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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時代選中的會長 馬仲儀:做醫生良知大過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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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前剛與醫管局高層開會數句鐘,馬仲儀顯得有點疲倦。她沒選擇約在寬廣明亮的辦公室,卻匆忙前來即將關門的員工餐廳,在寧靜的一角接受訪問。

身穿便服,左手拿著手袋、右手提著滿滿文件的布袋的她,唯一向記者請求是在正式訪問前簡單補妝。眼前的馬仲儀,外表看似是一名普通文職人員,實質卻是一名老人科專科醫生,更是代表逾 6800 名醫生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馬仲儀今年 6 月 6 日上任會長一職,3日後反送中運動正式爆發。此後半年,協會多次為良知、公義、人道發聲,但馬仲儀受訪時再三謙稱自己只是普通醫生,沒做甚麼偉大的事。

「我唔係因為有好高尚嘅情操,冇一個屋企人係醫生,我冇患過大病,唔係識好多醫生朋友,更冇一個特別志向要做醫生。」

但似乎,時代選中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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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仲儀於前年 8 月一次醫護集會發言

社會不公有伏線

馬仲儀出生於小康家庭,從無立志成為名醫,亦無想過一天會擔任協會會長。她只希望當一名普通醫生濟世為懷。

2003 年沙士襲港,正是馬仲儀從中大醫學院畢業之年,「懵閉閉入咗 8A 病房、瑪嘉烈醫院,當時口罩都冇戴,有同學染上沙士,幸好啲菌冇搵到我。其實當年畢業已經有一個好特別的感覺,社會的情況原來同醫生工作好有關係。」

惟沙士後經濟蕭條,公營醫療被削減開支,面對同工不同酬、薪酬多年未有調整,大批新晉醫生紛紛轉投私營市場,馬仲儀亦是其中之一,2007 年離開醫管局。公院醫生轉投私營市場大多「搵真銀」,馬的選擇卻是到觀塘區及油尖旺區開設診所,數年間為低下階層懸壺行醫。

她說,自己非家境清貧,以往對貧苦大眾生活沒大認知,直至做私家醫生那幾年,接觸不少老人家,霎時大開眼界。除了為長者診治頭痛、失眠問題,「老友記」更愛與馬仲儀大談生活情況,小至婆媳關係、大至中港融合等議題,「有老人家講生活幾唔掂,只係用醫療券睇醫生,因為老人津貼要供養孫兒。」貧窮長者的困境,令她開始反思如何更好照顧長者,「如果生活好拮据,你同佢講最好嘅嘅醫療、最好嘅營養,佢唔會聽你講,因為佢冇咁嘅能力。」

很少醫生會選擇由私營市場重返公立醫院,馬仲儀卻成了異數。2011 年她決定重返公院,接受專科培訓,以進一步服務長者,至今已是老人科及復康科專科醫生。
從長者生活窺看整個社會一點一滴,慢慢令她向社會踏前一步,亦發現世間不公乃環環相扣。「咁多年來香港社會一啲不公情況,當我做醫生去睇院舍、睇安老服務時間,基本上睇到有伏線。」近月的反送中運動,亦如是。「其實社會運動唔係一、兩日,亦唔係一條反送中條例,運動係有一路嘅伏線,伏線就係一個不公的地方,亦都有政治上錯誤的考量,先會有呢場運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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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希望我們發聲

除了每日工作十小時,作為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還要額外處理協會事務、與醫管局開會、回應傳媒提問,工作壓力臨近「爆煲」。明明只想做個「普通醫生」,為何願意擔任無糧出的要職?

令她從「普通醫生」中走出來的那個人,是前協會會長、現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

馬仲儀憶述,雨傘運動期間認識陳沛然,對方鼓勵她參與協會工作,起點是 2015 年醫學界政改研討會,亦是醫學界首個有關政治的論壇,「當時社會好大迴響,有好多唔同聲音,冇人諗過會有醫生為一個政治議題而舉辦論壇。」其後醫委會改革起爭議,馬仲儀亦與時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陳沛然、醫學會等游說立法會議員,「陳沛然令協會行前咗,以往只係醫生協會,睇醫生福利事宜……陳沛然令我睇到協會喺業界及社會有一定責任、身份。」

作為公營醫療中最大協會,代表人數超過 6800人,包括公院醫生、衞生署醫生、牙醫等,要衝破白色巨塔,走進社區亦絕不簡單,「因為係公共醫療醫生的協會,涉及好多社會議題,例如輸入海外醫生,慢慢社會大眾期望你對公共健康、衞生、民生議題,都應該要有睇法同意見畀到大家。」

然而你不找政治,政治始終會找上你。說的是協會於反送中運動的角色。

6 月 9 日 103 萬人遊行,反送中運動正式爆發,馬仲儀於 6 月 6 日上任會長,稱得上是「被時代選中的會長」。她亦笑言,過去五個月就像做了兩年會長,「有些事情是社會希望我哋發聲,有些是我哋成個內閣、委員會自己覺得應該發聲,有時兩樣嘢係互動。」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在運動以來多次就事件發出聲明,馬仲儀則多次以個人身份出席集會發言。是次訪問,她亦叮囑內容不代表協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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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仲儀於「吸吸可危」集會發言

但其言論仍多次引起爭議,其中 10 月 1 日荃灣「健仔」被近距離槍傷左胸後,協會發聲明譴責警方,引來四個警方職方協會去信,質疑公共醫療醫生協會聲明超越本身專業範疇、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立場偏頗、亂扣帽子。

馬仲儀表示,發出聲明翌日她亦收到不少訊息,對協會聲明持反對意見。「中立係重要,但我將中立排在良知後面,良知永遠都係第一。」她解釋,「其實以往好有爭議的議題,我們都係為事情的良知去發聲,盡量避免為政治定性去判斷。但係良知及道德,其實唔存在兩面,呢個基本上有好清晰的分野。」

「作為醫生,將人道良知放喺首位,唔會有錯。」

當政治拖延救援

醫生將良知放在首位看似理所當然,但現實中,這理念並非如教科書式每次都可實踐。

10 月 1 日馬仲儀在示威現場進行救援工作,惟政府當晚出稿將事件定性為「暴動」,令她不得不從現場撤退。到歷時 13 日的理大圍城,警方更稱校園內所有人均干犯暴動罪,並稱「任何逗留、協助暴徒的人會被視為參與暴動」,做法史無前例。

「無論身處邊度,只要我根據規則、守則去做醫療工作,理論上應該唔係犯罪,醫生、醫護人員理解就係咁,但係理大一事,警方第一次坦蕩蕩話你聽,對唔住我唔係咁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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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警方在紅磡理工大學拘捕至少16名急救員。(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多名醫護人員於理大外被捕,有關相片引來極大迴響,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針》更刊登一名在場醫生撰寫的文章,批評警方做法在文明國家幾乎是聞所未聞的行為,手法違反人道主義。「好坦白講,我哋醫生當刻冇心理準備,普通市民會知我出來會被人拉,但醫生嗰刻冇心理準備,成個行業都冇心理準備。所以當時呢件事情發生,相片令行業每個同事都有好大的反響。」

「一般人類文明的做法,無論戰爭衝突都好,雙方都應該都理解醫護人員是中立的,盡量唔去拘捕任何醫護人員,亦盡量唔去攻擊任何醫療人員。」

醫護人員其後逐批先後離開理工大學,直至 11 月 20 日最後一批7名義務急救員離開,當時校園內仍有人留守,及後身體、精神狀況亦出現負面影響。有人質疑醫護放棄了留守者,馬仲儀不同意:「唔應該將呢個責任放喺義務救護人員。我覺得責任在於政府,因為香港係有健全醫療系統,每個市民都係受醫管局服務去保護。」

政治重於醫療,馬仲儀認為絕不該在香港發生。偏偏因為政治考量,導致醫生不敢再進入校園;因為政治考量,導致醫管局曾拒絕派遣救援隊;因為政治考量,導致有留守傷者無法得到治療。「醫療最嚴重真空期是星期一(17 日)凌晨至早上,當時好多受傷嘅人,仲有激烈的衝突,但裡面應該冇醫生,只有義務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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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圖片

馬仲儀更透露,協會曾與前線醫生聯盟及其他組織達成共識,11 月 18 日早上致電醫管局,要求派遣救援隊照顧校內傷者,惜事與願違。「醫管局高層向我哋講,政府定性係一個暴動地方,定性係唔安全地方,我哋就唔可以去。」她感不解,「地震、風災的救援,都唔係好安全,但我相信大家唔會唔去。理大係咪一個安全地方,同埋入唔入去,應該唔係重點。」

那真正原因是什麼?馬仲儀直言,是政治問題阻延救援,「落後國家因為冇醫療人員、設施設備,呢個阻延通常無話好說;但香港可笑的是,啲人喺晒旁邊,伊利沙伯醫院十分鐘去到理大,點解中間有阻延呢?因為政治問題。」

我不偉大

面對警民雙方武力不斷升級,先後有人在這場運動中傷亡、自殺。作為醫生,面對無數生死,但馬仲儀最著重的,仍是生死。

「如果是仇恨情緒,就好容易行錯咗啲路。生命同身體的損耗,有時冇得返轉頭,哪怕呢個係你自己的生命和身體,還是周遭的人生命和身體……參與呢場運動是因為有理念喺度,呢個理念係有道德的考量,記住每做一件事係為咗個理念。」

正如她和許多醫護人員,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發聲以至參與前線救援,亦不過出於一個很簡單的理念:良知。

不過馬仲儀再三強調,千萬別將她寫得太前線,太偉大。「我唔同意我係『企出嚟』,如果你話咁樣叫企出嚟,就實在貶低真係企出來前線抗爭的人,我擔當唔起『企出嚟』呢三個字。」

說到尾,這個醫生只覺得自己是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我冇做過啲轟烈偉大的事情,不過我政治上有自己的立場,亦都有就我立場作出我認為應該可以做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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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

撰文/蔡俊傑
攝影/黃奕聰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