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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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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本文作者米建國 (Chienkuo Mi) 與 Ernest Sosa 和 Michael Slote 於國際間共同合作編輯出版了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Turn toward Virtue (Routledge, 2015) 這本論文集。這本書之副標題以「轉向德性」為名，我們共同的想法與宣稱是：最近世界哲學的發展趨勢，正在醞釀著一股全球性的哲學運動，這是個以「德性理論」為基礎的最新哲學發展，我們認為這是個「德性的轉向（或返回）(The Virtue (Re-)Turn)」的現象，而這個現象不僅發生在西方世界，同時也在東方世界逐漸形成。

「德性 (virtue)」是個傳統復古的概念，也是個現代創新的用詞。在希臘時代亞理斯多德的 Nichomachean Ethics 這本深具影響力的著作中，「德性」這個概念就已經扮演著一個十分積極與重要的角色。許多後世的研究都希望透過對這個概念的釐清與掌握，進一步深入探索實踐智慧 (practical wisdom) 的想法，並理解亞理斯多德所謂「幸福 (eudaimonia)」這個終極目標。「德性」作為一個現代創新的用詞中，當代德性倫理學的發展以「德性」作為「倫理規範性 (ethical normativity)」之依據，而當代德性知識論的發展也以「德性」作為「知態規範性 (epistemic normativity)」之基礎。在這個當代倫理學與知識論之創新想法的交互解釋與發展之下，面對與解決道德的規範本質與知識的本質和價值問題，似乎都同時出現了一個新的契機，也為當代哲學發展開創出一個嶄新的視野。當代西方在倫理學與知識論的哲學研究，都同時正在發生一個劇烈的變化與運動，「德性」倫理學與「德性」知識論的興起，是這整個運動的見證與動能。這個德性轉向的出現，意味著傳統以來規範倫理學中以康德為首的義務論 (deontology)，將面對德性倫理學所帶來的積極挑戰；而傳統以來知識論中以笛卡兒為首的義務論式的知識理論 [1] ，也將接受德性知識論的重新檢視與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德性的轉向，也正逐漸從西方的熱烈討論擴散到中國哲學的詮釋與討論之中。例如 Stephen Angle 的 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正在美國引起一股以德性理論重新解讀傳統儒學與宋明新儒學的風氣；余紀元的 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Mirrors of Virtue (Routledge, 2007) 這本著作，著重於對比亞里斯多德的德性概念與孔子的倫理學之間的密切連結，也是一個廣為注意與討論的題材；而 Bryan Van Norden 的一些代表著作，也專注於討論德性倫理學與中國儒學之間的比較研究。隨著這個運動的影響，傳統以來以牟宗三為首的當代新儒家用康德式義務論對中國儒家的詮釋，將不再一枝獨秀，亞理斯多德式的德性理論將為我們提供一套瞭解與詮釋中國哲學的新進路。另外，上述提到米建國與 Ernest Sosa 和 Michael Slote 共同合作出版的 Moral nd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Turn toward Virtue 這本書，更把中國哲學和當代德性知識論與德性倫理學，建立起一個緊密接觸的橋樑，讓中國哲學得以在德性理論的基礎之上，和西方哲學主流傳統的發展，建立起一個互動與對話的溝通機制。立足在這個德性轉向所引發的巨浪之上，中國哲學似乎有了一個乘風踏浪、迎向國際的大好機會。中國哲學的全球化與國際化理想將不再只是一個口號，中、西哲學對話與交融在這個新紀元的運動中，似乎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施力點與出發點。

首先，以德性倫理學的發展來看，做為一個在當代能和義務論與結果論 (consequentialism) 相抗衡的一種規範倫理學，德性倫理學所關注的「德性」，是以一種著重於道德主體 (moral agent) 為核心的進路，而不是一種以個別的道德行動 (moral action) 是否發自義務與法則、或者著重行動結果為考量的規範進路。德性倫理學強調來自於道德主體在不同的環境與時空中，是否具有一種獨特的人格特質，能夠以一種合乎德性的方式，回應來自各種不同情境下的能力與表現。當代最早提出德性倫理學想法的人，當推 G.E.M. Anscombe 在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58) 這篇文章所提出的觀點。在這篇文章中，她提出了對於當代倫理學中義務論與結果論的不滿與反駁，並以一種類似亞里斯多德的「德性」概念，為當代德性倫理學提出了一個最原初的想法。 60 年代以後， I. Murdoch 的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A. MacIntyre 的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與 B. Williams 的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London: Fontana, 1985) 這三本著作，同時在1980年代前後問世，共同推進並鼓舞了德性倫理學的真正發展。其後，Michael Slote 的 From Morality to Virt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R. Hursthouse 的 On Virtue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與 Morals from Mo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 Swanton 的 Virtue Ethics: A Pluralist Account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03) ，也都是當今倫理學發展中，具有推波助瀾的幕後功臣，更是當前最具有代表性的德性倫理學家。

其次，以德性知識論的當代發展來看，這個新發展大致可以從兩個方向來了解：第一個方向是採取比較狹隘（或者專業）的角度來面對，第二個方向則是採取比較廣義（或者應用）的角度來面對。前者是在一個 post-Gettier 的當代（傳統）知識論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一種德性知識論類型，這種類型的德性知識論以解決「Gettier 難題」（也就是知識本質的難題）為主要核心，在尋求「知識」概念的本質定義這個主流發展的架構下，提供一種以「德性」為基礎的規範性知識理論；後者則是在一個新亞里斯多德主義的當代最新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另一種德性知識論類型，這種類型的德性知識論以解釋「德性」這個概念為主要核心，特別是智的德性（或智德），在德性理論這個主軸發展的架構下，將「智德」與「道德」應用於知識論與倫理學這兩個哲學的次領域當中，而分別形成當代的德性知識論與德性倫理學。

但是，不論是從專業深入的角度，或者是從應用廣泛的角度來面對這個發展趨勢，當代德性知識論發展的起點，主要都是從 1980 年 Ernest Sosa 在他的 “The Raft and the Pyramid”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80) 這篇文章開始。在這篇文章中， Sosa 同時對當時的基礎論 (foundationalism) 與融貫論 (coherentism) 提出了根本上的批判，文章標題中的「竹筏 (raft)」就是用來代表融貫論主張的一種象徵，而「金字塔 (pyramid) 」則是代表基礎論主張的一種隱喻。當代基礎論與融貫論的爭辯所在，主要是在針對構成知識的「證成」條件，特別是存在於信念與信念之間的證成關係，由這種證成關係所組成的信念之間的結構問題 (the structure of justified beliefs) ：基礎論者認為信念的結構猶如一棟建築物，需要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之上；而融貫論者則認為信念的結構猶如一個信念之網 (the web of beliefs) ，信念與信念之間是彼此互相依賴的，並不見得一定要有一套固定的基礎。最後 Sosa 在這篇文章裡，提出了一個類似「德性倫理學」的知識理論構想方案，對比智的德性 (intellectual virtue) 與道德德性 (moral virtue) ，得到了一套當代德性知識論發展的原型想法 (prototype) ，用來調節整合基礎論與融貫論兩者之間的爭議，同時保留兩者之間各自原有的正確直覺。這篇文章的出現，宣告了當代德性知識論的正式誕生。

無論如何， Sosa 在這個具有開創性想法的原型理論之中，仍然沒有跳出 post-Gettier 的主流想法與核心焦聚，也就是對於「知識」這個概念之分析與處理；這裡所遇到最主要的困難，就是所謂的「Gettier 難題」，也就是知識本質的問題。 Sosa 在解決這個難題時所依據的根本想法是：「一個認知主體的知識取得，是因為他的德性（特別是智德）之展現。」雖然後來大部份支持並追隨德性知識論的哲學家大都接受這個根本的想法，但是對於什麼是「知識」、什麼是「知識論」、什麼是「因為」這個特殊的關係、特別是什麼是「德性」與「智德」，卻有著相當不同的看法與主張。一個十分值得注意與有趣的發展觀點，來自於 Lorraine Code 在 1987 年出版的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 這本書中，提出對於 Sosa 德性知識論之原型想法的挑戰與批評。 Code 雖然很贊同 Sosa 從一個認知主體的角度來看待知識的議題（而不是從 post-Gettier 的主流發展中對於真信念的分析入手），但是她卻認為Sosa基本上仍然受到當時外在論者 (externalists) 的主張所影響，特別是一種可靠主義 (reliablism) 的立場，使得 Sosa 在看待「德性」或「智德」這個概念的時候，過度著重認知主體的「認知能力」，與這份能力是否能可靠地幫助認知者獲得真信念而進一步形成知識，而忽略了認知主體在追求知識過程中所應擔負的「知態責任」，與認知主體在面對知識追求時所應具有的人格特質（也就是所謂的智德）。

Code 對於強調「認知能力的可靠性」與「認知過程中的認知責任」兩者之區分，在 James Montmarquet 的 1993 年 Epistemic Virtue and Doxastic Responsibility (Rowman & Littlefield, 1993) 一書之中，獲得進一步的支持與發揚。 Montmarquet 認為：知態德性是認知者在追求真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格特質，而非認知者所具有的可靠認知能力。認知者在追求真理的過程，就像倫理學中強調具有道德德性的好人，必須具備獲得真理的一些知態特質，包括良知、勇氣、無私、與穩重。這種特質並不是可靠論者 (reliabilists) 所強調的，即認知過程中認知能力所應具有的一種「有助於獲得真理 (truth-conducive)」的特徵，而是認知者對於真理渴望的一種人格特質。在 Montmarquet 對於知態德性的進一步推展努力之下，德性知識論已經開始出現德性可靠論 (virtue reilabilism) 與德性責任論  (virtue responsibilism) 兩者之間的不同發展，前者強調偏向於一種類似外在論 (externalism) 的知態可靠論發展傾向，後者強調一種類似智性倫理學的知態責任論發展傾向。

承續 Code 與 Montmarquet 的想法， Linda Zagzebski 在 1996 年所出版的 Virtues of the Min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Virtue and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這本重要著作中，進一步批評 Sosa 的德性知識論並沒有深入探究「德性」這個概念的核心特質與重要議題，特別像知態責任、良知、智德的可學習性與可發展的特質、德性的社會面向、還有智德與道德之間的重要連結。 Zagzebski 這本書的副標題中所提到的「知識的倫理學基礎」，似乎就在標示出：德性倫理學與德性知識論中所要求的德性，幾乎具有相同的結構與特質。在 Zagzebski 心目中，所謂重要的德性條目，包括謙虛、勇氣、開放心胸、堅持、謹慎等，這些德性都代表著一個有德者（一個具有德性的認知主體或行動主體）所應具備的人格特質或氣性，它們既是道德的德性，也是智能的德性。

由於 Zagzebski 的獨特主張與後續影響，使得德性知識論正式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發展進路與趨勢：一種是以 Sosa 為首的「建立在卓越能力基礎上之德性知識論」；另一種則是以 Zagzebski 為首的「建立在人格特質基礎上之德性知識論」。前者是以一個發展知識理論為基調的知識論，解決知識的本質問題（與如何定義「知識」這個概念）是這種知識論類型的首要任務，「智德」在這條發展趨勢的進路中被視為一位認知主體的知態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幫助認知者可靠地形成真信念，並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展現了認知者的知態價值與成就。後者是以智性倫理學為討論焦聚的知識論，解決知識的價值問題是這種知識論類型的主要目標，探討什麼是「德性」的本質則是核心的議題所在；「智德」在這條發展趨勢的進路中被視為認知主體的人格特質，這種特質需要在行動主體追求知識與學習過程中逐漸養成，透過一種具有良知的求知態度，確保行動主體可以獲得所需之相關知識，進一步達致幸福的目標 [2] 。

整體來說，最近哲學的主流發展主要是環繞在「德性」的概念與理論之框架下進行，結合「智的德性」與「道德德性」，分別從「德性作為一種人格特徵 (personal traits or characters) 」，「德性作為一種可靠機能 (reliable faculties or competence) 」、「德性作為一種主體能力 (agent ability or disposition)」、甚至「德性作為一種專職技能 (professional skills or expertise) 」，逐步討論這些不同的進路對於德性倫理學、德性知識論、道德心理學 (moral psychology) 、社會知識論 (social epistemology) ，以至於對康德義務論的主張及中國宋明儒學的影響與挑戰。

在德性倫理學的討論與理論的建構當中，把「德性作為一種人格特徵」似乎是一個相當普遍的作法。從古代亞理斯多德對於倫理學的一些看法，以至於當代最新德性倫理學的許多代表著作，如 I. Murdoch 、 Michael Slote 與 Stephen Angle 等人的著作中，大都是以主體的人格特徵做為德性理論的解釋模型。然而，近年來關於道德德性 (moral virtue) 的探討有了一個新發展，有些學者試圖以「技能 (skill)」 的概念來闡明「道德德性」之概念。 Julia Annas 所建構的「德性理論」之版本，特別是她在 2011 年出版的新著 Intelligent Virt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就是技能模型的主要代表人物與著作。之所以要以技能來說明德性，部分優點在於一般對德性與技能兩者的現象學描述似乎顯得十分接近，透過對技能的瞭解，可幫助我們更加清楚德性的本質與運作方式。「德性作為技能」之論點 (the virtue-as-skill thesis) 可以進行兩個面向上的探討：第一個面向是探討德性之技能模型的適切性，即探討將德性理解成技能是否適切；第二面向是探究德性之技能模型中的道德技能 (moral skill) 的本質。

在德性知識論的發展過程中，對於「德性」這個概念的看法與解讀則似乎顯得比較分歧。這個分歧的現象主要依賴於：究竟德性知識論與德性倫理學之間的關係密切與否。也就是說，如果把知識論與倫理學的理論架構與模型並列，且認為兩者之間並無實質上的差異，如 Lorraine Code 的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與 Linda Zagzebski 的 On Epistemology (Wadsworth, 2009)，那麼「德性」這個概念將很自然地（就如同在德性倫理學的理論發展一樣）被導向一種以「人格特徵」做為模型的解釋方式。然而，如果即使把知識論與倫理學的理論架構與模型並列，卻主張知識論與倫理學仍然具有本質上的差異，如 Ernest Sosa 一向強調一個 Theory of Knowledge 與一個 Ethics of Knowledge之 間的差別，那麼「德性」的概念將不再只能用「人格特徵」來瞭解，甚至也不適宜用這種模型來解讀，反而需要以一種「德性作為一種可靠機能 (reliable faculties or competence)」或「德性作為一種主體能力 (agent ability or disposition)」的方式來瞭解。 Sosa 是前者的代表人物，而John Greco則是後者的主要倡導人；前者一般也可以稱之為一種 virtue reliabilism ，而後者則是一種 agent reliabilism （相較於 Alvin Goldman 的 process reliabilism）。

一般在論及德性知識論的議題時，為了一方面能和德性倫理學有一個參照的對比，另一方面也用來解析透視中國哲學中宋明儒家的「德性理論」之成份，大部分學者都會著重於 Linda Zagzebski 的德性知識論，也就是採取一種把「德性」視為「人格特徵」的解釋模型；不過也有一部分學者在面對德性知識論的議題時，採用Ernest Sosa的理論架構。但是對於該如何解讀「德性」的各種不同模型，以及究竟有多少不同解釋「德性」的模型，都是值得繼續從事的研究內容與探討主題。

當我們主張當代興起了一個「德性的轉向」，正是因為目前以「德性」作為哲學研究的驅策動能之現象，已經擴延到中、西哲學許多領域的探討與辯論之中。這個德性理論的興起，對於未來中國哲學的全球化發展，有著一股潛在的推動助力；這也代表著面對與理解中國哲學時，我們似乎擁有一個最新的詮釋進路。這個發展與機會，不只是我們個人的臆測或期待而已，最新的國際出版趨勢與最近的國際會議的熱門話題，都可以證明與支撐「德性的轉向」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德性知識論在台灣與亞洲也已經開始受到高度的重視，而德性知識論與中國哲學之間的連結與對話，也有了初步的研究發展成果。這一切都源自於 Ernest Sosa 於 2006 年間第一次訪問台灣東吳大學，參加一個名為「自然主義知識論與科學哲學」的會議開始， Sosa 自此以後的十幾年間和東吳大學哲學系保持相當密切的國際合作關係。在 2008 年， Sosa 為「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列」開啟了這個系列的第一場講座，講題為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Knowledge” ，這場講座內容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 The Series of Soochow University Lectures in Philosophy 中出版，也就是 Knowing Full Well 這本 Sosa 的專書著作的來源所在。從2009年到 2013 年間， Sosa 代表美國羅格斯大學哲學系，和台灣東吳大學哲學系的團隊，共同合作進行一個由蔣經國基金會所補助的國際合作研究案，主題為 “Knowledge, Virtue, and Intuition: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東吳大學的團隊由米建國擔任總主持人，團隊成員還包括陳瑞麟、王志輝、蔡政宏、與沈享民。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Turn toward Virtue 這本國際出版的論文集，就是這個國際合作的研究出版成果之一。另外，在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這個東西比較哲學的國際期刊之中， Sosa 的 “Confucius on Knowledge” 與米建國的 “What Is Knowledge: When Confucius Meets Ernest Sosa”  這兩篇論文，同時於 2015 年 9 月第 3 期出版；這是當代德性知識論與儒家哲學在國際間的第一次對話，也是 Sosa 目前唯一一篇有關中國哲學的論文著作。在接下來的幾年之間，米建國更利用孔子《論語》中所提出的「省」與「思」的概念，進一步推動「省思德性知識論」，試圖解決德性知識論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更進一步加深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哲學對話，也讓西方哲學家看到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對德性知識論（甚至是西方哲學）的潛在貢獻 [3] 。

中國哲學傳統對於儒家的詮釋與發展，大都聚焦於儒家的倫理學、政治哲學與實踐哲學，幾乎完全忽略知識論在儒家傳統中的地位。德性知識論的出現，帶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省思與檢驗的機會，最少我們可以先嘗試發現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如《論語》、《孟子》《荀子》與《大學》中，具有多少和「知識」相關的哲學議題與論述。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積極看出儒家哲學可以對西方哲學（像知識論這個核心學科）的研究與發展有多少實質的挑戰與貢獻。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一個完整的德性理論（也許我們可以拿亞理斯多德的理想作為一個典範），也需要來自於各種不同範疇、不同條件、與不同環境、脈絡的互相整合與融貫，才能實現一種「幸福」、「榮景」、「逍遙」、與「聖人」的境界。中國哲學的學界，以至於整個亞洲華人的世界，都需要密切注意這個「德性轉向」對中國哲學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我們樂觀的認為，這個衝擊與挑戰正好是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進行哲學對話最好的機會與切入點。

註：

  1. 對於把笛卡兒以來傳統知識論的主張視為一種義務論式的知識理論，這個說法已經逐漸獲得一些人的認同，例如 Noa Naaman-Zauderer, Descartes' Deontological Turn: Reason, Will, and Virtue in the Later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這本著作就極力倡導這個說法。另外，當代談論或主張義務論式的知態證成理論的哲學家，也不乏支持者，例如， William Alston 的 “The Deontological Conception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Vol. 2, Epistemology, 1988) 這篇文章中所代表的對於知識證成的看法，就是個最好的佐證。
  2. 德性可靠論的主流發展，以 Sosa 為首，後續的 John Greco 與 Duncan Pritchard 是最具代表性的繼承者與發揚者；而德性責任論則在 Zagzebski 的獨特理論發展影響之下，後續由 Robert Roberts 、 Jay Wood 、 Jason Baehr 與 Heather Battaly 對於「德性」（特別是智德）的深入研究與推廣，發展出一系列不同於德性可靠論的德性知識論進路。詳細的討論，請參考米建國於華語哲學百科中「德性知識論」這個詞條內容。
  3. 米建國（與 Shane Ryan 合著）的幾篇論文，包括 “Skilful Reflection as a Master Virtue” (with Shane Ryan), Synthese, Online first, Aug., 2016； “Reflective Knowledge: Knowledge Extended”, Extended Epistemology, co-edited by Adam Carter, Andy Clark, Jesper Kallestrup, Orestis Palermos and Duncan Pritcha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y, 2018；“The Contribution of Confucius to Virtue Epistemology”, Epistemolog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edited by Eric McCready, Masaharu Mizumoto, Jason Stanley, Stephen St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g., 2018；“Virtue Epistem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Routledge Handbook of Virtue Epistemology, edited by Heather Battaly, Routledge, September,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