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21 2021 · 19 min read

帝國的批判：柏拉圖的現實政治關懷

前言

應該如何閱讀柏拉圖，能否讀出柏拉圖的用意，一直是古典哲學以至於哲學界的千古難題，也是柏拉圖對話錄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因此，古往今來，從概念分析到脈絡詮釋， [1] 從分期標名到區分真偽， [2] 從史特勞斯 (Leo Strauss) 的隱微閱讀到波柏 (Karl Popper) 的極權批判， [3] 柏拉圖總是以不同面貌出現和再現，卻又無法全然被我們把握。其中一個令我好奇的疑問，是關於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跟當時雅典或者地中海政治的關係：他的著作和思想是否也在回應當時的政治危機？這會否影響他形成相應的政治哲學思想和主張？

畢竟，如果我們不去質疑柏拉圖留下的十三封書信的真偽，柏拉圖的家族在雅典三十僭主時代前後一直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只是他抗拒加入領導階層；但柏拉圖也坦言自己一直有從政的志向，也曾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島的敘拉古，希望能實踐其政治抱負 (324a5-d5)，可見他從不遠離或者抗拒現實政治的操作，其思想中也很關注理念實踐的種種考慮。然而，與此同時，在今天看來作為柏拉圖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之一的《理想國》 (Politeía) ，卻沒有一點提及當時希臘世界的政治事件或者雅典的運作情況，純然抽象地討論政治德行 (arête) 或者哲王教育 (paideia) ，以至一些古典學研究學者認為《理想國》雖然以政治為名，但根本上跟政治哲學無關。 [4]

我則會嘗試從另一本對話錄《克理提亞斯篇》 (Critias) 作為線索，解讀柏拉圖《理想國》的政治思想的現實關懷，從而在另一角度理解柏拉圖的種種政治主張，甚至能映照出今天的政治處境。這現實政治的關懷，便是對帝國擴張的批判；這既是基於波斯帝國擴張的否定，也是對雅典帝國霸業的不滿。 [5] 不管實質上這些對話錄是否在不同時期書寫， [6] 但從對話錄的戲劇發展中，《蒂邁歐篇》(Timaeus) 和《克理提亞斯篇》的情節是發生在《理想國》情節發生的第二天，蘇格拉底剛於前一日分享其理想城邦的想法 (17b5)，現在他不再高談闊論，改為聽聽同行的友人蒂邁歐、克理提亞斯與赫莫克拉提斯 (Hermocrates) 各自的想法，這便成為了三篇各以其演說者命名的對話錄。篇幅所限，這次我只著眼《克理提亞斯篇》的帝國批判，以之作為線索來解讀《理想國》的政治思想。[7]

亞特蘭提斯與帝國批判

《克理提亞斯篇》描述遠古時期，希臘諸神裏的波塞頓和雅典娜女神以抽籤方式獲得大地的某個部份，各自分別建立了亞特蘭提斯和古代雅典。克理提亞斯在演說開頭以倒敘方式預告，在九千年前，強大富裕的亞特蘭提斯曾入侵古代雅典但鎩羽而歸，且因為地震而沉進大海之中 (108e2-109a2) 。亞特蘭提斯的悲劇神話，正好反面地對照著蘇格拉底在《理想國》對理想秩序的討論。亞特蘭提斯是怎樣的呢？柏拉圖有更詳細的描述，例如其中一部份提及亞特蘭提斯非皇宮的國土狀況：

當時環繞這片內陸的山脈，其數量、宏偉、美麗都是現今存在的任何山脈所無法比擬的。山間有無數富庶的村莊，又有眾多河流、湖泊、草地、給各種野獸和家畜提供豐富的飼料和飲水，還出產不同種類的木材，充分滿足各種類型製作的需要。(118b2-8)

以農業主導的古代經濟來說，亞特蘭提斯顯然物產豐盛，使得住民活得富裕而自豪，以至國力強盛，可以動用強大軍力支配著大海的諸多島嶼，甚至將政治支配力量伸延至其他國家，遠達埃及和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魯里亞 (Etruria) 。

他們擁有巨大的財富，過去任何王室都不曾有過，以後大概也不多見；凡是城市或其他任何地方所需要的資源，他們應有盡有。儘管這個大帝國有許多附屬國的進貢，但它自身的供應主要來自這個島本身。 (114c4-e2)

若然亞特蘭提斯本身的島嶼已有極充沛的資源供應居民所需，那麼為何還要征服那麼廣闊的地中海世界，以至要跟古代雅典爭戰呢？克理提亞斯認為那是基於人性漸漸克服了神性，令亞特蘭提斯人沉溺在奢侈的生活中，失去了自制能力，令美德逐漸喪失；當他們驕奢跋扈，恃勢凌人時，終於失去了天神的祝福 (120d5-121c1) 。宙斯對墮落民族的懲罰是甚麼？是不是以天譴式的地震作結？我們不得而知（現存的文獻並不完整）。但宙斯在這兒體現著公義之法，懲處帝國擴張的亞特蘭提斯，全因後者基於貪婪與權力欲進行帝國殖民，意味著美德不再主導政治行動。這點十分重要，因為柏拉圖正是通過理解帝國擴張的原因和後果，建立起一套有效制衡貪婪與權力欲的政治觀，從而令公民不會（再）走上自毀之路，得享幸福的人生和公義友愛的城邦。

雅典帝國的問題

那麼為何古代雅典沒有如亞特蘭提斯般進行帝國擴張呢？或許我們應先改從另一個方式切入，思考以下這個問題：柏拉圖是借亞特蘭提斯來比喻他所認識和批評的雅典嗎？我認為是的，畢竟在柏拉圖成長時的雅典，早已因為帝國擴張與鐵腕專制，激起希臘世界的反抗，最終由斯巴達帶領下，伯羅奔尼撒聯盟跟雅典海上帝國爆發了數十年斷斷續續的「希臘內戰」（建基於柏拉圖對於戰爭和內戰的區分）。年青時柏拉圖所見證的，正是這場伯羅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也是雅典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 [8]

讀者或許需要對雅典帝國與希臘史有多點認識，才能夠串連柏拉圖的帝國批判跟雅典政治的關係。對於雅典帝國的形成和問題，雅典將軍和史家修昔底斯的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自然有重要的參考作用，這不僅是因為修昔底斯本人曾參與戰爭，也在雅典政治中擔當要職，更是柏拉圖的前輩，且柏拉圖也很有可能曾參考過修昔底斯的著述和思想。 [9]

篇幅有限，我在這一部份只試舉兩件事件來勾勒雅典帝國化的表現與原由。

第一個例子是來自伯里克利 (Pericles)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第二年 (430BC)，在雅典議會上的一次演說上說服雅典人民為何應該保衛雅典帝國，而不應基於希臘其他城邦的訴求而瓦解帝國：

當你為著城邦的帝國版圖而感到自豪時，你便應該預備如何守護它，以至為之作戰。你無法放棄使命而不同時丟棄那份帝國的榮耀。不要誤以為那只是有關自由或者奴役的問題：還有因為失去了帝國後，會有多少充滿怨氣的城邦會找上來。放棄你們的帝國根本不是一個選擇，也不應把帝國的瓦解視之為高尚的決定。你們的帝國或者是一個專制 (tyranny) ——獲取時充滿著不公義，但若果失去了會更加危險 (ii 63. 1-10) 。

伯里克利既是雅典黃金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家，擔當雅典政治領袖長達三十年，也是雅典帝國的總舵手，說服和帶領雅典與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戰爭數十年。而在修昔底斯的紀錄中，伯里克利坦言雅典帝國的建立並不是那麼的風光，以至於充滿不公義（下文會有一個事例提供）。因為提洛聯盟 (Delian League) 本是為了在波希戰爭後，繼續聯合著希臘世界各城邦的資源和力量，組成共同自衛軍保護希臘地區的安全。原本過百個城邦的貢金是放在提洛島作為聯盟分配之用，但後來伯里克利為了雅典城內的政治鬥爭，尤其要跟富有得多的克里昂 (Cleon) 爭奪政治領袖之位，不惜將提洛貢金用在雅典內政之中，如舉行祭典比賽爭取民心。因為雖然聯盟規定每個城邦享有一票進行決策，雅典也不例外，但因為提洛同盟的海軍主要由雅典提供，坐擁大軍的雅典對於提洛同盟自然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其司庫也是由雅典人擔任，因而貢金的支出任由雅典所主宰。[10]

同時，雅典也會借用海軍的優勢，威逼其他聯盟的城邦服從其政治命令；不管是在政治體的選取以至於個別政策，以及貢金的遞交等，都得服從雅典，不然將遭受滅頂之災。聯盟雖然是自願加入，但加入了可就不能任意退出，否則便得面對強大的雅典海軍前來「重建秩序」。甚至，對於本身不是在聯盟之中的城邦，雅典同樣毫不手軟。伯里克利一方面在《葬禮演說》歌頌雅典作為古希臘世界堪稱模範的民主體制 (ii 37.3)，另一方面卻又稱其帝國統治為專制政治，這是可以從另一件事作為佐證（這是第二個例子）。在眾多反抗雅典政治支配的城邦之中，其中之一是米洛斯島 (Melos) ，這城邦原是由斯巴達人建立的殖民地，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一直保持中立。雅典後來派使者到米洛斯島，令其乖乖屈從雅典的帝國秩序，遞交相應的貢金，否則將要面對嚴厲的報復。修昔底斯在史書中對那場外交戰有著詳細的記載：

雅典使者：大家都心知肚明，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只有雙方的實力相近才會考慮公義的問題；在實際情況下，強者只會予取予攜，而弱者只能唯命是從。

米洛斯人：在我們的角度，如果談到利益（只能講利益，因為你們早已把公義放在一角），當你談到共利時，顯然這結盟對你們有明顯的利益……

雅典使者：對呀，我們來商議，為的是雅典帝國的利益，但我們也是來拯救你的城市。我們來的目的是要使你們順從雅典而不會造成太多麻煩。只有你們不被滅絕才是對我們至為有利。

米洛斯人：為何要我們甘願為奴是對我們至為有利？這利益怎可能跟你們作為主人的相提並論？

雅典使者：因為順從能避免你們遭受更可怕的後果；我們不毀滅你們，是對我們至為有利 (V. 90-93.1) 。

最終歷史的發展，是米洛斯人堅拒順應雅典要求，於是在公元前416年爆發史書所稱的米洛斯圍困 (Siege of Melos)。米洛斯兵敗被毀，全城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盡被雅典軍隊屠殺，血流成河。米洛斯屠城震撼了整個希臘世界，再次確立了雅典專制血腥統治的臭名。 [11] 那一年，柏拉圖約莫八歲。

權力、恐懼和利益，是雅典進行帝國擴張和征服的動力，最終帶來了戰爭、瘟疫和衰敗，城邦和居民難以追求幸福理想的生命。修昔底斯以史書深刻地記下這血的教訓，而柏拉圖在這點上跟修昔底斯是相似的，同樣對帝國擴張十分反感，也不認同這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和本質。只是柏拉圖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是通過歷史書寫進行政治現實的反省，而是更進一步，重塑一套新的討論政治哲學的語言（即使理型論並不是存在於他所有的作品，甚至作品之間也會出現衝突和矛盾），闡述他的政治見解。這正是我所理解的柏拉圖在《理想國》所做的事，也是為何他晚年書寫《克理提亞斯篇》時，仍然要接上《理想國》的故事講下去。

理想的城邦政治

在《克理提亞斯篇》，與亞特蘭提斯對應的雅典並不是經歷過提洛聯盟和伯羅奔尼撒戰爭洗禮的雅典帝國，而是一個想像的古代雅典；讀者不妨一讀《理想國》第二至四章的描述：

在那個時代，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大部份公民都忙於從事各種技藝和耕作，但是以打仗為職業的這種公民一開始就被那些神聖的人分開，單獨居住。他們沒有任何私人財產，把一切物品都視為公共的，除了充足的給養，他們不向他們的同胞要求任何東西；簡言之，他們從事我們昨日談話（按：即《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的講話）中虛構的衛士階層的各種實際活動 [……] 由於有這樣的人格和這樣先進的管理方式，希臘人和他們的共同體是正義的。他們儀態俊美，德性完善，以此著稱於整個歐洲和亞細亞。(110c3-112e6)

因此，這是個自守的、自給自足的城邦，或者也在某程度上指涉著波希戰爭時抗拒波斯帝國大軍壓境的雅典城邦，作為柏拉圖借古諷今的作用。在最後的這一節，我會從幾個柏拉圖的政治觀點，看看他的政治哲學如何受其帝國批判影響。

第一，不管是《理想國》還是《克理提亞斯篇》，都十分強調衛士階級 (guardian) 要過著公共生活，不能擁有私有財產 (416d5-417a3)。因為這是城邦的管治階級，負責保護和管理城邦的公共事務，因此如果他們可以追求私利，那麼必然會為了私利而放棄共善，結果令整個城邦遭殃。管治者會忙於追求更大的財富，以至為此而互相傾軋和攻擊，受害的卻是整個社群 (417b1-7)。因為對柏拉圖來說，人總是有著肉體的欲望，追求感官或者利益的快樂。畢竟這是人的基本驅動力，只是軍人階級因為能得到榮耀的快樂，因此會將之放在肉身快樂之上。而哲王階級是智慧的愛好者，是唯一一個追求沉思樂趣的階層，因此他們會將哲學思辨放在財富和感官快感的追求之上 (581c1-d3) 。

然而，即使是擁有天賦思辨能力、又受過哲王教育的管治階級，都不代表他們能夠全然徹底地避免私利、貪婪和權力帶來的欲望與誘惑，否則柏拉圖便不需要在《理想國》第八、九章長篇大論地講述理想國如何一步步衰敗。其中在這兒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階段的政體轉換，即由精英制 (aristocracy) 淪落為榮譽政治 (timocracy) 。理想國的墮落，源於非管治階層將原本安守德行的管治階級拉向利益追求的肉身快感層次之中。在最終的鬥爭結果中，管治階級會妥協，並瓜分土地田產，開始轉為追求私利，最終帶來的是奴役和戰爭 (547c1-5)。如果借助上述討論雅典帝國的專制和殖民暴力擴張，大概不難明白為何腐化的政治會招致戰爭；正是由於利益的無窮追求，只得支配征服周邊地區的人，同時愈發害怕擁有的會失去，因此會愈發強化專制，奴役其他原來自由的人。這正是殖民帝國如何由私利的追求發展出來，而衛士財富公有制及作息集體制的構想，正是從物質生活出發，避免令管治階層長期受到私利和感官欲望的引誘。

其二，在政治制度之上，柏拉圖也在《理想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規範性德性思想，作為城邦政治安排的道德秩序。《克理提亞斯篇》提及，不同天神獲分發土地育養子民後，不能像牧羊人鞭笞牲畜般威逼公民以某種方式生活，而只能通過說服，使民眾得以建立公義的體制，過著理想的生活，共建一個和諧完滿的政治社群 (109b7-c5)。至於說服的具體道德內容，柏拉圖在《理想國》細緻地說明了，那便是讀者應該相當熟悉的四種德性——智慧、勇氣、自律和公義——如何存在於理想的政治世界。這些德性主要是約束著管治階層的靈魂，使他們學習遵從這些德性，並以此來管治城邦，教育大眾安守本份，不以私利而犧牲群體。德性的本意是，人能夠成為一個良好的人，需要活在一個秩序理想的城邦；而城邦作為良好的城邦，也需要具備相應的道德和政治特質。

這兒我無意進一步探問這些德性倫理的存有性或者形上基礎，反而想連結《理想國》第二章的建城故事，點明德性作為知識的政治角色。在蘇格拉底和格勞孔 (Glaucon) 談論到城邦的起源時，蘇格拉底提到城邦發展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城邦剛剛發展初期，人們基於互惠互利、分工合作的原則而聚居，形成最基本自給自足的小村落。這村落還很少人，也沒有甚麼財富可以累積，因此也用不著衛士階層，哲學和德性的需要還未出現 (369b5-373d5) 。直至第二個階段，村落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個繁榮城邦，物質生活豐富了，感官享受多了，人口和資源增長必將導致戰爭，有了戰爭便需要哲王階層來管治 (373e2-374a4) 。換句話說，哲王的出現是衝著戰爭的威脅而來。更具體一點，衛士階層是為了「保衛城邦的財富，免受入侵者的攻擊」 (374a3-4) ；同時也是為了令城邦不會出現階層之間的內戰，只是後者不能倚靠武力上的威嚇，也得從德性教育出發，使階層之間安守其位，從思想和社會規範上阻止內戰的發生，不然城邦內訌將會是不義之極 (444b1-7) 。換句話說，理想國的衛士階層是以守城為本，不以帝國擴張為綱，因為管治者並不是以利益為政治的優先考慮，人民整體的福祉才是政治依歸。

最後一點是關於哲學和詭辯的分野。在對話錄中的蘇格拉底一直很強調，他的愛智哲學跟雅典詭辯家 (sophistes) 最愛教授的、在議會法庭上無往不利的詭辯術全然不同。在《理想國》中，詭辯家被描述為操縱群體反應的高手，通過靈巧的語言取悅群眾，令群眾變成一頭猛獸，被詭辯家馴服和支配，卻沒法學習和反思知識與德行 (493a6-b4) 。柏拉圖對詭辯的厭棄和敵視，並沒有影響到學院內的所有弟子。柏拉圖高足亞里士多德早已有專著研究修辭的各種技藝和方法。 [12] 到了羅馬共和末年，西塞羅 (Cicero) 也十分質疑柏拉圖的講法，畢竟抗拒辯術必然令政治理論說服大眾的效果大打折扣，且辯論術也跟哲學應用的實踐性關係密切。 [13] 我在這兒只想從上述政治史觀出發，重新詮釋為何柏拉圖如此抗拒詭辯學。

前文提及過的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作為雅典帝國主義的大腦，正是一個極為出色的演說家。這位雅典政治家跟一眾擅於演說的思想家或詭辯家過從甚密，如普羅泰格拉(Protagoras)、芝諾 (Zeno of Elea) 和阿那克薩哥拉 (Anaxagoras)，因此伯里克里的演說技巧同樣十分出色，連柏拉圖也曾在《美涅克塞努篇》中讚揚過他是出色的演說家 (235e) 。可是，在《高爾吉亞篇》(Gorgias) ，柏拉圖毫不保留地批評伯里克里斯，認為在他治下的雅典漸走下坡，人民不但沒有過更道德的生活，反而變得更瘋狂，更遠離了美善 (515d-516c) ，最終人民亦離棄了他，一如人民離棄馬拉松戰役的英雄特米斯托克力 (Themistocles) 或者米太亞德 (Miltiades) 。

另一位阿爾西比亞德斯 (Alcibiades) ，也是擅於運用修辭學來說服議會、以實現個人野心的政治家和將軍。在《會飲篇》(Symposium) 裏，他作為伯里克利的外甥，跟蘇格拉底之間的曖昧大概每每令讀者回味再三。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他跟尼西阿斯 (Nicias) 曾在議會激烈辯論應否遠征西西里。阿爾西比亞德斯在議會的慨慷陳詞，大大激發了雅典人的信心，結果這場遠征成為整場伯羅奔尼撒戰爭其中一個最大的轉捩點，雅典海軍遭到重創，一敗塗地。然而，我著眼的卻是他如何在議會上運用修辭學，打動群眾。如修昔底德所記，他將戰爭和競技、勝利和榮譽連在一起；而他在奧林匹克運動場的成功，既是個人榮耀的象徵，也是整個城邦的力量表現 (6.15) 。所以這顛覆了傳統榮譽價值觀，即政治家的個人榮耀，本應源於整個城邦的利益和福祉；現在個人榮辱，反而成了政治的關注。 [14] 因此，阿爾西比亞德斯的個人名聲，便成了雅典城邦的成就所在。這演說跟柏拉圖《阿爾西比亞德斯篇》(Alcibiades) 中指責他只顧自己的名聲和影響力，不去追求真正重要的哲學知識、德性和美善 (105a-c)，可謂若合符節。在這事件上，阿爾西比亞德斯得以運用其修辭學的技藝， [15] 成功遊說議會大眾支持，進行西西里遠征，以支持雅典帝國的發展，結果成了雅典衰敗的重要因素，幾多英靈便因為阿爾西比亞德斯的豪言壯語而魂斷意大利海灣。

伯里克利和阿爾西比亞德斯這兩位雅典民主的代表人物，也是推動雅典帝國擴張的重要政治家，在柏拉圖眼中都是以修辭迷惑大眾，最終為了權力私利，斷送整個城邦的共善。這正是他想極力阻止的事，因此以詰問道德根源的哲學取代立場先行的詭辯，或者這也是亂世下重典的政治判斷。

結語

《理想國》作為如今最為人熟悉的哲學經典和柏拉圖對話錄之一，尚有無窮的詮釋空間，而我在本文中做的，是借助《克理提亞斯篇》來提取出柏拉圖的帝國批判，配以雅典政治史，重新詮釋《理想國》與柏拉圖的政治觀點。畢竟，即使這個時代我們不再相信理型或者靈魂，帝國、殖民和自主問題纏繞著人類的歷史，一直至今；而重塑柏拉圖的帝國批判，正是使他得以跟今天的政治思想延續對話，在二千多年後繼續啟迪我們。

註：

^ 例如徐學庸便從公義概念在希臘世界的演變，理解柏拉圖對公義概念的取捨。詳參徐學庸，《古希臘正義觀：荷馬至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價值及政治理想》，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自十九世紀的文字學發展以來，不少學者便嘗試通過梳理哲學概念與行文風格等來提出柏拉圖作品的先後次序，以作為理解不同作品的新方式，例如會區分為柏拉圖的不同書寫時期，同時期的作品會有相似的前設和觀點，某些介詞、連接詞的頻率也會相近。例如有學者甚至主張通過分期標名來分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思想分歧， Leonard Brandwood, 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Leonard Brandwood, “Styometry and Chronology,” in G. R. F. Ferrari(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90-120. Charles H. Kah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Socratic Dialogues,” Th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1995, pp.26-35. Holger Thesleff, “Platonic Chronology,” Phronesis, vol. 34, no. 1, Brill, 1989, pp. 1–26, http://www.jstor.org/stable/4182317。 Christopher Rowe 的分期標名策略則較為彈性，僅是當分類是對於分析有幫助，而不應視之為討論柏拉圖對話錄的起點或者無可質疑的基礎，見 Christopher Rowe, Plato and the Art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8-9。
^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The Spell of Plat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138.
^ 因此，有些柏拉圖學者如 Julia Annas 會索性把《理想國》視為一本形上學、知識論或者倫理學著作而非政治思想作品，其理據正是因為柏拉圖對政治現實的忽視。「比起柏拉圖的《政治家篇》或者《法律篇》，《理想國》對公元前四、五世紀的政治發展近乎全無提及，作為政治著作中這是極為罕見的。」詳看 Jul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2-95.。
^ 本文受Ryan Balot 的討論影響，只是他主要針對《法律篇》展開討論，而我則借《克理提亞斯篇》重新解讀《理想國》的政治目的。另參Ryan K. Balot,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Wiley-Blackwell, 2006, pp.140-1.
^ 借用 Catherine Zuckert 和 Laurence Lampert 的討論方法，我們可以從對話錄的情節中重新排列出新的對話錄次序，是為劇戲序列 (dramatic dates) ，有別於按風格和哲學觀點的歷史先後 (chronologies)。Laurence Lampert, 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 A Study of Plato’s “Protagoras,” “Charmides,” and “Republic,”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Catherine Zuckert_, Plato’s Philosophers: 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_,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Julia Annas 也意識到《克理提亞斯篇》對帝國的批判，但並無仔細陳述。Julia Annas, Plato: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0.
^ 如果對伯羅奔尼撒戰爭有興趣，可參考 Donald Kagan 的大作。Donald Kagan,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Books, 2004.
^ 例如在《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 ，柏拉圖紀錄雅典的葬禮演說，明顯是參照了修昔底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極為著名的、講述雅典民主精神的「伯里克利葬禮演說 (Pericles' Funeral Oration) 」；甚至有學者形容那是柏拉圖版本的伯里克利葬禮演說，只是內容上有點分別，有可能是出於戲仿或者模仿修昔底斯的寫法。另參 Charles H. Kahn, “Plato’s Funeral Oration: The Motive of the Menexenu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58, no. 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220–34, http://www.jstor.org/stable/266532 。
^ Donald Kagan, 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The Free Press, 1998, p.32.
^ 後來在阿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 都有類似的描述。隨著第二次波希戰爭結爭，雅典人的信心日增，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海軍，和擁有龐大的財富儲備。超過兩萬公民的收入，依賴帝國源源不絕的貢金。但雅典對盟友日漸獨裁，不單派人到處殖民，更插手不同地方的政治制度 (XXIV 1-2) 。
^ 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Penguin, 1992.
^ Cicero 的政治著作或者部份演說，一般都有相當多的英譯版本，但專門談論辯論術的_De Oratore_則不多；Loeb Classical Library有個相對原整的版本，其中兩本是 Cicero, On the Orator: Books 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Cicero, On the Orator: Books 3: On Fate. Stoic Paradoxes. Divisions of Ora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
^ Steven Forde, 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79.
^ Truelove M. Scott 也認為，阿爾西比亞德斯的修辭技巧，是模仿伯里克里斯的，因此也習得其演說的詭辯技巧，對說服民眾甚有幫助。Scott Truelove, “Plato and Thucydides on Athenian Imperialism,” Unpublished thesis type,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2012,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