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道德勒索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市民的關心程度，大概已經傳遍全球。面對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散播，林鄭又展現了如同以往的行政能力。面對如此的行政首長，香港醫護界早已串聯大規模抗爭。就算一再的建言多半無異於石沉大海，面對當今香港所面臨的巨大威脅，香港醫護人員罷工的決議或許仍能說是必要的最終手段。

林鄭月娥對香港醫護罷工的回應，不意外地展現一如往常的水準：「任何人採取極端手段試圖威逼特區政府，危害公共利益的手段都不會得逞。」在林鄭口中，極力捍衛香港市民健康與權益的沈痛呼籲變成「極端的手段」，是「威逼特區政府」，會「危害公共利益」。此外，這個人更近一步發表聲明，宣稱「對於等待剖腹生子的準媽媽和需要照顧的新生嬰兒，因為部分醫護人員罷工而受到的影響，我感到非常心痛。」

林鄭的呼籲，是典型的「道德勒索 (moral blackmail) 」。以下我將簡單介紹哲學家 Simon Keller (2016; 2018) 對道德勒索的分析，解釋林鄭是在怎樣的意義下道德勒索香港的醫護人員，並且稍微談論我自己對「如何回應道德勒索」的看法。

什麼是道德勒索？

你有沒有見過腳踏車停在路邊一會兒，牽車時發現車籃裡面被別人丟了垃圾？你有沒有聽過別人把無能獨立生存的小貓、小狗甚至嬰兒丟在別人家門口，撿到的人無奈只好（至少暫時）照顧這些可憐的東西？你看電影時，有沒有看過主角在追捕壞人時，壞人把小孩丟到水裡，迫使主角在追捕壞人與拯救溺水小孩之間做出選擇？你是否記得金毛獅王謝遜連續十二拳七傷拳傷不了空見神僧，就企圖自盡，引得空見出手相救、暫時卸下金剛不壞體，結果被謝遜第十三拳打死？

道德是一個有趣的東西（暫且允許我稱道德為一個「東西」），也是一個十分令人厭煩的東西。道德的一個特色，就是常常會禁止我們去做想要做的事情，迫使我們去做不願意做的事情。有心人士可以利用這點。

我不願意幫別人丟垃圾，但是道德禁止我隨地亂丟垃圾，所以我只好乖乖地把別人的垃圾投入垃圾桶。把垃圾丟我車籃的人猜想我會這麼做，所以故意把垃圾丟我車籃，然後他可以得意地宣稱：「我沒亂丟垃圾，垃圾最終還是會進垃圾桶。」道德迫使我替別人清垃圾。大部分的人不願意見死不救，他們即使不想領養貓狗、小孩，不想要放棄追捕壞人的機會，不想要被打傷，有心人士還是可以精心安排各種情境，讓他們為了不要犯下道德上的錯誤，而做出違背自己意願的事情。

以上皆為「道德勒索」的案例。根據 Simon Keller (2016; 2018) ，我們身處於各種的道德情境當中。道德情境界定我們在道德上可做跟不可做的範圍，而一個人的行動可以令他所處的道德情境有改變。舉例來說，我可以同意你使用我的腳踏車，那麼你使用我的腳踏車就不會是道德上錯誤的行為；你如果開車不小心把我撞傷，就有道德義務補償我；如果我有義務照顧你的健康，但你不小心錯過了巴士，趕不及去醫院做健康檢查，我就有義務開車帶你去等等。

正因為我們有能力去改變道德情境，我們有時便有能力去藉由改變道德情境，迫使別人替我們服務、去做我們想要他們去做的事情。假設我真的有義務照顧你的健康，而你知道我會認真履行這個義務，你如果不想要自己搭巴士，便可以「故意不小心」錯過巴士，迫使我開車載你去醫院。這點十分欠揍，也是道德一個弔詭之處：道德有時候會「獎勵」道德勒索者，協助道德勒索者對我們施加壓力，迫使我們按照道德勒索者的意願行事。

Keller 更進一步指出，讓道德勒索成功的關鍵，不在於道德本身，而在於我們對道德的理解。然而，我們對道德的理解有可能是錯誤的。舉例來說，我們可能相信動手打人無論如何都不對，可能相信任何情境下都必須堅持「和理非」。政府如果知道我們的堅持，便很可能對抗爭者採取以下的策略：暴力鎮壓。面對暴力鎮壓，抗爭者或許可以選擇反抗，或者選擇被驅散甚至活活打死（有人認為非暴力才是抗爭成功的真正關鍵。看看香港 2014 年以及 2019 年的抗爭，或許這些人會改變他們的看法。）；我們錯誤且過於局限的道德信念，讓我們更容易受到政府的道德勒索，面對暴力鎮壓只能被驅散甚至被活活打死，而不能積極反抗。

簡而言之，道德勒索就是迫使其他人必須在以下兩者之間做出選擇：依照道德勒索者的意願行事，或者做出（自己認定的）錯誤行為。（記住這個區分：道德勒索者成功，有時是因為我們抱持錯誤且過於局限的道德信念，有時是因為道德真的如此要求。稍後會提到，面對前者時只要修正錯誤的道德信念就可以擺脫道德勒索，面對後者則不行。）

如何道德勒索醫護人員？

有了以上的對道德勒索的理解，我們就可以開始談論香港政府可能以怎樣的方式去道德勒索醫護人員。

第一種道德勒索的方式，就是增加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確實，醫護人員可能真的有義務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以協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如果政府可以進一步引進大量需要醫療協助的人，醫護人員就有道德義務必須更賣力地提供醫療協助：畢竟只有醫護人員可以提供這些協助。當醫護人員有義務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提供醫療協助時，便很可能更加覺得沒有理由抽身去參與罷工。如此一來，政府就可以順勢解決罷工的危機，讓道德去禁止醫護人員罷工。這種道德勒索是藉由改變實際的道德情境，讓道德替勒索者服務。

第二種道德勒索的方式，就是如同林鄭目前所為，不斷強調「醫護人員要去救人」、「不救人就是傷害到病人/產婦/新生嬰兒的健康」。或許實際上醫生真的有義務去救人，但是藉由罷工阻止新型冠狀病毒大規模入侵香港，防止香港醫療資源耗盡、癱瘓而害死更多人，是更有效的救人方式。然而林鄭不管這點，只是不斷放大「醫護人員要在當下救人」這點，讓社會大眾、甚至醫護人員自己都錯誤地相信「當下救人」才是道德上唯一允許的行為。如此一來，政府便可以藉由散佈錯誤且過於局限的道德信念，迫使有意遵循道德的醫護人員只能放棄罷工，依照林鄭的意願行事。這種道德勒索，是藉由政治宣傳散佈錯誤的道德信念，讓被勒索者以為自己身處於特定的道德情境，以為自己在道德上只能採取符合勒索者意願的行為。

無論哪種方式，道德勒索都使道德令人厭煩：醫護人員必須依照香港特首（以及香港特首想要奉迎的上級）的意願行事，不然就是做出（自己認定為）道德上錯誤的行為。

如何回應道德勒索？

道德勒索令人厭煩的地方，在於促使道德替惡人服務，協助道德勒索者對他人施壓。可是，應如何抗拒道德勒索呢？以下有兩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首先，我們可以從動機著手。道德勒索之所以會成功，在於勒索者相信被害人最終會選擇遵循道德的規範。如果道德勒索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勒索者會抗拒道德、不惜做出道德上錯誤的行為，那就會令意圖道德勒索的人不再有理由進行道德勒索。原因很簡單：他們相信道德勒索不會成功。

就此而言，一種回應道德勒索的方向，就是實際上堅守一個策略：不惜犯下道德上的錯誤，也不會對道德勒索者讓步。一旦潛在的勒索者知道我們堅定地採取這個策略，就會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道德勒索不會成功，因而放棄道德勒索。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說，如果潛在的道德勒索者具有充分的理性，這個策略相當安全。就算我們意圖在面臨道德勒索時犯下道德上的錯誤，這種意圖是特殊的，在嚇阻理論 (Kavka 1978) 上稱為「自我阻礙的意圖 (self-stultifying intention) 」：擁有這個意圖，會降低甚至完全消除落實這個意圖的可能性（舉例來說，受到第一波核武攻擊後，還擊只會造成相互毀滅 (mutual destruction) ，而許多人認為這種報復行為在道德上是錯誤的。然而，隨時準備好報復，會降低敵人動用核武的意願，所以會降低落實報復這個意圖的可能性）。當然，這個策略在面對不理性的潛在勒索者時，有其代價：到時候我們真的會做出道德上錯誤的行為。

這也就是為什麼或許我們有時候要假裝自己不理性或不道德。同樣在嚇阻理論上 (Hajek 1991) ，我們不一定需要真的發展出不惜為惡的意圖，只需要假裝自己不理性或不道德，讓我們的敵人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們不會不惜為惡。如此一來，風險會讓一個具有充分理性的敵人不敢冒險，因為在他眼中，我們很可能不介意造成相互保證毀滅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面對道德勒索時，如果我們能夠具有說服力地假裝自己不介意為惡，就算實際上我們介意為惡，潛在的道德勒索者就不具有充分的證據相信他們的勒索會成功。當然，這個策略同樣在面對不理性的潛在勒索者時有其風險：我們很有可能被拆穿。

更進一步來說，不論是真的願意為惡或者假裝自己不理性或者不道德，都還是可能無法完全防止道德勒索。如果犯下道德上的錯誤，有利於道德勒索者，那麼只會加強道德勒索者勒索的意圖。舉例來說，把罷工醫護人員塑造成一群不顧香港人健康、福祉的人，可以更有力地分化一般香港市民與罷工的醫護人員。反罷工的林鄭便可以藉由道德勒索獲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而更有意圖持續採取類似的政治抹黑。

以上是第一種回應道德勒索的方式所面臨的風險，接下來我將介紹第二種回應方式。記得道德勒索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被勒索的對象相信道德如此這般規範我們的行為。然而，我們很可能擁有錯誤、過於局限的道德信念。對抗錯誤、過於局限的道德信念，往往是擺脫許多道德勒索的最有效手段。回顧歷史，我們確實不斷地擺脫過去錯誤、過於局限的道德信念。我們不再認為人民必須無條件服從昏庸無能、無惡不作的獨裁者；我們知道「忠」很可能只是統治者的政治神話；我們不再認為在家庭關係中，女性只能服從，必須為了家庭「和諧」而隱忍，就算面對家暴也不得訴求離婚。有了更加正確的道德信念，人民就可以免於統治者的道德勒索，女性也可以避免來自家庭與婚姻的道德勒索。

同樣地，醫護人員的確該去救人，但是不該為了救人而讓更多人陷於危難之中。如果罷工真的是拯救香港的必要手段，醫護人員就必須小心不要因小失大，因為錯誤的道德壓力而放棄捍衛香港的黃金時期。一旦我們確立道德真正的要求，並不是禁止醫護人員罷工，而是允許藉由罷工來更有效地捍衛香港人的福祉與健康，那麼自然可以擺脫基於錯誤道德信念而來的壓力。

雖然藉由擺脫錯誤、過於局限的道德信念，不見得可以讓我們完全免於道德勒索，但是至少可以有效拒絕不少來自政府的道德勒索。來自政府的道德勒索，往往源於政治宣傳中，把部分的道德要求無限上綱，以至於讓人忽略其他的道德要求。雖然道德確實有可能為惡人服務，但是當惡人開口閉口道德時，他們談論的，往往只是他們扭曲過後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

*感謝王偉雄給予本文一些建議。

參考：
Hajek, A. (1991). Nuke’Em Problems. Analysis, 51(4), 254-264.
Kavka, G. S. (1978). Some paradoxes of deterrenc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5(6), 285-302.
Keller, S. (2016). Moral blackmail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3(6), 699-719.
Keller, S. (2018). Fiduciary Duties and Moral Blackmail.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5(3), 481-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