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敗中學習的英國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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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佬決定十月回港，忍痛隔離二十一日，引致許多英國同事議論紛紛。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香港入境隔離的苛政，早在商界民怨四起：其一是嚴峻苛刻，其二是朝令夕改，其三是有始無終。

商務旅客無法出差公幹，旅居外地的港人無法回家，就連有意長期定居的學生職人也因為找不到酒店房而作罷。

所以《經濟學人》說，對於依賴服務業的經濟體，變種病毒對於早期防疫得宜的國家如澳紐、港、台，經濟破壞力更加大；反而對於英、美等，不需長期嚴苛防疫，影響有限。

諸佬只要看看週五深夜的倫敦街頭，五光十色，便知此城幾與正常無異。

瘟疫下的死傷可以量化，但經濟問題造成的破壞，未必就能輕易得見：貧窮家庭捉襟見肘，留家稚子無法上學，關門生意負債纍纍……這些形形色色的問題，長遠更能殺人於無形。

生命雖然無價，但國策總難完全忽視效益計算。因此，今年不少先進國家開始效法英國，只要死傷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不如乾脆接受人類需要與病毒共存一段長時間的事實。

這一點，很反映英國首相 Bo-Jo 的一貫治世之道：「好心做壞事，不如極致無為。」（“do-goodery is often far more dangerous than masterly inactivity.”）。

這樣的態度，也見於初時英國防疫，不封關、不限聚、不戴罩，甚至當時有一位醫生在報紙上撰文提倡放任而早早達到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直到疫情爆發後，政府才開始後知後覺來補救。

Fail and fail fast — 後來政府學了乖，無論疫苗採購、舉國打針、薪酬補貼、重開經濟，這些國策忽然又成為了世界模範。

這一點，跟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頗有交疊：進步源於試驗、辯論、修正、改善。就像近年很流行一套人生哲學：失敗不要緊，最重要是從失敗之中摸索，學習，然後做好。

香港的保守，讓防疫開了個好頭。但一場持久戰役裏，更重要的是不停地 improvise，adapt，overcome。

（標題為編輯所擬）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