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的戰役．1】一個愛國組織的生與死：和理非、國際線、各區開花（1989 版）
1989 年 5 月 21 日香港百萬人遊行後，支聯會在暴風雨後的晴天誕生。
支聯會的全名 —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包含「愛國」二字。
春夏之交，八九民運浪潮中，香港人無懼風雨，站出來，連月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 — 政治人物不分左中右，市民破天荒自發性發起大型群眾活動，同時不斷衝擊遊行集會界線，把香港公民社會推前了一大步。
因為愛國而誕生的一場本土運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喚醒香港市民，成為一代人的民主啟蒙。香港八九民運如何承先啟後 — 無「不反對通知書」下遊行集會、各區開花、打國際線、嘗試真三罷（因旺角騷亂夭折） — 奠下社運基礎？
（高志強提供）
由民主派元老創立，為了守護集體記憶誕生的支聯會當年提出「五大綱領」，以建設民主中國為長遠目標。近十年本土思潮興起，它屢被批評「行禮如儀」、「大中華膠」，然而到了國安法後時代的第一個六四，他們無懼紅線，堅持理念，14 名現任常委中，正副主席李卓人及何俊仁均身在獄中，另有多人有案在身；五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屢屢被建制派、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等人指控違國安法，要求刪去，否則應當取締組織。
連續兩年六四晚會被禁，追求和理非的支聯會的起落，與民主運動血脈相連。今年的主題是「為自由‧共命運‧同抗爭」，32 年間這群人如何為自由抗爭，又是怎樣在本土思潮來時退居二線，卻在國安法生效後，被推回火線？
「愛國」學聯帶頭聲援 推前遊行集會自由
火紅的七十年代，學生一度掀起保釣、「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奠下學運抱民族感情而生、愛國反殖的基礎。
1989 年 4 月 15 日，隨胡耀邦逝世，北京大批學生經一輪悼念後，發起「反貪污、反官僚」的和平抗爭、罷課活動。追悼會當日，十萬人在天安門與過萬武警一度對峙。「四二六社論」翌日，北京學生呼籲不同院校學生集合，到天安門廣場抗議。
1989 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謝明莊提供）
隔着二千公里，香港學聯帶頭遙遙呼應廣場上的學生，亦派代表上京。
時任學聯成員蔡耀昌憶述，聽聞武警將出手阻止北京學生示威，學聯便打算早上九時，去灣仔新華社示威，要求見時任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希望北京不鎮壓學生。他們由十多人漸漸結集了三四百人，佔據了行人路。到了黃昏，得悉北京學生成功到了天安門廣場，香港新華社前的人群才散去。當時蔡耀昌連什麼是《公安條例》也不知道， 有外籍指揮官被記者包圍時則指，雖然學聯沒有根據《公安條例》申請集會，但不會提告。
5 月 4 日，十萬北京學生遊行至天安門，紀念「五四運動」，香港 13 間大專院校學生亦各自由校園出發，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有三千人參與。
這次遊行，創下學運新紀錄，亦揭起香港聲援八九民運波瀾壯闊的開端。要知道，八十年代的社運，通常不過數百人參與，即使是七十年代著名的金禧事件，最高峰集會也僅萬人。
5 月 20 日，市民毋懼狂風暴雨，聲討李鵬，聲援北京學生。（孫樹坤提供）
5 月 13 日，北京學生在廣場絕食，呼籲 5.17 舉行環市大遊行，學運爆發成全國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16 日，香港學聯同樣號召學生至新華社門口絕食，呼籲罷課，又宣佈翌日遊行。當日早上，蔡耀昌與時任秘書長陶君行收到警方電話，相約跑馬地警署會面，指揮官詢問遊行路線，二人說打算經維園、軒尼詩道轉出新華社 — 是破天荒首次經軒尼詩道遊行 — 指揮官指擔心有人情緒激動打爛金舖，反建議去禮頓道一帶，實地考察，蔡耀昌覺得沿路冷清，便不願談下去。
17 日黃昏，在維園遊行起點，指揮官來問蔡耀昌：「你係咪要行軒尼詩道？」他答是，對方就說：「畀十分鐘我哋準備。」最終遊行人數眾多，甚至佔據了新華社外的皇后大道東行車路，警察也幫忙開路。
由始至終學聯都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其後多次遊行均只知會，沒有申請。不過八九後，寬容不再，抗爭便多次受警方以《公民條例》阻撓，學聯亦多次衝擊警權，成為日後公民抗命的方式 — 1992 年六月，警方已以非法集會控告三名在六四悼念晚會後，在新華社前示威的三名學聯成員，即使他們非組織者 — 蔡耀昌是其中之一。
在打壓下，遊行集會的權利此消彼長，一再推進，十四年後，蔡耀昌成為民陣召集人，在零三七一遊行，五十萬黑衣人如潮水聚集之時，宣佈遊行正式開始。
2021 年蔡耀昌，在六四紀念館的貨庫
「本土」民促會介入 支聯會成立 李柱銘：香港從此不一樣
直至 5 月 19 日當晚，北京宣佈戒嚴 — 適逢絕食中的香港學聯成員分身不暇，民促會才首次主辦遊行，然後支聯會才真正誕生。
支聯會的班底來自民促會。八四年一場討論政制改革、《基本法》起草的高山大會後，由李柱銘、司徒華等人為首，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誕生，是香港第一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的前身，創會宗旨為「本地優先」、「關注香港內部事務」，推進民主運動，經常聚會討論「190 人方案」。過去成員張文光受訪時曾提到，對於八九民運，起初會內共識傾向低調，直到杜學魁（教育家、時任立法局及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的丈夫）說：「中國發生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民促會』仍然在問香港民主派應否介入，我覺得不恰當，我會退出『民促會』。」自此，香港民主派才決定介入，支持中國學生民主運動。
5 月 20 日，迎着八號風球下的滂沱大雨，近五萬人在新華社門前抗議。（孫樹坤提供）
5 月 20 日，天文台宣佈懸掛八號風球。何俊仁曾與司徒華通電話是否繼續進行集會，最終決定「幾多人都去」。孰料，維園人群多得水洩不通，傾盆大雨下，即使身穿雨衣仍渾身濕透，數以千計的人走到新華社分社前聲討李鵬，高呼「鎮壓民運、不得好死」，何俊仁記憶中，第一個上台發言是民建聯昔日核心分子程介南，高呼「打倒李鵬」。
皇后大道東的斜路上，雨水奔流瀉下，約五萬人仍不屈地在門前抗議。
5 月 21 日百萬人遊行，人潮如鯽，跑馬地馬場廣告牌打出高舉「緊急愛國行動」的字樣，人群高舉「李鵬李鵬、豈容你專橫」的白底黑字巨型布直幡。
當晚，李柱銘宣告「香港從此不再一樣」，告別馬照跑、舞照跳的舊日價值，支聯會正式成立。
1989 年 5 月 21 日，支聯會發起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左）；同月 28 日，全球華人大遊行破天荒達 150 萬人，以當時人口計，差不多平均每 4 人就有 1 人參與。（余偉健 / 美聯社）
地區遊行「遍地開花」 市民通宵傾計組無大台「民主台」
自五一，王丹宣讀《告香港同胞書》後，香港的遊行集會已越見頻仍，市民愛國激情如火如荼，接力持續多月仍未停歇，迸發的群眾力量前所未有地強大，各區自發舉行遊行集會，許多或未被報章記載 — 支聯會義工關振邦接受中大學生報《八九民運二十九週年特刊》訪問時就追憶，早於 5 月 20 日，屯門安定邨已有街坊以大聲公呼籲街坊落樓，在區內遊行。
現支聯會常委黃志強亦記得，深水埗區議員曾舉辦遊行，屋邨居民參與，晚上由楓樹街遊樂場出發，數千人齊步走至九龍塘新華社分社。
5 月 28 日支聯會主辦「全球華人大遊行」，破紀錄 150 萬人參與，走上東區走廊。同日，翻查《文匯報》、《華僑日報》報導，沙田、屯門、粉嶺、葵青、大嶼山亦有地區遊行，十萬人參與；沙田話劇團在德輔道中匯豐銀行前上演民主話劇；甚至有天主教徒祈禱集會。（詳見《立場》製作地圖）
香港市民遊行集會中，隨處可見「聲援絕食學生」、「中港民主一家」的牌子。
遍地開花的地區遊行，自八九民運後絕跡，直至 2019 年反送中才再現。
1989 年 5 月 28 日，時任社工孔繁強當時與一眾朋友在沙田中央公園準備出發往中環參加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另外沙田街坊亦發起區內遊行，一共五萬多人。（Billy Hung 提供）
5 月 20 日，在組織嚴謹的支聯會成立前夕，最草根、最具「無大台」色彩的組織「民主台」誕生了。
那一夜，新華社對面伊館一條小巷，數十至一百名小市民自此聚集起來，每晚凌晨通宵聊天 — 地盤判頭、現東區區議員曾健成是其中之一。成員高峰時多達六百人，有的士司機、地盤工人等。一切都如有神助，連電力公司也支持民運，打一個電話向港燈申請電力，民主台馬上已有獨立電源了 。
27 日，民主歌聲獻中華後，李卓人代表支聯會將籌得的百萬元款項帶到中國，卻在 6月 5 日回港班機上被公安捉下去。何俊仁、司徒華來回港督府、新華社營救李卓人之際，五千人灣仔新華社外聲援，曾健成也在其中。「我哋冇任何擴音器，當時指揮官貝利警司主動俾個大聲公我，佢知道我控制到群眾。」曾健成自言當時如「廣場總指揮」，當時豪氣地高呼調一半人到港督府靜坐聲援，一呼百應 — 今日當然難以想像。
翻查《華僑日報》報導，六四當日，支聯會辦「黑色大靜坐」，三十萬人參與，隨後環市大遊行亦有過百萬人。
1989 年六月中，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像被推倒後，一班香港藝術家製作一尊像，矗立在維園（左）；六四鎮壓後，無名港人一邊流淚，一邊高舉「人民力量萬歲」的紙牌（右）。（高志強提供）
悲憤之下，曾健成說：「我哋（民主台）亦都號召左幾千人過文錦渡行過去（邊境）……」自然失敗了，「跟住呢一架架大巴，嗰啲大貨車過嚟車啲人走。」回看起來，有些像今日的「家長車」。
那段日子，每晚均有各界市民來新華社前聲援，民主台為例，一呼籲要水，市民送來一箱箱蒸餾水；紙不夠，數十箱電腦紙就送來，連大富豪夜總會也送來三百個飯盒，市民想捐款，曾健成說不收錢，送去學聯和四五行動……
真‧三罷流產 「碧街事變」成謎團
6 月 7 日，支聯會原本號召三罷，分為八地點進行，抗議中共武力鎮壓學生，司徒華亦與工商界討論過罷市一日。
前一晚卻意外迎來運動轉捩點。
綜合無線電視及報章報導，當日凌晨旺角一帶，有數以千計的客貨車慢駛抗議，亦有數以千計市民騷動、與警察對峙，有人針對中資銀行撬開鐵閘，警方發射 49 發催淚彈，拘捕 15 人，事件被稱為「碧街事變」。
凌晨六點，司徒華經香港電台發放錄音，決定取消三罷。
自傳《大江東去》中，他寫道，當日凌晨一點多由新聞得悉旺角騷亂，尚未知詳情，到凌晨三四點，行政及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來電，指由警方情報得知，有七八十個可疑的精壯男子由深圳持雙程證來港，混在人群中向警方擲石、燒車、引起騷亂，司徒華便與支聯會常委商討。時任副主席李柱銘曾在訪問中指，眾人憂心六七暴動重演，才下此決定。
事後，時任九龍區總指揮官說滋事分子有組織、不排除有黑社會背景，司徒華一度譴責滋事分子破壞香港民主運動。此事真相，成為他的終身不解之謎。自傳中，他又提到九七回歸前曾追問李明逵，「碧街事變」被捕者沒有上庭，沒有判罪，去向如何，對方說英國人把檔案全帶回國了。司徒華仍相信是國內派來的人，伺機製造動亂，打擊支聯會。
即使三罷取消，不論左中右，仍有公司、商店、甚至中資機構休業半至一天，港交所開市前亦默哀三分鐘，全港停課一天。在新華社外，民主台那邊保有一個祭壇，前來鞠躬、獻花、放花牌的公祭人潮由四方八面湧來，水洩不通。曾健成記得，當時的人群，排隊兩小時多才能獻花，他們最後收集了三百萬個簽名，簽名紙裝滿了七個紅白藍膠袋。6 月 8 日眾人在貝利警司協助下，由殯儀館搬來三個焚化爐，在新華社外的大馬路焚燒簽名，以祭六四英靈。
六四鎮壓後，臂纏黑布條的群眾在民主台外的弔信冊上簽名。（支聯會提供）
群眾能量無從宣洩，運動迎來急煞停，參與集會的動員人數急跌。
此後的三十多年，香港再無真三罷。
何俊仁說：「支聯會就係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運動，扎根喺香港。」
由不分光譜到左中右分裂
6 月 11 日，支聯會全體大會中選出二十個常委，一共有 216 個屬會。
前常委張文光曾向傳媒說，早在 5.20 當晚已有共識，需要成立一個容許所有港人參與、不分政治光譜的組織，支持八九民運 — 當初的確有此需要，何俊仁曾提到，「支聯會」籌備委員會日日在教協開會密密斟，因需要向公眾籌款，需要新架構，成員由左派到托派均有，包括程介南、黎則奮、吳仲賢等人，當時連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亦有參加支聯會活動。
經連月討論，支聯會機制誕生，成員由團體組成，一個團體一票，一年選一次常委。每次常委選舉前，候選人需遞交政綱，然後舉行諮詢會，再投票，選出各職位。常委每月開例會，再在隔月一次的會員大會表決。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中提到，組織內部刻意保持鬆散、公開透明，開大會從來沒有秘密，僅選出信得過的人，反能有效以防共產黨滲透。
初初，支聯會真正不分左中右，直至其後迅速地，風向一變再變。六四屠城後不足一個月，教聯會程介南、公務員工會聯合會黃偉雄短時間內先後因不同原因請辭，不被列為第一屆創會常委 — 「民主台」曾健成、胡露茜後來才補上，加入支聯會。
何俊仁不奇怪，畢竟八九民運奠下了前所未有的社運規模。在他眼中，「 緊要過反送中，因為佢係全民參與，你記住左派都全力參與。全部啲銀行、《大公》、《文匯》出晒嚟，南北行、招商局多到不得了，全部左派都出去，所以點解咁傷，中共個統一戰線成個崩潰。當然國家機器好犀利，好快就咩（發動），嗰班人變面變得好快。」
1989 年 5 月 27 日民主歌聲獻中華，可見中聯辦前身 — 新華社香港分社部幹部舉起直幡，支持行動。（孫樹坤提供）
和理非與激進 同路人抗爭路線分歧
回看 1989 年七月《鏗鏘集》「手牽手」，顯示支聯會與四五行動曾出現路線分裂，雖同樣愛國，但一方溫和，一方卻較激進。
碧街事變後，支聯會停了兩周無集會；四五行動則無間斷發起群眾集會，指會保持關注及長期鬥爭的心。
支聯會過半成員，包括司徒華，當時發起「港人救港運動」，要求政治保險、爭取居英權、加速本港政制民主化，保障人權。四五行動創始人劉榮錦則批評，國籍法問題是轉移焦點，「一旦變咗爭取居留權，削弱支援國內民運力量」，表明堅決與國內同胞站同一陣線，梁國雄亦指「中國有民主，港人才有民主希望」。不過，兩個組織亦一致認為中港經濟唇齒相依，若經濟制裁中國，等同殺敵一百，自傷一千，香港難以保持安定繁榮。
八九年九月，四五行動在新華社國慶酒會抗議，劉榮錦被警察毆打並控告四罪，包括使用暴力、煽動他人使用暴力、襲警及非法集會，他回想時稱，司徒華想與他們割𥱊，因遭大會反對才作罷。
九七前，四五行動另一創始人梁國雄再受《鏗鏘集》訪問時，曾提出疑問：「民運或者群眾運動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嘅時候，係咪必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法去做呢？有保留。」直至 2003 年，梁國雄才成為支聯會常委，政綱僅有一句「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三年後社民連成立。
支援中國民運 突破新聞封鎖 打「國際線」
眾政治組織中，支聯會是唯一致力支援中國民運的組織。
1989 年，六四鎮壓後，支聯會將抗爭變為新常態，幾乎每月舉辦遊行集會，每次均保持一至兩萬人參與。
直至六四一周年後，遊行集會轉為悼念活動，大眾亦意識到，中國短期內取得民主的可能性很低。
六四兩年後，1991 年司徒華接受《開放雜誌》訪問時，支聯會工作的重心由聲援民運份子，轉移至中國人權問題，但仍會幫助民運家屬解決生活困難，曾撥出生活費給經由黃雀行動逃亡來港的民運人士，安排初期往異國尋求政治庇護，又曾通過撥款 120 萬支援留法流亡人士。
與此同時，支聯會在文宣上，未有懈怠。反新聞封鎖部依靠義工勞力，持續每年寄數萬份國內民運有關的資訊刊物，往中國境內的地址，直至 2001 年網絡興起，才急跌至二千份左右。
支聯會算是國際線先鋒。人權及援助部一直收集了一千名被捕民運分子名單，方便提供資料，又設有海外聯絡部，一直撥款支持海外民運團體舉辦六四活動，建構網絡。1991 年，多個海外民運團體派 16 名代表到日內瓦遊說各國政府代表及人權組織，提供中國違反人權的資料，多國代表發言時譴責中國。同年支聯會發起聯署，反對秘密審判及要求釋放民運人士，收集 13 萬個簽名，委托遊說團體轉交人權委員會主席。到了十周年，支聯會首次派代表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有關中國人權狀況報告，成為聯合國的正式傳閱文件。
頭十多年，支聯會較活躍，直至 2000 年初，因長期入不敷出，開源節流，才大幅縮減資助海外團體舉辦六四活動的經費，主力提供影音資料。到了今日，僅不定時聯繫海外民運團體。
何俊仁解釋，聯合國游說工作機會不多，亦非支聯會主力工作，而中國本身沒有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九十年代較易製造國際壓力，為釋放民運人士斡旋，但隨時日過去，越來越難。
1989 年九月海外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後，何俊仁（前排左）、朱耀明牧師以及劉千石等人，前往探訪經黃雀行動流亡法國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後排中）、李祿（後右二）等人。（支聯會提供）
民主派的愛國：愛人民、不愛黨
司徒華在《大江東去》說：「支聯會的支持者只有一個純真的理念，就是反對鎮壓學生的北京組織。」機制每年更新常委，「支聯會從不以自己的名義去派出參選人，或支援某一個政黨政團，因為成員中有不同的政黨政團，以免引起內部矛盾。」
前民主黨紀律委員會主席、現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承認，「歷史背景係喺民主派基礎上，孕育咗支聯會。」同時他亦補充，相較政黨或海外民運組織，支聯會內沒有爭權奪利，沒有內鬥，形容是「良心事業」。
支聯會與民主派聯繫甚強，雖然部份嘗試劃清界線或作出分工，如李柱銘做了一年創會副主席，便專注港同盟工作，但高峰期，民主派有一半立法會議員，身兼支聯會及民主黨成員兩職。
某一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司徒華及眾常委手拿燭光。（黃勤帶提供）
因為六四，民主派與中共決裂，司徒華與李柱銘自基本法草委被「炒魷魚」。司徒華回憶錄中又寫道，此事對香港人最大意義在於，「認清中共的本質，愛國並不等於愛黨，更不等於愛一個政權，是要愛我們的同胞。」
1999 至 2018 年來，司徒華、何俊仁、李卓人等民主派一共 18 次，幾乎年年在立法會動議「平反六四」，建制派議員均否決離場，政府官員不出現，議案全數遭否決。六四猶如建制派最大心結，何俊仁說：「我哋嘅責任就係話唔可以唔記得。」
既然支聯會愛國，那麼民主黨主流也是愛國的。
1996 年，何俊仁發起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又率領船隊由台灣出發到釣魚島示威；南京大屠殺 75 周年，何俊仁與一班民主黨成員在日本駐港領事館門外紀念，又曾在立法會數次提出議案，要求日本就侵華賠償；他曾去過日本為戰爭罪行受害人打官司，略帶不忿地說：「民建聯嗰班人冇人識講歷史……所以呢班人走來同我講愛國，共產黨呢班人。」
多年來，被批評大中華膠，何俊仁說：「正正就係認識國家、民族嘅苦難，先至有咁嘅感情。」會否自稱愛國份子？「我愛我嘅人民。」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愛中國民族，中華文化，「點解我哋唔鍾意用愛國呢個字，原因唔係對中國反感，因為呢個政權都唔係屬於人民，我唔想將佢撈亂。」
「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撞正本土思潮
數算起來，支聯會的「愛國」開始不受歡迎，始於 2013 年六四周年主題「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撞正本土思潮興起，引發一系列爭議。常委徐漢光因傳送電郵要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反駁本土派意見，途中稱對方有「斯德哥爾摩症」，引發風波。最終會內有共識，他辭職，翌年重返支聯會再任常委。其後，丁子霖受訪時亦批評此主題口號為「愚蠢」。
回顧支聯會歷年六四主題轉變，由 1990 至 1993 年仍然以爭取八九民運政治犯人權為主軸，至 1994 年起，開始提及回歸，「毋忘六四 跨越九七」；至 2000 年後出現「薪火相傳」字眼，並回應本土及中國重大社會事件，2003 年加入「反對廿三」、2010 年要求「釋放劉曉波」；2015 年回應傘運，出現「全民團結爭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撐」等等。
支聯會參與人數多寡，像身份認同晴雨表。運動有高低潮，蔡耀昌預了要守，2003 年前六四燭光晚會人數仍是最多人參與的社會運動，其後隨中國經濟起飛、北京奧運，最低潮時僅 3.5 萬人集會，但 2009 年後人數忽然暴增四倍至二十萬人，後來到了本土浪潮質疑支聯會「大中華膠」，人數又少了。他認為香港社會積壓下來的問題更急需討論，無意駁火。「我哋平時都搞香港民主運動，我哋都唔係 365 日搞支聯會。」
麥海華認為，數以萬計的人出席燭光集會，是靠群眾堅持，而非靠支聯會力量。他們只能負責協調。「任何一個運動，維持咗三十幾年，由盛轉衰都係唔出奇嘅事啦……係應該讚嘆佢嘅持久力。」
（黃勤帶提供）
2014 年，雨傘運動爆發，本土思潮更盛，支聯會遭受猛烈抨擊，例如被指「行禮如儀」。同年，有本土派另起爐灶在尖沙咀辦六四集會；2015 年，學聯決定不以聯會名義參與燭光晚會，四名學生代表在台上焚燒《基本法》，提倡「命運自主、港人修憲」，港大學生會則辦「守住香港」晚會。
2016 年，學聯更退出割𥱊，大專學界抵制維園燭光晚會，中大及港大另辦香港前途座談會，時任會長孫曉嵐認為，相比建設民主中國，港人應討論香港前途問題。
自 2004 年起，中大新傳學院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曾多次在六四晚會進行民調。結果顯示，按重要性為晚會目的評分，「保存記憶」一直最為重要。相較 2014 年，2015 年受訪者認為「爭取中國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由五成下降至四成，而「爭取香港民主化」非常重要則由五成升至六成 —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又撰文指，本土派批評六四晚會「行禮如儀」，其實是因為不認同儀式背後的理念。
回應本土民意，2015 年的支聯會六四集會滲入雨傘元素，取消唱《中國夢》，改唱《撐起雨傘》，又邀請內地的傘捕者家人錄影講話。
2020 年起，支聯會年度主題首次出現「抗爭」、「自由」字眼，今年亦一樣。
時至今日，國安法壓境，不分黨派，均需直面中國共產黨，何俊仁認為時間已證明信念。「我哋相信香港嘅民主運動都係中國民主運動嘅一部份。」打壓前，真的無分彼此？何俊仁覺得苦難令民主派團結，但分歧仍在，只是不再互罵。「我只能夠咁講，你唔好以為你（政權）而家咁樣對付佢哋，佢哋就會同民主派擁抱。」
何俊仁在維園，攝於 5 月初，十一案入獄前。
接好民主棒？新一代常委的「愛國」
自二千年起，支聯會已提倡「薪火相傳」、「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奈何面對新舊交替，本土思潮夾擊，誤會難以化解，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數起來，上一代常委多有中國經驗，幾乎天然愛國 — 民促會元老杜學魁來自內蒙古，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志業，司徒華出生時正值日本侵華，徐漢光則在六七暴動時，憤怒於同校的曾德成撒反殖傳單被判煽動囚禁兩年，也去了撒傳單，後來文革時在左校任教，覺盲目崇拜毛澤東太過，才漸漸遠離左派。何俊仁亦坦承，六四後在中國可進行的工作有限，不少常委曾被沒收回鄉證，如他至今無法入境中國，「不過有啲人道支援做到我哋都會做。」
與此同時，支聯會對中國人道關懷持續三十載，終於找到新生代接棒。
身為八十後，現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深刻體會到世代斷裂，不在於年紀，更在於中國經驗。「香港做社運班人係唔了解國內運動，係國家造成，民主派唔俾返去交流做嘢，好難跨越客觀條件上嘅認知落差。」
2014 年十二月，鄒幸彤在落選一年後，終於當選常委，任維權部。她的政綱一直強調，支聯會「支援的是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只是六四」，因此需要更加了解國內形勢，不能被動地覆述新聞及網上資料，在中國民運中，必須主動建立網絡、認清位置、訂立議程和運動。
2013 年，習近平上台，自此中國公民社會空間不斷收窄，港人越難了解中國 — 她已看見困境。
00 年代初，鄒幸彤在劍橋大學攻讀地球物理學博士，研究地震，卻半路放棄，投身中國人權工作。小時候母親帶過她去六四集會，到人在異國她則觀看燭光晚會直播，自行辦艾曉明紀錄片放映會，搞活動邀請王丹等流亡人士演講，並創辦組織 UKCUTS，連結海外維吾爾族及西藏流亡人士。適逢支聯會「我要回家」計劃走訪英國八九民運流亡人士，她負責接待，因此與支聯會結緣。
捨棄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鄒幸彤回港，投身支聯會，以及中國維權運動。
汶川地震來了，她無法保持研究人員的冷靜，更關懷災難中喪生的人們，回港後在支聯會打雜，再從事關注中國勞工運動的組織，數年間頻頻往返中港，參與維權運動，又讀法律做大律師，直至 2019 年初被拒入境中國。
鄒幸彤見證，自習近平上台，由政治議題開始，「（中國政府）一個個議題掃」，NGO 被連根拔起，又現 709 維權律師案等，打壓越來越快，高調聲援不再可行。她曾有境內 NGO 的朋友在丈夫被捕後，國保住進家裡，睡她的床，貼身監視，不准聯絡他人，有的面臨酷刑，消失幾年是常事。剩下來的人便越加小心，越被打壓，越發孤立，運動越來越地下化，更難為運動爭取支持及資源，需要身在圈內，身在當地，才能獲得最新資訊。「嗰種（新支援）唔係支記元老可以做。」最教鄒幸彤沮喪的是：「唔係（啲人）勇唔勇敢，係好多勇敢嘅人拋個身出嚟，但做唔到，連時間差都唔會存在。」
支聯會的實務，包括支援中國運動。因名號在內地被禁，八九民運累積下來的人脈及經驗判斷，在全新環境下亦已失效，難以緊貼運動脈搏。回中國時，她從不使用支聯會身份，除非個案需要宣傳才高調做，否則一切低調進行，如 12 港人案，她捨棄大律師身份，在法庭外協助家屬跟進事件，給予意見。
超脫身份認同 超越理念分歧
香港人還是中國人？身份認同上，鄒幸彤坦承支聯會內部有「好大分歧」，「支記有支記尷尬，支記有朋友真係認同自己係中國人。」為做實事，支援中國民運，她強調不能排斥任何身份認同的人，「作為一個團體，就話我哋包容呢啲所有身份，只要件事值得做，認同中國人又得，香港人又得，咪照做囉。」
2018 年，她的常委選舉政綱提倡連結新生政治組織，「傘運社運版圖與三十年前不同，少有尋求與傘後團體合作，不能依賴創會時團體與網絡，必須發展新網絡。」
政治理念看似難以化解，她也明白外面「憎民主黨就憎支記」，但她沒有政黨背景，亦沒有私怨包袱，曾代表 2016 年旺角騷亂的被告打官司。私交上，她與陳皓桓也可相約飲酒到凌晨。
今年支聯會街站向市民派發電子燭光，並收集六四悼念冊簽名，群眾的熱誠超乎想像，很快派完，鄒幸彤感鼓舞。她說：「咁樣一拳𢱕落嚟，再唔團結就死，逐個擊破好易。一個人做唔到幾多嘢，搵同行者囉。」
今年 5 月 20 日，在警方禁六四遊行集會之前，鄒幸彤派發電子燭光。
愛國與本土 時窮節乃現
八九民運後爆發移民潮，今日的香港，亦再現大規模的移民潮。
隨着所有民主組織均須面對國安法的紅線，遊行集會自由緊縮，支聯會不合時宜的愛國，終時窮節乃現。
2019 年十一國慶日遊行案，十名被告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李卓人仍然愛國，在求情時說：「我爭取中國民主改革已四十多年。這是我的苦戀，愛國是那麼沉重。我記得有位傷痕文學作家白樺曾悲傷地說︰『您愛國家，可是國家愛您嗎﹖』……如果愛國就是愛黨，那就輕鬆很多，只要跟著中共走。」
今年六四遊行集會均被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5 月 30 日原定的遊行日子，中大首個本土派學生會「星火」外務秘書、「開站師」創辦人袁德智發表文章《我曾杯葛支聯會六四集會 但今年我決定會悼念六四》，表明經 12 港人一役，開始反思六四。他稱不代表放棄本土路線，但認為現今不應再拘泥世代、派系、身份認同之爭，必須放下分歧。
在開街站被視為「行得好前」的年代，他說守不住如常的政治習慣，難談更多的政治行動，「悼念不再是單純的悼念，而是支援盟友的一種表達……亦是一場對香港人在國安時代是否還具有抗爭意志的政治考驗。」
（高志強提供）
撰文｜鄭祉愉
採訪｜鄭祉愉、蕭曉華
攝影｜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