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香港》— 一具本土思想史的萬花筒

【文：鄒崇銘】

在我還是讀中學的時代，香港正面對 1997 前途問題的困擾，當年盛極一時的新浪潮電影，對此曾作過很全面而深入的回應。簡略而言，從許鞍華的《越南三部曲》、嚴浩的《似水流年》，到後來王家衛的《阿飛正傳》等，內容均和身分的迷失和尋根息息相關，也引起了當年少不更事的我的深切關注。

與此同時，香港亦正急速進化成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繼許氏兄弟的市井庶民喜劇後，港產片進入嘉禾與新藝城的都市精裝片時代，也就是現時人們仍津津樂道的黃金 1980 年代。除了港產片以外，電視劇和廣東歌亦是那個時代的重要印記。

由此所謂香港人的身分亦開始浮現。

《阿飛正傳》劇照

讀〈火紅年代與香港激進主義的流變〉和〈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

正如羅永生在《思想香港》（2020，牛津大學出版社）一書中指出，無論在政治或文化層面，長期以來香港身分皆局限於冷戰二元格局。直至 1970 年代土生土長的嬰兒潮崛起，本土意識方才真正冒現。在政治層面，知識分子開始思索「民主回歸」的意義；在文化層面，普羅大眾則孕育出一種「大香港主義」的優越感。

從一開始，這兩股時代大潮便存在格格不入的地方。知識分子深受火紅的 1970 年代影響，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和社會改革的使命；但面對所謂的「香港經濟奇蹟」，普羅大眾則深信個人努力能達至成功，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被奉為金科玉律。前者期待政制發展帶來改革契機，後者則期望香港「五十年不變」。

最終兩股大潮均逃不出時代的巨浪。知識分子借助政制改革的機遇，迅速走向議會民主的建制化參政道路；普羅大眾則藉著大陸進一步開放市場，齊齊踏上北上尋金的道路 — 港產片本身的蛻變正是最佳明證。事後看來，儘管也有歷史偶然的因素 — 例如六四事件的衝擊、六四之後的鄧小平南巡 — 但 1997 回歸時所抵定的政治經濟格局，確也早已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近十多年重新冒現的本土主義思潮，可說具有突破性的意義。因為它嘗試真正探索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到底「是什麼」，而並非相對於外來力量的「不是什麼」；它不滿足於因循僵化的體制內反對派，力圖拉闊政治動員的創意想像。但同樣敵不過這個時代的巨浪，新的本土思潮很快便換上了排外的主調，「戀殖」和「抗共」代替了確立自身主體性的道路。到頭來，香港人還是未能找到自己。

資料圖片，來源：Mike Chai @ Pexels

讀〈天朝治港：去殖背後深深的戀殖〉和〈「天下的他者」：簡評《天下體系》〉

2004 年張藝謀導演的《英雄》，開創了國產大片的先河，是人所共知但亦極富爭議性的電影。尤其是飾演刺客的梁朝偉寫下「天下」二字，來作為放棄刺秦的理據。電影顯然在推崇仁慈專制君主的統治，並視作維護世局和平穩定的良方。無獨有偶，「天下主義」的理念亦差不多在同期開始流行。

「天下主義」或「天朝主義」等概念在香港鮮有被討論，但事實上，它對理解內地的主流統治意識形態相當重要。正如羅永生在評介趙汀陽的《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2005）一書時指出，它反映了中國上下對帝國復興的慾望，力圖藉古代「偉大帝國」故事的重構，超越西方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想像，論證分裂的世界終能在更高層次上復歸統一與和諧。

此等概念，對認識香港面對的外在歷史條件至關重要。天朝帝國挪用儒家封建傳統的資源，模糊了主權疆界的重要性，強調一種跨文化、多族群並存的「彈性主權安排」。無論從早期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到近年的「一帶一路，共同繁榮發展」，均多少埋藏著以天朝帝國為中心的世界觀。

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它則體現在一種朝貢或藩屬的關係上，箇中包含強烈的經濟實用主義的意味。也就是即使遠自文革時期開始，香港已被安排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位置上。對內地官方而言，香港的價值乃衍生自英國殖民地的遺產，保留英治遺留的現狀似乎最合乎天朝帝國的利益。在這個前提下，文化或族群的多元性並非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

但問題是，這只多少說出了仁慈專制統治理想的一面，卻隱藏了箇中殘酷現實的另一面。長期以來，香港的統治階層亦以近乎完全同一套邏輯，試圖說服香港人安於現狀能帶來的好處，但卻總無法掩飾它暗藏著的另一面。歸根結柢，畢竟天朝帝國只是一套政治倫理論述，欠缺（相當於英治時期那樣的）制度法理上的確切性，因此亦只能容讓專制家長作出任意的詮釋。如何仁慈、有幾包容、怎樣多元、現狀以哪一天為標準 — 全視乎專制政權現實政治上的需要。

2020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區成立 23 周年升旗儀式。（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讀〈民主回歸論的萌芽與夭折 — 從曾澍基早年的幾篇文章說起〉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回歸交錯下的民協〉

事實是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已是很模稜兩可；「一國兩制」固然亦是極具彈性的權宜安排，變與不變之間充滿著曖昧的張力；到了天朝帝國思想冒起，天下體系既然已非遙不可及，卻又如何與華夏本位的民族主義並存？同樣是充滿耐人尋味的未知之數。「姓資／姓社」、「一國／兩制」、「天下／國族」，盡皆被賦予極大和任意的詮釋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外在大前提下，香港要探索本土身分的定位，便只能宿命地事倍功半。正如羅永生通過曾澍基和民協 —「民主回歸」探索路上重要的人物和組織，說明了現實政治下策略選擇的困局。如前所述，他們均來自火紅的 1970 年代，1997 前途問題提供了投身政治的契機，但同時亦構成了無法逾越的環境限制。

曾澍基是 1970 年代社會派的學運領袖，1983 年參與發起政治組織滙點。他早於 1975 年已曾發表過「中港復合論」，分析內地與香港民主運動互相促進的可能。到了 1982 年香港前途問題推到前台，他便開始力排當時主導的「維持現狀論」，提出「民主回歸」的另類構想 — 藉著中英談判的歷史契機，在香港推動改良的資本主義，拉近與內地現行社會主義的距離。

由此轉變可見，後期曾澍基強化了民族主義的論述，淡化了激烈民主革命的需要；強化了資本主義的功能，淡化了推動社會主義的目標 — 他更大程度是借助民族統一的契機，宣揚緩和漸進的社會改革，既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對大陸的作用，亦讓香港務實地過渡到內地現行社會主義的懷抱裡。對羅永生而言，早期推動內地和香港共同民主進步的觀念已不翼而飛，曾澍基版本的「民主回歸」早已名存實亡。

這種「改良資本主義」的構想，落在與滙點同期成立的民協，便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與滙點的中產階級民主運動背景有別，民協成員更多來自基層社區的居民運動，更著眼於藉進入議會來服務基層大眾。但對羅永生而言，「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最終並無彰顯出來，民協亦更多停留在社工介入地區服務的模式運作，具有強烈的非意識形態化意味。反倒是在處理與大陸關係的問題上，卻令民協與其他民主派劃分了開來。

我想上述討論最大的啟示，在於不同時段、不同群體皆曾作出本土定位的嘗試，尋找對應大陸的香港本位角色。但正如上述例子顯示，無論採取或激進或保守的立場，每當需要觸碰到政權之際，便避不過扭曲變形的命運，難免顯得左支右絀，無以為繼。從後來者的角度，或可輕易取笑「民主回歸」的一廂情願；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誰又可曾提出過哪些良方妙藥來呢？

1984 年 5 月，匯點六子帶著自己草擬的基本法大綱訪問北京，跟中方官員交流，期間六人遊覽萬里長城，並合照留念。（由左至右：劉迺強、陳文鴻、杜耀明、曾澍基、王卓祺、張玉堂）

《思想香港》作為文集，亦是網上期刊計劃

正如我以往一貫撰寫書評的風格，以上探討更多只是借助《思想香港》一書，隨意引伸出來的自由發揮。到底有多少來自羅永生的原意，有多少是我自己畫蛇添足的結果，還是留待大家判斷好了。但必須補充的是，上述亦只是力圖捕捉書中的一鱗半爪，實在還有更多未及覆蓋的範疇，特別是涉及香港更早期歷史的，如〈《漁港夢百年》的香港殖民史敘事〉、〈從韓戰管窺香港的冷戰文化〉；或作為土生土長一代成長背景的，如〈「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與「反殖」的歧義〉、〈「珠海事件」— 因悼念殷海光而點燃的一場學運〉，恕難在此一一觸及。

或許這亦反映了《思想香港》作為一本文集的本質，乃是源於同名的網上期刊計劃，而羅永生則是期刊的主編。這個開拓於 2017 年的計劃，前後共上載了九期刊物，曾就香港本土及政治思想史的迥異課題，邀請廣泛背景人士共同討論。至今內容乃可在嶺南大學附設的網頁上瀏覽。

相對於羅永生自己的文集，能為讀者提供一個相對濃縮的概覽；網上期刊的內容就更百花齊放，涉及相關議題方方面面更深入的討論。文集和網上期刊版本必須互相對讀，方能更全面地了解討論的來龍去脈。但反過來說，由於它們所覆蓋的範疇也未免太大了，即使以我作為對這些議題不算陌生的讀者而言，坦白講，讀起來仍然感到相當費力。

無論如何，這項計劃展示出來的視野和深度，和它高度貼近現實關懷的取向，在香港實屬絕無僅有的重要例子。撰寫這篇書評的主要目的，除了嘗試利用我自己的框架，對書中紛陳的內容作簡化的整理；亦推薦讀者們能自行在這如寶山般的文章堆裡，找到各自需要的精神養分和啟迪，在探索香港前路的過程中有所裨益。

1919 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資料圖片）

後記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在撰寫這篇書評之際，剛好我也在追看《覺醒時代》— 央視一套的大型歷史劇。內容主要涉及北京大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以及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魯迅和胡適等知識分子，對當時中國前途的思考和實踐。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重複性，那同樣是個共和崩塌、帝制復辟和前景未明的年代。但分別卻在於當時的知識分子，深明舊的一套已走到了盡頭，整個世界都置身於一場大變局中，尋找新的出路是不容推卸的時代使命。

俱往矣！100 年前的時代先驅，又豈能料到 100 年後的如斯田地？！

顯而易見，現時我們同樣身處歷史的十字路口，但前路卻是顯得如此撲朔迷離，如在霧中。相比起 100 年前那個新知識湧現的時代，我們面對的卻是資訊爆炸、雜音紛陳的世界，難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座標。如何重新站在歷史的更高點，疏理香港本土思想的前世今生，以至它在更廣泛時空中的位置，以此為基礎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 — 雖不能說是必能提供答案，但這大概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鄒崇銘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及講師。近作包括：《後就業社會》（2018）、《開放合作》（2017）、《再造香港》、《重構香港》（2016）、《流動、掠奪與抗爭》、《香港在地農業讀本》、《這一代的鬱悶》（20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