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的戰役．4】常委全陷囹圄 支聯會的存散兩難 一場六四辯論之始
徐漢光, 曾健成, 鄒幸彤, 蔡耀昌
今年 6 月，六四 32 周年前夕，《立場》推出重磅專題〈支聯會的戰役〉，一連三篇深度報道，重溫支聯會一路走來的歷史。三個月過去，支聯會進入更危險的境地 — 所有常委都身陷囹圄，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與支聯會更同被控國安法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9 月 25 日，支聯會將舉行特別會員大會，由成員團體表決這 32 年歷史的組織是否解散。本文訪問現任或前常委徐漢光（當時未被還押）、蔡耀昌、曾健成等，了解支聯會的存散兩難，以至如它真的解散，六四的悼念將何去何從。
〈支聯會的戰役〉專題頭三篇文章見此。
2021 年 9 月 10 日，西九龍裁判法院第二庭。法庭書記宣讀控罪後，被告欄內的鄒幸彤鏗鏘地回答：「明白，呢個係荒謬嘅控罪。」旁聽席傳來一片掌聲。
這宗懸案，指控紮根香港 32 年的支聯會、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干犯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控罪是香港首例。
2021.9.10 鄒幸彤被押到法院提訊
1989 年 5 月 21 日，支聯會號召百萬港人上街聲援北京民運學生，同日宣佈成立組織，當時《文匯報》社論稱這天為「香港人覺醒的重要標誌」；6 月 4 日屠城後，各界無分黨派刊登譴責聯署。此後，支聯會強調在一個兩制下做合法事，風雨不改舉行悼念六四燭光集會，追究屠城責任，守護六四真相，行之有年……
今天，他們面對命運逆轉，除了面臨審訊，會址亦曾遭查封、資金被凍結、社交媒體帳號已被要求刪除（除網站「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本身由策展團隊獨立運作）。
2021年9月21日，六四紀念館解封，牆上原為六四事件時序表（PW攝）。
32 年間，每當支聯會迎向難關，都會參考早年擬定的應變方案——已故主席司徒華曾估計，九七主權移民後，支聯會將「首當其衝被打擊的、鎮壓和迫害對象」，所以早在 1996 年，便就組織可能被取消註冊、成員被捕等，擬定了十項應變方法，並詳列於當年維園燭光集會的大會宣言內，其一如下：
「支聯會被定性為『顛覆組織』，怎麼辦？……我們堅決不接納『顛覆性組織』的定性，香港市民也不會接納……假如九七年後制定出惡法，提出不合理的檢控，支聯會只不過是首當其衝，其後還會有其他組織和人士，被陸續定性為『顛覆組織』和『顛覆分子』，這標誌了香港的人權和自由走進黑暗時代……」
「華叔估計的一場暴風雨終於來了，只不過它遲了廿幾年。」支聯會前常委曾健成（阿牛）說。
某一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司徒華及眾常委手拿燭光。（黃勤帶提供）
目前，支聯會全部現任常委均身陷囹圄，日後，公司註冊可能被剔除，團體會員將於 9 月 25 日大會上表決是否通過解散。近日在囚的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發出聯名公開信，指支聯會最好的處理方案，就是主動解散；另一副主席鄒幸彤其後則向成員團體發信呼籲反對解散，「我對兩人的經驗和判斷甚為信任，但我仍無法說服自己主動解散是一個『好』選項，遑論『最好處理』。」
支聯會主動解散與否，即將揭曉，但更關鍵的問題在後頭：假如這 32 年歷史的團體面臨終結，一場六四的記憶之戰，是否才真正開始？
拒絕篤灰 拒絕噤聲
9 月 5 日，六四紀念館擠滿前來採訪的記者，當日支聯會召開記者會，抗議警方國安處濫權，無理要求支聯會提交過去 8 年的大量財政、會議及活動紀錄資料。
支聯會常委鄧岳君、鄒幸彤、梁錦威、徐漢光
根據國安法 43 條實施細則的附表五，警方可向被視為「外國代理人」的組織，要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的細則。
「本會在此強烈否認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如果要說是什麼代理人，代理的是香港市民的良知，不是任何外國的利益……當權者想透過強迫交大量資料，讓公民社會網絡的人處於恐懼之中，我們清楚表達，恐嚇到我們為止，支聯會不幫你散播恐懼。」鄒幸彤在記者會上振振有詞。
9 月 7 日，即警方要求提交資料的最後限期，支聯會四名常委鄒幸彤、徐漢光、鄧岳君及梁錦威，前往警方國安處遞交覆函，表明並非「外國代理人」，拒絕提交資料。翌日早上，四人及另一常委陳多偉被警方拘捕，其後各被控一項「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
「他們早已預料會被捕，但仍堅持拒交資料，是要向大家發一個清楚正面的信息，說明支聯會盡力守住防線，拒絕篤灰，因無論資料本身構不構成罪證、警察能不能透過各種途徑拿到資料，交資料的動作本身，會重創公民社會的連結和信任。」支聯會資深義工阿邦（化名）向《立場》說。
2021.9.7 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右三 ）以個人名義，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判定警方的要求交資料的信件無效
過去數月，香港的公民社會幾乎分崩離析，有的突然解散，有的受到調查，因面對壓力只能三緘其口。支聯會常委是仍繼續發聲的少數，「這些常委擋住公民社會山泥傾瀉的一刻，跟他們共事多年，現在才知道他們的家庭負擔，鄧岳君有一個 108 歲的婆婆。」義工阿邦續說，他們這樣「擋了一擋」，緩衝了一點時間，其他組織可以準備自己的對策。
年屆 72 歲的支聯會常委徐漢光，被捕前兩日收到《立場》的訪問邀請，回覆「我可能快被捕，如訪問得盡快，我也有點話要說。」他是組織內年資最深的常委，即日受訪，是要留下「遺言」，表達對支聯會被指是「外國代理人」，感到被誣捏和侮辱。
「 支聯會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第一天已說明愛國，更有兩年用『愛國愛民』作口號，今天說我們賣國，我豈不是一直沒帶眼識人？」
徐漢光，被捕前夕受訪
他連忙道出愛國的原委，「『五大綱領』有個次序，一步步走向民主中國，為中國利益做事。我在支聯會堅持維持民氣，亦是身體力行做一個教師應該做的事，民氣就是要讓人民聽到不同聲音，要將真相同各種觀點拿出來，令人可以獨立思考和自行判斷，不盲目服從或接受高壓下所說答案。」退休前是一位教師的徐漢光說。
他知道被捕的風聲很緊，卻顯得坦然，「大佬，我年少時在新加坡都走甩過，現在 72 歲了，有什麼沒見過？今天大家訝異維權人士在電視『被認罪』，這些在李光耀年代是天天發生的。」他年少時在新加坡讀書，在當地積極參與社運，甚至曾把臉塗黑躲避新加坡警方追捕。六四事件後，便由第二屆開始擔任支聯會常委，直至失去自由的今天。
「天安門殺人也可，現在（被控拒交資料）罪名只是 6 個月，或者，有人認為可能（日後的控罪）會更重，但我們一定會堅持落去，如果逐個逐個被拉，拉拉下沒有人再堅持，我們就在赤柱（監獄）唱返首歌，唱什麼歌？當然是《自由花》！」
9 月 15 日，徐漢光在荔枝角收押所被押上囚車
常委全陷囹圄 組織群龍無首
鄒幸彤、徐漢光等五常委在 9 月 8 日、9 日被捕，此後 48 小時，前常委盧偉明一直忙於與家屬連繫，「還未知道常委會否被落案起訴，如果獲釋，大家就去接他們返家；否則，就要準備探訪的物資，家屬沒有探訪收押所經驗，不知道當中的細節和手續。」
9 月 9 日，同為前常委，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在赴六四案判刑聽審途中，得知警方前往六四紀念館進行搜證，他隨即趕往現場，發現館外的閉路電視鏡頭被拆毀，鐵閘亦被換鎖，無法進入館內；同日黃昏，他再收到支聯會位於葵涌的貨倉被搜證的消息，同樣在到埗發現門閘已換鎖，不得其門而入。
「從新聞照片所見，相信警方已檢走大部份物品。」蔡耀昌語調沉重。
9 月 9 日，警方破門入六四紀念館進行搜證，支聯會秘書蔡耀昌事後手持被警方拆毀的閉路電視鏡頭受訪
他原以為警方是根據「拒交資料案」進行搜證，故以手銬押解常委梁錦威和鄧岳君前往兩個地方搜證，後來才確認，警方是按「煽動顛覆案」進行調查，「傳媒引述警方有法庭搜查令，當日兩名常委的身份，不是疑犯，是支聯會的負責人。」蔡耀昌說。
「按理警方搜證時應有律師陪同，佢哋亂來，都無佢哋符。」盧偉明無奈地說，警方在六四紀念館門外曾留下一張「請聯絡旺角警署」字條，惟他們按字條上的電話號碼去電，卻找不到對口人，「不知可以點做。」
警方為何不事前通知支聯會其他負責人要進行搜查？「可以通知哪一個？全部常委已入哂去（監獄）。」蔡耀昌說。
同日晚上，律政司正式起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以及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支聯會常委鄒幸彤、梁錦威、徐漢光、鄧岳君及陳多偉，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
支聯會前常委 盧偉明
解散堅持兩皆難
2020 年年底，支聯會遴選新一屆常委，因考慮國安法下的政治風險，組織決定精簡架構，把常委名額由 20 人減至 14 人。至今年 7 月 10 日，有感政治打壓愈趨激烈，蔡耀昌、麥海華、盧偉明、黃志強、倫智偉、梁國華和趙恩來 7 名常委辭掉職務，常委數目再由 14 人減至 7 人。
「『減磅』是希望殺傷面無咁大，也想過仿效捷克當年的七七憲章運動，當時哪個發言人被捕，再改選補上另一個。」盧偉明說。
整個 9 月，支聯會面對的風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 月 10 日，保安局局長建議將支聯會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9 月 16 日，支聯會按警方要求刪除網站及 Facebook、YouTube 等社交媒體帳號。當中包括大量六四歷史資料。
2021 年 9 月 9 日，警員到六四紀念館帶走證物
翌日，正在獄中服刑的何俊仁宣佈辭任支聯會副主席一職，並退出組織；目前，仍在任的常委，只有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常委徐漢光、鄧岳君、陳多偉及梁錦威，全部在囚或還押中。然而，支聯會尚未有改選的動議，因 9 月 5 日的記者會內，已同時公佈將在 9 月 25 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決議通過「自動清盤」（解散）特別動議。
資深義工阿邦表示，特別會員大會原定於六四紀念館舉行，該館一度被警方查封，本需再由在囚或還押中的常委通過另一個開會地點，及後在 9 月 21 日解封，開會可按原定地點舉行；而就保安局局長建議將支聯會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六名常委亦需通過在 9 月 24 日前提交的書面申述，「他們無法開會，要透過律師用傳話的方式商討。」
阿邦續說，早在今年六四前夕，開始有「中間人」主動接觸一些常委，表示支聯會若不解散，會有多人受累、入獄，亦提出「死線」，「傳話和風聲多得嚇人，『過到七一過不到十一』的說法更甚囂塵上。」
蔡耀昌表示，他將會在會員大會上，投票支持解散支聯會，他認為目前環境之嚴峻已超乎他所預期，「好多累積了十年二十年的東西也無哂。」他亦不否認，曾收過中間人的傳話，但認為問題在於整個政治環境。
2021.9.9 警方完成搜查之後，蔡耀昌回到大廈內六四紀念館，紀念館拉上鐵閘，閘外貼上旺角警署的聯絡電話。
有人主張解散，亦有人認為要堅持下去。阿邦自言到時會投保留組織的一票，「如果要順從政權的時間表（去解散），就會對不起出過汗、流過淚的人。被控『煽顛』的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他們都知道自己是被針對的對象，但他們用自己僅有的自由，去托大公民社會的尊嚴良知。」阿邦說，他一直視李卓人為榜樣，認為組織要對社會有着承擔。
「當年在飛機上，他第一個跑出來頂，由始至終，他都沒有改變。」阿邦指的是， 1989 年 6 月 5 日，北京公安登上一輛準備返港的機艙，說要查找兩個證件有問題的港人，李卓人站起來說：「這班機是我負責的。」公安查看他的證件，把他帶走，然後收隊。
被捕及還押前的徐漢光亦反對解散，訪問當日，他翻閱《文匯報》一則關於他、鄒幸彤和鄧岳君的報導，不知好氣或好笑，「他們偷影我們三人，再編造故事指，鄒幸彤反對解散，我持相反意見，大家爭論不休，鄒幸彤拂袖而去，實在荒謬！」
受訪當日，徐漢光身穿六四紀念 T 恤
事實上，他認同鄒幸彤在記者會上所言，目前支聯會面對兩難局面，一方面是公民社會風聲四起，不少團體解散 ，如支聯會解散，可以保留新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們不欲隨風擺柳，「如就此讓公民社會自行化解，我們將失去更大的空間，參考司徒華多次拒絕解散的身教，我想堅持公民社會的生存權。」
他坦言，曾有朋友表示取得中方消息，向他勸說：「支聯會解散是困難的抉擇，但那是現在最好的選擇，一齊努力過的原則，暫且就擱在一邊」。
徐漢光反駁：「堅持了 32 年的原則點可以放埋一邊？且（政治）迫害的力度不在解散否，迫害的力度在於政治需要，那力度是海鮮價的，有升有跌，因他們要去粉飾太平，去製造虛假故事——無人移民，人人擁護政權，選舉完善。商業更繁榮，嶄新時代來臨，但都是謊言。」
會員大會舉行前，正在獄中服刑或還押、同時被控「煽動顛覆」的支聯會正副主席，亦先後作公開表態。
9 月 20 日，李卓人及何俊仁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成員團體代表支持解散支聯會，內容提到「就當前的社會環境，我們認為：支聯會最好的處理方案，就是主動解散」。
鄒幸彤其後亦發表公開信，但立場迥異：「我選擇了莫失莫忘，不離不棄，堅守到底。雖然我正承受著四條關於支聯會及六四的控罪和漫長牢獄生涯的脅迫，但我更重視的，是這場政治審判的運動能量，以及港人抗爭歷史的組織維度，會否被政權弱化為零星的個人反抗。這不僅對留下來堅持的人們，亦對香港公民社會的未來，影響深遠……」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支聯會解散與否，有待 9 月 25 日揭曉。但事實上，早在成立第一年，這組織已被中方定性「顛覆組織」，解散或取締壓力如影隨形。
司徒華曾指，六四一周年後，時任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應港督衛奕信要求約見他，要求他解散支聯會， 以掃除中英關係的障礙。他在 1997 鏗鏘集《手牽手》曾這樣憶述：「李鵬飛搵我，勸我解散支聯會，第一句說話就話『當時好多人押錯注』，我當時答佢：『我從來唔賭錢，如果我要押注，我押上自己生命』，用林則徐兩句詩，可以表達『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只要對國家有利嘅事，就不怕生死去做。」
阿牛：華叔，香港變天了
「如果今日華叔仍在生，他不會解散支聯會，他寧願坐監，都會繼續堅持。」阿牛說，支聯會走到這一天，能否堅持下去，視乎組織者是否願意作出承擔，「好多人都沒有膽量再頂落去，但是，你見到鄒幸彤她一直在頂住。」
這天下午，他獨自前往哥連臣角紀念花園拜祭司徒華，他在墓園找到把掃帚，在頂端包裹了一塊紙巾，然後高舉到華叔的牌匾前替他抹擦照片，隨後，他在牌匾前肅目站立良久，然後作了一下鞠躬。
「我告訴華叔，香港已經變天，支聯會被人攻擊得好緊要，許多核心已經離開。不過，作為老夥伴，我阿牛會留在支聯會，頂得多少便多少，不過，這樣可能會有代價，現在已差不到叫做『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希望他保佑香港，保佑支聯會。」
阿牛曾在支聯會擔任過十多年常委，隨後退出。今年 4 月，他聽聞支聯會出現退會潮，便與社民連成員動議加入支聯會；以往他的議員辦事處，以及本身組織「民主台」，亦一直是支聯會成員團體。
曾健成說， 將出席 9 月 25 日的特別會員大會；對支聯會應該解散或保留，他的立場則幾經轉折。
他原本支持保留支聯會，認為組織一直沒有違法，亦無勾結外國勢力，「『結束一黨專政』亦只是一個口號，這口號社民連都有」；及後，他獲悉五名常委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遂決定支持解散，「他們在獄中釋放無期，我不想他們再添負累。」
曾健成 阿牛
阿牛聲言，假如支聯會解散或被取締，日後他仍會繼續悼念六四。「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盡量找來一點空間。可能回到盤古初開，像 1988 年的遊行集會方式，遊行人數不超過 29 人，集會不超過 49 人，就不用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總之睇住行，沒理由撞線，否則罪名可以很重。」
他憶述，今年六四，做法已經如履薄冰，警方封鎖維園，他負責的民間電台遂決定到銅鑼灣渣甸坊擺設街站，「那時我有『釋放政治犯』和『抗命不認命』兩個燈牌，亦有派蠟燭，播放六四的歌。」他形容，當時擺設街站的情況，跟平日無異，而直到晚上 8 點，他逕自把燈牌和音響關掉，自己手持一支蠟燭靜默 1 分鐘。
「那時候，渣甸坊大約幾百人，大家都以手機亮燈代替燭光，自發地靜默 1 分鐘。」
2021 年 6 月 4 日，曾健成及民間電台在銅鑼灣渣甸坊擺設街站
超越審訊的辯論
在獲悉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當日，還押中的鄒幸彤透過律師傳話，「聽到煽動顛覆這四個字，轉念一想，反而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如塵埃落定，就來場光明正大的辯論吧。到底屠城責任該不該追究，一黨專政該不該結束，而不是糾纏於『外國代理人』這類指控。直接面對這些人民自發的訴求吧，然後看看道理在哪一邊。」
這宗案件，分別在 9 月 10 及 15 日進行提堂及保釋覆核，庭上，主審法官羅德泉拒絕豁免《刑事程序條例》第 9P 條對傳媒報道保釋程序的限制，因而在廣泛的報導中，案情細節空白了一塊 — 控方的指控理據、辯方申請保釋的陳詞皆欠奉。
這一場「光明正大的辯論」，能否真正開始？
「這個仍未能確定。」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香港法研究員黎恩灝說，假如法庭、特區政府或國安公署決定依國安法將支聯會的案件「秘審」或「送中」，這場辯論或許無法實現。國安法 55 條指出，在特定情況下駐港國安公署可對案件行使管轄權，檢察工作由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相關檢查機構行使，審判則由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相關法院進行，並依照中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
「又或許，會不會好像『唐英傑案』那樣，『支聯會案』也沒有陪審團呢？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國安法給了這一些選擇，但做這一些選擇的時候，政治和司法代價就要他們自行去衡量。」
2019 年六四晚會，鄒幸彤左手帶綠色臂帶。（攝：Kenji Wong）
不過，他認為鄒幸彤所指的「辯論」，是一場超越審訊本身的辯論。
黎恩灝在 9 月 14 日於《明報》撰寫最後一篇專欄文章〈告別支聯會 兼駁周永新〉，曾這樣寫道：「它要求每個人──包括在體制內外從事的人──反躬自問，他們會如何面對自己，回答上述的提問：到底我會選擇光明正大地答該與不該，答自己相信的理由，還是藉相對主義貶低核心價值，實則投機地服膺權力邏輯？」亦即是，這場辯論是要交由人心和歷史去主持公道。
而在他看來，政權利用國安法審判支聯會，背後的劇本是要改寫六四歷史。
「始自 1989 年，支聯會已被中共定性為顛覆組織。但過去政權怯於港人對悼念六四的龐大民意壓力，會知道『郁』支聯會會影響大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造成極大反彈。但國安法之後，社會運動式微、民間團體解散，民意和民氣的凝聚已經很難回到 2019 年或之前，政權於是更有信心去一次性去『消滅』你。」
他認為，支聯會除了是一個具體的組織，也是一個符號，令香港人記住六四屠城、八九民運，是對爭取民主的一個重要啟蒙。
但當支聯會被「消滅」，沒有了這個符號，是否等於香港人就會遺忘六四？
「這也不可能，但是當支聯會這個 symbol 消失，政權想要改寫歷史時，便會推出新的 symbol 用以詮釋運動；或否定某些運動的內容，如『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會違反國安法，足以以言入罪的話，就會影響市民日後不會自發地去高呼這個口號，接着又會憂慮，高呼支聯會其他四個口號亦同樣違法。」
2021 年 6 月 4 日，六四 32 周年。
他認為，這種手段會漸漸令大眾對六四的詮釋有改變。「其實，我們過去對六四有過詮釋上的改變，但那個改變並不是支持政權的，譬如過去本土的討論令公眾對中國政權更加不滿。而現在，當局把支聯會放上 court，法庭就會用上許多技術的理由，改變部份人去理解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悼念六四的行為，甚至如澳門一樣，把悼念六四描述成誹謗中國政府和破壞中國憲政。」
他說，公民社會不止關乎組織存亡，而是每個公民有多願意投入公共事務，維持公民與公民間的連結；而六四歷史會否被改寫，很視乎將來支聯會在未來的審訊：法庭如何抗辯，抗辯過程是否公開，公眾如何吸收這個過程，都對公民社會有着變數。
「因為在過去經驗中，佔中九子或 818 流水集會案中被告的抗辯求情陳詞，公眾對被告人或抗爭人士的支持和意志，在價值觀上有很大的影響。如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師在九子案的陳詞，那一些論述是有感染力的。所以，公眾會否變得沉默，沒有絕對的答案。」
2021 年 6 月 4 日，有警員在維園走過。（Kenji Wong 攝）
9 月 24 日，鄒幸彤就保安局局長建議將支聯會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以個人身份自獄中寄出手寫信件回覆，信中便提到警方國安處的 56 頁建議書附件，包含對支聯會，以至六四民運的指控，例如指「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晚會，以及「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三個綱領合理化及歌頌（legitimized and glorified / justified）「天安門事件」；「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兩個綱領，因為挑戰中共領導，要求建立與憲法不相符的政治制度，因而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及國家的獨立性。
支聯會尚未解散，有關六四話語權的爭奪戰，無疑已經展開。
鄒幸彤在信中堅持反駁這幾點指控，並以此段文字作結：「支聯會在香港垂 32 年，始終堅持爭取公義，追求民主的五大綱領，並因而贏得香港和國家上無數人的尊重和支持。一夕之間，政府要將之定性為非法組織並取締之，將 32 年來上百萬計市民的參與非法化和污名化，無異與民為敵。」
對於這 32 年歷史的組織的前路，資深義工阿邦心裡有數：「支聯會可能將會劃上一個悲壯的句號，希望大家日後繼續守護六四真相。」
2021 年 6 月 4 日，六四 32 周年，天水圍有小朋友點燭。（Winnie Wong 攝）
撰文｜蕭曉華
攝影｜蕭曉華、Ramsey Au、PW、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