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看俄羅斯與中國結盟與不結盟 — 《俄羅斯「向東轉」》讀後

【文：宋興洲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退休教授】

王家豪與羅金義教授兩位合著的《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新書上市之後（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令人刮目相看。一方面，研究東亞情勢的著作裡，俄羅斯一直不是扮演著重要角色，影響力似乎不大，另一方面，大家習慣把俄羅斯與歐洲放在一起看待或討論，亞洲根本不是俄羅斯通盤考慮的重點，大概只有北朝鮮的六方會談，俄羅斯有參加一腳的機會，其餘的亞洲各國（印度除外）與俄羅斯都沒有很好互動或良性發展。因此，《俄羅斯「向東轉」》是本全面性、詳細論述俄羅斯分別與東亞國家的互動關係，頗具新穎、另一番風貌的好書。

本書雖未涵蓋東亞所有國家，但討論俄羅斯與九個國家之間的互動，仍屬不易。資料蒐集上雖不能稱完整，但仍可謂齊全。分析的角度，儘可能地從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民調等各方面討論，算是花費心思，試圖提供整體的動態性，可謂居功至偉。

《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由於篇幅有限，該書著重在事實與真相的敘述，理論部分則難以顧及。雖不影響對整體的了解，但如果能以理論補充說明，則效益更大。該書曾提到新古典現實主義（30頁），但之後未再論及。如果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精髓加以闡述，並發展模型，那麼理論與事實配合，理解與認知更形加強；但如果理論與事實不配合，則需要重新思考理論方面有那些缺失，以為日後改進更正的憑藉。總之，事實檢驗理論是學術發展的動力。

以下就新古典現實主義，嘗試解釋俄國與中國不結盟的關係，以及兩國如何化解障礙以作改善。其實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架構，我們可以從系統層次（system-level）和單位層次因素（unit-level factors）兩者的互動來解釋國家行為。就俄羅斯與中國（以下簡稱俄中）兩國關係而言，呈現一種矛盾的形態：一方面朝向穩固戰略性合作，但另一方面同時展現雙方持續地不願形成全面政治-軍事結盟。為了解釋這種形態，我們必須說明雙方在所謂有利結盟的國際環境中卻缺乏形成結盟的動機，但同時又出現強烈的戰略性合作趨勢（但必須克服兩國之間的障礙）。

冷戰結束後，世界呈現以美國為首的單極式全球體系（或系統），產生壓力促使了俄中彼此朝向對方。但在單位層次上，兩個主要的障礙、國內經濟模型以及歷史記憶，則複雜化了兩國關係而不往結盟的方式邁進。更重要的是這單位層次的障礙逐漸降低，是由俄中兩國在面對日漸高升的系統壓力下各自及共同的努力所促成。雖然障礙仍存，但兩國謹慎地減少這些障礙所帶來的影響，而朝向戰略性夥伴關係發展。

自蘇聯瓦解後，俄中關係一直在進步中，從「好鄰居」到「建構性合作」，再到「全面性戰略夥伴和協調」；雙邊協商的機制則在幾乎所有主要政治單位中走向多層次基本建構，包括上層決策者和行政部屬、外交部、國防部、安全委員會、區域軍事區和邊界駐防部隊。而合作的議程則包括：經濟合作、金融、區域安全、軍事技術合作、區域整合、外來威脅，以及國家利益。在美俄、美中關係都日漸惡化當中，莫斯科和北京則進一步加強相互承諾和強化雙邊合作。例如習近平上任之後，俄羅斯是他首個外交之旅的國家，並強調「堅實的中俄關係不僅回應我們的利益，而且是國際戰略平衡與和平的重要、可靠的保證」；而普丁（港譯：普京）則強調俄中是「天然的夥伴和自然的結盟者」。兩國不但在地中海，還在南海舉行軍事演習及訓練。兩國都強調在國際議題上意見類似或相同，而在核心利益則沒有任衝突。

儘管有這些進步性的發展，但兩國並沒有落實正式的結盟關係。雖然2008的高加索危機和2014的烏克蘭危機，中國並沒加人西方陣營而公開批評俄國的行為，也沒有參加由美國所施加的制裁，而同時正面地回應俄國政府和民間的意願，擴展俄中經濟關係，不過中國也沒公開地陳述或承諾，選邊站偏向俄國。同樣地，俄國對於南海爭議，既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中國。簡單的說，俄中之間的歧異並沒有消失，而兩國則儘量降低其所產生的影響。

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及分析的，是去了解系統環境（層次）和單位層次之間的互動。因為情況不同，自然所導出的模式也就有所不同。換句話說，系統環境會改變單位層次的運作，或者單位層次的變動也進而改變了系統層次的發展。一言以敝之，視乎情況的發展，系統層次和單位層次之間的變化也就有所不同。就俄中關係而言，「國家機關為中心模式」（a state agency-centered model）可以適用，亦即強調國家領導者在日漸升高的系統環境壓力下，積極地修正單位層次的障礙，以促進外在的平衡。第一，其焦點放在國家領導者強調持續性的單位障礙；第二，國家領導者並不只是回應系統和單位層次的情況，而是積極地重新塑造國內情況，是透過國家所引導的經濟計畫和／或認同政治以助於必要的結盟，以便更能處理外在威脅；第三，在國家領導者的計算中，系統層次因素重於單位層次，所以會以更多及更廣的國家機關處理國內環境，也就是更直接地去革除國內政治和經濟的障礙，以達到有效的外在平衡。簡言之，在日漸增加的系統壓力下，俄中兩國政府開始積極地消除雙邊的單位層次障礙，以促進整體的戰略性合作。

就俄國第一個單位層次障礙而言，即國內經濟模型，俄國在能源上是供給者而中國則是消費者，但在能源交易價格上老是談不攏，正顯現兩國之間在認知上的不同。花了將近十年時間，到2014年俄國才願意將天然氣從西伯利亞輸送到中國鄰近的產業區。對俄國而言，其預算及其整個福祉過度依靠石油及天然氣收入，所以能源價格是高度考慮因素。由於俄中在能源價格上的分歧，造成過度的談判和不滿意的累積、升高，已經擴散到其他領域，阻礙了軍事科技合作，導致俄國並沒有按照協議運送大量軍事運輸飛機到中國。這些都損害了俄國作為中國戰略夥伴的可靠性，而兩國關係更因為雙邊貿易差額加大，情勢極為險峻。由於俄國依賴中國市場，不管是出口（石油）或進口，使得中國不願意在雙邊貿易的交易中妥協。同時，把俄國視為礦物的資源和出口市場，中國也不願意在俄國發展產業製造所。

又例如，鋼鐵管從中國出口到俄國，價格從2007年2.5倍漲到2008年的4倍，導致俄國的產業及貿易部宣稱要徹底調查，這便證明兩國的經濟關係並無好轉，更沒有促成雙邊戰略聯盟。在認知上，俄國遭到情感上的不舒服和受屈辱，導致民眾普遍對中國抱持懷疑態度。這些情緒引發了民眾要求保護俄國國內市場和製造商免於來自中國商品進口，並防止俄國淪為中國附庸，這些也自然令結盟不會成事。

改善之道是俄中經濟關係形態要轉型，俄國重新工業化發展及多樣化其製造產業。不過，這種變化不是短期內可見，而且必須彼此合作共同努力，也就是不看短期利益，而把發展方向放在長程規畫上。往此方向的努力與進步，卻有了新的發展 — 2008年俄國與喬治亞開戰，而2014-15烏克蘭危機後情勢加速惡化，導致俄國的政策選擇有了極大變化；同時南海區域也於2012後更加緊張。因此，2014年兩國簽署了多項非關能源的契約和計畫 — 5月俄方正面強調「中國方面在仔細研究和實現『中國絲路經濟帶』上已準備好考慮俄國的利益」，11 月俄國外長則強調「我們現在可以討論兩國之間出現的科技聯盟」。而習近平於2015年象徵性拜訪莫斯科後，多邊合作協議也都達成，其中只有24%與自然資源有關。至於金融、銀行和投資則佔所有協議中的38%，研究發展以及高科技佔21%，交通運輸和基礎建設則為10%，剩下的7%則是與媒體和資訊安全有關。從組合性的雙邊合作協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是試圖將能源為主的經濟合作予以轉型。同時，兩國領導人也簽訂了大型軍事直升機的聯合生產和製造協議。

兩國備受注目的非能源經濟合作進展得非常快。例如，2016年兩國展示聯合設計的長程廣體民用航機，同時開始合作多項計畫，包括衛星導航、地球遙測（remote earth sensing）、電子零件和太空設備的生產和太空飛行，這些計畫大部分都是俄國專長；同時，雙邊契約中包括俄國送給中國Su-35戰鬥機和S-40導彈防禦團（Missile Defense Regiments）。這些計畫的實現使得俄中經濟關係形態有所改變而更平衡，並增加長期的相互依賴；同時各種不同的俄製非能源產品也能輸往中國市場。簡言之，雙方努力多樣化經濟關係形態，超越自然資源貿易限制，以袪除能源上供給者 — 消費者之間的障礙。所以，2016年普丁強調「俄中雙邊的貿易結構已經改進，俄製機器和其他先進產品已然經輸往中國市場，而且聯合高科技計畫也日漸增加當中」，這種結構性的改變可以說是雙邊關係的正面改變。換言之俄中經濟合作在非能源相關部門的成長，很明顯地降低了俄國作為中國能源附屬品的疑慮，而且開啟了雙方成為更穩固戰略性夥伴的大門。

就第二個單位層次而言，即負面的歷史記憶，俄中關係可以回溯到17世紀，累積甚厚，持續影響目前的雙邊互動，負面部份所引起的激烈情感矛盾長期存在於歷史中某些關鍵時刻的解釋，侵蝕了相互信賴，阻止了兩國之間的真正聯盟。根據中國歷史，俄帝國從1850-60年代強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公平條約，給了俄國大約150萬平方公里土地。而俄方的看法是兩國第一次有關領土的條約是1689的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是不公平的，透過武力強迫俄國簽署的，所以19世紀中的兩個條約是「恢復歷史的正義」。1917年之前兩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和不公平領土劃分深深烙印在中國社會民眾心裡，進而產生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統一主義（irredentism）以及歷史復仇主義（historical revanchism），加上習近平的「中國夢」、要恢復中國歷史的光榮時刻，更增加對俄仇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與蘇聯之間的關係未見改善。首先是雙方於1950簽訂了「友誼、結盟和相互援助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中國方面認為不公平，因為祕密附加了但書，禁止第三方在東北和新疆有任何活動，而且中國認為蘇聯在1950年代對新疆的政策是「蘇聯化」（Sovietization），並設法使其脫離中國。其次是1969的衝突（珍寶島事件） — 中方認為兩國關係不公平，蘇聯想把社會主義模型灌注到中國社會；而蘇聯則認為要歸咎於毛澤東的巨大野心。由於對歷史的解釋不同，導致雙方在結盟相關上的討論沒有進展。

這些「歷史的負擔」持續存留在雙方的集體意識和記憶中，導致彼此嚴重的不信任，阻礙了進一步的和解和友好。中方把俄國當作一個「靠不住的朋友」，認為俄國長期以來濫用了中國對其信任，所以任何結盟是不可能的。

為了解決這種爭端，雙方要尋求共同歷史，且重要性要高於其他的不同歷史解釋。俄中開始建構一個新的共同歷史陳述，那就是二次大戰的共同參與經驗：俄國的偉大愛國戰爭（從1941年6月22日到1945年5月9日）和中國的反日本侵略戰爭（從1937年的7月7日到1945年9月9日）。對俄國而言，二次大戰俄的角色非常重要，既塑造了全球性歷史任務，而且是世代的驕傲，作為國家統一和認同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樣地，中國參與世界大戰是恢復歷史正義，暴露日本對中國的殘忍，並且促成國家認同的形成；同時建立了中國興起的一個層面，透過世界歷史的回顧分析，改善中國在全球的形象。俄中兩國不僅同情對方在二次大戰的經驗，而且把這些陳述併入到一致的畫面，兩國肩並肩對抗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而保存及拯救人類文明。除了支持「反單極主義」（anti-unipolarism）外，重建二次大戰的聯合歷史則明確地變成俄中的核心主題，帶有高度正面的遺產，將雙方過去任何的錯誤變得黯然失色，而對未來相互信任的建構有所貢獻。於是，積極地提升新敘述始於2010年，雙方簽署了「二次大戰結束65週年聯合宣言」，到了2014年普丁和習近平在上海聯合宣言中提到兩國將組織聯合大事件，紀念70週年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強調二次大戰的共同角色以及對抗任何修正主義，已經變成日後雙方正式宣言的一部分。

之後，紀念俄中在二次大戰的聯合任務與使命的定期研討會、工作坊、陳列展覽、媒體事件等等則是次數不斷增加且規模日益擴大，出版各式各樣的書籍和文宣，而且吸引各國上層領導者們的注意，強調在發展當代俄中關係的重要性上不可或缺。例如，「俄中研討會：蘇聯與中國在二次大戰中擊敗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戰」於2015年在莫斯科舉行，普丁及習近平也都親臨盛會。普丁在致詞時說：「我們國家的人民肩並肩的作戰，決定性地貢獻我們對敵人的勝利⋯⋯。俄國人絕對不會忘記我們中國人戰友，他們犧牲了生命造成了我們共同的勝利」；習近平在致詞時強調「在紀念英雄式的戰鬥裡，我們聯合慶祝勝利，俄國和中國的最佳子弟兵們為正義、光明、和自由而奮鬥，這絕對是最重要的」；他接著表達希望這種會議將「幫助強化俄國和中國人民的傳統友誼，血脈相連為勝利而灑」。幾天之後，中國海軍第一次歷史性地造訪俄國的新羅西斯克港口（Port of Novorsossiysk），象徵性地連結習近平參加5月9日在莫斯科舉行勝利大遊行，其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紅場列隊行進，慶祝兩國在二次大戰的聯合勝利。

俄中彼此支持對方的陳述和意圖以守護避免「西方的陰謀」（亦即，降低兩國在二次大戰時的角色）得逞。中國對抗日本，並非所謂的私下衝突，而是二次大戰的第二陣線，在對付日本軍國主義實際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南京大屠殺死傷超過40萬人，也獲得俄國專家們注意，在公開討論下均認為這就是「集體殺戮」（genocide）。而中國也表達與俄國在二次大戰勝利上是團結一致的：中國除了恢復舊的紀念碑之外，也新建紀念碑紀念俄國軍人；中國官方、媒體和專家們皆承認蘇聯的財政和軍事協助，在擊敗日本上是真的、實質的、不可或缺的大幫助。兩國均認為西方世界過度扭曲歷史，忽視了俄中角色，卻誇大美國的軍事行動。所以，俄中聯合一起抵抗西方霸權在編史上的擴張。

簡言之，如同兩國不平衡的雙邊貿易和經濟合作，俄中努力找出共同的歷史背景以修正和改善單位層次上舊的負面障礙。因此，我們可以預視兩國缺乏信任和不能結盟的說法，將逐漸淡化，反而兩國共同努力建構正面和成功的歷史使命，也就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兩國的確結盟過，並共同捍衛正義與和平。

以上簡單地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針對當代俄中關係的矛盾提供解釋。它提供的分析模型是，兩國領䄂處於日漸強大的系統壓力下（美國霸權），積極地修正或改善單位層次（國內）的障礙（經貿關係不對等和歷史記憶）以達到結盟的地步。也就是說，當系統結構已經變得更有助於結盟的形成時，兩國政府就開始應用及執行政策以轉移障礙，從負面的影響導入正面的互動關係。這理論強調動態的本質和國家領導人在轉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情況相反，國際情勢並沒產生壓力，兩國領䄂就不見得會那麼努力地改善或修正國內的障礙。所以，系統層次和單位層次之間的互動，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根據，而進一步探討其所發展的模型。

古典現實主義的目標是更好地解釋國家的外交策略或政策。因為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很多，所以它又可從三方面探討：第一是空間上的，國際與國內層次的互動，國家單位或領導者因而有所選擇；第二是認知上的，物質層面與觀念層面的互相影響，國家單位或領導者從中權衡；第三是時間上的，現實層面與未來發展層面的因循或變動，是國家單位或領導者思考及變化的方向。

本文從第一個方面來探討俄中的互動關係，同樣地，《俄羅斯「向東轉」》所討論的，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大中華、東北亞、東南亞和印太地區或國家，我們都可嘗試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三個方面來思考，如何可以解釋俄國與它們之間的互動與變化發展。有了現實部分的了解，再應用理論部分的分析，會是極大的收獲與挑戰。

總言之，《俄羅斯「向東轉」》是本精簡有序、論述合理、資料齊全、視野寬廣的好書。本人極力推薦給讀者，相信在閱讀完後，對大東亞（北、南、中亞及大洋洲）的情勢發展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