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變形記．4】政治中立真的對香港好？

某年某天，官校老師黃 sir[1]告訴校長，他有意在「六四」那天舉辦特別教學活動。

「也許出於政治中立，官校許多公務員老師沒有深入講這件事。」黃 sir 說。「我覺得我們是欠了學生的。他們大多在八九後出生，關於六四的事，若學校不探討，就只能靠父母和新聞去理解 — 可是，誰知道他們會接收到甚麼資訊？」

「所以我想，學校應該讓他們知道當年發生甚麼事。」

黃 sir 的出發點固然是好。問題是，這是否有違政治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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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專題第一章所言，政治中立不是人言人殊，而是有明確定義。其中一條是「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如此補充：「這句話的意思是，只要不是違法指令，公務員就要服從。不喜歡做就只能 Quit。」

1982 年加入政府政務職系，直至 2014 年方退休的楊立門，32 年 AO（政務主任）生涯可謂「政治中立」的最佳範例。

「公務員作為專業團隊，就是要服務 government of the day。政治領導人給你的任務，你不同意可以事前講，但若上級衡量過後仍決定執行，你就要做。」

說一個例子。2010 年政府曾就「是否申辦 2023 年亞洲運動會」進行公眾諮詢。當時楊立門任職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政府新聞網刊載了一篇他的訪問，訪問中楊立門自然大力推銷亞運，稱「舉辦亞運的得著，未必是金錢能換回來，反而這些好處是超過我們金錢所付出的」，云云。

政府新聞網截圖

我們問楊立門，其實你是否「真心」同意申辦亞運？

「你唔需要知囉。公眾亦無需要知。因為他（我）的工作是負責體育政策，所以就要做。」

豈不是很痛苦？

「任何崗位做嘢都係咁㗎啦。老闆叫你做，唔通你真係心悅誠服覺得老闆英明咩，唔好咁天真啦。」

即使是政治任務都要做？

「有些人話公務員無政治中立，因為要接好多『政治單』。其實公務員根本唔會分係唔係『政治單』，或者張單係唔係阿爺掟落來。總之接到一張單，不是犯法，你就要搞掂佢。」

「若你不做，就是抗命啦喎。唔係公民抗命呀，係公務抗命，炒魷㗎！」

楊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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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政治中立」就是上頭叫到就要做，講完。

界線看似明確，但實際執行起來又怎樣呢？

黃 Sir 就直言區分有困難。儘管他強調「政治中立」的教學，應是「給學生呈現事實正反兩面，讓他們決定自己立場」，然而他亦明言，「其實無可能唔踩界。」

他以課堂上討論 831 框架（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為香港雙普選提出的方案）為例，說就算向學生解釋這套框架只開放投票權，提名權則掌握在 1,200 人手裡，再反問他們是否真普選，聽上去已難免像站在反對派一方。

類似事例不只在學校出現。另一公務員遇到的難題是：他要在一個活動中邀請法律界人士演說。選誰好呢？當然是知名人士較好。但幾乎所有知名法律界人士都有政治立場。邀請梁美芬，反對派一定投訴；邀請陳文敏，建制派又會罵教壞人云云。

這部門的解決方案，甚費周章：擬一份評選表格，將各人選的專業經驗量化。比如說大學教授 5 分、副教授 4 分、講師 3 分；相關行業經驗 10 年以上 6 分、8-10 年 5 分……諸如此類。當然還要再附上各人的演講費報價單 (quotation)。當一切考慮都化成分數，人選就不怕被質疑了 — 儘管你會問，口才、智慧、個人魅力，可以量化嗎？或許不能。選出來的講者未必是最好，甚至有可能是最差，但最少整個過程一定是最「政治中立」。

然而這終究只是政府某部門針對某難題的解決方案，並非人人通用。比如說黃 sir，就以學校辦講座的例子，對我們說了另一版本的故事：

「請譚惠珠講《基本法》裡面的『廣泛代表性』，沒有問題；但你請陳方安生呢？（學校）就會叫你要 balance，請返個建制。那為甚麼請譚惠珠不用 balance 呢？」

無論政府發出多少指引，也不可能涵蓋所有範疇。何時要 balance 何時不必，還是個人觀點與角度問題。這個「個人」，自然就是上司。

非政務職系的公務員晉升，大多採用同一機制：上級會每年為下屬表現撰寫報告。當出現空缺，由同職系高級人員組成的「晉升選拔委員會」，就會按各員工過去三年報告[2]判斷誰能升職。儘管也會安排面試，但政府指引明言面試結果僅供參考，過往工作表現才是重點。

以官校為例，新入職者職級為助理教育主任 (education officer)，然後依序晉升至教育主任、高級教育主任（副校長職級）、二級校長、一級校長。黃 sir 透露，慣例上只有連續取得三年「very good report」的員工，才能以 Acting for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署理職位『以方便行政』）形式試任升級職位 (probation)，再過兩年後，方能「坐正」。

「稍有差池，已經不是 very good report，要重新排隊。」黃 sir 解釋。「也就是說，五年內你必須避免予人把柄，要鵪鶉咁乜都睇唔到聽唔到。」

適者生存，不難推斷，愈高級的公務員普遍上愈「乖仔」，儘管也是因人而異 — 曾經，黃 sir 的校長是開明的。所以當黃 sir 提議舉辦六四活動，校長的反應是欣然同意。

如此連續舉辦數年，直至這位校長離任，換成另一個。

「這個人說話成日會突然『吳克儉上身』，開口埋口話『局方倡議乜乜乜』，開會就講『一帶一路』，真係令你 O 晒咀。」

自不待言，當黃 sir 再提六四活動時，這位新校長猶豫了。

「為甚麼要舉辦？」新校長反問。

「因為我們年年有做。」黃 sir 說。

新校長聞言，不發一語，僅在桌面收拾文件。然後他突然想起甚麼似地說：「我覺得……甲午戰爭比較重要喎。」

事隔數年，黃 sir 回憶起當時場面，依然感到啼笑皆非。「成件事好好笑囉！手段又低。其實他要我們不辦，有好多方法可以講呀。他可以說，反正年年舉行，不如休息一次。這樣說我覺得還能講得通，可是，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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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以這樣的方式結束：

「對不起，即使你這樣說，我們還是要舉行。」黃 sir 不惜為此違抗上司命令。

「你憑甚麼身份這樣講？」校長也不甘示弱。

「因為我們是老師，是專業的老師。」黃 sir 說。

黃 sir 自言，他在校內的政治立場是從不掩飾的，代價是把升職機會置於道外。他的付出固然令人欽佩，但我們還是要回到起點的問題：此舉是否有違政治中立？

答案其實是，Yes。

一直以來，主流聲音總是以為，堅守「政治中立」有助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然而黃 sir 的事例卻是相反：有時候，違反政治中立，反而能抵禦上司不合理的政治任務。

然則我們是否需要重新理解「政治中立」的意義呢？正如一直認定「政治中立只是政治語言」的王慧麟[3]說：「當『政治中立』已經變成政府的工具，其實你要問返香港市民，是否還需要政治中立？如果要，要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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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詳請看前篇【官場變形記．3】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公務員
[2]：參考自《香港公務員制度》(2016)，黃湛利，香港：中華書局，頁 130
[3]：曾任 AO，現職港大現代語言及文化學系文化學院助理教授