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選之後．3】公屋民意攻防戰：當「民協模式」遇上大政治年代

這天早上，楊彧議員辦事處內人頭湧湧，一副流感高峰期的診所模樣，楊一邊見街坊，門外又有人在輪候。

楊彧議員辦事處位於海麗邨海禧樓地下。這天早上，辦事處內人頭湧湧，一副流感高峰期的診所模樣。

「Photocopy？」南亞裔少女走進來，要影印身份證，楊彧親手替她印。印完了，又有一名中年漢進來，想問郵局地址，「搬咗上去蘇屋啊！」楊彧答。同一時間，婦女拿著智能電話步入，「唔好意思我有電話都唔識用」，楊彧二話不說，幫她發微信訊息。半分鐘後，一個婆婆與楊彧打招呼，原來她看不明白銀行單據，要請教議員，「佢好幫得手呀！」婆婆跟記者說著這話的時候，楊彧在辦事處另一角處理一班長者的旅行團報名事宜，「機場巴士最早幾點？」一位「老友記」問道，楊彧馬上上網查，「五點有一班車！」

以上事件全部在十分鐘內發生。這是楊彧議事辦事處的常態。「助理放咗假，所以再忙一點。」他笑道。

「純粹講做區的層面，一定唔會講政治。」荔枝角南區議員、民協副主席楊彧概括自己的策略：「盡量塑造一個勤力、專業的形象，要答到人哋問題。不可以支吾以對，讓人感覺唔 confirm。」他又形容，有別於私樓做法，在公屋區搞地區工作，最重要是令街坊看得見你的存在。

他的辦事處有兩道門，一面朝向邨內，一面通往商場方向。楊彧坐近一側門口，在辦事處老遠也看得見他在工作。每當有街坊走近，他就會大聲打招呼：「全哥，搵我咩事？」又會不時望向議事處另一門口，確保沒有錯過每個想來求助的街坊。

「如果街坊搵唔到我，可能就會走過對面。」他指指門外，果然民建聯辦事處就在三十米外。「佢哋（街坊）唔會話，要民協先搵，民建聯唔搵，只有好少數係咁。當然，好多街坊都會揀咗嚟呢邊先…」這時候，又有一個女士走進辦事處找楊彧：「我搵十次都唔見你…」

「…係喇，就是這種講法。」楊彧微笑，跟記者輕聲說。

楊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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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之後，又是時候做「地區工作」

姚松炎敗選後，各界四出尋找敗因。經過一段時間討論，逐漸形成一些共識。其中不少學者事後引用數據指出，姚松炎今次乃敗在「公屋現象」，如蔡子強與陳雋文在《明報》撰文，指姚在「公屋區」失票幅度（與2016年換屆選舉非建制得票相比）達 12.06 個百分點，遠較在私樓（7.71 個百分點）及大型中產屋苑區（4.2 個百分點）嚴重。

「從中可見原先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當中公屋街坊比起中產更難接受姚松炎，而較多沒有在今次補選投他一票。這符合基層比中產更看重地區工作及傳統選舉工程的推斷。」

公屋選民為何抗拒姚松炎？有一種說法是，他們抗拒的不止是姚松炎，更是大政治本身。在姚松炎補選失票幅度最大的「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選區，當區區議員譚國僑選後便形容，基層地區街坊的政治意識形態不那麼「非黑即白」，民主派在是次補選中主打的「反 DQ 牌」根本不是他們所關注。

更令人擔心的是，下一次補選如果由劉小麗出戰，情況基本上也差不多。今次已經失效的「反DQ 牌」，下次只會更加沒用，甚至帶來反效果。

那怎麼辦？坊間不少人都拋出答案：地區工作。如 3 月 15 日《明報》社論便以《政治口號難代深耕　打好選戰須「揼石仔」》為題，大談「地區工作」的重要：

立法會補選民主派受挫，崖岸自高、不夠團結、看不起地區工作，成為致命傷。…不少非建制派新一代參政者以為，只要穩站道德高地，打好網絡宣傳戰，選票便可手到拿來，有些人甚至對傳統泛民所倚重的地區工作嗤之以鼻，殊不知挨家挨戶面對面接觸市民，才是真正最有效的拉票方法。…打贏選戰從來沒有捷徑，必須深耕細作，光靠政治口號，長遠難成大事。

事實上，多年來每次民主派在選舉敗陣，坊間都有人大力提醒：是時候改變了，要做好地區工作。例如 2007 年區選，泛民慘敗，蔡子強撰文斥四年前乘「七一效應」當選的何秀蘭等人「沒有足夠準備去揹上地區工作的重擔」：

他們當中有些人，譏諷傳統民主派只曉得搞些蛇齋宴、旅行、通渠等瑣碎地區工作，聲稱自己反過來卻要做一些高層次的民主播種工作，提升選民的水平和視野。其中的表表者，莫如是「公民起動」和何秀蘭。但4年後，這些「民主理念派」、「民主農夫派」，相對那些「民主實幹派」、「地區工作派」，究竟又做了些什麼出來呢﹖

— 蔡子強《泛民 20 年來最大敗仗》，明報，2007 年 11 月 22 日

十年過去，這批評似乎仍然有效，邏輯也不難理解：只要努力「揼石仔」，做好地區工作，務實耕作，便可爭取市民信任，獲得選票。

這說法，究竟有沒有漏洞？「民協」可能是個不錯的觀察切入點。

這個成立於 1986 年、全名為「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政黨 [1]，以「促進民主，改善民生」為使命，一直立足基層，於地區深耕，並在區議會選舉多次取得好成績。而在外界眼中，「地區工作」正是民協過去三十年在香港政壇站穩陣腳的關鍵。

然而，隨著近年香港社會趨向政治化，大政治議題不住湧現，「民協模式」（又或傳統泛民）地區工作雖能夠在區議會選舉層面動員街坊支持，但亦有人認為它有它的局限性 — 並已在今次補選中呈現。

「大家太強調地區工作，但好少理會它的限制，就是會『去政治化』。」2016 年立法會選舉曾替譚國僑助選、今年參與了部分馮檢基初選選舉工程的前民協職員梁俊彥如此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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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東少年的故事

故事回到 1976 年，「民協模式」之初。那時候，距離民協成立還有十年之遠。一個廿三歲、當時任職於社區組織協會的少年，初踏入大坑東徙置區，準備開展重建組織工作。

他叫馮檢基。

走入大坑東，少年馮檢基要面對一個問題：如何有效組織這班街坊？他想起了中學時代做中文學會主席的點子：「一班一代表」。當年為了壯大中文學會的聲勢，他從每班選出一名班代表，專責學會的宣傳及動員，使現有會員知悉學會活動，又吸引其他同學投身參與。結果頗為成功。於是他重施故技，當時大坑東徙置區有十四座公屋，他在每一座都召開一次居民會，搜集意見，同時招募願意幫忙的義工及代表，使「整個社區有了一個有效的上下聯通的溝通網絡」。

每個周末，他都召集兩座樓的居民在社區附近的交匯處開會，收集有關重建的建議。情況好的時候有近百人參加，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壞的時候參加者只有不足十人，但個個熱心，後來便成為了各座大廈的代表，並每月舉行月會，討論居住環境的問題：走廊燈罩的積塵、垃圾的惡臭、廁所的骯髒、浴室的破舊……人人高談闊論。

有意見，就要爭取改變。多輪討論後，馮檢基及街坊代表向政府當局呈上正式建議書，詳細描繪大坑東的社區問題、重建理由，以及原區安置、合理租金等具體的要求。經過連番抗爭之後，房屋委員會最終答允居民大部分訴求。

這一役，也奠定了馮檢基對組織街坊，以至地區工作的看法。[2]

SOCO時期的馮檢基（左一），右一為大坑東街坊王桂雲（圖片來源：《逆轉人生》截圖）

「佢以前成日同我哋講呢啲故仔。」深水埗幸福區議員鄒穎恒回憶。

鄒穎恒 2013 年加入民協 [3]，在麗安邨辦事處工作，當區（麗閣）時任區議員正是馮檢基。「佢真係親民，唔會當你係職員仔，會問 Zoe（鄒之洋名）你有咩諗法。佢知你新嚟，但會話後生仔比啲意見佢，仲真係會去諗。」她稱馮檢基為自己從政路上的「師父」，對「做區」的理解，自然承襲至對方那一套。

「民協都是這樣教新人，希望派嘢還派嘢，做服務還做服務，都要有返初衷同理念。」

所謂「初衷」，就是實踐有關「民主」的教育。鄒穎恒畢業自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大學期間參與過多場社會運動，想法偏向左翼，認為要改變社會，可以先由社區入手 — 先做社區層面的教育，令一般街坊有公民意志，願意實踐參與社區，再慢慢地推動整個社會制度的進步。

作為社會公民，我認為大家需要為自己發聲，一齊建立民主，我選擇的道路是加入民協，希望從事社區工作，和各位街坊一齊建立一個民主的社區，實行一些民主教育，大家體現民主後，再將民主推動到社會層面，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2015年鄒穎恒民協宣傳片）

這也是馮檢基多年信念。2017 年底，他參與民主派初選，就以「民主運動的中場」作自我定位：「做民主運動，就好像一場波…既有人進攻，也要有人做中場組織，將足夠的材料輸送到前面，還要確保後面穩陣，意思是支持者要愈來愈增加，更多人支持民主運動。」

馮檢基當時形容，民協在九龍西不少屋邨多年來每月舉行「長者會」、「居民會」，有時傾閒計，「但每次也會講一些社會權利與義務的東西，例如最近就講民主派反對議事規則，出嚟瞓（留守），在議會衝，為乜呢？我們就是做這些在中場輸送支持者的工作。」

鄒穎恒強調，師父馮檢基是身體力行做地區民主教育的人：「佢唔分你係咩人，是基層街坊、還是中產的，佢都本著一種心態，希望同你傾到計。即使個街坊鬧到佢七彩，佢會嬲，都會盡量理解點解對方會咁。」

組織街坊，灌輸、教育、啟蒙，爭取大改變……這套源於「少年馮檢基」的社區組織方法，可說是「民協模式」的精粹所在。事實上，這也是「民主」與「民生」銜接點 — 若沒有「民主教育」，傳播「民主理念」，單純派發福利、接個案、跟議題，這樣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地區工作」，其實可能沒太大分別。

問題是：如果「民主教育」做得到，「反 DQ」不會成為補選後許多人（包括譚國僑）口中的離地概念。過程中，明顯出了問題。

今時今日，基哥的理想實行起來，究竟有什麼困難？

民協居民會情況（圖片來源：民協深水埗團隊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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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攻防戰：消毒快過教育

鄒穎恒任區議員的「幸福」選區，選民來自不同屋苑，有公屋（幸福邨、長沙灣邨）、居屋（幸俊苑），也有私人樓宇（碧海藍天、星匯居）。今次九龍西補選，她落力為姚松炎助選，但即使在一個選區裡面，迴響也有極大分別。

在私樓區助選，打著「反 DQ」旗號，大講政治形態，可謂順理成章：「我會講多啲背景，點解會有今次補選。」反應普遍不俗，「大家都知佢慘，唔應該被人 DQ」；但回到幸福邨附近，情況可不一樣，鄒穎恒憶述，不知聽過多少次街坊把同一句話掛在口邊：「唔搞事點會被人取消資格呢！」

她想起多年前一次經歷。

當時初初落區，不太熟悉社區運作，某次臨近七一，鄒穎恒熱血地在邨內街站嗌咪：「希望大家都會出嚟遊行！」結果有個鄰邨的藍絲街坊走過來，怒氣沖沖地揍了她一下。報警拉人後，她才如夢初醒：所謂「地區民主教育」不是這樣做的；要街坊願意接收政治訊息，首先你要付出時間，與對方建立關係。他信得過你，才會信你口中所講的話。

所以，此後她沿用馮檢基及民協的做法，平日經常與街坊聊天，落力接case、做服務，過時過節派小禮物，並嘗試在過程中滲入一些政治訊息 — 例如派糉時附上有關爭取全民退保的單張；量血壓時閒聊政府施政有何失誤；定期辦居民會議，近年更試行「圓桌會議」的模式，「唔好淨係我講你聽，而係我拋一個題目出來，例如醫療券，大家討論下先。」就算未能達成共識，起碼也培養起街坊論政的習慣。

如今每次居民會議，都有二、三十人出席，反應不俗。如果大方向一致，她會與街坊一起寫信予政府部門繼續爭取，或者向區議會遞交倡議文件，推動街坊由身邊小事開始，改變社會制度。

聽起來還不錯，但鄒穎恒承認，這套馮檢基及民協推崇的地區教育手法有其限制：不能過於「政治」。

鄒穎恒

與街坊切身相關的議題，如全民退保、房屋政策，這些當然可以討論；但原來「一地兩檢」已經太深，不是個個聽得明，而且面對官方的「交通方便」論述，也不能用純政治的語言來解說；至於政治味再濃厚一點的議事規則修訂、DQ 事件，街坊要麼難以理解，要麼直接抗拒，大會不會提，頂多可以私下談幾句。

換句話說，馮檢基所講的「中場論」，什麼長者會會傾「議事規則修訂」，今天在現實上根本行不通。

甚至即使私下肉緊地游說街坊，也不代表會成功。今次補選，鄒穎恒遇見一個街坊，幾個月前她曾向對方解釋，政府 DQ 議員為何不公義，為何是輸打贏要，對方當時恍然大悟：「原來政府咁衰。」豈料今次選舉，當她為姚松炎助選，該名街坊竟說：「佢唔搞事咪無事囉！」

「唉，我暈喇…」她苦笑說。「有時會心灰，點解剛剛教完你，咁快就唔記得咗。對方的消毒往往快過你的教育。要去毀滅一樣嘢，往往容易過建立一樣嘢嘛。」

這正是泛民地區工作者的最大挑戰。鄒穎恒形容，隨著建制派近年在公屋區大打物資攻勢，許多街坊變得愈來愈犬儒，不再期望地區工作者改善社區環境，只指望對方多些派發福利：「『你們議員攞哂納稅人的錢，一定係比返我哋啦！』對家就係嘗試將選民變成這樣的人。」

換句話說，公屋區就如一個民意的戰場：這邊廂民主派地區工作者嘗試運用地區工作，連結街坊，溫柔而間接地輸送政治訊息，希望邨民認同其民主信念；那邊廂建制派動用輿論機器，將「被DQ」與「搞事」畫上等號，再使出資源攻勢，令街坊變得犬儒、福利主導。

「馮檢基模式」（或「民協模式」）看似理想，但時移世易，而且教育始終需時。此消彼長下，民意已逐漸倒向建制一方。

咁點算好？

姚松炎敗選後，鄒穎恒與拍檔為其謝票。（圖片來源：鄒穎恒 Zoe Chow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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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講的政治

「純粹講做區的層面，一定唔會講政治。」

海麗邨距離幸福邨只有十分鐘路程，當區（荔枝角南）區議員是民協副主席楊彧。2015 年區選，他取得 3,477 票高票當選，為民協眾候選人之冠。

他解釋自己的做區方式承襲自上任區議員、社工黃志勇：盡量讓街坊留意到你的存在，迎合對方的需要，更要塑造勤力、專業的形象，努力跟進個案，緊貼社區議題，比建制派早一步留意街坊有何需要，盡快向政府爭取。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盡量別談政治。就算講，也切記要加一張名叫「民生」的包裝紙。

這策略源於他對區內政治形勢的判斷。楊彧拿出一張紙，畫了個長方形，再間了兩條直線，分割成左、中、右三份：「一個區有三成藍，三成黃。所以你放個『泛民區選聯盟』，一定至少有三成票。」但他強調，別忘記兩者之間還有四成人。

「他們唔睇政治立場，而係睇你做嘢的成績。甚至自問中立，『政治污糟嘢唔關我事』，只睇你勤唔勤力、對你第一眼的感覺，是親切定面目可憎。」

基於這個判斷，他認為在社區談政治會「失票」，並不明智。「你箍實呢班人（泛民支持者）的票之嘛，但其實佢係咪都會投你。不過中間的票就會流失。佢話唔講政治嘛。」除非這些政治議題，能用「民生」包裝，像或出戰下次補選的劉小麗，「佢相對會好啲，會講全民退保，講墟市，這些是民生。」至於姚松炎，由於主打「反 DQ」牌，楊彧眼中「是切切實實的政治 issue」，難以用民生包裝，亦深信黃藍之間的屋邨居民因而反感，導致落敗。

有人或認為，政黨不應單為選票而運作。楊彧則坦言自己比較實際、「無咁理想主義」：「選舉都未贏就話要在地區播放民主的種子，唔好咁天真。…攞到位（議席）你有話語權，講乜都得。如果區議會過半數的話，在區議會整反對一地兩檢議案，絕對無問題。但區議會都攞唔到，你在區入面反對一地兩檢，即係食…乜啦！」

所以回到基本步，如何贏得議席？楊彧主張的，是在影印、解答疑難等連串生活瑣事中，讓街坊看到你的存在，建立關係，取得信任，繼而潛移默化，支持你本人，以至你背後的信念。

「唔係話每個月（在居民會）講一次民主議題，就是地區教育。」

楊彧承認，這種推動民主的方法，進度有時非常緩慢。他舉馮檢基及譚國僑當年深耕的「大坑東邨」為例，「這個區（居民）學歷雖然不是最高，但公民意識在深水埗區數一數二…唔會咁易受蛇齋餅糭影響，識得分辨是非，我們不需講政府點樣橫蠻無理，他們自己已懂得分析。呢樣嘢，要民協在這裡做了三十年，而且馮檢基在那裡出身，先可以咁。」

「唔好寄望做四年區議員，就可以為個區，為居民帶來什麼改變。…唯有每日從生活講多少少，譬如派四千蚊，就借題發揮，用一些關佢哋事的東西，慢慢幫佢諗。如果他們是白紙，就慢慢畀啲顏色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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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工運：另一種可能

什麼是政治？當楊彧明言在區內「一定不講政治」，他的辦事處卻是數月前海麗工潮的起點。

今日，議事辦事處門外，掛了一幅畫，上面是四個清潔工，並寫上「撐清潔工友！」

如果海麗街坊是一張張白紙，那次工運帶來的，正是千載難逢的上色時機。

罷工第二天，楊彧便聯同清潔工友在海麗邨商場外派單張，解釋事件來龍去脈，希望街坊體諒。

結果反應頗為正面，只因罷工看似激進，但至少有包裝的空間：「當然唔係話呢個係『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對立』，而係清潔阿姐咁辛苦在海麗工作咁多年，連這樣的薪水、遣散費你班資方、承辦商都要剋扣，拿不回血汗錢，真係好慘喎。」

這場引起全港關注的社區工運，楊彧最樂見的，是當區街坊對罷工行動的支持：不少人捐款，甚至以實質行動聲援不少同為海麗邨居民的清潔工友 — 即使行動可能短暫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些街坊覺得做得好，件事圓滿結束。他們慢慢會覺得，罷工都唔係想像中咁激進啫，少少被影響到都值得。」

置身大政治年代，加上建制步步進逼，民主派地區工作者的路無疑愈來愈難行，該如何做「地區工作」才真正無負「民主」之名，答案莫衷一是。少談政治的傳統「民協模式」備受挑戰，路在何方？

海麗工運多少讓人窺見另一種「政治化」的可能。

「平日風平浪靜，你好難直接講：政府好唔民主喎，好無理DQ人，太說教式。」楊彧有此感悟：「不是靠你平日演說、長篇大論；他們那一輩，都要靠一些行動、拮到肉的議題，你為他爭取，才可以令他進步。」這也就是社區民主教育。

「今次居民好有進步喎，清潔工友都好大進步喎！」

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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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民協到 1997 年才正式轉型為政黨。

[2] 大坑東故事摘自馮檢基自傳《逆轉人生》

[3] 2017 年初，鄒穎恒從民協退黨。今年 1 月，她正式轉投民主黨，現與鄰區區議員袁海文經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