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媒體（上） ：當本地新聞變得可有可無 …
「騎樓滴水」登上《澳門日報》頭條
今年五月，澳門公營電視台「澳廣視」將台灣總統蔡英文，改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引起澳門網民熱議，澳門網媒《愛瞞日報》就直指澳廣視「正式姓黨」。
這則消息對港人而言是「新聞」。在澳廣視「姓黨」的新聞下，香港讀者咁睇：「澳門一早染紅咗啦，年年派錢咪冇人出聲」 、「澳門係乖孫，完全聽從阿爺指令，言論、出版、新聞自由，都自動消失了！」
以及：「香港好快會一樣了。」
一個城市的新聞傳播，影響著當地的政治、社會發展，與此同時，亦受政治生態與社會氛圍所規限、制約，三者相互影響。若說新聞是社會的一面鏡，那麼自我審查嚴重、被本地居民唾棄的澳門傳媒界，反映著一個怎樣的社會？
在新聞傳媒崩壞的過程中，政府、老闆、高層、前線記者、讀者與觀眾，每一個人都有其角色，共同造就出當下的局面。
如果澳門是香港的明日，我們不妨深入地了解一下，這樣的局面是如何生成。
政府資助 博企爭落廣告 報業逆市生長
全球各地紙媒陷入生存危機，澳門報業發展卻異常蓬勃。
一個人口僅64萬的小城，新聞局登記刊物光是日報就有14份中文報、3份英文報；目前全澳只有萬餘人通曉葡語[1]，但也有3份葡文日報，各語言的周報、月刊等更多不勝數。
逆市生長，全因有水喉。
澳門政府新聞局每年以逾千萬資助報章。2015年全年資助為1648萬澳門幣，《澳門日報》、《華僑報》及《濠江日報》（新濠江報業集團）各獲資助 95萬，其他中、英、葡報章各獲資助 15萬至 72萬不等。除了政府直接資助，政府亦頻繁投放大型廣告，澳門基金會等半官方機構，則以協辦活動、編纂書籍等名目撥款予各大報章，或不公開資助個別版面以特定議題編採。
澳門不少「主流傳媒」編採團隊比香港網媒還要精簡；全澳規模最大的《澳門日報》只有數十名記者，一些葡文日報的編採僅約10人，而每年獲 72萬直接資助的《正報》，編採只有約7人。
政府資助充足，大小企業亦不時在本地報章落投放廣告，而每逢「過時過節」，更會有充滿澳門特色的節慶廣告，甚至出現不同企業「搶頭版」的情況。
以《澳門日報》為例，每逢報慶、國慶、回歸紀念日，大集團及社團紛「畀面」落廣告，令《澳門日報》化為廣告集。2014年12月19-20日，澳門回歸十五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澳、特首崔世安連任，「三喜」臨門，兩日間，《澳門日報》共刊登了16個歡迎習近平訪澳的全版廣告。
2014年12月20日《澳門日報》廣告
而祝賀崔世安上任第四屆特首的全版廣告，則刊登到第四日（22日）還未登完。四日下來有近40個全版廣告賀其連任，每個全版廣告索價 6萬- 20萬不等，未計半版廣告；中資銀行、博彩企業、商會、同鄉會、社團、建築公司、律師樓等各行各業，紛賀澳門「深慶得人」，大讚崔世安「實至名歸」。
近年賭業收入大跌，但報章版面的廣告仍然熱鬧。有業內人士就形容，對澳門媒體而言，博企因收入下跌而縮減廣告投入，對主流媒體並無做成太大影響，只不過是「搵少啲」而已。
廣告收入部份來自企業，而不少澳門報章的老闆，本身就是當地具勢力的博企及大集團擁有，如《市民日報》（澳博）、《力報》（太陽城）等。
享有如此豐沛的資源，澳門新聞業界卻是一潭死水。
無競爭 無進步
講起澳門新聞，必然要講審查；但澳門主流傳媒故步自封，審查並非唯一原因。
政府資助源源不絕，加上商界廣告親疏有別，令傳媒版圖難以撼動，報界並不存在真正競爭；在只得公營「澳廣視」與陸資「澳亞衞視」的電視新聞界，就更是如此。
缺乏競爭，令傳媒失去追求質素、吸引讀者的動力。
打開澳門報章、看澳門電視新聞，雖然登繁體字、講廣東話，但香港讀者或會覺得睇唔明。除了對當地議題陌生，更加陌生的，是報導手法：澳門主流傳媒的報道，會令香港讀者想起《文匯》、《大公》、大陸報章，或中央電視台。
澳廣視新聞報道畫面
「佢哋根本唔會理，觀眾究竟明唔明白。」
曾在澳門最大的電視台「澳廣視」（TDM）任職的記者 Nichole就透露，近年，TDM曾力邀香港資深傳媒人梁家榮（現任廣播處長），過大海向TDM記者講課，教授電視新聞技巧。這位曾受梁家榮教導的記者憶述，梁當時直斥 TDM的新聞「聽完都唔知噏乜」。
Nichole舉例，如「現金分享計劃」，其實即係「派錢」：香港新聞會話「澳門政府宣佈每名居民派發九千元」，TDM則稱「政府宣佈本年度現金分享計劃，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九千元」。Jargon處處，社團的名稱、權貴的職銜，動輒十數字一輪嘴讀出，不少都照搬新聞稿，「仲有咩法人、自然人，TVB永遠唔會聽到嘅字眼，TDM就日日講。」
此外，TDM的新聞畫面亦乏善足陳，有時甚至出現「Powerpoiont式報道」：當局提供官方照片，TDM就用照片加旁述，拼湊成一段電視新聞出街。
政治一潭死水 新聞無事可報
除了報道手法趕客，議題也令人覺得沉悶至極；新聞「無嘢報」，與澳門疲弱的政治生態，互為因果。
Nichole指在電視台工作，不少 assignment都是「社團新聞」 — 在澳門，「社團」即地區居民組織、左派組織、建制政治團體無限自我分裂出來的團體，類似香港工聯會、新界社團聯會等組織。
試想像，電視新聞每日報道工聯會、九社聯、乜乜婦聯的地區活動，邊個邊個達官貴人出席致辭，弘揚乜乜乜文化，傳播乜乜乜精神，與眾同樂。
Nichole 比較香港與澳門的傳媒生態，得出以下結論：香港傳媒針對議題去跟進、挖掘，牽引全城關注，緊湊過TVB劇集；而澳門則是「記者落到活動見到邊個官，就請佢講兩句；今日呢個官現身講兩句呢個議題，聽日另一個官出現，就講吓另一個話題」，新聞關注點跳躍，而傳媒機構並不鼓勵記者深入跟進。
澳門政府應對傳媒的方式，極不利傳媒報道。Nichole形容，澳門官員很少露面，部份更「一年都見唔到幾次」；雖然近年有所改善，但澳門官員過往甚至會無視記者，由得記者追訪不作回應。而澳門新聞局雖時時向傳媒發新聞稿、發官方相，但遇到傳媒查詢，均僅以簡短官腔回應。
澳門中聯辦前主任李剛出席活動，隨從擋開追訪記者。圖：澳門傳協
另一方面在香港，不同議題都可找到立法會議員評論，但在澳門卻不然；澳門的立法會議員，除了個別幾位，大都不習慣或不願意面對傳媒。
Nichole更指，澳門立法會連固定的「咪兜」位置都沒有：「喺香港，議員會自動自覺行埋咪兜，回應記者問題；但澳門做立法會新聞，記者要攞住支咪，休會時湧上去追啲議員問嘢。」
這樣的生態，令議題無法發酵，進而令市民越來越無興趣了解社會動態。
一個城市的議會連財政審批權都沒有，如何引起市民關心政治話題？議員毋須靠議政能力，而是透過「欽點」或有名無實的選舉上任，政治或社會新聞報道便很難透過政治人物的表態，得到充份討論與關注。
政府無意向市民問責，傳媒機構又無意監察，新聞，越來越悶。
「一地頭條新聞冇人報」
2015年10月18日，澳門出現一場「遲來的遊行」。
去年，澳門首次以抽籤取代計分輪候方式，分配「經濟房屋」單位（類似香港居屋），1,900個單位有逾四萬人申請，結果激起民憤，引發逾千人遊行，不滿政府改制，要求修法改回輪候制。
為甚麼是「遲來」的遊行呢？因為這次遊行的主要針對的政策「抽籤分配經屋」，早於2011年修法通過。
圖：論盡媒體
民主派政團當年就有憂慮，以抽籤方式分配經屋，輪候者或「一生都不能抽中」，但未能阻止法案通過。當年修法從醞釀到表決，政府並無施壓「河蟹」新聞，傳媒如實報道，議員反對的理據亦見諸報端，但市民並無關注；事隔四年，市民才注意到當年修法的禍害。
澳門市民，對澳門本地的新聞，可謂漠不關心。
不健康的傳媒環境，不止令傳媒失去讀者，亦磨蝕掉市民對自己城市的關注。
前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前《論盡媒體》總編輯彭靄慈（Connie），數出市民長期忽視本地新聞的原因：「一、佢哋覺得悶、冇興趣；二、傳媒講得唔清唔楚，睇完都唔明；三、唔信傳媒，覺得全部都河蟹。」
「好多市民都覺得，澳門記者冇用、做唔到嘢。佢哋唔知、亦唔關心社會發生咩事。」
彭靄慈指，澳門街巷口耳之間，有很多「公開的秘密」，官商如何勾結出賣澳門土地利益，社團如何細胞分裂鯨吞公帑私相授受……但傳媒不會跟進，繼續報道每日的社團活動新聞。
「喺澳門，有好多『冇人做嘅頭條』。」
澳廣視日常新聞選題一覽
本地傳媒冷待的事件，往往要「出口轉內銷」登上港媒，澳門政府及媒體才會跟上；有澳門記者就笑言，香港《蘋果》與 TVB對澳門政府的震攝力，比澳門任何一間傳媒都大。
在澳門本地，《澳門日報》無疑是觸及最多讀者的報章，市場佔有率達七至八成，但印量不等於影響力。若問澳門最多人睇的媒體，名列前矛的會是《蘋果日報》或東網。在年輕人當中，情況更加嚴重。
「今日澳門發生咩事？可能大家都唔清楚。但今日香港發生咩事，身邊嘅同學就個個都知。」19歲澳門大學傳播系學生 Ella 如此形容。
Ella說起，早前香港「睡婆婆」遇劫、牛頭角大火等新聞，朋友都知之甚詳，但要說澳門的「土地法」爭議、海一居事件，則一般大學生都不甚了了。
Ella以前家中每日都買《澳門日報》，但自智能手機流行後，她的母親也轉看《蘋果》APP；而在她那一代，則有不少人完全沒有翻過《澳門日報》，大家都看香港媒體長大。
「澳門新聞媒體，喺年輕人心目中係可有可無、冇人睇，吸收資訊主要靠網絡……平時睇FB，只會見到香港的新聞。」
澳門市民睇香港新聞多過澳門新聞，對澳門社會的問題不再留心；但這樣的情況，近年正逐漸生變。
網絡媒體的興起，令澳門人外放的目光，再度回到自己生活的小城。
愛瞞日報：突破媒體封鎖 傳播社會議題
一眾澳門媒體中，以擅用社交網絡的《愛瞞日報》，最為香港網民熟悉。
《愛瞞》其實是不折不扣的「黨報」。澳門傳媒環境封閉，令社會討論無法發酵，亦令民主派的訊息難以接觸市民；被稱為澳門「自由開放陣營」旗艦的「新澳門學社」，就一直被傳媒刻意打壓。學社請願、示威，報道篇幅遠不如建制社團活動；建制社團在報道中會有全名，學社則被稱作「有團體」。
隨著網絡興起，學社中的年輕成員，就嘗試突破傳媒媒體的封鎖。他們以網民揶揄《澳門日報》的諧音《愛瞞日報》為名，製作惡搞圖片在網上傳播。澳門網民以前只能食香港政壇的花生，《愛瞞》出現後才發覺澳門也有政治花生可食；《愛瞞》越來越受歡迎，專頁like數不斷升。
而《愛瞞》由惡搞專頁轉向媒體的契機，亦關乎學社的傳播策略。
話說，澳門立法會原本不設直播，新聞亦避重就輕，學社的年輕成員們便借助網絡，想讓更多市民看到會議，尤其是電視新聞必定剪走的建制議員荒唐發言。他們一方面爭取直播立法會，同時直接拿起攝錄機，拍攝會議情況上載，但卻被立法會人員阻止，理由是立法會只准傳媒拍攝，而他們不是媒體。
於是，《愛瞞》便透過出紙本，在澳門新聞局註冊成正式媒體。
「《愛瞞》的生動方式，吸引越來越多人了解澳門社會。」《愛瞞》副社長崔子釗（釗哥）回想：「當時就覺得只做惡搞、得個鬧字唔夠，想更進一步，想對公民社會有更正面的作用。」
眼見影響力漸增，愛瞞從一個高登式惡搞PAGE，漸漸轉型為新聞媒體。
崔子釗在「新澳門學社」辦事處，處理《愛瞞》的編採工作
專頁有逾八萬like的《愛瞞日報》，日常由釗哥一人營運，影相、拍片、製圖、寫文一腳踢。澳門傳媒不受市民信任，網上傳播力又弱，《愛瞞》就利用熟識網絡的優勢，將新聞去蕪存菁，再包裝、轉發；另一方面，澳門市民「有料爆」，主流媒體未必會認真處理，市民就轉向網媒。時有議題因為《愛瞞》報道引起網絡迴響，主流媒體才去跟進。
更重要的是，主流傳媒報道較少批判，將真正的新聞點輕輕帶過，《愛瞞》則可突出有新聞價值的議題，放大重點。
基建超支、程序不公、官員騎呢金句……主流傳媒刻意忽視或不准報道的新聞，《愛瞞》都可以報；主流必須淡化的重點，《愛瞞》可以大字標題，令《愛瞞》更受讀者追捧，影響力不斷擴大，成為社會議題的主要推手之一。
澳門主流傳媒制肘處處，網媒則開拓出前者無法享有的空間。
例如，早前香港傳真社（Factwire）報道的台山核電廠爭議，愛瞞刊文附「我是澳門人 我反對堅持興建台山核電廠」表態圖，一日之內獲逾五千網民分享、觸及率 25萬。逼於壓力，澳門政府比港府更早回應，承諾向廣東當局跟進台山問題。《愛瞞》的影響力，大到澳門政府也不敢忽視。
香港紙媒與網媒之間時有齪語，澳門情況卻不同。釗哥形容，澳門沒有「鬥銷量、鬥獨家」的競爭，行家之間猶如「共生圈」，「網媒同紙媒唔對立，大家互補。」甚至有主流媒體的記者，會將不方便見報的消息，轉給《愛瞞》報道。
釗哥是《愛瞞》的大腦，但他並非新聞出身，處理網絡話題與報料，或未能符合嚴謹的新聞要求；他坦言《愛瞞》有影響力，但公信力「就要繼續努力」。
《愛瞞》補足了主流傳媒在傳播上的不足，而澳門另一家網媒《論盡媒體》，則再進一步：不只補位，更與主流媒體比肩、甚至領先。
論盡媒體：以新聞重建市民與城市的聯繫
2015年，澳門爆出兩宗涉及千億元土地利益[2]的大新聞。
澳門「地王」南灣湖CD區，政府一直宣稱地權已全部批出，卻被揭當中有四幅官地，傳將以重劃等方式，無償批予發展商，再放寛高度限制，令發展商隨時賺多千億[3]。
另外，「愛國愛澳」商人蕭德雄，被揭發以一處荒僻古蹟，輾轉讓信德集團換得海景一線靚地；報道促成澳門廉署展開調查，揭發蕭以僅約千平方米私地，自己先換得政府15萬平方米官地，換大92倍，當局跟進是否有人涉貪[4]。
這兩宗新聞，均由澳門獨立網媒《論盡媒體》獨家揭發。時任總編彭靄慈（Connie），帶領《論盡》兩名記者揭出一宗宗重大新聞，靠的並非特別門路，而是最基本的方式：翻查公開資料。
《愛瞞》編採出身政團，《論盡》人則出身新聞界；以前是電視記者的Connie形容，《論盡》人均是由主流媒體「逃亡」、逼上梁山的一群。憑觸覺從日常新聞中辨出疑點、深入挖掘，原是記者本職；新聞就藏在政府憲報、公開記錄之中，等著記者隨時翻查，一查就可發現澳門官商、社團勾結，遠比街巷以訛傳訛的版本，嚴重得多。
Connie強調，《論盡》記者能力上未必較主流記者優勝，贏的只是空間：有時行家一同採訪、同聲質問官員，最終只有《論盡》可以刊發報道，報章、電視台行家的心血卻不能見光。
市民覺得澳門記者「做唔到嘢」，但當他們得到不受干預的自由，可以做出甚麼成績？
受政商力量制肘，主流傳媒放棄有價值的新聞，編採僅三人的《論盡》才會跑出。澳門一地都係「冇人做嘅頭條」，《論盡》就透過嚴謹的新聞報道，將社會重大議題，帶回公眾視線。
彭靄慈
《論盡》以「獨立、公義、良知、多元」為宗旨，平日跟進日常新聞，每週另設紙本刊出長篇專題，選題除了土地、規劃，從公帑監察、教育政策、保育等無所不包；這些議題，都關乎公帑運用。
如《論盡》早前就曾跟進澳門私校，虛報工程採購向政府收取大額資助，再收取外判商回扣的情況；政府教育資助不斷增加，9年間激增逾50倍，資源「親疏有別」，「紅底」學校較教會學校更易申請，腐敗不堪。
專題前言中，《論盡》問讀者：「派，真的沒有代價嗎？」
採訪澳門時政新聞多年的 Connie認為，澳門方方面面的弊病，其實有同一個根源，就是「派錢」文化。它深入澳門社會肌理，是令市民對此城漠不關心的元兇。
「成個社會都習慣政府不斷派錢，樣樣都派，社團又派、學校又派。既得利益者，同透過社團得到粒糖的市民，都覺得自己受惠，大家就唔出聲。」
「派錢嘅文化，令澳門變成一個『共犯』社會。」
而每年接受政府鉅款資助、企業大額廣告的澳門主流傳媒，亦深陷於「共犯」的結構中，鞏固政權倡導的歌舞昇平假像，弱化民間聲音、迴避真正問題。無關痛癢的新聞，磨蝕市民對社會的關注，令市民不再看本地報道，也不再關心澳門的事。
人多勢眾的主流傳媒去政治化，規模細小的《論盡》就負起推動公共討論的使命。
「《論盡》想話畀市民聽，這樣的安逸不能持久，只會越陷越深、死得更快，大家要有警覺。錢係解決唔到問題，最後要付出更大代價，就是一個社會、一整代人的價值觀崩壞。」
澳門的市民，長期與新聞、與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脫勾，而《論盡媒體》想要重建市民與城市的聯繫，令澳門人可以正視、關注，繼而改變自己的城市。
《論盡》紙本
《論盡》紙本內頁
《論盡》選題嚴肅，吸引力不如《愛瞞》，facebook專頁開設三年，like數仍只有三萬；但媒體的影響力，並非純以like數計算。
澳門報章記者 Kenneth形容，《愛瞞》透過生動手法重新包裝新聞、突出荒謬之處，令市民更易消化議題。傳播上《愛瞞》居功至偉，但它依賴其他新聞或市民報料，加上人手所限，難再深挖；而穩紥穩打做新聞的《論盡》，則在主流傳媒消極被動的環境中，成為了破風手。
「《論盡》報完單新聞，自己有記者去追官、繼續推個議題，其他記者冇得唔跟住做。唔通《論盡》扑緊咪你行開？全行都要跟，侷跟。」
即使立場、尺度不能如《論盡》般直白，但主流傳媒「人有我唔可以冇」的慣性，令它們必須追上《論盡》的步伐。
「《論盡》係帶住澳門成個新聞行業前行。」作為報章記者的 Kenneth坦承。
傳媒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輿論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在澳門，政商結構箝制主流傳媒，這個角色便無可避免旁落，所謂「主流媒體」，反而跟著網媒走。
權貴控制了主流媒體，但在網絡時代，始終控制不了輿論走向。
而當權者，自不會坐以待斃。
當權者反擊 發展建制網媒
2014年是澳門關鍵一年。
14年5月，崔世安政府強推「離補計劃」，激起全城民憤，觸發回歸後最大遊行，2萬人上街、7000人包圍立法會；其時澳門人口不足56萬，相當於每 23人就有 1人參與過。在社會冷感中默默耕耘的澳門社運人，首度「成功爭取」政府撤回法案，是為澳門「光輝五月」。
成就「光輝五月」的，不是冷待爭議、或只報官方解釋的主流傳媒，而是網絡平台。這一次教訓，讓當權者意識到控制網絡輿論的重要性，其取態之轉變，相當露骨。
澳門中聯辦每年均會宴請中文傳統高層「春茗」，並下達方向性指令。反離保運動爆發前的2013、14年，中聯辦還在訓示傳媒「高舉愛國愛澳旗幟」、「大力報道好事大事，傳遞『正能量』」，但2014年5月過後，中聯辦的指令變為「利用好新媒體、社交媒體」（2015）。
今年春茗，澳中聯辦官員就要求傳媒須「在主流輿論中定向、定調」，並指澳門互聯網媒體「發展較慢」，強調「將媒體影響力向網絡空間延伸，是傳統媒體生存發展的必然選擇」，要求主流傳媒向網路發展。
經中聯辦催促，主流媒體開始加強經營社交網站平台及手機APP；同一時間，網上湧現大批新「網媒」，與假帳戶組成的網軍，著力與《愛瞞》、《論盡》搶奪輿論主導。
《愛瞞》社長周庭希就曾形容，這些專頁平日報道並無偏向，但一旦發生大事便即時歸邊。早前大陸暨南大學獲澳門政府捐助一億元事件，就有不少專頁為政府護駕；它們花大量資源，在 facebook真金白銀推post，試圖淡化《論盡》、《愛瞞》對事件的批判。
主流傳媒幾乎盡皆被收編，當權者又著力佔據網絡，澳門的新聞界，是否還有突破掌控的可能？
關鍵，在於人。在澳門做新聞的記者，有這樣的堅持嗎？澳門的讀者 — 也就是澳門市民，又是否足以成為後盾，支持前線記者做出忠於自己的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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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年澳門人口普查：有葡裔血統的人數為 8,106，全澳能講葡萄牙的人口僅2.4%（13,148）、日常使用葡萄牙語者僅0.7%（4,022人）
[2] 「地債」可謂是澳門特有的土地問題：發展商將手上偏遠或價值較低的地段，「借」予政府興建公屋及垃圾處理等設施，繼而以「收地債」的名義，獲政府不經公開招標，批出黃金高價地段，供地產商發展豪宅。
澳門坊間一直流傳，政府欠下地產商大量地債，要用澳氹兩岸的填海新城區新土地來償還。澳門政府原本對當局究竟欠下多少地債，一直諱莫如深；直到2015年6月，新城規劃諮詢展開，填海區究竟有多少土地，需要用作向發展商「還地債」，成為輿論關注重點，最終逼使澳門工務局對外公佈，政府與地產商曾有十二宗換地交易，其中六幅已解決，但有六幅「地債」未還，包括氹仔古蹟益隆爆竹廠的地段。
今年8月，澳門政府最終公佈，政府欠下地產商的地債，共有 88,806平方米；至於政府究竟要如何償還，澳門記者及議員仍在追問崔世安政府。
[3] 澳門官員原本聲稱已經全部批出予私人公司的南灣湖CD區地段，去年被揭原來藏有四幅政府擁有地皮，但一直未按原定計劃興建政府辦公樓及劇院等設施，盛傳部份將以「還地債」之名，批予信德集團興建豪宅，及透過重劃地皮，將地段拼入私人地段直接送出，加上無視週邊景觀大舉放寛高度限制，令可建單位數目大增，地產商隨時多膁千億。
[4]承上，工務局公佈爆出益隆爆竹廠原來已被「換走」，但連一直負責處理爆竹廠保育的文化局亦表示毫不知情。《論盡》透過翻查文件發現益隆地段持有人涉以小換大：
爆竹廠地主蕭德雄以面積不到3公頃的爆竹廠，與政府換得15萬濕地土地，部份售予信德；澳政府最終決定保留濕地興建公園，信德憑藉手上濕地，向政府換得坐擁無敵海景的一線地皇。有關報道觸發澳門廉政公署調查，最終揭發爆竹廠內部大部份並非官地，地主以僅僅一千多平方米的私人地，交換政府15萬平方米官地，換大92倍。事件當中是否有人涉及貪污，仍在調查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