民主化的經驗 — 正如所有歷史事件一樣 — 很大程度上是一連串社會脈絡、特定偶發因素，加上當年國際格局影響而成的歷史偶然。如果香港人想直接挪用借鑒韓國經驗，未必容易。
「其實八十年代係好容易爭取到民主的十年，即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歷史上好多變革，都是在 80 到 89 年那十年之間發生。」
韓國民主化其中最關鍵的助力，無疑來自美國。鍾樂偉指出，冷戰時期南韓作為抗衡共產政權的前哨陣地，美國扶植獨裁者如朴正熙、全斗煥掌政，很大程度上源於地緣政治考慮，而非關本質上認同獨裁政權。至八十年代中後期，蘇聯政權半瓦解，加上中美建交、全球民主化浪潮等因素，美國開始逼迫全斗煥政權放權，包括警告如政府鎮壓六月革命，國際奧委會將取消南韓 1988 年奧運主辦權等。在全國數以百萬計示威民眾面前，全斗煥政權的大勢已去，其接班人盧泰愚終於在 1987 年發表民主化宣言，結束獨裁統治，某程度上也是當時唯一一步可行的棋。
「我相信全斗煥都計過數，問題係，那時民主化的浪潮太強，根本連國家軍事力量都招架唔住，佢只能夠考慮就係，會唔會再次鎮壓呢？但當時鎮壓的代價好大。」
「所以南韓民主化過程，其實唔容易找到另一個國家對比，因為南韓係有好多好偶發性因素，加上當時好強的在野力量，先催生出這個情況。」
光州事件與八九六四，在社會運動的層面上是性質類似的，兩者均逼使出政權露出殘暴面目後，而後人以悼念及追求平反以繼承前人理想 — 不過分別在於，八九六四的繼承者只能在香港及海外出現，而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的打壓與控制，至三十年後的今天仍是有增無減。
鍾樂偉認為，八九六四的例子，正顯示出歷史的軌跡不能被複製，而執政者的意志，有很大影響。
鍾樂偉
「我到今天都仲相信，當時的南韓政權，係相對有多啲啲人性，但八九前後的共產黨無咩人性。我諗你點比都係，全斗煥幾高壓都好，但佢在某啲位相對上無咁鐵腕。譬如光州屠城之後，全斗煥坐穩個位，佢反而係放寬咗啲嘢，譬如解除宵禁、俾大學生返番學、放咗啲政治犯。」
「當然從管治角度，其實可以話係佢其中一個錯誤，亦因為咁，80 年代中期在野力量開始強化，全斗煥已經係收唔返啲權，已經太遲。你（獨裁者）係唔可以留位畀人聚眾，因為聚眾就有機會反政府 — 而共產黨都明呢個道理。」
「韓國同八九時的共產黨好唔同，共產黨真係好強硬，完全零容忍、零妥協，我覺得兩者係有層次的分別。」
正如抗爭者會從歷史中學習，獨裁者也會進化，現今政權監控人民的方式越趨精密和便利，無需像蘇聯時期般派出特務 7-24 跟著目標人物，加上社會經濟結構和分工無法跟 30、40 年前相提並論，亦是鍾認為香港難以直接挪用 80 年代南韓經驗的原因。
「在新自由主義下，其實人與同人之間的利益關係都係越來越矛盾。譬如我係一個合約員工、你係一個外判員工，就算大家都鍾意民主，但當公司施壓唔准遊行示威，合約員工梗係覺得要保住份工先啦；但係外判就可能無乜所謂，反正最後都係俾人炒，人與人之間好難凝聚 solidarity。」鍾指出，「你就好難用那個年代的部署方式去爭取民主，而可能要用游擊式、或者重點式的方式去抗爭。」
「始終現在同以前的年代好唔同，國際形勢都唔同，難以直接比較。但反而，有時人的本質、心態，仲有參考價值。」
1989 年民運期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六四紀念館網站）
雖然歷史軌跡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社會脈絡，而且充滿偶然性，不過鍾樂偉強調，這不代表人的能動性在其中毫無影響力。
「Agency（能動性）都仲係好重要，因為你無咁強民眾的反抗力，政權係唔會感到受壓迫。你唔出聲，政權予取予攜，咪繼續管治落去囉。」
他舉例，同樣有民主選舉的日本，亦可以出現一黨獨大，「你投入參與，係會 make a difference，起碼會令到政權做某啲事無咁容易，或者代價會大啲。」
韓國民眾的能動性，其中正體現於堅持追查真相的決心，拒絕當權者任意刪改歷史。全斗煥政權曾嘗試為歷史洗白，包括施壓所有媒體統一口徑、銷毀軍方紀錄，國家宣傳單位甚至曾拍攝一段影片，顯示光州市民在鎮壓後一個月打掃街道、重整市容，工廠重新投入生產，整個城市欣欣向榮，猶如什麼事情都無發生過。
但即使在幽微之處，仍有人會嘗試發出呼號，如少數媒體嘗試報道真相，死難者家屬及倖存者亦組成團體如「收押者家族會」、「五‧一八光州義舉遺族會」，在每年 5 月 18 日嘗試舉行追悼會，甚至後期有多名學生及市民自焚、跳樓抗議，以死明志。
鍾樂偉認為，韓國民主化運動背後最大推動力，始終在於他們對傳承真相的堅持，這亦是抗爭力量在經歷鎮壓、沉寂期後，仍能保存及延續的主要原因。
「你見到韓國社會，係唔會因為政權鎮壓之後就唔出聲，或者丟淡咗件事，而係不斷 remind 其他人…而這種傳承起碼橫跨咗二十幾、三十年。因為政權會不斷嘗試丟淡件事，扭曲事實，你唔嘗試揾真相，啲嘢就會無咗。呢啲都係好靠人的參與。」
「例如睇《1987 逆權公民》都見到，當時大學生睇返光州紀錄片之後，都覺得好內疚，覺得點解當時唔出聲、唔幫手呢？呢個道德感召，或者 feel ashamed 的力量，是 86、87 年學生運動咁強的原因。好多學生覺得有愧於先賢的付出，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點解 80 年代尾學生咁勇武，咩都去做。」
光州事件後，國家宣傳單位曾拍攝影片，顯示市民在鎮壓後打掃街道、重整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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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真相的能量
Lee Jo Hoon 在訪問中談及製作紀錄片的過程與那段歷史，多次提到一個詞語：「真相」。
追尋、傳承真相雖看似理所當然，但在現實中，當權者往往嘗試掩埋、甚至竄改真相。香港爆發社會運動一年後，官方就各種事件定性、甚至改變說法，部分與民間認知的事實大相徑庭。例如去年 721 元朗襲擊事件，警方近月形容當日發生的屬「兩派人士衝突」，而非大眾理解的白衣人無差別襲擊，甚至起訴當日在場報警的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參與暴動。
與此同時，民間在過去一年，一直嘗試以各種手段追尋真相，諸如入禀法庭要求公開 831 太子站閉路電視片段， 甚至自發調查如陳彥霖、周梓樂等離奇死亡案件— 雖然在此過程中，無權勢者的努力與收穫，往往不成正比。
查找事實，抗衡當權者的謊言，本就是一種抗爭。
Lee Jo Hoon 拍攝紀錄片的最初計劃，是想探討「光州影片」對韓國人民的意義，但他在拍攝過程中，慢慢發現來自多方的光州紀錄，唯獨是 5 月 21 日下午、即軍隊在道廳前的集體開槍時，有 4 個小時完全空白，沒有任何影像記錄。所以他後來把紀錄片改了名，叫 the Missing，消失的真相。
「我問過一些當時有參加示威、以及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他們都說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Lee Jo Hoon 說，「他們是當時很重要的（見證）人。如果連他們都不知道的話，一定是有資料被（主動）刪除了，或者被人審查了。」
尋找光州真相的工作至今未完結，其中之一爭議點，是 5 月 21 日集體開槍事件，軍方說法是當時開火是自衛還擊，但民間則普遍相信開火命令是由全斗煥直接下達，甚至有人憶述當時有軍人從直升機向街上人群掃射。「如果可以找到記錄當時情況的影片或相片，就可以證實到戒嚴軍當時是在什麼情況下開槍殺死市民。但這些都是對軍方很不利的材料，相信是因此這些重要證據被收藏起來了。」
光州起義遭血腥鎮壓後，韓國軍人政權曾經查封《光州日報》禁止其出版十日，並收編全市報刊，統一口徑定性運動為「暴亂」，其後連年有市民舉行追悼會，亦會因集會被視為非法而遭逮捕。但韓國的抗爭歷史剛好說明，政權企圖隱瞞真相，並不會導致真相消失，反而激使民間鍥而不捨地尋求真相，甚至追求更徹底的社會變革。
Lee Jo Hoon 承認，在光州血腥鎮壓後的幾年時間，社會的確經歷過好幾年的沉寂期。「當年傳媒沒有報導真相，軍方亦訛稱只有兩人死亡，很多民眾無法知道光州真相，只知道當年政府聲稱的鎮壓暴徒，甚至說暴動是因為北韓軍滲透，大家知道的都只是謊言。」
「全斗煥治下是一個不能講真相的年代，」他形容，「有部分市民、學生，他們可能只是準備出來示威，已經會被人拉去坐監或拷問。所以大家即使對全斗煥政府有多不滿，都不敢說出來，那是一個要看別人『眉頭眼額』的年代。」
不過即使在高壓的軍政府年代，悼念光州事件的民眾未有完全噤聲。Lee Jo Hoon 指，其實當年在光州以外，很多人都知道光州發生了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軍隊泯滅人性至此。因此在 1985 年，一名居美的韓國移民高在亨成功將兩部「光州影片」走私回國，影片透過天主教教會及大學生組織在公民社會中廣泛流傳，民眾被壓抑的憤怒及對自由的渴望，終於再次全面爆發。
「民眾都有很多不滿，只是需要一個分享同爆發的機會，當時大家都在等待這個機會，碰巧大家開始看到光州的影片，大家感覺有必要將真相傳開去，才會發生後來的事情（抗爭）。」
1980 年 5 月，光州爆發反對獨裁者全斗煥的民主化運動，運動最終遭軍隊鎮壓，據報造成超過 2, 000 人死亡，另有更多人受傷、遭虐待或囚禁。(Photo by Franc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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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到來之前
「不自由，毋寧死」的反抗意志，鍾樂偉認為與朝鮮人前後經歷過上百年日佔及獨裁時期壓迫，有莫大淵源。
「朝鮮 19 世紀末已經有國家的改變，而他們的確被日本人滅國，所以朝鮮人係有要復國的觀念，要重奪失去的東西，而這是社會大眾都明的價值觀。所以運動可以一呼百應、全民參與。」
「韓國人爭取民主的心態、熱情，對正義的追求，我覺得在亞洲國家之間都係特別鮮明。同香港社會經歷好長時英國殖民地統治，普遍追求『中庸之道』、『以禮相待』的心態，其實都係好唔同。」
1989 年捷克經歷如天鵝絨般平順的民主過渡，韓國民主化則靠前人以命相搏、流血犧牲而來。不過鍾樂偉及 Lee Jo Hoon 均認為，今日韓國人反思當年光州武裝抗爭，普遍亦非原則上認同武裝，但理解當時人民無可選擇。
「政權動用軍隊，造成暴力及死傷，人民於是（武裝）起義反抗，之後人民都願意主張非暴力，自願繳出武器，餘下一部分人選擇不交上武器，繼續抗爭到底，他們最後都獻上了性命，甚至被捕接受嚴刑拷問，但這些都是民眾經過討論後的民主決定，我認為是需要尊重的。」Lee Jo Hoon 說。
「但通過武裝抗爭，人民的犧牲太多，亦造成太多傷口，（我們還是）希望能通過和平示威及討論去解決。」
首爾民眾為一名在示威中喪生的學生舉殯。 (Photo by © Patrick Robert/Sygma/CORBIS/Sygma via Getty Images)
人民的反撲往往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配合，如果時機未到，人如何在極權下生活？如何與恐懼共存？
觀乎歷史經驗，強權之下生活，最有力的反抗，就是生活如常，不規避、不欺人、不自欺。
「有啲嘢係啱，就去做，而唔係因為驚咗，就繞過佢、唔出聲、唔去做，」鍾說，「我覺得都係做返自己應該做的事，好似《1987 逆權公民》，其實唔需要有人教 — 有無人教檢察官唔好埋沒真相？有無人教記者要點報道呢？… 其實就係，你身在其位，就做返應該要做的事，唔好諗太多。」
雖然歷史無法複製，但正因為其偶然性，我們往往難以預知其發展的方向和速度。
「大家成日都問，香港幾時先見到曙光，其實真係無人知。韓國都係咁，無人知 1987 年就會有民主… 我認識好多南韓朋友都話，『其實唔知㗎，突然間嚟咗、咪嚟咗囉』 — 呢個就係個心態，生活如常、繼續做。」
正如 1987 年六月革命時，韓國人民一首抗爭歌《如果那天到來》（그 날이 오면）所寫：
그날이 오면, 그날이 오면
如果那一天到來 如果那一天到來
내 형제 그리운 얼굴들 그 아픈 추억도
我兄弟們思念的臉龐 與那些痛苦的記憶
아 피맺힌 그 기다림도 헛된 꿈이 아니었으리
還有我充滿血淚的等待 都不會是一場徒勞的夢
（鍾樂偉翻譯）
Lee Jo Hoon 過去一年亦有關注香港運動發展，並原先計劃在紀錄片片尾播出光州人民對香港民主運動支持，以向香港抗爭者致敬。南韓亦曾經歷《國安法》被用以任意隸捕異見這的年代，Lee 說，自己很理解香港人現時的絕望及恐懼。
「是很不容易的情況，甚至可能你們（記者）在做這個訪問，也不知會否招致危險…（但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一些事，去呼喊爭取民主的訴求，並將這個信念傳播給身邊的其他人。」
「當然這樣也可能招來危險，也有可能要承受苦楚，但（歷史上）似乎沒有什麼例子是可以在沒有苦楚下得到民主的。我們只能謹記，即使需要很長時間，我們終也會得到民主的。」
「要恒常，要笑著，戰鬥到底，會有好的結果。這是我通過拍攝紀錄片學習到的光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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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朱立熙 （2011），南韓的民主轉型 — 以光州事件作為分水嶺，台灣國際研究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