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鄉 2】林文月：上海、台灣、美國，去哪裡都一樣

燙著一頭黑髮，兩片薄薄的嘴唇，輕輕塗上口紅，她坐在那張木椅上。精緻的臉蛋上找不到戰爭的痕跡，然而她其實出生於 1933 年的上海日本租界 — 她，是林文月。

林文月的父母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移居上海日本租界。父親在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的上海支店工作，在江灣路一帶擁有 33 幢房產。她們一家也是住在這裡，抗戰勝利一別，再次回家已經是八十年代的事。當時林文月與妹妹到附近旅遊，突然興起「試著去看地方還在不在」的念頭。

「我都一直記得，房子前面有一個軌道，後來是沒有了，變成了高架橋，軌道變成了交通指揮部。」

這次「他們在島嶼寫作2」的拍攝，林文月沒有跟著回去上海，導演卻特地回到江灣路走走。拍下照片回來，她看著 33 幢房子還在，心裡又是感觸又是混亂，回想每一層的居民，衣服杯子放置的地方，她就傷心起來，「我不是第一線的受害人，但是心理上很奇怪的一個遭遇。沒有碰到死亡，就是國家的變化和災難，都物是人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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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一生，數度經歷遷移。從上海日本租界到台灣高雄，再從台灣移居美國，她對於身份一點也不迷惘。父母親都是台灣人，卻生於一個日治的時空，獲得「日本籍」的身份。她認為只是國際時局使然，強調：「我不是變成台灣人，我本身就是台灣人呀。」

上海日本租界的小學裡，只有林文月和她妹妹兩人是台籍學生。校內其他師生，總是以奇怪的眼神看待，甚至林文月曾考獲全班第一，也因為台籍的關係，而無法當上班長。

雖然我是班上唯一的臺灣人，平常這個差別還不太明顯，只有在母親來校時，就像用放大鏡照射似的，我會變得十分怪異奇特起來；而且這種事總是餘波盪漾，使我好幾天成為大家竊竊私議的中心。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

日籍台人的身份，在林文月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發生變化。她忘不了那一天，學校宣佈所有師生要到禮堂去，天皇有一個重要的文告 — 日本戰敗了！事隔超過 60 年，林文月仍然記得先是老師開始哭，學生也跟著一起哭，「而我，因為跟其他同學坐在一起，我以為我自己也是這樣子，也是很難過的哭了。」

「後來過幾天之後，我變成了中國人。」林文月說，過去日治年代，每當日本大時大節，家門口總會掛出一面日本國旗。國軍來到，她家門換了一面中華民國國旗。

身份的轉換，原來就這麼簡單嗎？從來沒有。

「但後來我在上海的日子並不愉快，上海人報仇的時間要來了。」林文月憶起當年，日本人欺負當地人，日本投降以後，當地人大量搶劫日本人的家。林文月一家與日本人住在一起，也遭受牽連，特別是林爸爸在日本公司工作的背景，她記得上海人的辱罵，「說我們是日本人的走狗呀。」

父親考慮到處境危險，抗戰結束的第二年，林文月一家便遷回台灣，又開展了新的生活。

「回到台灣，那台灣又是我們陌生的，而且我的朋友們都跟我不太一樣。」林文月解釋，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語言。一路在日租界成長，她最熟悉的語言是日語，還會一點點上海話。來到台灣，大部分的人都在講台灣話，她只會一點點，甚至國語也不懂。

林文月雖然是台籍，但舉家移居台外多年，算不上是「外省人」，特殊經歷也招來不少當地人的奇異目光。她還記得，同學們愛問她，上海的鐘錶是不是全都金子做的，現在回想起來，她還笑問：「他們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消息？」

融入台灣生活不易，但也非不可能。林文月覺得各人成長背景雖然不一樣，但畢竟同學都是孩子，還是有共通之處。學習倒是讓她最頭痛的事，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她，來到台灣因為語言轉換的關係，第一次考國文只有三十分，簡直是個人紀錄新低。她決心要學好中文，集中火力學習之後，後來竟考入了台大中文系。

台大文科當時最有名氣的是外文系，大部分學生都選擇這一門。林文月的同學都一樣，班裡只有一人挑了哲學系。本來也填了台大外文系的林文月，問自己一句：「為甚麼我要那麼俗氣？」就用指甲刮掉「外」字，改成「中」，然後也就順利進入中文系的大門，也就後來寫成了代表作《讀中文系的人》。

改選中文系，彷彿也就改寫了林文月的人生。從最熟悉的日語轉到用血淚換成的中文，她一點也不後悔，說：「到了大學我考了台大的中文系，我可以更像一個中國人。」十來歲開始，她就已經會三種語言，但中文現在是她最方便流利的一種，「日文雖然後來還在唸還在讀還在翻譯，但真正要寫出自己的 style 的文章還是很不容易。」

讀中文系，教中文系，可是，林文月與日本的緣份，卻沒有因此而就斷了。

1969 年，已婚帶著兩個孩子的林文月，獲得國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薦赴日遊學一年。丈夫一句「你在猶豫甚麼」，她就放心去京都大學的漢學研究中心，就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時代文學的影響做論文。

林文月說，一個人在路上，生活可以很簡單。她選擇住在當地人的家，而不是國際會館。她還記得分租的房東，是老太太帶著兒子，樓上和隔壁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她直言日常接觸的都是老百姓，加上日語流利，平常溝通對話「他們都已經忘了我是外國人」。她尤其感激一位料理店的老闆娘，會煮菜以外，還會彈琴和古詩，林文月形容她是「生活上的朋友」。

從日本租界走來，一個台灣人的身份，林文月認為自己沒有歷史包袱，與日本文化也沒有糾結之處，留學京都就像是回到小學時候的上海，還曾經熟悉的日語再練習一次。三十歲以後的她，變成熟了，異地經歷，叫她非常享受，寫成了散文集《京都一年》，「一個人比較輕鬆，生活就是完全以你為主。以一個已婚的婦人，就是有這樣的差別。」

雖然如此，林文月同樣熱愛家庭生活，尤其難忘女兒兩三歲的時候。一個冬天的夜晚，她在家裡穿著睡袍改卷子，把女兒圍在袍子裡的感覺，「她整個就在我的衣服裡面，很暖。」林文月習慣在學生佳句旁邊打圈圈，女兒一邊看著，一邊說：「媽媽，你好辛苦喔。」幾天之後，林文月回家，發現所有卷子都充滿了紅圈，女兒一臉無辜的說：「我幫媽媽」。今天林文月講起來，嘴角還是流露出甜甜的笑意，她看著旁邊同行的女兒說：「那段時期想起來，很美好，很感動。」

為了女兒升學發展，林文月一家先後搬到美國，再次離開自己熟悉的家園。

四口之家，不常在一起。奔波於台灣美國之間，林文月認為台灣和美國的家都沒太大分別，「其實哪裡都一樣。講人吧，都有好人壞人；至於城市嘛，我覺得都差不多啦，都已經國際化了。」

2001 年，林文月的丈夫去世，一個人的時間更多，但也沒讓她感到孤獨。美國住所附近不少與她經歷相似的鄰居，都是華人，都是女性。大家平時各忙各的，有空時候也會相約看看電影，喝喝咖啡，或者去一場戲劇、芭蕾。

「我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女性還是男性，是老還是少啦。一天到晚在一起也是很累，可以獨立之中也有一些朋友之情，一個禮拜有個一兩次就很好。」活到八十外開的林文月說完，伴隨著咯咯笑聲，還是嫵媚如昔。

文／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