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丁區議員抗疫戰．3】沒有後台的素人 張文龍：我們不能販賣假希望
週四（2 月 24 日），青衣長安邨安洋樓大堂。管理員案前貼了一張手寫告示，上面寫著：
「24、25、26 三天，不給張文龍議員，或張文龍的助理進來給街坊派消毒藥水或清潔用品……」
張文龍是青衣長安選區區議員。他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擊敗時任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躋身素人區議員之列。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青衣一直是疫情較嚴峻的地方：安濤樓有一宗確診感染個案、附近的長康邨康美樓又於早前險成「疫廈」。
無黨派、無後台、資源相對匱乏的張文龍，要服務基層人士為主的選區，無疑已一早陷於苦戰，疫情更讓他的地區工作百上加斤。
這是人們四出瘋搶防疫物品的時候，也是資源和政績最直接掛帥的時候。張搜羅到的口罩不多，只能轉戰派發酒精搓手液。當區資源充沛的建制派藉此攻擊他，有街坊打電話罵他，豈料挑戰還不止於此。
週四當晚，他和義工準備到安濤樓派發搓手液，甫步入大堂，便被保安截住。保安看一看手中的文件，似乎收到指令，然後跟張說，「你不能進來。」
從後來發佈於「長安邨業主立案法團」專頁的 Whatsapp 截圖中可見，法團管委會曾就張文龍派發防疫物品的申請進行投票，最後以 5 票贊成、8 票反對駁回申請。事後四名贊成允許張文龍上樓的成員更因無法阻止這種「政治立場凌駕於邨民福祉之做法」，辭職明志。
當時，面對保安的阻撓，張解釋說，他早已就派發活動作通知，亦能出示登記居民的聯絡資料。保安屢屢卻以疫情為由推搪，儘管張此行的目的卻正正是要協助居民防疫。張看不到任何合理的阻止理由，也不能讓居民白等，只好無視阻撓，逕自上樓。
翌日早上，他在 Facebook 撰文，名為《三個月：一個新科議員的自白》，字字句句透露著疲憊。被法團針對的事情只是導火線，似乎背後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
「我們議員，很多人印象仍是活神仙……很多人卻不甚了解，議員種種『活神仙』的表象，是靠如履薄冰地換回來，尤其是我們無後台的單頭議員……」
2 月 25 日晚上，張文龍於長安邨為居民送上早前代之預購的酒精搓手液。
居民以為區議員重權在握
「我最大感受是，區議員本身係一個冇乜權力嘅職位。」張文龍從前當區議員助理時，已有此感悟。
真正當上區議員以後，這種感覺有增無減。尤其是當居民時常誤解區議員是「地方官」的時候。張說，他們以為區議員「喺呢一區係大晒」，一呼百應，要乜有乜。
「有街坊覺得，區議員寫封信，間公屋就會快啲到。」張說，「其實區議員沒有這樣的權力。我要好清楚話佢知，政府的制度是怎樣怎樣，你要快，必須要畀到理由。然後我再將理由轉述給社工，這樣你才可能有恩恤安置。我要解釋得非常清楚，讓他們知道社會上有這樣的制度。」
他認為，這是由於以前的議員開了壞先例。
「以前啲議員好鐘意充大頭。他們很多時會去刻意塑造一個形象 — 自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形象。這令很多居民覺得，到區議員那裡（求助）就會有辦法。」
連辦不到的都會答應？「對。所以令街坊在兩三屆（區議員）後累積了很多處理不到的個案。（街坊）覺得你唔掂，你廢，再找另一個。」形成惡性循環。
張把心一橫，決不會再縱容這種風氣。「我們其實是要好誠實地跟居民講，我們沒有什麼樣的能力，但我們會用私人的能力去幫他們做事……我是一個開誠佈公、讓他們知道實際上發生什麼事的人，而不是賣假希望。」
然而某些居民對區議員重權在握的印象積重難返，在疫情的催化中，更令張吃過不少苦頭。
「總有人覺得我沒有派過口罩就等於『唔做嘢』。他們不知道，（我私下有）和政府部門周旋，例如是（跟進）流感診所，（讓他們）安排一個真正遠離民居的位置，做好防疫措施……有單位出事的時候，他們會埋怨我，說我怎麼會不知道是哪個單位。但其實（他們）應該埋怨的是政府不公布（該單位的資料）。好多時，政府做錯決定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我是政府的一部分。」
不過區議員對安定民心始終起著重要作用。把困境如盤托出，是不是最好的應對方法？在這種人心惶惶的時候，上述那種「活神仙」的強人形象，某種程度上不是必要的嗎？
「某程度上是需要的。但不是好似以前咁，不理是什麼問題，總之交畀我就一定掂。」
他是一個對居民有要求的區議員。「會希望他們明白我們作為議員有什麼難處。」
所以不同意區議員和街坊是「湊仔」關係？「我反而覺得（區議員）是一個橋樑，讓他們明白一些社會制度的運行方式。」
沒有後台的抗疫
現實裡，新手不一定都在新手村出發。作為資源緊絀的「單頭議員」，張能對龐大的基層人口作出的協助，難免有點杯水車薪。
「因為我不像別人大黨例如說有律師團隊，一 call 就知道事發生什麼事情，又沒有那麼多資源去派發那麼多嘢。而基層很多時都很現實，要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他們才會聽得落其他事情。」
近日上門送到居民手上的酒精搓手液，也由張先自行墊支一萬多元購得。「吓，乜要錢㗎！」某居民在張向他收費時驚呼。
資金有限，張只能向居民收取成本價。收回來的錢，又用來墊支購買未來將陸續運抵的二、三千個口罩。至於張文龍現在手上的一千多個口罩，則由居民捐贈所得，之後只會派給最有需要的人。
「你嚟緊洗唔洗覆診啊？」張柔聲向一名年長的居民詢問道。「如果你三月要覆診呢，可以用張覆診紙來登記，拎個口罩……」資源有限下，張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把自己定位為一種調度資源的角色。
面對困難重重的防疫工作，張亟需居民的理解。然而，在這種時勢中，理解也許是一種餘裕。
有些本來支持張的居民亦因擔心疫情，而對他心生質疑。
「最近，他們好鐘意問我點解冇辦事處，覺得是我懶得去租。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多資金去租一個私人單位，所以就要等房屋署（安排租賃）。但係房屋署在行政上需時……始終他們見慣區議員的模式不一樣。見到你有擺街站、有在辦事處做嘢，才是做嘢。」
但實情是，很多東西 out of sight 就會 out of mind。從政雖然不是做 show，但為了讓居民安心，應怎樣彌補「存在感」？
「盡量希望把他們納入我的電子平台。」老人怎麼辦？「其實現在就算八十多歲老人家也在用手機，就算不會用 Facebook 也會用 Whatsapp。我就會用 Whatsapp 傳些圖給他們。唯有辛苦一點，每次遇到他們就主動幫他們加入我的聯絡方式。」
會不會考慮多擺街站？「這就很兩難。我不想讓街坊們覺得現在還是應該不停外出。但的而且確，如果少見我是會擔心。所以可能取一個平衡的密度。」
除了自身的表現難以符合居民期望，政府的不作為更是雪上加霜。
「政府高層絕對是想玩死我們這些區議員。另外，他們和下層的沒太多溝通或是信任機制。很多統籌的溝通的非常亂、非常差，就算有比較底層的官員想幫我們，也因為溝通問題幫不到我們什麼。」
留意到其他區面對同樣困境的民主派區議員，他無奈道，「大家都一樣慘，一樣捱緊。」他苦笑說，「呢排腸胃非常差，我一緊張腸胃就很差。」休息呢？「絕對不夠。近來每天真正睡的時間只有兩個鐘。」
現實裡的張和《一個新科議員的自白》裡那種氣勢凌人的形象不同，語速很慢，聲線有點讓人意外的軟糯。不知道是疲憊還是本性。
派發物資時，張高高瘦瘦的身影在昏暗的走廊燈光下緩緩移動，很多居民一眼便認出他來，當中不少劈頭就問：「咦，佢哋今日畀你上嚟喇？」
日前張被拒上樓的事，貌似已傳遍整個長安邨。消息流通之快，全靠一個叫做「長安後浪監察組」的 facebook 群組。
記者到訪那晚，有街坊曾在群組號召有空的居民「幫手接應文龍」。發貨結束後，也有一群街坊在樓底等待他，噓寒問暖，送上兩盒原子筆。
對於這位不太幸運的新科議員，一位邨民在「長安後浪」上這樣寫道：
「張文龍這個人，平日真的很不討好。他選上區議員時，大家都不由擔心，以他有點『倒米』的性格，面對街坊會不會出事？
經過昨晚事件（被阻上樓一事），我自己都有點反思，或許我們這條邨，就是需要有一個坦白耿直得有點過份的區議員，來叫醒大家。其實要走多一步，努力更多的，不只是張文龍團隊，還有我們一班街坊。」
縱然苦戰，在長安邨，張文龍仍然有一群非常關心他的居民，作他最強大的後盾。
張也說，「長安這裡的居民之間的連結很厲害，看『長安後浪』就知道。全條邨（的關係）都很緊密，因為以前的法團很貪腐，他們在幾年前因為推翻了那個法團而團結了很多……」
長安邨法團問題非朝夕
原來長安邨的法團風波早已不斷。張文龍派防疫物資被法團阻撓，只是其中一個明顯的枝節。
去屆的長安邨業主立案法團在 2017 年因貪腐問題遭居民群起推翻，現任法團和「長安後浪」的群組皆由之而來。現任法團的成員中，有建制派、前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的親信，亦有當年由街坊推舉的人。
記者向街坊 Terence 查問現任法團的過去表現，發現除了近日阻上樓事件，該法團還作出過不少令人費解的行為。
「其實法團霸權的做法一直存在。」Terence 說，「之前有個街坊指他們用法團的錢買蛋糕，又有錄音流出證明事件屬實。然後該名街坊便收到律師信，被指誹謗。後來，他們（法團）在大廈的每一層都張貼海報，指相關說法是誣陷，居民都覺得很不解。」
除此以外，現任法團在向居民提供法團文件的時候，會要求居民簽訂保密協議。Terence 就援引相關法律，指這種做法其實不當。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法團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應向任何符合條例要求的人（如租客代表、業主、已登記承按人）提供相應的法團文件（如常務會議紀錄、財務報表）之副本，沒有簽訂保密協議的要求。
至於最近的派發事件，Terence 則指法團雙重標準，「文龍上樓前一星期，羅競成才在安海樓派過物資，也沒有被阻止。（我）無從判斷他們的準則。」
然而，法團和區議員的合作，對社區工作的成效仍然是至關重要。對於和法團建立良好溝通關係的信心，張稱只有「一半」。
「因為偏見還是非常嚴重。我唯有做好我自己，讓他們慢慢知道，儘管立場不一樣，我都會盡量溝通。希望他們會明白。」
但自辯始終難敵人言。另一邊廂，以張的防疫工作不周為由，作出攻擊的建制派亦非常多。
「經常有一些『耳語隊』會突然在老人家耳邊說，『佢（張文龍）冇嘢派啊、佢收埋收埋啊，佢點會對老人家好啊』。說完以後甚至會鼓勵他們打電話不斷騷擾我。然後會突然之間，收到很多電話，罵我『收埋啲嘢唔畀老人家』，是『賤人』、『衰格』。通常都是一些不願意透露住哪裡的街坊。」
張又指，在防疫工作中，政府會明顯地偏幫建制派。
康美樓爆發多宗確診感染個案後，建制派政黨便向居民派發防疫包。但令張感到意外的，是連民政專員也會一同進行派發。
「基本上平時民政專員會保持政治中立。（但當時）竟然連民政專員都會親自落場做宣傳.……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樣，雖然那一件事很嚴重，但其實（民政專員落場派發物資）都比較少有。」
翻查近日區內的防疫物品派發活動，確實可見葵青民政專員鄭健曾與民建聯議員陳恆鑌、建制派的葵青工商業聯會董事等人一同派發酒精搓手液及漂白水。
「政府（早前）跟我們說沒有（防疫物品）存貨，但在康美樓又有貨派。（後來查問下）他們說是溝通問題，又說以前不知道有這些存貨。我就會想，是不是因為我們是民主派，（所以我們問的時候）就不細心地檢查（存貨）。」
除了建制政黨的攻擊、政府資源的分派問題，區內不少社區組織，尤其是以老人為服務對象的，皆屬建制團體，令張難以找到可以因應疫情合作的非政府組織。
張在這場抗疫戰中，可說是腹背受敵。
疫情中仍寄望民主
有議員也有民眾相信，處理好民生，就能為民主鋪路。
「在我的選區可能比較多人這樣想。」但張心目中的理想次序，由始至終都是那一個：「冇民主就冇民生。」
沒有民主怎樣影響民主派的防疫工作？「沒有民主，就令所有行政措施進行得非常緩慢。例如，我們早在一月已經通過撥款要做防疫措施，但是當中因為政府不合作，不讓我們開會，秘書處又不幫忙處理文件，就錯失了黃金機會，無法在物資價格飆升前處理這些款項。所以我們就要花很多額外的金錢去做一些本來可以做更多的嘢。」
張又追溯到區議員的權力來源。「區議員原本就不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民主的一個角色，雖然一人一票，但是政府委任的，如果政府有權用盡不委任你的話，都可以的。」
因此，民主派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對張來說亦不算是進步。
「尤其是區議員是寄生於民政事務處的一個諮詢架構，根本沒有實際權力，我們想做什麼都要透過民政事務處去幫我們去做。只要他一聲『不肯幫』，其實我們等於沒有任何功用。」
這種看法會否延續了人們對民主派「政治凌駕民生」的批評？張則說，要令人知道其實民主派一直處於被動。
「以前的民主派可能予人感覺是主動搞事，但我會盡量令居民明白其實我們其實很被動。我們其實不想動什麼，只不過是政府崩壞到這個地步，我們如果不想方法去處理、繼續跟他那一套的話，到了最後大家只會什麼都沒有。」
那麼，下一步該怎樣走？張面露疲態，說，「祈求香港人真是會反抗。因為整個政府可以說是崩壞了。」
記者 / 黃珍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