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要人．5】由無大台抗爭開始 香港新工會運動的破與立 專訪學者陳敬慈
因反送中抗爭運動成立的新工會如雨後春筍，廣告界、醫護界及會計界三個行業工會或罷工籌委，早前接受《立場》專訪，談及各自在早期籌組及成立過程中，他們的理念、考量，及因應行業生態，各自需要面對的困難。
例如在行業遭到紅色資本壟斷的會計界，同時有兩群人成立工會「鬧雙胞」，一個認為運動變化迅速，組織須及時回應時局，另一個則希望先建立會員基礎，主打勞工及福利議題；由醫管局員工組成的工會，顧及醫護工作人命攸關，坦言難以「話罷就罷」；廣告界一班同業，相信萬事起頭難，決定牽頭罷工，「做咗再算」。
鑽研勞工運動多年、曾任職工盟組織幹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敬慈接受《立場》訪問時分析，香港現時出現一場「新工會運動」，在多個層面上均具積極意義。第一，隨著警方大舉搜捕，近日街頭抗爭無疑出現式微之勢，籌組工會將是儲存累積運動能量的重要一途。第二，立法會勞工界 3 席，及特首選舉委員會 60 個勞工界議席，均以一工會一票、全票制方式選出，大量民主派工會湧現，或能從制度內撼動保守力量。第三，觀乎世界各地歷史，龐大如 1980 年代波蘭團結工會，近至 2016 年南韓反朴槿惠示威，工會運動為反抗運動注入的鬥爭力量，不可或缺。
「最大的分別係，組織工會、搞罷工，係返去制度裡面鬥爭，同埋會係一個好持久的鬥爭。」
香港今次持續逾半年的抗爭運動，最標誌性的形態是「無大台」、「流水式」，與過去本港大型社會運動，一般由個別組織發起主導的模式截然不同。然而，從「流水式」走向組織化、組「大台」的工會運動，香港過去半年的抗爭經驗，有否為此創造有利條件？
而同樣需要解答的是，在越來越依賴中國資本的香港市場，打工仔如何突破制肘，在一些會觸動北京神經的政治議題上發動工潮？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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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資本壓力、法例保障不足 工人團結知易行難
持續 7 個月的抗爭運動，發生過眾多激烈衝突的大場面，示威者亦曾多次號召「三罷」、或以堵路方式令市民變相「被罷工」，但在警方大力打壓下，街頭抗爭行動癱瘓社會運作的成效，似乎漸現疲態。
其中去年 8 月 5 日的三罷集會，市民或無太深刻印象，陳敬慈卻認為別具標誌性。該次行動獲職工盟、教協兩大民主派工會呼籲響應，多個行業如航空、巴士、零售、飲食、金融服務業及公務員等均有人參與，按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估計，當日不同行業共 35 萬人罷工。其中航空界別中，大量機組人員及民航處職員請假，最終導致 170 班抵港及離港航班取消，無疑獲得某程度上成功。
陳敬慈形容，8.5 的經驗證明，如航空等關鍵行業有足夠人數罷工，確能某程度上癱瘓社會正常經濟運作，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可謂為香港工運打下一支強心針。惟隨之而來的國泰打壓事件，也揭露了殘酷的真相：在香港法例保障工會不足、政治壓力與日俱增，即使是擁有幾十年根基、有集體談判權、曾發動進行工業行動的老牌工會，在中國壓力下同樣不堪一擊。
香港抗爭者要建立工會力量 — 甚至是比現存工會更堅實的工會力量，陳敬慈指，參與行動的人數是關鍵，而一個工會要團結會員力量，往往不能單靠政治願景動員，更需要從勞工權益等問題著手。
「長時間而言，同事、員工主要的關心未必係政治議題，而係佢哋自身工作上的不滿、對老闆、管理人員的 grievances（怨氣）。一個工會要凝聚會員的話，你會有好多好 subtle （微細）的議題，做好多個案、好多投訴，搞工會同搞社區組織，都係類似。」
「如果淨係得一個政治議題，唔容易維持到一個工會。」
例如，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去年 8 月突然被公司解僱，雖然她早前入禀勞資審裁處，控告國泰港龍不合法解僱，但根據現行法例，即使僱主最後被裁定不合法解僱，勞工亦不享有強制復職權。勞工要突破制度性的弱勢位置並不容易，但陳敬慈舉例，例如一人被解僱，其他人均罷工抗議，則是勞工可透過高度團結、增強自身議價能力的方法之一。
「但團結係要時間醞釀，唔係咁容易就團結到。包括國泰的例子，雖然工會已經建立咗幾十年，都唔容易。」
2019 年 8 月 28 日，航空界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集會，抗議業界白色恐怖。施安娜出席並上台發言。（立場新聞圖片）
願榮光歸誠哥？ 反威權與反資本之間的盲點
據陳敬慈觀察，近期街頭抗爭行動本來就開始減弱，籌組工會之勢說不上是取代了前者，大家普遍亦非否認勇武鬥爭之效，「但依個（勇武抗爭）係一個好消耗的運動。年輕人血氣方剛、鬥爭性強，可以 sustain 到一段時間。但你話一年、兩年，係咪可以長期做呢？都未必咁樂觀。」
除了工會運動，現時亦有人提出建立「黃色經濟圈」，以本土、支持民主理念，或類似合作社模式進行經濟活動。陳敬慈認為，這亦反映越來越多人覺得政治與經濟議題必須結合，方能持續下去。
5 年前香港爆發雨傘運動，時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在 9 月發動罷課前，已呼籲各行業發動罷工響應運動，惟當時運動未成氣候，就算是民主派工會，對罷工無甚討論；直至 9 月 29 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太古飲料職工總會等曾發動為期一、兩日的罷工，對社會影響無疑九牛一毛。
陳敬慈認為，一般香港市民由對工運無甚認識，至今日著手成立工會，對發動罷工達基本共識，轉變甚大。但他留意到，即使是支持抗爭運動者亦有其盲點 — 當大家抵抗威權、爭取民主選舉同時，卻忽略本港政制，很大程度上是為保障工商界利益度身訂造，甚至當某些資本家、建制派顯得比較開明，或者企業屬外資而非華資，就會出現不敢向其施壓，甚至將之吹捧的怪現象。
「如果依個盲點唔突破的話，再搞落去，都可能會出現同樣結局。國泰（打壓事件）重複多 20 次，到你自己被解僱的時候，咁你點呢？」
陳敬慈認為，如果反威權運動以工運方式延續，現時以政治議題、本土集體身份驅動的運動，必須與經濟議題及工人階級身份結合；而鬥爭的對手亦不再限於政權本身，而是與政權利益共同的整個資產階級。
「當然香港民主運動最大的阻力係北京啦，但北京在 80 年代為咗順利回歸，佢哋訂立的制度，好大程度上係保障緊香港資產階級的利益。」
「所以我哋要明白，我哋反對的威權主義的背後，其實就係資本主義。」
陳敬慈點出的盲點，或正正反映在首富李嘉誠在運動期間，在報章頭版刊登對象不明的廣告，寄語「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又籲執政者對年輕人「網開一面」，竟就贏得不少支持運動者好感，甚至在示威現場出現高呼「支持誠哥」的詭異場景。
可就單一議題拉攏本地資本家
陳敬慈指，與紅色資本代表的威權資本主義不同，以本土地產霸權為首的自由資本主義傾向「一手硬、一手軟」 — 透過影響、甚至支援公民社會，建立形象。但他認為，一般市民、工人要自我組織並成為具有談判籌碼的工會，大家必須透過自身團結，建立獨立政治力量，而非依賴其他政治力量如資本家、政府生存。
「去到具體議題上同咩人合作，我覺得可以保留些少靈活空間，」陳敬慈舉例，政府現時推行增加勞工假與公眾假期看齊、增加勞工福利，不難想像本土資本家會群起反對，工人在此議題或會選擇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相反在政治、公民權利議題上，市民、工人在單一議題上拉攏本地資本家，利用資本階級本身在政制上的優勢孤立北京政權，亦無不可。但他強調，「一定係單一議題式」。
不論是籌組工會，抑或建立黃色經濟圈，不難想像中資或港資都會嘗試派員滲透，陳敬慈認為，大家必須高度警惕，否則組織日後在任何議題上要與政權或資本階級對抗，政治實力一定大打折扣。
「個組織一定要係獨立的組織。所以我成日強調，你要收的會員費一定好高，如果會員費太少，組織無錢，到時要申請李嘉誠基金，咁就死得啦！」
就算李嘉誠表現得再開明，他都不會和抗爭者站在一起，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陳敬慈指，如果現時反抗運動要轉化為工會運動，本土身份必須與工人身份結合，「要重新由一個政治議題、一個本土身份的運動，慢慢轉化成為一個經濟議題，同埋一個有階級身份的運動。」
陳敬慈亦指出，本土身份與工人身份結合，對香港工運史而言並不陌生。1922 年海員大罷工抗議差別對待華洋海員，1925 年省港大罷工以「反資反殖」作中心口號，1967 年左派工會「反英抗暴」，均是在殖民地政府壓迫下，華人及工人交織身份所爆發的鬥爭力量，而工聯會般傳統工會經營逾百年的工會，其地區力量至今仍非常穩固。
李嘉誠、李澤鉅
新興白領工會 有望突破過往工運困局
陳敬慈指，觀乎歷史經驗，工人運動和罷工在很多國家是向政權有效施壓，推動民主化和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例如 2010 掀起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2016 年南韓反朴槿惠示威，均是由年輕人首先帶頭抗爭，及後工會加入抗爭。
香港現時冒起的新工會運動，當中大部分為白領甚至專業界別，有人強調，工運必須連結廣泛基層工人，才有機會成功。不過陳敬慈認為，香港經濟結構本來就以白領行業為主，即使只是白領罷工，對日常經濟運作的影響也不能小覷。
「而事實上睇歷史經驗，往往都唔係社會最底層的人最有抗議意識。雖然最底層受到的剝削最多，但係佢無咁樣的資源，包括教育水平、時間，去思考依啲社會問題，亦都相對上容易被保守勢力收編。」
陳敬慈指，即使是民主派勞工組織如職工盟、街工，雖然他們在基層群體中已有一定組織基礎，但此類基層工會一般依賴性強，難以主動發起鬥爭，「佢好需要的時候，可能會揾你（工會）幫手，但你要動員的時候，佢又未必出來。依個都係 90 年代之後，民主工運出現的困局。」
現時新興工會均為業內人士自發籌組，陳敬慈認為，這些工會無需依賴受薪組織者，在運作及經濟上更加自主，相比以往工運模式有其進步性。不過現時大家主要仍依靠 Telegram 等社交媒體交換訊息，之後如何在現實生活中組織起來，成為對僱主、政府有對抗性及議價能力的工會，仍有待在實踐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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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大台」精神運作「大台」
香港近幾年抗爭模式就如一場辯證過程，從傳統民主派「大台」發起的運動，到「拆大台」、無領袖、「流水式」抗爭；由非暴力抗命，到街頭勇武鬥爭、到號召發動罷工，直接衝擊經濟秩序；到發現「三罷」號召成效不彰，繼而呼籲行業成立工會，再出現某程度上的組織化……
現時籌組工會的不少是「素人」，從過去半年強調「無大台」的運動中走出來，新興工會在經驗上及意識上，是否已具備發展工會運動條件？
陳敬慈指，香港原有的民主運動、組織模式，過去一直備受不少批評，如民主派議員輪替不足，部分民主派組織內部被精英壟斷、決策過程欠民主。他認為，2019 年爆發的無大台運動，實際上為舊有模式帶來非常正面的衝擊。
「當群眾意識、特別係年輕一代冒起，依個範式係要轉變的。對於泛民的批評，其實已經有好長時間，二十年前已經批評緊，但泛民無汲取教訓去改變，令到依家出現新的浪潮。從這個角度睇，我覺得今次運動在思維上係有積極意義。」
但陳敬慈認為，今次運動持守的「無大台」原則，不必然是拒絕任何組織化、或拒絕推舉任何領袖，更重要是在組織化過程中，如何實踐「無大台」背後平等決策、由下而上的協調精神 — 以「無大台」原則運作「大台」。
「『無大台』、『無領袖』係衝擊舊有模式的一股好大力量，但最後結論未必係唔可以形成大台、唔可以形成組織、唔可以有領袖。而係話，我哋希望無論係社區組織、工會組織，內部開放性、民主性、平等性，都可以比以往加強。」
現時不少工會仍在初期籌組階段，新一屆民主派區議員也剛上任不久，內部民主決策、「全民議政」等願景如何實踐，仍然有待觀察。陳敬慈認為，新興組織必須時常警惕，避免重蹈覆轍，出現傳統「大台」寡頭壟斷的情況。
「如果未來的工運要超越以前的共產黨工會、或民主派工會，組織內部的平等同民主係好重要的。」
12月2日，廣告界在遮打花園發起罷工集會。
資本全球化下 工運必須面向國際
正如國泰打壓事件揭示，香港市場與中國關係千絲萬縷，香港企業面對中國施壓無疑不堪一擊，更遑論不少公司本來就是內地資金背景。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師羅家聰去年十月被迫離職，他受訪時提到「被離職」原因，指資方認為「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適合」，更直指交銀此舉反映香港中資銀行大規模的策略改變，漸漸避免聘用本地青年。
會計界作為首當其衝的行業之一，兩個新興工會接受此系列訪問時就形容，來自紅色資本的壓力，是他們工會行動的最大制肘。
陳敬慈指，在資本全球化下，無論是中資公司、外資公司，大可以將業務及重要工序搬離香港，工人力量要抵擋著資方甚至政權壓力，不能只靠香港打工仔，一定要連結國際。
他舉例，2013 年香港和黃集團旗下的葵青貨櫃碼頭爆發工潮，450 名碼頭工人罷工長達 40 日後，終獲資方承諾加薪 9.8% 及改善工作待遇；但有趣的是，香港碼頭工潮結束 4 個月後，位於深圳鹽田港、同屬和黃集團的碼頭，800 名工人因不滿公司發動罷工，惟鹽田區政府迅速介入斡旋下，資方在工人罷工約兩天後承諾加薪三成，工潮結束。由於內地政府高度介入，內地工人罷工的威力，往往比自稱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香港為大。香港工運要突破紅色資本的結構性壓力，爭取內地工人支持，無疑是重要一途。
另一個可見國際工人團結威力的例子，是在 1980 年代，南非人民抵抗種族隔離政策，世界各地均有碼頭拒絕卸載南非的貨物，猶如一場民間發動的禁運，向南非白人政府施壓。
「對跨國企業而言，如果你香港員工成日都罷工針對佢，佢可以將啲工序搬去第二度 — 國泰，咪喺第二度請空姐、請機師囉！」陳敬慈指，「但如果你的工人鬥爭係全球性的，可以號召到其他地方工人支持，本身就可以避免佢解僱本土員工。」
「依個都係教訓我哋，如果要搞罷工運動，一定要 keep 住既強調本土，又強調國際；既講香港人身份，又講工人身份的結合，運動先做得到。」
陳敬慈
文／梁凱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