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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個人圖書館及其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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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一本完成的書,我們想要看到更多,

我們想要看到一本書的形成,它產生與誕生的歷史。 [1]

                                                 弗里德里希 · 尼采

尼采作為讀者

「尼采研究的理想目標就在於知道尼采寫了什麼,讀了什麼,想了什麼」 [2] ,尼采學者、亦是《尼采的個人圖書館》 (Nietzsches persönliche Bibliothek) 編者之一的 Paolo D’lorio 曾如此說到。這或許不僅適用於尼采,也適用於所有的哲學家。我們研究一位哲學家,無非就是去知道他想了什麼,而這無疑離不開他的作品。然而,哲學家的所思所寫並非是憑空創造之物,而總是在他們對其他哲學家的閱讀、思辨、爭論中產生的。就此而言,研究一位哲學家曾閱讀過什麼,對於理解這位哲學家的思想及其發展軌跡有著重要的作用,那些他曾購買、借閱、批註、節錄、讚美、批駁的書籍,構成了他思想之產生的脈絡。

尼采曾在他的作品中表達過對書籍的厭惡,例如「閱讀太多書不是我的本性:一間閱覽室會使我患病」 (KSA 6: 284) [3] ,或是「我從『書』中解脫了出來,幾年來我什麼都沒閱讀,這是我對自己做過的最大的善事」 (KSA 6: 326) 。這種對自我風格的戴奧尼索斯式刻畫不僅體現在尼采的閱讀行為上 [4] ,也體現在他的寫作上,諸如在十天內就完成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的第一部分 [5] ,或是在二十天內就寫完了《論道德的譜系》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6] ,但事實上尼采既是一個十分勤奮的寫作者,也是一個十分勤奮的閱讀者。

人的閱讀行為說簡單很簡單,說複雜卻也有點複雜。與我們一樣,尼采同樣會從圖書館借書,從書店、二手書店購書,當然亦有朋友贈書給他。隨著尼采1879年離開巴塞爾大學,他便成了名副其實的旅行思想家,其晚期的作品幾乎均是在法國南部、瑞士、意大利北部所完成的。頻繁旅行當然不可能攜帶大量書籍,於是尼采只得使用他所到之處的當地圖書館,例如意大利圖林 (Türin) 的適宜氣候不僅有助於尼采虛弱的體質,其圖書館的品質更是讓尼采感到滿意 [7] 。同樣也有記錄顯示,尼采會考慮當地圖書館的品質來決定是否前往 [8] 。

借書、購書、獲得贈書乃是書籍獲得的途徑,但從不同途徑獲得的書我們也會不同地對待。若是自己購入,則會在書上劃線、批註、寫下心得;若是從圖書館借閱,則會影印、節錄、摘抄。尼采的閱讀行為大致也是如此,有些書籍毫無閱讀跡象,有些書籍則有著大量的批註,還有些書籍雖沒有太多閱讀痕跡,但卻被尼采大量節錄進了自己的筆記本之中。借書、購書、贈書(這裡當然還必須考慮書籍的版本、譯本),劃線、批註、節錄、評價,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尼采的閱讀行為,也構成了他的思想脈絡。所有這一切都可關聯於值得探討的尼采研究問題:尼采為何要讀這本書?這本書對尼采的思想產生了什麼影響?尼采從這本書中汲取了什麼又批判了什麼?

然而,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一本關於尼采的個人圖書館及其閱讀行為的索引目錄將是必不可少的。 1889 年,尼采在圖林的房東將一箱重 116 公斤,裝有尼采書籍、手稿與個人物品的箱子寄給了尼采的好友 Franz Overbeck ,這標誌著尼采個人圖書館的完成,也標誌著這個圖書館歷史的開始。

尼采的個人圖書館

尼采的個人圖書館,既是現在位於德國魏瑪安娜 · 阿瑪利亞公爵夫人圖書館中 (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 ,以下簡稱 HAAB) 的尼采藏書,同時也是一份歷經一世紀變遷的書籍索引。從最早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到尼采的堂弟Max Oehler,從德意志古典中心圖書館再到目前的權威版本《尼采的個人圖書館》 (Nietzsches persönliche Bibliothek) ,這份書籍索引幾經更動。在此我省去這個漫長的歷史,[9] 而只介紹如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由幾位學者們耗時十年所編纂而成的《尼采的個人圖書館》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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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tzsches persönliche Bibliothek

《尼采的個人圖書館》最重要的編纂原則即是尼采所擁有或曾擁有的書,換言之,那些尼采讀過卻不曾擁有的書並不在列。這依據的是如今保存在歌德–席勒檔案館(Goethe und Schiller-Archiv)中在尼采名下的購書之賬單與發票。在這個原則下,此書一共包含了大約 2,200 個條目,以及 20,000 個左右的閱讀痕跡,諸如筆記、劃線、書頁折角。由於 HAAB 中編號 C1-C775 是尼采的藏書,因而此一索引目錄也以C1- C775來編號。當然,說再多都不如一個實例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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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tzsches persönliche Bibliothek, p.202

此一資料顯示,依據1875年12月31日的賬單資料,尼采在 1875 年 5 月 26 日,在巴塞爾的 Schweighauser’sche Sortiments Buchhandlung 這家書店購入了 Eugen Dührung 的 Der Werth des Lebens. Eine philosophische Betrachtung (《生命的價值:一個哲學沉思》)一書。此書則是在 1865 年,由 E. Trewendt 這家出版社出版的,總共 234 頁。它在 HAAB 中的編號是 C253 ,在第 V 、 VII 、 6 、 22 、 112 等頁數中尼采留下了他的閱讀痕跡。 Z.B. 代表用鉛筆寫下的符號, E 表示書頁折角, Z.A.sT.  則表示用黑墨水寫下的符號與注釋。此書的封底還留有尼采的注釋 (Anm.) :「怨恨 頁 174 ,尤其是頁 219 以下。道德要求 頁 169 以下」。此一閱讀記錄,我們可用下面資料佐證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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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ührung 一書的第 222 頁,我們看到尼采的劃線,劃線句子大意是「復仇感是我們所有權利概念之建築賴以建立的基礎」,與此同時, “Ressentiment”(「怨恨」)一詞亦被劃線;而在書的封底,我們則可見到尼采留下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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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已為我們辨識出了尼采的字跡,即 “Ressentiment S. 174, bes. S. 219ff. Moralische Forderung S.169ff.” ,這代表尼采特別重視 Dühring 在 174 頁,尤其是 219 頁以下談到的「怨恨」這個概念,以及 169 頁以下談到的道德要求。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現存資料中尼采寫下「怨恨」一詞最早的一次。

《尼采的個人圖書館》無疑為學者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使得他們不必親自前往魏瑪一窺尼采的藏書,並且要自己埋頭尋找尼采曾閱讀過的痕跡與所寫下的批註。雖然此索引目錄並未涵蓋尼采全部閱讀的書籍,但至少涵蓋了尼采曾擁有的書籍,它讓我們看到哲學家尼采作品背後的另一個世界。

脈絡化尼采

《尼采的個人圖書館》當然純粹是一個文獻學的工作,它與 Nietzsche-Studien 期刊上長達三十年的專欄「文獻出處研究的貢獻 (Beiträge zur Quellenforschung) 」)相一致,都是為了找尋尼采文本的文獻出處。這一工作之所以必要,一方面在於哲學思考總是在與其他觀點的論辯中展開;另一方面則在於尼采的文本是不帶註腳的,有時候他會提及某個作者或作品,但有時候不會,而是直接引用、模仿、改寫、暗示其他文本或與其他文本對話。那麼,不論是《尼采的個人圖書館》還是「文獻出處研究」,真的只是純粹的文獻學研究而不帶有任何哲學上的意義嗎?我想用下面三個例子來進一步深化我們的理解:

一、承接著上述Eugen Dühring的例子,或許有人認為尼采在Dühring的書中並未留下很多的筆記,難以證明 Dühring 對尼采的重要性。然而,事實上尼采在他自己的筆記本中大量節錄、總結了Dühring此書的內容,此一節錄如今收錄在尼采的遺稿 (Nachlass) 當中(見 KSA 8: 131-181)。在 Thomas Brobjer 看來,《生命的價值》一書至少對尼采產生了四個積極作用: (1) 它推進了尼采與叔本華的決裂。 (2) 作為一個實證主義者,Dühring也使得尼采越來越持有哲學應當是科學的看法。這個觀點對中期的尼采尤其重要。 (3) 尼采採用了 Dühring 所使用的「怨恨」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對晚期尼采而言十分重要。 (4) 雖然尼采後來不讚同Dühring的說法,但其作品無疑幫助了尼采思考正義與復仇的問題 [11] 。

二、如果我們用 Nietzsche-Source 搜尋「斯賓諾莎 (Spinoza) 」,我們會發現尼采在其作品、遺稿、信件中一共 81 次提及斯賓諾莎 [12] 。然而,事實是尼采並未讀過斯賓諾莎的作品,而主要是透過十九世紀的哲學史家 Kuno Fischer 所寫的《近代哲學史》 (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 來了解斯賓諾莎的 [13] 。就此而言,任何從斯賓諾莎的一手文獻出發,去研究尼采的斯賓諾莎詮釋無疑是搞錯了方向。要了解尼采如何看待斯賓諾莎,就不應該去讀斯賓諾莎,而應讀 Kuno Fischer 在其《近代哲學史》中對斯賓諾莎的討論 [14] 。

三、比較《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開頭、此一開頭的草稿階段、以及十九世紀文化學家 Friedrich von Hellwald 的作品《從其自然起源至今的文化史》 (Culturgeschichte in ihrer natärlichen Entstehung bis zur Gegenwart) ,我們可以發現彼此之間的高度相似性 [15] 。在此我僅引用 Hellwald 的文字,讀者可自行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開頭以及《快樂的科學》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第 342 節比較:「查拉圖斯特拉,伊朗的偉大先知 …… 生於烏爾米(Urmi)這座城市以及同名的湖泊旁 ……。在三十歲的時候他離開了他的家鄉,往東到了阿利亞省,並在孤獨的山中讀過了十年的時光,撰寫著他的《阿維斯塔》」 [16] 。

上述三個例子事實上揭示出更多值得思考的問題。第一、我特地選擇了 Eugen Dührung 這個並不廣為人知的哲學家(比較知名一點的或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並不代表對尼采而言 Dührung 就比叔本華或康德重要;我只是試圖指出,除了那些大哲學家之外,尼采受到的影響是多元且複雜的。有時候一個次要哲學家對他產生的影響可能比大哲學家更大,諸如朗格 (Lange) 、保羅 · 雷 (Paul Rée) 、愛默生 (Emerson) 、蒙田 (Montaigne) 等等。第二、任何對尼采與其他大哲學家的比較研究都應當考慮尼采文本的出處來源,也就是尼采究竟是如何閱讀其他哲學家的,否則這種比較將失去可靠的事實基礎。第三、這也提出了長期以來不斷被討論的尼采遺稿與已出版作品之間的關聯問題。自海德格以降,不少哲學家與學者都將遺稿視作尼采的真正思想所在地;然而,遺稿涵蓋的是尼采的筆記、草稿、殘篇、節錄,是尼采的思想嘗試,它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尼采的真正思想是值得質疑的,尤其是當遺稿與已出版作品中的內容不一致時;因此,我們便得考慮遺稿的脈絡。

文獻出處研究在某個程度上正是一種「典範式的譜系學」 [17] ,它在追尋尼采思想的運動軌跡,以及這些運動軌跡所產生的脈絡。與此同時,它又不將尼采的思想追溯到某個或某幾個重要的來源上,而是考察所有的可能來源。

結論

的確,尼采是難懂的,而他的難懂很大程度上來自他的難讀。研究一位哲學家,很重要的方式即在於重構他的哲學思想,然而尼采的文本仿佛有意在抵抗我們對它的重構。我不會反對那種藉由尼采文本而發展出自己哲學的做法,畢竟這才是哲學思考的活力所在;但倘若我們做的是尼采研究,或想要盡可能地貼近尼采個人的思想,那麼要重構的恐怕不只是尼采的思想,連同這個思想(與書籍)所產生的脈絡也應當一併重構起來。就此而言,重新脈絡化 (recontextualization) 乃是當代尼采研究的必經之路。

註:

  1. BAW 5: 126. BAW 代表尼采從 1854-1869 青年時代的作品,並未收入如今權威的 KSA 版本。這句引文出自尼采對 Diogenes Laertius 的研究。
  2. Paolo D’lorio. “Geschichte der Bibliothek Nietzsches und ihrer Verzeichnisse”. in Nietzsches persönliche Bibliothek. Giuliano Campioni, Paolo D’lorio, Maria Christina Fornari, Andrea Orsucci (hg.). Berlin: de Gruyter, 2003, S. 67.
  3. KSA=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為目前尼采學界所使用的權威版本。在尼采這句話出現的脈絡中,尼采並不是單純在批評閱讀,而是在談哪些書值得讀,哪些書更符合他個人的口味。
  4. 戴奧尼索斯(Dionysos)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尼采主要在早期作品《悲劇的誕生》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中討論了它,且象徵著迷狂或醉的狀態。由於藝術家的創造力總是在靈感或迷狂的狀態下產生,因而尼采將酒神視作是藝術創造力的核心所在,有時他亦自比為戴奧尼索斯。
  5. 參 KSB 6: 333. KSB=Säm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為目前尼采學界所使用的書信集權威版本。
  6. 參 KSB 8: 287.
  7. 參尼采給朋友 Seydlitz 的信:「三種語言的書店。大學,好的圖書館……」。見 KSB 8: 313.
  8. 參尼采給朋友 Franz Overbeck 的信:「對於我的『插曲』,我需要一個有大圖書館的地方;最終我想到了斯圖加特。有人給我寄來了斯圖加特圖書館非常寬鬆的規則」。見 KSB 8: 57.
  9. 此一歷史可參考 Paolo D’lorio. “Geschichte der Bibliothek Nietzsches und ihrer Verzeichnisse”. S. 33-69.
  10. 與尼采作品相關的電子化工作,我相信是所有哲學家中做得最好的。《尼采的個人圖書館》目前已在電子化中,讀者可從連結中獲得這本書的資料
  11. 參 Thomas H. Brobjer.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Con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8, p. 68. Brobjer 的這部作品乃是專門針對尼采所讀作品的研究,詳細探討了尼采曾讀過哪些作品,這些作品又可能對尼采產生了什麼影響。
  12. 如我已經提及的,尼采作品的電子化或許是所有哲學家中做的最好的,讀者可根據關鍵詞搜索。見: http://www.nietzschesource.org/#.
  13. Fischer 此書並未列在《尼采的個人圖書館》中的,但根據尼采給朋友的信件我們可以確定尼采閱讀過此書。
  14. 關於尼采與斯賓諾莎的脈絡化研究可參 Andreas Urs Sommer. “Nietzsche’s Reading on Spinoza: A Contextualist Study, Particularly on the Reception of Kuno Fischer”. in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Vol. 43, No.2 (2012), pp. 156-184.
  15. 此一文獻出處由 Paolo D’lorio 發現,見 “Beiträge zur Quellenforschung mitgeteilt von Paolo D’lorio”, in Nietzsche-Studien 22(1993): 395-97.
  16. Friedrich von Hellwald. Culturgeschichte in ihrer natürlichen Entwicklung bis zur Gegenwart. Augsburg: Lampart & Comp., 1875, S. 128.
  17. Andreas Urs Sommer.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kritischer Quellenforschung”. in Nietzsche-Studien 29 (2000): 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